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悲翻译]新世纪的佛教社会伦理

A Buddhist Social Ethic for the New Century

        作者:菩提比丘

Bhikkhu Bod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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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菩提比丘是一位美国僧人,1944年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1966年获得布鲁克林大学哲学学士学位,1972年获得克莱蒙特研究生院哲学博士学位。

二十多岁时,他即被佛教吸引,大学毕业后前往斯里兰卡,1972年于斯里兰卡近代顶尖学者阿难达麦崔亚长老尊前得受沙弥戒,次年得受比丘戒。

1984年,菩提比丘受命成为斯里兰卡佛教出版协会编辑,1988年升为会长。他兼作者、译者、编辑于一身,完成了如《中阿含经》(1995,与髻智比丘合译)、《连接佛语·杂阿含经新译》(2000)、《佛说》(2005)等很多重要出版物。

2000年5月,菩提比丘在联合国官方首次庆祝卫塞节(纪念佛陀诞生、证悟和涅槃的节日)的活动上做了主题演讲。他2002年回到美国,现居庄严寺,并于该寺和菩提寺传法,目前为美国印顺导师基金会主席。

一个新世纪的到来往往伴随着巨变和极大的希望,同时也标志着新千年的曙光,我们的期望也会尤为强烈。固有的乐观主义令我们认为新的必然比旧的好,因而新年或新世纪的到来必定会实现我们最疯狂的梦想。然而,不幸的是,生活并非如此简单,时钟的滴答前行和日历的翻转并不能解开我们经年累月因种种不计后果的轻率决定和行为而给自己打上的结。

过去的经历会深深地影响我们,因此,我们需要仔细观察事物表相隐藏下的、将给未来带来危害的种种趋向。这一导向的重要性通过反思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的转折得到了极好的印证。19世纪末,西方社会充斥着狂热的乐观主义,乌托邦式的梦想由一种被美化的、坚定不移的发展观鼓舞着。这种发展观的两大领导者是科学和技术。科学是一个新的、不可阻挡的普罗米修斯,他窃夺自然界所隐藏的秘密,并将之交予充满热切期望的人类。每十年,知识领域都会取得新的重大突破,伴随着每次突破而来的,都是对自然资源的掠夺,以此来满足人类需求的新成果,其结果导致科技发展成了将人类从历史局限中解放出来的主力。

接下来的一个世纪证明,那种狂热的乐观主义是多么的短视。的确,对那些看得足够深刻的人而言,毁灭的种子已经在傲慢的征服者脚下显现:在战争后方,血汗工厂、矿山,以及数以百万计劳工悲惨的生活中;在对亚非拉国家掠夺和镇压的残暴殖民统治中;在国家之间争夺世界霸权与日俱增的摩擦和紧张中。20世纪上半叶,这种紧张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导致数百万人丧生。两次世界大战和接踵而至的冷战,使西方文明光鲜外表下悄悄蓄积的黑暗力量暴露无疑。毫无疑问,需要重视的是,质能转换秘密的发现也交给了人类自我毁灭的钥匙:膨胀的力量和彻底的毁灭披着同样的外衣。

在二十一世纪之初的今天,我们的世界已经变成了一个矛盾体。这是一个拥有巨大财富的世界,但同时又存在着13亿赤贫人口——约占全球四分之一的人一直生活在持续的贫困当中。一方面,医疗和保健取得了巨大进步,而另一方面,每年仍有一千一百万人死于本可轻松治愈的疾病;一方面,致命武器的全球日交易量高达数百万美元,而另一方面,每年仍有七百万儿童死于饥饿、八亿人严重营养不良。最令人震惊的是,这是一个将无限发展的经济增长建立在资源日益枯竭的星球上的世界。因此,当我们大步迈向未来时,世界也在不断地遭受伤害。而如果人类想要安然无恙地度过新世纪,寻找一个解决方案就显得前所未有地紧迫。

在这篇论作中,我想阐述小乘佛教关于解决这些世界性问题的答复。在流行的各大宗教教科书中,小乘佛教通常被描述为一个寻求自我解脱的宗教,个体追求的理想是通过出离和禅修达到完全的证悟。尽管小乘佛教的确强调其目标不可避免地存在个人主义,但如果我们仔细查阅佛陀的经论,就会发现佛陀早已敏锐地洞察到人类生活将面对的各种问题,并且宣说教言来揭示它们,同时指明最终的解脱之道。尽管相对于个人伦理、禅修及哲学见地的文字来说,这些教言并不算多,但它们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位觉悟者敏锐清晰的社会智慧。甚至,在今天看来,它们仍然为制定社会伦理规则提供了明确的实用指南,并且能够解决当今时代特有的问题。

佛陀教言提出的第一条原则

……回应这些问题需要一种方法论: 不要急于下结论,而要全面研究现象背后隐藏的原因,直到找出最深层的根源。然而,如今解决社会问题的常见思路却不尽相同。特别是在政治和经济领域,那些具有深层根源的社会顽疾仅仅被当成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解决的简单问题。因此,我们往往认为,应对全球变暖的危机就必须由各国签订一个关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协议;如果暴力犯罪率上升,就需要更大量更强悍的警察队伍;如果青少年吸毒比例达到警戒线,就要采取手段控制毒品的非法交易。也许这些措施在应急上确实有些效果,但效果却是短暂的,并非长远之策。它们只处理表面现象,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深层问题。

当我们以佛教的视角来看待这些全球性问题时,我们很快就能认识到,这些只是信号:它警告我们的生活方式出现了根本性的问题。这些外在的信号只是副产品,在它们的表相之下,有更为深层的严重问题,它蚕食着我们的力量,排出毒液污染大气、河流、海洋、森林、大地,毒害我们的家庭生活和居住环境,影响社会关系、政治形态等。因此,从佛教的观点看,我们需要进行彻底的根治手术,长远性地改变我们的观念、态度和生活方式,这样才可解决我们的问题。

最近流行的一个表达人们需求的词语是“价值观”。我们被告知,社会如此大面积堕落的原因是人们丢掉了传统价值观,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复兴这些价值观。虽然这一建议能够激起那些为道德沦丧所焦虑的人们的念旧情怀,但我们必须要记住,仅仅复兴传统价值观绝不会有用,除非我们打算对价值观所赖以生存的基础作重大变革,即改变人们的目标,以及改变人们对社会价值多元化的认可。试图在一个堕落的社会中唤起个人价值观,就好比为了让一个化工垃圾场变得漂亮而在它的周围种玫瑰:只要垃圾存在,玫瑰就会发育不良或变得畸形。

变革必须超越个人,它需要包含我们生存的内在和外在——即个人和社会两个方面。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相互交织且相互制约的,所以,我们的价值观反映社会和经济现实;反之,社会和经济现实又由我们的价值观所塑造。因此,虽然我们可以直接启动对个人生活的改变,但任何个人生活方式的改变都将向外延伸并影响我们的人际关系、社会秩序、政治形态和我们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为了避免个人价值观的改变沦为可爱的门面,从而掩盖社会的混乱和堕落,挑剔甚至是痛苦的自我反省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必须准备好诚实、全面地检视自己,同时要认识到,如今自我中心和自私自利的价值观已席卷全球,而在这种浪潮中,随波逐流只会给自他都带来危害。如果没有这种诚实的自我批判,则任何关于价值观,包括佛教价值观复兴的呐喊,都注定会失败,它们只会比那些虔诚的陈词滥调好一点点——也许只是一种个人安慰,却无力带来任何有效的改变。

当我们从佛教的角度着手诊断全球性问题时,应该知道,充分的诊断必须考虑多层次的因素。佛陀最令人瞩目的见地之一,就是认识到一种现象并非由单一因素产生,而是多种因素在不同层面的综合作用。专家们从一个封闭狭隘的参照系去研究和处理问题,而佛教的方法则是全面分析各种因素。这些因素往往重叠交错、彼此助益,因此,这就要求更为全面的解决方法,因为当从一个有限的参照系去考虑问题时,思考角度本身就已经隐含了解决方法。而只有依靠这种“广角”视野,才能抓住问题的方方面面,从而看清因缘的复杂性,以制定有效的解决方案。

我们还必须注意不同因素的“比重”,也即它们各自对问题的产生所发挥的作用。在佛陀看来,对人类生活最有力、最重要的因素是心。尽管心不可见、不可触摸、不可计量、不可测度,但它是其他一切因缘模式背后隐藏的决定因素——包括社会、政治和经济模式。然而,心不会在真空中运作:它总是不可避免地扎根于特定的历史和个体背景中,并受到塑造其观点和决定其倾向的影响所冲击。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必须注意到,其他所有影响内心的因素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精神活动的表现。因此,其他类似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的影响因素,反过来又被认为是心的客观呈现,它们代表和反映了某种态度、观点和心理状态。基于这个原因,佛陀说“诸法意为先,意主意造作。”(《法句经》,vv. 1-2)

当我们认识到心对其他一切因素有巨大作用后,我们立即就明白,要解决当今世界的问题,当务之急是治愈我们内心的伤痛。在过去几个世纪,尤其是在西方科技革命之初,我们如此痴迷于不断扩大对外部世界的控制和掌握,但在我们热衷于主宰并开发外部世界以满足我们的物质需求之余,我们却忽略了对人类来说更重要的方面,那就是我们的心。

所以,我们在科技方面取得的胜利最终失衡了。我们在认识世界方面取得了惊人的进步,但对我们自己却知之甚少;我们开发了自然的潜能并驭使它,却从未调伏作为自然主宰者的自己。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在科技上引以为豪的成功对人类整体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除了带来无可争议的物质利益外,它们也带来了破坏与掠夺、浪费与屠杀,以及数千万人的贫穷与不幸。

人类的基本需求其实非常简单,原则上, 每个人的需求应该很容易被满足,有基本物质保障、新鲜空气、干净的水、营养的食物、舒适的房屋、医疗保健、教育和资讯,以及足够的空闲去开发天赋和才能。然而在现行制度下,极少数人过着比古罗马皇帝还奢侈的生活,而超过十亿人——约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人却被迫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我们能够发射载人飞船到遥远的星球,并以棘手而精妙的精度操控它们,却养不活世界上所有的孩子, 难道还有比这更为讽刺的吗?所有指征都显示,日益严重的污染、前所未有的气候变化以及自然资源的枯竭都在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的健康和生存,这难道还不能引起我们的警觉吗?那些对危机负有最大责任的国家难道还不应该检讨他们过度浪费的生活方式吗?阻碍全人类基本需求得到满足的不是方法的匮乏,而是意志力的缺失,从根本上讲也是自私和贪婪导致的失败。

佛陀认为,导致人类痛苦的内心力量为烦恼(kilesa),其中,最强大的三种烦恼是贪、嗔、痴。在传统上,佛教着重强调烦恼在个人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并揭示它们如何成为身心痛苦之因。而今天,由于世界已成为牢不可分的一个整体,如果要分析并指出我们的困境,就必须对所强调的重点进行调整。同时,机构和组织在人类环境形成和决定人类命运方面越来越有影响力,因此,我们必须详细研究烦恼是如何形成整体表现的。我们必须揭露我们经济和政治结构的不利影响,并发现包括国内、国际的社会组织是如何维系着我们内心的贪嗔痴体系。因为这些组织不仅仅将我们的烦恼具体化,而且还强化这些烦恼习气并使之纠结缠缚难以摆脱。通过这些隐藏在伪装和欺骗背后的强大策略,大量颠倒的观点、不健康的态度和冒险的政策得以产生,从而极大地伤害了我们的社会和生活。

二十世纪后十年最显著而具破坏性的例子,也许就是不受控制的市场经济制度,这一制度如今已经获得了全球的认可。主宰这一经济秩序的大型跨国公司受到商业利润的驱使,已经变成贪婪的机器。尽管他们的宣传引人注目,但他们的根本目的并非满足人们的真正需求,而是以最低的成本获得最大的利润。利润是企业成长的动力,一个利润目标的达成只会催生更高的目标;他们的理想绝不是国家的稳定平衡,而是利润无限最大化。

对于企业文化的执行者来说,除了经济上的成功,其他什么都不重要。据可靠研究表明,为了追求更多的利润,企业往往会损害员工的福利、消费者的健康、社会的稳定、传统规范和价值观,社会的和谐以及自然环境的可持续性。在他们看来,只要有利可图,其他任何代价都不值一提。

企业经济不仅受其固有的贪婪驱动, 而且,其所有的成功都依赖于激发他人的贪婪。一个公司要出售它的商品、扩大它的规模,就必须吸引消费者来购买它的产品,即使这些商品并不能满足消费者的真正需求,而必须通过各种销售策略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从而,通过市场调研和广告宣传的双重策略,想方设法挖掘出各种手段把产品推销给客户。广播、电视、户外广告和报纸、画册和宣传口号、标语和歌曲,所有这些都被淋漓尽致地用来传递一个信息:“买买买!”广告业的心理攻势令人震惊,他们利用一切人性的弱点来进行促销:性与形体吸引力、骄傲与贪婪、恐惧与焦虑,自大与虚荣——一切都可以成为提高利润的市场游戏。

在这些具体的广告宣传背后隐藏着一个更为普遍的理念,这一理念从未被明确提出,但已被无数形象和标语烘托成毋庸置疑:即消费是幸福的关键。我们被教唆去相信幸福之道就是放纵自己的欲望。幸福被定义成对财富的拥有和对商品的享受。拥有的商品和享受越奢侈贵重,就意味着获得的幸福越多。在消费主义者眼中,物质享受堪比天堂,是人类生活的终极目标。

如果我们用佛陀的教言去审视企业的经济体制及其衍生物——消费主义文化,就会看到它终将损害自他的利益。以佛法为工具进行分析,让我们简要勾勒一下这个体系的内在动力。首先,我们会立即看到这一社会秩序是建立在无知或幻觉(avijjā, moha)之上的,即假定了美好生活的标准就是物质财富和消费。按佛经所说,当无明渗透我们的认知系统时,就会产生影响我们感知(saññā)、思想(citta)、见解(ditthi)的一系列颠倒(vipallāsa)。佛陀提到了四种颠倒:即“常计非常、乐计非乐、我计非我、净计非净”。我们最先有了这些颠倒,又用这些颠倒去感知,然后又以颠倒的感知为基础去思考,最后,在颠倒的感知和思维的共同影响下,形成了我们的各种认识——即信仰、教条和意识形态,而这些又进一步强化了“常、乐、我、净”的错觉。

在现代商业文化中,这些颠倒——无明的概念化表现,同样主宰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思想、态度、原则和策略路线。各种影像已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分割的部分,而“常、乐、我、净”的幻觉又被这种影像不断地强化:幸福的家庭会使用某品牌的香皂;美丽女人适合开最新款汽车;粗犷牛仔会抽某品牌的香烟;自信的高管会喝某品牌的威士忌。这些咄咄逼人的商业行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后果是狂热的渴望和贪婪,而这些渴望和贪婪又成为社会经济活跃的推动力。在自由市场经济中,生产不是为了满足真实的需求,而是为了提高商业利润,这意味着为了提高利润,人类的欲望必须被精心操纵并令其膨胀。

为了服从这一体制的内在要求,人们对物质生活的基本需求被鼓吹成对地位、权力、奢华贪得无厌的渴求。商人们极力引导着人们持续不断的不满足感,刺激人们不停地购买。其结果是,嫉妒和怨恨取代了知足,瘙痒式的愉悦取代了满足感,名声盖过了生活价值。字典里将不再有“足够”这个词语。因为企业经济的繁荣绝不会带来满足,而只会带来更多的渴求:希求更大、更快、更好、更新、更丰富。

在一个新兴的富裕社会,最易受到商业宣传影响的群体是青少年。消费主义的鼓吹者们非常清楚这一点,他们知道怎样利用青少年的心理——叛逆、鲁莽、冲动、焦虑。基于这些了解,他们试图创造一种青少年文化,用以打造相应商品的声望。同时,他们还知道如何把握时尚,以激发不断更替的重复需求,令狂热无节制的购买常态化。对于那些在诸如节俭、知足、自律等传统价值观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宗教文化,全球企业文化更具冲击性,它阻断了这些传统价值观从一代向下一代的传承。

文章来源:

http://www.bps.lk/olib/wh/wh438-u.html#ABuddhistSocialEthicfortheNewCentury

原文发布时间:2000年

智悲翻译中心 译竟于2016.01.16

翻译:张玮华、圆诸(鲁萍)、欧阳文芳

一校:圆丰

二校:央金措

终审:圆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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