中日联合登山队攀登梅里雪山遇难记录片《卡瓦格博》终于开禁了

21

卡瓦格博神山

卡瓦格博海拔6740米,位处横断山脉三江并流的腹地,是云南最高峰。神山下的明永冰川是一座大陆性低纬度冰川,它从海拔6000多米的雪山穿越山腰的茫茫森林一直延伸到海拔2000米的江边。对于登山界来说,海拔7000米以下的山峰是不会被列入登山名单的,但只有卡瓦格博是例外。

1991年1月,中日联合登山队攀登卡瓦格博神山遇难人员名单:

日本队员:井上治郎、佐佐木哲男、清水永信、近滕裕史、米谷佳晃、宗森行生、船原尚武、广濑、儿玉裕介、筮仓俊一、工藤俊二;

中国队员:宋志义、孙维琦、李之云、王建华、林文生、斯那次里。

22

在100多年的现代登山史上,14座8000米以上的山峰、几十座7000米以上的山峰都被印上了登山者的足迹,唯有这座6740米的山峰仍然保持着她的圣洁,在一次次失败的尝试之后,始终未被人类染指。十几年前,这座山峰几乎不为外界所知,虽然历史上最著名的茶马古道就是经过这里远去西藏的。1950年代,茶马古道衰落之后,滇藏交界处的德钦县仿佛天荒地远,从昆明出发,至少需要一个星期才能到达。1987年日本人向中国国家体委提出攀登卡瓦格博的申请的时候,云南省体委的人问北京:卡瓦格博在哪里?当地藏民按自己的方式生活着,维护着世世代代敬仰的神灵寓所。直到1991年的一次重大山难,才打破了神山亘古的宁静。

23

梅里雪山:日照金山

1987年8月的夏季,一支陌生的队伍开着越野车,驮着大包小包来到了雪山下。村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是来干什么的。淳朴的藏族村民请他们喝青棵酒,打酥油茶,在火塘边切下大块的猪膘肉款待来自远方的客人。与村民的好奇一样,这支队伍也对这座美丽的雪山和村民古老的生活方式惊叹不已。他们常常离开驻地到村庄里作客,那里总有热情的村民和好吃的东西在等着他们。他们告诉村民们,他们是来攀登梅里雪山的。村民们不知道梅里雪山在哪里,更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一种运动叫做登山。友谊一直持续着,直到藏民们知道了他们的来历。

这支登山队由中国和日本联合组成,主体是日本京都大学登山队。日本京都大学登山队是全日本实力最强的一支队伍,有着日本多家大财团的资金做后盾。队员中1/3以上的人都有8000米以上的登山经验,并配备了最先进的卫星云图接收仪器。队长是日本著名气象专家井上治郎教授,副队长是中国登山家宋志义,他创造过无数次中国登山记录。登山队员包括了多个学科的科学家,从1987年至1990年,登山队用了两年时间对卡瓦格博进行了一系列的地质学、动植物学以及气象学的考察。虫草怎么挖?酥油怎么做?山上长什么植物?藏民怎么生活?这些都写进了他们的考察报告,只是不知道他们有没有了解神山对于当地人生活的意义。当藏民们终于知道他们要攀登的梅里雪山就是他们心中的神山“卡瓦格博”时,他们感到的震惊是前所未有的。“我们称神山叫阿尼卡瓦格博,意思是卡瓦格博爷爷。既然是爷爷,你怎么能爬到他的头上呢。我们生活中的一切都是他赐予的,山上的牧场养肥了牛羊,我们喝的每一滴水都来自山上融化的雪水。对神山不敬,神灵就会离开我们,灾难就会降临。”尼玛是位藏族民间人士,他与当地村民成立了一个叫做卡瓦格博文化研究社的民间组织,是当地致力于保护卡瓦格博神山最活跃的人士之一。

随着登山队活动的进展,村民们终于得知,这群外来者不仅仅是科学考察,更是要爬上山顶,爬到他们祖祖辈辈顶礼膜拜的神灵爷爷的头顶上。善良的村民不知如何表达他们的愤怒和不满。

远在佛教尚未传入藏区的时代,卡瓦格博便是当地的苯教神山。在古老的史诗《格萨尔王传》中这样记载道:雄狮大王格萨尔从加地返回岭地的途中来到了卡瓦格博山下,当他在万花似锦的草场上跑马时,被卡瓦格博雪山山神迷惑到山中。格萨尔王非常生气,正当他要把卡瓦格博雪山扔到大海那边去的时候,莲花生大师出现了,他告诉大王:“喂,世界制敌宝珠大王啊,这座卡瓦格博神山是戎地胜乐吉祥宝轮的圣山,是我莲花生的圣地,是多、康、岭众生绕匝朝拜的地方。为了众生的事业,请你不要生气。”史诗中唱到的“多、康、岭三地”就是现在的青海、西藏、四川和云南的藏区。得到莲花生大师的启示,卡瓦格博皈依了格萨尔王。在当地文化里,敬仰神山能够减少罪过、增加福德、保佑家人及所有生命平安。

神山在这里代表了藏族文化中人与生存环境最神圣的一致,对于像我们这样在政治信仰里长大的一代人来说,那种震憾是前所未有的。随着当地人反对之声的出现,张俊在村民与登山队之间费力地调解。张俊是当年中日联合登山队的中方联系官,在争论扩大以后,他带着一批德钦县地方政府官员来到日本,目的是希望沟通当地人与日方的关系,尽管对于那次日本之行有许多不同的争议。争论的混乱出乎张俊的意料之外,探险者眼里无高不可攀的观念在卡瓦格博神山下遭遇了文化尊严的挑战。在他看来,登山只是一项运动,没想到事情会那么复杂。登山队进山要交进山费,那么多队员在当地的后勤供给要消耗老乡的农副产品,雇用人工骡马也会给当地人带来现金收入。在那么一个偏远闭塞、不通公路的地方,要不是登山队进去,他们的药材、水果和蔬菜卖给谁?此外,这对国家的对外开放也有好处。日本方面也下了不少工夫,又是送越野车,又是送面包车。这又引来新的争论。老乡说:损害我们的神山,得利的却是外人。中方登山队的遗属后来回忆说,登山队每次进山都要遇到很多困难。实际上直到今天,对于许多的当事者,他们仍然不明白争论的症结所在。在一片争议中,几经协商,国务院批准了登山计划。

24

卡瓦格博——当年试图征服的神山

1990年冬天来临的时候,经过两年多的准备,中日联合登山队在周密调查的基础上,制定了新的攀登路线。这一次他们志在必得,一定要登顶。登山队在神山对面的飞来寺前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出发仪式,队员们带着日本出发时当地寺庙送的护身符,又接受了喇嘛们的祝福。这次出发,就像他们登山生涯中的若干次出发一样,没有谁觉得它有什么不寻常之处。

25

在他们出发12年之后,发现了一张没有寄出的明信片。明信片经过冰川巨大力量的挤压和侵蚀已经变得有些残破,那是一位日本队员写给家人的,上面写道:“11月10日,从神户出港,经过天津、北京再次来到云南省。我们的登山队到今天为止已经在德钦8天了,现在是旱季,持续了10天的晴朗天气。11月27日,两队合流,12月初就要开始攀登梅里了。我们预定1月初登顶,我高兴地期待着回国以后的会面。”接下来的日子里,等待他们的是没完没了的浓雾和大雪以及随时发生的雪崩,连卡瓦格博的影子都看不见。按照计划,1、2、4号营地的建立都很顺利,但在选择3号营地时,中日双方队员之间发生了争议。中方认为,为了安全,营地应该建立在远离山脊的地方,可以避开雪崩区。日方认为,为了登顶时节省体力,3号营地应该尽可能地接近山脊中部的4号营地,如果往后靠会离2号营地太近,就失去了3号营地的意义。双方都有道理,队长井上治郎只好派队员米谷上山做实地勘察和最终裁判。遗憾的是,米谷上山时,山上大雾迷漫,什么也看不见。最后井上队长决定,3号营地选择在中方意见靠前一点、日方意见靠后一点的中间位置。山难发生以后,3号营地的位置成了争议的一个焦点。实际上,3号营地已经经历过一次雪崩警告。段建新当时是登山队的伙夫,人手紧时也负责通讯。他在2号营地住了一个星期。2号营地与3号营地之间是一个3公里左右的缓坡,非常开阔,天气晴朗时可以看见3号营地的帐篷。一天中午,伴随着一阵山崩地裂的巨响,那声音就像空气爆炸一样,整个山体抖动起来。他冲出帐篷,看到3号营地上方的大冰川轰隆轰隆往下掉,崩塌下来的雪浪携着巨大的气浪直扑向3号营地。大约过了十几分钟,等气浪平息以后,3号营地才重新出现。他看到雪崩线在距3号营地约有几百米到1000米左右的位置停了位。这只是一个中型雪崩,发生在山难发生的十几天之前。

4号营地建立在海拔5900米的一个大冰壁前,登山队以此为基地,准备第一次尝试登顶。1990年12月28日上午11时30分,突击队5名队员接近主峰背后的山脊,到达6200米的高度,这是卡瓦格博从未有过的攀登高度。3号营地的队友得到消息后,敲盆敲碗为即将到来的胜利而欢呼。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天气突然转坏,乌云遮没了山顶,风也开始刮起来了。在到达6470米时,中方队长宋志义感觉东南方向好像有云层向他们压过来。这时,峰顶就在眼前,垂直距离只有270米。随着乌云的到来,气温急剧下降,刹那间,5名突击队员被冻得浑身颤抖。紧接着,狂风怒卷,石渣般坚硬的雪粒狠狠地抽打在人们的脸上。突击队迫不得已拉起了简易帐蓬以避风寒。暴风雪掠过帐蓬,发出犹如砂纸打磨的声响。下午4点,风雪仍旧肆虐,丝毫没有停止的迹象。井上只能痛苦地命令:取消行动,返回3号营地。但此时突击队下撤已经很困难了,山顶被黑云笼罩着,漫天风雪中,5名队员彻底迷失了方向,找不到路了。队员们几次试图冲出黑暗,都因无法辨别方向而被迫放弃。最后,井上队长只得让他们将剩余的食品集中起来平均分配,做好在山顶过夜的准备。

日本队员船原尚武在日记中写道:“天气越来越坏,风也越刮越大,卡瓦格博的脸躲在一大块很厚的云层中。我们坚持不住了,准备往下撤。”到了晚上10点15分,风突然停住了,乌云散去,月光把雪地照得亮堂堂的。11点13分,突击队安全回到3号营地。这次突击顶峰功败垂成,5名队员大难不死。这次冲顶的成果是观察了最后的地形,结论是已经没有克服不了的难点了。为此,登山队摆酒庆祝。6470米对攀登卡瓦格博峰来说,已经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了。藏民们也得知了登山队即将登顶的消息,他们此时已经不再针对登山队,而是将不满对着卡瓦格博发泄。尼玛还记得,那时老百姓不知该怎么表达他们的愤怒,他们说:“阿尼卡瓦格博,显现出你的神威吧,否则我们就不再敬你了!”成千上万的喇嘛以及藏民在飞来寺诅咒登山队,信仰的力量以及各式各样的传说让这次登山充满了宿命的意义。

鉴于28日冲顶的经验,登山队决定将登顶日期定为1991年1月1日。但是从29日开始,暴雪突至,天地一片迷茫,把3号营地死死封住,登顶日期不得不一再后延。正常情况下,张俊每隔几天就会在2号营地和大本营之间往返一次。1991年元旦,张俊下山后就被满天大雪困在了大本营,他因此成了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看到2号营地的活着的人。

1月3日晚上,山上山下仍然像往常一样通过对讲机聊天。在10点30分的通话中,山上的队员还在抱怨:这雪究竟要下到什么时候才算完?新雪已经有1.6米厚,差不多超过一人高了。张俊提醒他们每隔两个小时就把帐篷周围的雪清理一下。

1月4日一大早,张俊醒来后,感到四周有一种出奇的安静,已经7点半了,居然没有听到山上对讲机的声音。往常山上的队员都起得很早,五六点就开始吵他们。他打开对讲机,对方仍然没有声音。半个小时过去了,对讲机的那头依然是异样的安静。开始还以为他们在睡懒觉,但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大本营的工作人员开始紧张起来,所有人都拿着一部对讲机不停地呼叫着。3号营地的17个人都是很有经验的登山者,而且17部对讲机不可能同时都出问题。很快到了9点钟,和营地的队员失去联系这么长时间,是出发以来的40多天里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张俊要求向昆明报告,其他人不同意。他们开了个支部会议,说等到10点以后还没消息再往上报。

正在这时,大本营附近发生了一次不大的雪崩,这让焦急等待的队员又平添了一丝恐惧。10点刚到,张俊就向昆明指挥部做了报告。17位队友在一夜之间就悄无声息地和大本营失去了联系,这是一个令人难以接受的现实。多年来,张俊最忘记不掉的就是这件事,最不愿提及的也是这件事。等待救援的那段时间是他一生中最漫长的几天。当时,中方和日方所有队员全都在山上,包括突击、登顶和指挥人员,整个登山指挥系统全部在山上,大本营里基本上都是后勤人员,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被动等待。连日的大雪到了4号这天突然就停了,天空放晴,一丝云彩都没有。在接下来的4天里,整个梅里雪山晴空万里。张俊无奈而伤感地说:“如果真有神灵的话,那神灵给了我们4天的时间,但我们没有抓住。等到飞机来了、救援队来了,天一下子就变阴了,连日暴风雪。这又成了一个最符合藏民反对我们登山的理由。”

最可行的救援方案是派直升机,但指挥部开了4天会后,最终告诉他们的结果是成都军区的直升机来不了,因为没有德钦县的地质、气象资料和加油点。天上的等不来,只能争取地面救援。经过7天漫长的等待,中国登山队派出的救援小组终于赶到大本营,实力最强的西藏登山队在仁青平措的带领下,日夜兼程从拉萨赶来。滇藏公路两千多公里路程,平日至少需要6天时间,他们两天就赶到了。遗憾的是,救援队到达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变成了搜索队。几天过去,山上的队员已经不可能存活了。两支队伍加在一起,10名顶级高手聚集一堂,但在铺天盖地的暴雪面前却显得微不足道。他们选择了几条不同的上山路线,然而全都失败了,只有西藏登山队到达了1号营地,但却无法接近2号营地。2号营地是关键位置,到达2号营地,就能知道3号营地到底发生了什么。

1月9日来了一架侦察机,乘云层散开的瞬间在高空飞了几个来回,拍了一些照片。照片显示,3号营地所在位置有30万吨以上的云团样物体堆积,判断是雪崩。这时京都大学的救援队也到了,可是西藏队上不去,日本队就更上不去了。1月21日,指挥部正式宣布17名队员失踪,搜救行动失败。22号,救援队宣布撤离。

卡瓦格博难以攀登有着特殊的原因,横断山脉复杂的地质构造和低纬度雪山瞬息万变的气候使它潜藏着致命的危险。

就在宣布搜救失败、指挥部下撤的当天,大本营附近发生了一场可怕的雪崩。一片宽300米、长400米的冷杉林,树的直径都在50厘米以上,雪崩过后,杉树林齐刷刷地倒伏在地,一棵不剩。如今十几年过去了,灾难发生时的恐怖情形依然如故。在那里放牧的老乡说,这是很奇怪的,这片树林并不在发生雪崩的路线上,仅仅是雪崩的气浪就把树林摧毁了。老百姓说,这是神山的又一次警告。然而,山难却使卡瓦格博显得越发神秘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中国登山协会接到了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登山申请。对于登山者来说,雪山只是一个高度和海拔,攀登一座从未被攀登过的山峰是很刺激的,尤其是这座山峰发生了登山史上如此著名的事件。出于对死难者的同情,云南省为京都大学登山队保留了5年首登权。1996年,首登权期限的最后一年,京都大学登山队再次进入卡瓦格博。

这次登山使得争论再次升级。

26

中日登山队大本营

在当地人看来,侵犯神山就是侵犯他们的生活,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村民们以自己的方式捍卫神山的庄严:山上每个村民全部下山,有躺在路上的,有躺在澜沧江桥上的,告诉登山队,如果要攀登卡瓦格博神山,就先从他们身上踩过去。张俊仍然是这次登山的中方联络官。他无奈地说,与其说我们是登山队,不如说是工作队,整天就忙于调解登山队与当地村民的关系,解决每时每刻都在出现的问题。我们太累了,太疲倦了,阻力太大了。他一连说了3个太字。

然而,最终使得1996年登山失败的,不是村民的阻挠,不是队员技术有问题,而依然是冥冥之中支配一切的某种力量。就连自称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张俊也说,我们被老天捉弄了。

由于有1991年山难的前车之鉴,这次行动格外谨慎,进程也格外缓慢。1996年2月1日,登山队终于到达了与1991年所建的4号营地同样的高度。登顶指日可待,但一个令人心忧的消息从万里之遥的东京气象厅传了过来:未来两天内将有一个巨大的暴风雪过程,可能要超过91年的那次降雪。他们询问了中央气象台和云南气象台,结果是吻合的。在他们的头顶,乌云正在聚集,手中的气象仪也显示暴风雪就要来了。大本营开了紧急会议,马上命令山上的队员迅速撤营,能丢的丢,能弃的弃,只要能活着回来就行。本来从4号营地到大本营要6天的时间,他们一天就跑下来了。就在队员们刚刚到达大本营的时候,他们同时接到三地的气象预报,说印度洋的暖湿气流把云层吹走了,未来仍然是晴好的天气过程。队员们想重新开始,但已经不可能了。他们在飞来寺灌木丛中的17勇士纪念碑前长跪不起,出发时在此发下的誓死登顶的誓言,经不住山峰的一阵风雪就永远地飘走了。据1997年2月6日的《迪庆日报》报道,《读卖新闻》记者告诉中方队员:“日本京都大学登山队将永远放弃梅里雪山。”

金飞彪是登山队的中方队员,他还记得,他们经过的每个村子,藏民们都非常反对他们登山,说触犯神灵会带来灾难,还告诉他们:91年之后出现过一些特大的冰雹,新修的小水电站变压器烧了,牲口又跌死了很多,庄稼也歉收了。在山上,通过对讲机,他们得知飞来寺整天烟雾缭绕,上万人聚集在那里烧香,祈祷神灵带来平安,也诅咒登山的这些人,不想让他们成功。

中国人有句老话:想做成一件事,需要天时、地利、人和。但是,对攀登卡瓦格博来说,却是什么都没对上号。对于1991年的山难,藏民们有他们的解释:那一年卡瓦格博到印度开神山大会,不在家,回来的时候发现怎么有几个人爬在肩膀上,于是他一抖就把他们抖下来了。这是纪录片中的尼玛说的,这个镜头给人很深的印象。神秘的卡瓦格博的确给世人留下了无尽的巧合与玄机。1996年中日联合登山队再次失败,围绕它的争论也越来越激烈。登山是否需要尊重当地文化?山峰除了自然属性,是否还有文化属性?登山除了海拔高度,是否还存在文化的尊严?为一座山峰而产生如此之大的争论,从国务院到乡政府,从科学家到普通村民,这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登山界也是少有的。中方队员段建新说:1991年的时候,登山队是在一个完全封闭的环境里活动,只可能与运输物资的老乡接触,但几乎没有交流。是后来看了媒体的报道,才知道他们登的是一座圣山。遇难者家属告诉我,她们听说登山队进山遇到很大困难,但是不明白老百姓为什么反对。直到山难以后,才从报纸上得知卡瓦格博是一座神山。争论从雪山下的几个村庄扩展到了外界,从登山界扩展到了社会各个领域。

最不能接受的是登山界,包括登山发烧友。对于他们来说,无高不可攀,这是一种体育精神,况且这座山的诱惑也是不可抗拒的。什么卡瓦格博山神,完全是在造谣。为什么要神化它?我们国家是宣传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登山队每次进山都请喇嘛祈祷,日本的和尚也祈祷,每个人都带了护身符,但是山难还是发生了。登山会给当地带来经济利益。世界上7000米以上的高山大都在贫困地区,这个地理条件是老天赋予的。不管什么神山,要把它转化为一种财富,服务于当地、服务于藏民才有意义。德钦县是全国特困县,应该正确认识登山,利用它来改变自己。你把它神化了,听完了神话,生活就能改变了吗?

许多人甚至认为,这场争论纯粹是媒体炒作,或是有一些特别迷信的人作了不利于发展的宣传,并把它扩大了。民族学家郭净在德钦县做研究课题,他记录当地民族与他们的生活环境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他认为,不同文化之间存在很大差别,这非常需要理解和尊重。2003年是藏历水羊年,这一年踏上转山路的朝圣者就在10万人以上。一座山峰,我们想到的是垂直超越,但藏民则是平行地绕着它走。他们与自然达成了一种平等共存的关系,我们则想在其中显示自我的力量。

2000年,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和当地政府在德钦县召开了一次国际会议,数十位中外学者、官员、喇嘛、活佛、NGO代表和当地村民一道商讨了卡瓦格博的环境与文化保护问题。各方人士还签署了关于禁止在梅里雪山进行登山活动的呼吁书,呼吁政府立法保护神山。

倡议书中写道:“梅里雪山是所有信奉藏传佛教民众的朝觐圣地。自古以来,她在藏民心中是至尊、至圣、至神的象征,她的宗教地位是至高无上的,被世代藏民奉为八大神山之一。攀登梅里雪山诸峰是对神灵的亵渎和蔑视,是不符合国家民族宗教政策的行为,是对民族和宗教信仰的一种伤害。”他们吁请各界人士尊重藏族人民的风俗习惯,拒绝任何国家、组织和个人以任何理由登顶梅里雪山,请国内外所有热爱大自然、尊重各民族文化的朋友共同保护好梅里雪山的圣洁,为人类留下这一永恒的净土。据悉,这份呼吁将送达各国登山协会。迪庆州政府有可能考虑将这一建议纳入自治州地方法规,给以有效保障。同一时期,梁从诫先生也给全国政协提交了一份提案,要求尊重当地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民族感情。

2001年,当地人大正式立法,不再允许攀登卡瓦格博神山。7年后,遗物在冰川下出现。

27

1991年1月,17名队员和3号营地奇迹般地消失了,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他们的下落成为了世界登山界的一个不解之谜。7年之后,他们竟然陆续重新出现在卡瓦格博山下的明永冰川里。1998年,在夏季牧场放牛的藏民看见冰川上有许多彩色物体,散落在三四个足球场那么大的范围内。他们进去一看吓坏了,原来那些都是登山队员的遗骸、海拔表、照相机、帐篷和衣服等。张俊是第一个赶到现场的,他一踏上冰川就看到一颗牙齿,立刻瘫坐在了地上。7年来,他一直都不相信他们真的死了,直到看见那颗牙齿他才相信,他们真的遇难了。

对于遇难者家属,虽然事隔多年,但仍然是一次次的情感折磨。李自云遇难时35岁,曾彩云永远记得他年轻时的样子,背着背包,精力充沛,总是笑眯眯的。她说,叫我想象他遇难的惨状,我想不出来。

当年的登山队里有两个云南队员,最让我感动的是他们的妻子。经历了如此惨痛的经历,仍不失女人的宽容和温良。

王建华的妻子翁彩琼说起她们被雪山感动的经历:那一年她们与日本家属团一起到德钦县参加17勇士纪念碑揭碑仪式。车一到德钦县,天上就下起了鹅毛大雪。第二天早上依然是白雪茫茫一片,从德钦出发时,一路上不停地下雨,路上积雪很厚,是政府的铲雪车在开道。到飞来寺时,天空仍然飘着小雪,能见度很低。阴霾的天空让前来祭奠的人们心情坏到了极点。对于遇难者家属来说,能亲眼看一看卡瓦格博的真面目,亲人能永远留在这壮丽的山峰上,心里也能好受一些。这可能是他们此行最大的心愿,尤其是从几千里以外赶来的日本队员家属。悲痛欲绝的翁彩琼向着云中的雪山大声呼喊着亲人的名字:“王建华,我来看你来了!”其他家属也跟着呼喊着自己亲人的名字。这时奇迹发生了,梅里雪山被感动了,就像大幕布一样“哗”地一下拉开,卡瓦格博神山露了出来,在太阳的照射下,金光灿灿。所有的家属全都激动得哭了起来。但就那么十来分钟,云雾一下子又遮拢过来,接着又是倾盆大雨。她们终于知道了为什么丈夫那么执着于这座山,因为那山真的是太美了。当地的藏民都说是“神山显灵”,看到这里我也被深深地感动了,眼睛也不禁潮湿了。

翁彩琼说:“我们都是普通人,会被美丽的景色感动。那天飞来寺来了许多老百姓,一到就听他们说,是登山队惹怒了神山。但我很感激他们。他们安慰我说,大姐不要哭了,他是被神山接去做驸马,是到天堂了,你宽宽心心地把孩子带大吧。”

此后她去了5次卡瓦格博,在孩子小学毕业、初中毕业、高中毕业,在他人生的每一重要阶段都带他去。有些出乎意料的是,中国队员的遗属并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样,希望后人继承遗志,继续登顶。对于让她们付出如此巨大代价的一座山,她是否希望有人登上去?翁彩琼说,这个问题对她来说是个矛盾。她是运动员出身,也有一种潜在的拼搏精神,如果有人登上去了,对于死去的人来说也许是一种安慰。但是,还是应该尊重每一个民族的意愿,他们不高兴的事情,不要去勉强。

激烈的争论中,神山为许多人所了解,也为许多人所接受,卡瓦格博以它神奇的力量感染着无数的人。段建新在山难以后,非常投入地热爱起雪山来。原来他登山只注意一个高度目标,然后以技术和物资方面的准备来完成这个目标,没有任何感情色彩。现在他会接触当地老百姓,去了解一座山在他们心目中是什么一个样子。“和我们的角度不同,很多雪山在藏民族的心目中是神圣的,是一种精神的象征、一种寄托,还有很多一种不能达成的愿望。”他讲了他被神山感动的经历:“那一年我去西藏冈仁波钦转山,我们每个人都流泪了,那种感受不是伤心,而是一种感动。在这种环境下,你会一下子发现人的精神力量,你不会感觉孤单。转山的人流哗哗地走过去,不分彼此,也不分藏民和汉人,见到人都会打招呼,看到旁边的人有难都会去帮助。我们的朋友体力不好,快到山顶的时候,累得不能走了。一位藏民就把他的背包接过去,紧紧地抓着他的手,把他拽过山顶。他后来说,如果现在看到帮助他的那位藏民,他可能都认不出来,因为他那时意识是模糊的,而且语言不通。我知道神山是个什么概念。”

金飞彪也是在1996年参加第二次中日联合登山队后迷上登山的。他说:“你到一个地方,你只有尊重和了解当地的文化、习俗,你才能够立得住脚,才能找到进山的路,获得感情上和后勤方面的支持。现在很多人,见到什么山都说要去征服,上了山顶伸出两个象征胜利的手指留个影。其实,山是不可征服的,你征服的只是一个海拔数字。1991年的山难说明,当时登山队的装备、物资和整个后勤保障是非常强大的。但那么多人,而且还是非常有经验的国家级登山家,在一瞬间全部遇难了。人和自然比起来,人是非常渺小的,人是不可能和自然进行对抗的,特别是在登山过程当中。”跨文化间的沟通、理解和尊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卡瓦格博争论的意义,实际上已经远远超出了一座山峰本身。

藏族同胞对卡瓦格博神山的敬畏之情是我们普通人不能想象的,他们甚至不用手指着梅里雪山说话!有藏族同胞这样对我说:“我们反对政府让人攀登我们的神山,如果有一天因为你们的无知让神山发怒,攀登者可以走,游客可以走,政府官员可以走,但是这里无辜的山里人走不了,他们仍然要生活在这里,独自承当后果。神山不是属于政府的,政府无权让谁去攀登,神山是属于整个佛教信徒的!”

28

当年登山队快要攀登到梅里雪山的顶峰时,确实在梅里雪山下的飞来寺有好几万群众在祈祷不要让人攀登上去!

在快登顶的头一天,山上的几个登山队员惊恐地用步话机通知大本营,说他们前面有一个大的寺庙!后来大本营对外解释说,那是人在高海拔地区出现的幻觉。该通话录音目前保存在迪庆州图书馆,一直没对外公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