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悲翻译]科学的佛教?

A SCIENTIFIC BUDDHISM?

作者:彼得•哈里森

by Peter Harrison

 

本文是唐纳德•洛佩兹《佛教与科学:迷途指津》一书中的序言。

y160213-03

 

作者介绍:

彼得•哈里森(Peter Harrison)供职于牛津大学哈里斯•曼彻斯特学院,他是科学与宗教学Andreas Idreos讲席教授。

 

摘要:

本文赞同唐纳德•洛佩兹《佛教与科学》中的论述,并指出在佛教的“发现”和西方宗教观念的形成上,该书的宗旨与其他历史著作是一致的。本文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佛教与科学》的主要观点之一——佛教为融入现代科学而付出了代价,是否能更广泛地用于科学与宗教的讨论。

关键词:佛教,唐纳德•洛佩兹,宗教,科学

 

当一位出版过开创性著作的著名佛教学者致力于研究佛教与科学关系的细节问题时,其研究成果应该值得瞩目。唐纳德•洛佩兹的著作《佛教与科学》(2008)必将会不负厚望,尽管它并不一定完全符合读者的期望。

洛佩兹没有选择该主题已有的文献研究方向,这些文献从各种角度证明和阐述佛教是科学的。相反,他引人入胜地描述分析了过去150年来关于佛教与科学和谐共存的观点,并询问能够从这段历史当中学到什么。答案出乎预料,支持者对佛教与科学和谐性的论述明显采用了一致的形式,似乎没有受到自然科学巨大变化的影响。再者,如果科学在变化,“佛教与科学”这对组合中的佛教也绝不会一成不变。通过质疑佛教的亲科学性,洛佩兹从历史描述转到提出规范性问题,即什么是真正的佛教。尽管这一问题的答案迥异,洛佩兹想要表明的是“科学的佛教”扭曲了佛教的历史传统,把佛教简化为一套带科学色彩的教义与实践,这就抹杀了佛教最重要、本质的因素。

在我看来,本书有三项成就:第一,它首次系统地描述了“佛教与科学”组合的历史;第二,尽管普遍认为佛教与科学的结合在某种程度上提升了佛教,但本书严肃地指出这种组合的局限性,即可能会妨碍人们理解佛教的丰富涵义;最后,在科学与宗教关系领域,描述性历史分析对当代议题有着重要影响,该书精彩地论证了这种影响机制,尤其剖析了特定历史需求如何影响人们对“佛教”和“科学”的定义。接下来,我将主要针对第二、三点谈谈看法,并简要探讨洛佩兹关于科学与宗教关系论述的重要意义。

 

“宗教与科学”的提出

在序言中,洛佩兹指出该书的核心观点是中庸的:“要想了解‘佛教与科学’这对组合,就必须了解其中的历史。”(2008,xi)在本小节,我借用洛佩兹的总体思路,首先对“科学与宗教”这对大组合的历史提出初步看法,然后再回到他关于佛教的具体论述。

“宗教与科学”的说法出现在19世纪下半叶,此前无人把它们相提并论(Roberts,未正式出版;Harrison 2006)。尽管已有很多文章论述特定科学理论与宗教教义的兼容性,或泛谈圣经与自然(均为上帝的“创作”)的关系,然而,几乎没有人从整体的角度思考过两个概念实体——科学和宗教之间的关系。这一状况在19世纪下半叶发生了改变,变化的标志之一是该词组出现在威廉姆•德雷珀声名狼藉的《宗教与科学的冲突历史》(1874)书名中。尽管它曾令科学与宗教关系的历史学家们大失所望,但这本书与安德鲁•迪克森•怀特所写的同样具有影响力的《基督教世界科学与神学论战史》(1896)一道对西方历史的解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二者都认为西方历史的特点就是德雷珀所谓的从未间断的“两种力量的冲突”(1874,vi),抑或是怀特提出的“人类思想演变的两个纪元”(1896,第一卷,ix)。

尽管近来很多历史学家试图修正德雷珀和怀特的观点,但他们都倾向于认为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比德雷珀和怀特及其现代追随者所论述的更为和谐和复杂。尽管这些批判有其合理性,但其前提都暗合德雷珀和怀特的想法,即认为科学和宗教是作为实体真实存在的,并且在整个历史进程中具有相对稳定的特性。其实,就科学与宗教的关系而言,和谐论与冲突论看似矛盾,但其背后的前提并无二致——也即,“科学”和“宗教”是理解西方历史的重要基础范畴。

作为19世纪晚期的遗留物,科学与宗教这种共生关系已经深深烙印进现代西方意识本身,难以磨灭。对科学狂热者而言,科学的崛起意味着人类理智对信仰和迷信的巨大胜利。这种观点认为“科学”和“宗教”在冲突不断的历史进程中相互捆绑,一方的成功必然以对方的失败为代价。正如激进(却并非处处审慎)的西方宗教批评家萨姆•哈里斯所言:“宗教与科学之间的矛盾是固有的(近乎)零和竞争(译注:零和竞争,通常指一种技术的应用带来的市场份额上的增加,必然会导致另一种技术在市场份额的减少,双方加起来的总变化量为零。现在也用来比喻无法带来总量增加或整体进步的恶性竞争 )”(2006b)。理查德•道金斯也有类似观点:“自古以来宗教一直尝试回答科学领域的问题。”他的结论是宗教就是“坏科学”。(1997)

进入20世纪后,宗教与科学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彼此互为注脚。更有甚者,哈里斯及其追随者言辞中隐含着对历史进步主义式的理解,描绘了在未来世界宗教将被科学完全取代。这一世俗末世论与法国实证主义者奥古斯特•孔德的乌托邦理想不谋而合,他认为历史是从宗教阶段演进到超自然阶段,最后再进步到科学阶段。怀特秉持的“两个纪元”,即宗教和科学,让人联想起相同的历史绝对论。宗教延续到现代,被误解为原始幼稚社会的残留物,它的存在意味着社会尚未从非理性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从这个角度来说,科学是从其对立面进行注解的。科学非宗教,因此它不会教条化、非理性、迷信,或引发争议。再借用哈里斯的话,科学与宗教的区别是:“广义的科学涵盖了与人类和世界有关的所有理性的主张”(2006b)。由此,科学的理性优越性是建立在特定的对照物——宗教之上的。近来出现的针对西方宗教的批评已经令人耳熟能详,这些言论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科学上升为另一种优越的世界观。

从另一个角度而言,“科学”与“宗教”这对人为定义的组合能够为宗教支持者带来好处,这也体现了二者的相互依存关系。鉴于现代科学的声望(多少可以归因于科技带来的好处),依赖科学的确是宗教辩护者的上策。本刊的老读者们都很熟悉相关的例子,洛佩兹的书中也提到过很多。然而,不管这种策略的优点是什么,都会产生两种可能令人不快的结果。首先,这必然会加强科学的权威地位,并因此间接地提高科学实践者言论的可信度,而他们中的一些人是激进的宗教批评者。其次,这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对“宗教”的特定解读——最明显的就是宗教愿意接受自然科学的证明。对科学证明的开放态度换来的代价是,宗教同时也容易受到科学的攻击。

讨论洛佩兹著作的主题有两重意义:首先,洛佩兹主张“过去至少150年中对于佛教与科学并存兼容的观点相当类似”(2008,xii)。如果回到150年前,我们会发现19世纪下半叶正是“科学与宗教”组合萌芽的时间。我认为这个时间点非常重要,作为洛佩兹著作的核心主题,“科学与佛教”组合的历史与更为广义的“科学与宗教”组合的出现紧密相关;其次,根据洛佩兹书中的主要标准观点,“为使‘佛教’与‘科学’兼容,佛教就必然会受到严重限制,并摒除掉许多一直以来最受重视的部分”(p. xiii)。这个发人深省的观点引发了一个有趣的问题:所有维护宗教科学性的辩解是否都有代价?与自然科学的交流让宗教或是某些宗教传统付出了何种代价?

 

作为宗教的佛教

一些具有影响力的佛教学者提到过19世纪的佛教的“发现”,或更确切地说,是佛教的“发明”(Almond 1988;McMahon 2004;Masuzawa 2005,ch.4)。他们认为,佛教是维多利亚时期学者的文本建构,他们将一系列佛教经文组合成心目中的理想式。这种文本式佛教被看作东亚历史中各种宗教形态的核心。换言之,实证式佛教不同于从“佛经”(类似于基督教的《圣经》)中提炼的理想文本式宗教,而且可能是错误的信仰。

假如佛教最初是学者整理经文的成果,那么佛教的科学地位似乎也从一开始便得到确立。这其中的原因很复杂。正如洛佩兹所指,现代佛教徒迅速利用佛教的科学地位,以反击传教士和殖民者贬低佛教是低等错误的宗教的观点。类似地,西方部分佛教支持者也认为佛教是唯一与现代科学兼容的宗教。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关于进化论的争论,连同圣经新批判方法所引起的信仰危机,共同导致社会需要一种更开明和科学的宗教传统。对于那些不再对传统基督教抱有幻想的人,佛教成了其理想的信仰追求目标。而且,在新近萌芽的“科学与宗教”组合中(每个词都被看成人类历史的一个纪元或一种特定的思维模式),需要为新发明的佛教找到一席之地。鉴于佛教与基督教的明显差异,加上更具影响力的佛教支持者坚信佛教本质上比基督教更科学,于是,佛教更亲近“科学”,而非“宗教”。

可以这么说,洛佩兹所精心证明的佛教与科学兼容的观点历来显而易见且层出不穷,这是由于:从佛教的概念在西方出现伊始,此种兼容性便成为西方解读佛教的基础。而且,一些佛教徒自身对传统的理解也多少依赖这种兼容性。这样一来,每个时代都可以解读出这种兼容性的具体细节,并使之与科技的每次飞跃相关联。《佛教与科学》的显著优点之一就是详细阐述了过去150年间二者的兼容性。

关于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具有西方宗教传统所缺乏的特性的认识已成为一种潮流,也是洛佩兹另一部著作《香格里拉的囚徒——藏传佛教与西方》(1998)的主题。在这本富有洞见和启发性的著作中,洛佩兹认为西方所钟爱的藏传佛教形像是一种精妙的幻想,一种愿望失落后的主观代偿和内心投射(这也适用于詹姆斯•希尔顿虚构的西藏乌托邦[1993],洛佩兹的书名出自于此)。在这一主题中,西方的藏传佛教反映出其追随者内心最深处的愿望,即期望从外来文化中找到本国文化似乎无法解答的问题的答案。《佛教与科学》将这一主题展开并延伸到整个佛教,且特别着眼于那些声称佛教科学性的案例。

最近体现这种投射过程的显著例证是哈里斯的主张,他是前文所称的“新无神论者”。正如我们所知,哈里斯赞同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必然存在固有矛盾。不过,他认为佛教“代表了所有文化中的最丰富的智慧源泉”,并且其在全球的崛起“颇受欢迎”(2006a)。哈里斯发现佛教受欢迎的特征之一是其禅修行为有科学可证功效,认识这一点不足为奇。事实上,他启发了我们:“在很多方面,佛教与科学都非常类似,”并且“实证主义的精神让佛教焕发出独特的光彩”。(2006a)当然,哈里斯的佛教需要进行科学过滤,去除“信仰”残留的成分。在这方面,它比维多利亚时代的佛教更虚幻——去除了神话色彩,毫无生气,摒弃了一切不合时宜的有神论迹象,并且,通过这样的简化,巩固了佛教的科学地位。

哈里斯对佛教的科学化重建不仅形象地展示了佛教可以联合“科学”对抗“宗教”,而且将我们带向洛佩兹书中的第二个问题:佛教与科学联盟会有何种代价?更笼统地讲,如果宗教被迫与科学兼容,会有何种代价?

 

科学的宗教?

在结语部分,洛佩兹发现,多年来,所谓与科学兼容的各种佛教形式拥有某些共同点:“相当理性,大都缺乏丰富的想象空间。这些佛教形式从充满神灵的佛教世界抽离而成。”(2008,216)尽管该书内容大多是描述性的历史分析,上述观点却显然是标准观点。洛佩兹继而表示这部历史著作的目的在于“让那些认为佛教是现代的,并与最新科学成果与时俱进的人,重新思考。”(p.216)

简言之,洛佩兹对佛教与科学存在特殊关系的观点保持了怀疑态度。而且,他明确表示这样的观点会继续妨碍人们正确认识佛教。

似乎只有深谙佛教真谛的人才能得出如此结论。洛佩兹并没有假装已到达此境界。但他主张通过佛教的历史形态来判断佛教不是什么。最终,读者必须亲自判断洛佩兹对于佛教的审慎看法是否正确。

在其他场合值得思考的更大问题是:与科学的密切关系是否可能损害宗教传统?比如,科学与基督教关系的研究者(通常是“宗教与科学”组合中默认的宗教)可能关注能从“佛教与科学”组合的例子中吸取什么教训。一种大众观点是,西方学者太熟悉基督教及其悠长的历史,所以基督教不大可能像佛教在过去150年那样易受科学的影响。

正如我所提到过的,佛教亲近科学,部分原因是近代学者对佛教建构的结果。然而,把基督教建构为宗教比维多利亚时代发现佛教仅仅早两个世纪。认为宗教互不相关的观点最初出现在启蒙运动早期(Smith 1978;Harrison 1990)。此处不赘述具体历史过程,但值得注意的是,基督教作为一个具有理论和实践体系的宗教概念的出现,正好赶上现代科学的兴起。我曾在其他文章中说过(Harrison 2008),近代早期,新兴科学曾寻求宗教庇护,这微妙且意外地改变了西方对宗教的理解,尤其是对基督教的理解。随着科学的地位愈发稳固,其与宗教的关系也更为密切,以便相互利益,这种密切关系加深了之前所述的改变。

最具讽刺性的是,在19世纪末期,当科学达到自负的顶峰时,它与宗教的关系变得水火不容,取而代之的是科学与宗教的持续冲突。而与此同时,开始有观点把佛教与基督教对立起来,因为佛教“生来”就与科学关系密切,而这被公认是基督教所缺乏的。

重点在于,当代对佛教乃至基督教概念的建构也许都离不开科学(尽管建构方式不同),而且可以说,现在仍然如此。按照洛佩兹的逻辑,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即“基督教与科学”组合中的基督教是否也同佛教一样,“相当理性”(Lopez 2008,216),缺乏丰富的想象空间?那些认为上帝是宇宙主宰、无所不能(能够解决量子不确定性)、无所不包等类似看法,代表的是传统基督教还是对传统的粗略科学解释?这个问题我也无法回答,但我坚信它值得提出。

与更世故的神学批评家相比,“科学神创论”拥护者也许更好地保护了传统基督教的一些特质,尽管后者的科学主张是错误荒谬的。(倒不是说年轻的神创论者不受现代科学的影响,就像“科学神创论”的顾名思义一样)尽管没有确切阐述,此处的问题是:与证明自身与当代科学的兼容性比,宗教传统应该有着更重要的使命。我认为与科学进行对话并非一无是处,不过,要明白这种兼容性可能给宗教带来沉重的代价。

由于对基督教的理解从一开始便离不开与其他传统——从最初的雅典和耶路撒冷,再到中世纪的亚里士多德,然后是现代科学,因此基督教与佛教存在着重大差异。的确,有人认为这种内在交流代表了西方本身与众不同的特点(Brague 2002)。况且西方基督教催生了科学。所以可以说,科学与宗教的组合或其他类似组合就是基督教自我认识的一部分。尽管“佛教与科学”和“基督教与科学”之间似乎存在一些有益的共同点,但记住它们之间的差别也尤为重要。

总而言之,应该说我很幸运有机会在出版前阅读到本书。而且,我也为本书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不过,如果作品达不到大众期望值,出版商对于书籍宣传的要求可能会造成一种道德困境(别人这样告诉我)。对于此类作品,书评者可能使用一些模糊的评语,比如“独一无二”、“卓越非凡”、“令人振奋”和“高水准原创”。本书实际上满足了上述所有标准,不过,正如我在本文明确表示过,我希望尽量使用明确精准的描述推荐此书。本书在如何理解佛教以及“佛教与科学”对话有何代价两方面均富启发性。更一般地讲,在理解当代科学与宗教对话的意义方面,本书建立了严谨历史学术研究的重要性,鉴于此,本书应当作为未来学术研究的典范。

 

【备注】:

1.For a recent restatement of this flawed schema, see Grayling 200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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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111/j.1467-9744.2010.01137.x/abstract

原文发布日期:2010.11.14

 

智悲翻译中心 译竟于2016.01.06

翻译:晋美班玛

一校:圆见

二校:央金措

终审: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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