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陀的崛起

佩里·加芬克尔(Perry Garfinkel)

翻译:张关林

摘自美国《国家地理》杂志2005年1月号

教给我大部分佛教知识的人不是个光头和尚。他不说梵语,不住在喜马拉雅山的某个庙宇里,事实上他还不是个佛教徒。此人叫卡尔·泰勒(Carl Taylor),快50岁了还没离开过旧金山。那时,他笔挺地坐在床上,床移到了古纳本田医院救济病房外面的花园里。他似乎很冷。那是碧空如洗的一个夏日下午,但在这个城里,那时候往往寒冷彻骨。卡尔得了癌症,濒临死亡。

我同佛教组织“禅宗收容计划”一起工作了一周,该组织的志愿者协助这所医院内有25张病床的救济所进行工作。这个救济所也许是美国最大的长期公共治疗机构。现在全球都在仿效的“禅宗收容计划”按照佛教的两个中心教义——对此刻的觉悟和对他人的慈悲——帮助处在生命最后阶段的人唤起某种程度的庄严和慈悲情怀。这些教义学起来很难。

那个星期,我还学到了其他一些佛教知识,是关于人生无常、关于对所欲事物的执著以及这些事物未实现时的失望等知识,还有关于肉体和心灵痛苦、关于叫做“僧伽”的佛教徒的价值的知识。但最重要的是,我看到印度2500年前某个人所获得的启示,居然能适用于现代社会。

如今全世界产生了一种新的佛教,其哲学原理不仅应用于精神和身体的健康治疗,还应用于政治和环境改革。运动员利用它来提高比赛成绩,它帮助公司执行官们来更好地摆脱压力,警方利用它来缓解一触即发的紧张场面,慢性病患者利用它作为心灵的安慰。这种当代的实用性正在刺激佛教的复兴,甚至在佛教几乎消失的印度也不例外。

佛教不再仅仅是和尚的事,也不再仅仅是有闲的西方富人涉猎东方文化的点缀。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都在实践佛教教义,美国黑人和美籍日本人都在一起坐禅。专家们估计,单单美国就有约300万正在修炼的佛教徒。根据2004年的一项调查,2500多万美国人认为,佛教教义对他们的精神产生过重要影响

禅宗收容计划是“社会参与性佛教”的一个例子。这个术语是一行禅师(Thich Nhat Hanh)创造的,他在1960年代由于非暴力派活动被越南当局驱逐出境。他年已79岁,但仍然从事佛教活动,2005年在他曾经被当作贱民的故土越南巡回了3个月以传播佛教。

除了其他活动外,他在法国东南部的棕榈村静虑中心定期举行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的解决冲突、实现和平会议。一行禅师告诉我,会议一开始总是剑拔弩张,结束时便都相互拥抱了。

“一切都以一句古老的格言开始:‘坐下来,什么也别干。’”他轻声说道。一行禅师躯干精瘦,两耳硕大,双眼深陷。他坐在茅舍的走廊上,茅舍俯视着苍翠的波尔多葡萄园。“做这种社会参与工作,你首先必须知道佛陀学过的东西,让心灵安静下来。然后你不用行动,行动会驱使你。”

后来被叫做佛陀的乔达摩·悉达多(Siddhartha Gautama,即释迦牟尼)于公元前500年左右出生在喜马拉雅山脚附近,他是当地一个国王的儿子。有一种说法认为佛陀是从他母亲的腋下出生的,出生后朝东南西北各走7步,莲花座便出现在脚底。

不过其他许多说法认为,这位已婚王子在29岁时从富裕的生活中醒悟过来,走出王宫查勘世情,第一次看到了力衰的老人、病人和死亡。现实生活的痛苦震撼了他的心灵,他决定离开舒适的家,去寻找解除人间痛苦的良方。他在6年里忍受着求道者的所有痛苦——斋戒、默语、独自生活在山洞里一一最后明白自己并未找到要找的东西。

他想,一定有另外一条道路,一条介于放任自流和禁欲主义之间的“中间道路”。他决定坐在恒河流域平原上到处都有的菩提树下静思默想,直到找到答案为止。他从这棵树的树荫下走出来时已经成了佛,简单地说,佛就是“觉悟的众生”(那棵树现在就叫做菩提树,佛祖成道之树)。在80岁辞世之前,他走遍了现在属于比哈尔邦和北方邦的地方,向听众传播他的思想。他的观念不像其他宗教那样建立在信念的基础上,而是依凭经验观察,这种观察起始于他离开宫殿的经验。他总结出四谛(四个真谛):

一、苦谛:世间充满了精神和肉体的苦难。

二、集谛:因对欲望过于执著,故苦难绵延不绝。

三、灭谛:消灭了引起苦难的原因(即执著),也就根除了苦难。

四、道谛:有一种方法可以革除原因,那就是八正道,这是“正确的”行为和思想的指导。八正道是道德指南,引导人们过上一种充满智慧(正见、正思维)、善行(正语、正业、正命)和精神戒律(正精进、正念、正定)的生活。

八正道的重要实践之一是禅定打坐。虽然各教派的技术法门不尽相同(单独进行或集体进行,面壁或面对其他徒众,闭眼或眼睛微睁,沉默或唱诵经文),但大多一开始就密切注意自己的呼吸。这里丝毫没有神秘的或超验的东西,没有玄乎的身外体验。随着每一次呼气吸气,意识逐渐趋于纯净和集中。

吸一口气……你意识到身体的各种感觉,意识到了你最不听话的器官(你的念头)。呼一口气……你觉得身体的紧张放松了,你努力让散漫的念头回到呼吸上来。再吸……空气逗痒了你的鼻尖。再呼……膝盖上的疼痛缓解了,但思想仍然在漫游。吸气……这次我不会做得更有效些吗?呼气……最后那个念头中的“我”究竟是谁?最后,你终于非常微妙地理解了佛陀所理解的东西,有时使你痛苦,有时使你快乐。“吾乃吾所思,一切唯心造。”佛陀说道。

佛陀并不想让他的思想成为宗教,事实上,他反对盲从,反对接受不经过亲自检验的东西。据说他涅槃之前的遗教是:“你们每个人都必须成为照亮自己的明灯。”不过,在他涅槃后的几百年里,佛陀的教义已经根深蒂固。如今,佛教有3.79亿信仰者,成为世界第五大宗教,仅次于基督教(21亿信徒)、伊斯兰教(13亿信徒)、印度教(8.7亿信徒)和中国传统宗教(4.05亿徒众)。

有人认为,佛陀是正确的,佛教不应该归入宗教,应该归入哲学或心理学。总之,佛教与其他宗教不同,它不存在全能的超验事物,它鼓励你去质疑(甚至挑战)权威。

我们这一代人成长在20世纪后半叶,很多人接受了佛教的这些特点。这一代人是非教条的(不信任权威);他们只相信能用自己的感官验证的证据(这个时代是科学成为新的上帝的时代);他们认为,你自己就掌握了获得自身幸福的答案,无需依靠外力(我们是所谓“个人年代”的先锋);他们看到,心智既是真正理解自己的障碍,又是必由之路(弗洛伊德博士和心理分析登场)。

许多欧洲人和美国人很迷恋西藏和日本禅宗佛教的豪华而复杂的礼仪,但有些人却很喜欢东南亚小乘佛教的简单朴素。根据小乘佛教的传统,我修炼的是“禅那”(vipassana),即“内观”或“冥想”。它没有带给我觉悟,但却使我更深入了一直困扰我的一些问题:我是谁?我为何在这里?我如何才能获得永恒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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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证明佛教的适用性,印度的监狱普遍使用我修炼的那种冥想技术作为监狱创新改革的核心。

“我不是在服刑,我是在修炼禅那。”囚犯乌迪格比这样说道。他是尼日利亚人,由于窝藏毒品案等候听审等了4年半,被关在新德里迪哈尔大监狱里。这是亚洲最大的监狱之一,约有13000名囚犯,超过监狱容量的两倍。人口拥挤、卫生条件差、工作人员欺负虐待囚犯,使这里成了活地狱。

但对于乌迪格比及其他数千名囚犯来说,修炼禅那使监狱变成了反省和心理康复的绿洲。4号监狱的某个部位被辟为静修地,每隔两周就有一天的静修。囚犯们可以每3个月开一次讨论会,许多囚犯都参加了。

“我有高血压,往往难以入睡。”乌迪格比说道。他秃顶、桶状胸、有6英尺高,看起来像个拳击手,不像修士。我们背后的高墙上画着一个黄色的轮子,那是佛陀教义的传统象征。“我第一次在这里静修后,”乌迪格比说道,“我的血压降下来了,睡了10小时。我以前性格很暴躁,现在我觉得自己像鸽子一样温和,非常平静。我感觉比以前快乐多了。”

同在迪哈尔监狱当了14年官员的某人的谈话使我更为吃惊。他在这里参加过3次静修,全是自愿的。“我只是想亲自体验一下我听到的关于禅那的感觉。”他对我说道,“在静修前,我经常打囚犯。这使我变成了野兽,我觉得压力很大。静修后,我觉得自己更像人了。”如今囚犯们常常找他咨询问题。

“我们都是囚犯一一自己心智的囚犯。”由商人变成冥想教师的80岁的萨迪亚(Satya Narayan Goenka)说道。他是印度复兴禅那修炼的带头人。“还有什么地方比监狱更能使人认识到这一点吗?”实际上,在全球的监狱系统里,现在修炼冥想的群体定期碰头。经调查发现,囚犯修炼这些法门能缓解自己的痛苦,能减少给他人的折磨。

“我不是在宣传佛教。”在孟买萨迪亚的家里遇见他时,他反复对我这样说。他身材高大,嗓门很响,但举止优雅。“让人们从一种宗教皈依另一种宗教,我对此没有兴趣。我感兴趣的是让人们脱离悲惨、走向快乐,脱离羁绊、走向自由,脱离残酷、走向慈悲。”

“这个毫不神秘。”他吃吃地笑了,大肚子也颤动起来。“禅那的意思是‘看到事物的本来面目’。你关注自己的呼吸,几天后,你会注意起自己的感觉。你很快就发现你受到各种欲望的纠缠一一食物、温暖以及各种欲望——对使你不偷快的事的反感也缠着你。然后你发现这一切都不是永恒的,万物都在变化。从佛陀开始,每个人都能发现这个简单的道理。发现了这个道理之后,整个教义学说便在此基础上展开了。”

佛教走出印度有3条路线。向南,修士们从水陆两路把佛教带到了斯里兰卡和东南亚;向北,他们在整个中亚布道,沿丝绸之路进入中国,从中国再传到朝鲜和日本;稍后的传教浪潮使佛教越过喜马拉雅山,走进了西藏。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当地的风俗和宇宙观同佛教的基本原理融合起来:西藏产生了与魔鬼战斗的法力无穷、带着面具的喇嘛;日本出现了一种刻苦的禅士,在一无所有的庭院里石头般地枯坐禅修。几个世纪来,佛教发展出一种包容性,这是它在不同文化中能历久不衰的一个原因。有人把佛教比作水:它是静止的、清纯的、透明的,它装在哪种瓶里,就取这个瓶的形状和颜色。

然而一开始,佛教的传播(本身是个平静的过程)却周期性地遭到敌视。公元842年,中国的唐武宗开始排挤国外的宗教。约4600座佛寺被毁,大量珍贵文物湮灭,约16万和尚和尼姑被迫还俗。

但如今,中国的佛教就像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再次盛开起来。修炼者已达1亿多人,是中国发展最快的宗教之一。

表面上看,陈晓旭(音译)不太可能成为佛教复兴的中坚人物。她39岁,领导着北京最好的广告公司之一,但她的知名是由于过去是电视明星。她在1990年代初开始涉足广告业,那时这个行业在中国刚刚起步。不久,她获得了超过想象的成功。“一旦尝到甜头,我的欲望就越来越多,所寻求的地位象征也越来越高。”我们坐在北京的公司会议室,她对我说道。公司设在一幢现代大楼里。她长长的脖子和雅致的相貌使人想起奥黛丽·赫本,赫本的像就挂在她背后的墙上。但她温和的、富于同情的眼睛更像我所见到的观音,那是中国佛教大慈大悲的女性代表。

她说,许多人在得到渴望得到的物质之后都有的那种空虚感渐渐控制了她。在佛教里,这种欲望有一个名称,叫“饿鬼”,就是欲望填不满的意思。

“虽然我什么都有了,高级轿车、漂亮住房,喜欢去哪里旅游都行,名声以及同家人分享的豪华生活包围着我——但不知怎么,我还是不快乐。”有人给了她一本讲述佛陀生平和教义的书,于是她成了虔诚的佛教徒。现在她朴素的办公室有一面墙挂着导师净空的像,以及菩萨的雕像和画像。她的雇员在午餐时间就来帮助接电话,因为那时她要打坐念经。她的职业是吊起饿鬼们的欲望,这样的职业居然会培育出一个佛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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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佛教在中国复兴了,但在日本却渐渐失去了影响,而日本一直是西方人认为的佛教的源头。

“如果不是为了迎合现代社会不断变化的需要,佛教会在日本死亡。”东京佛教净土宗研究所的户松(Yoshiharu Tomatsu)说道。

有800年历史的净土宗崇拜阿弥陀佛(另一个佛祖),信仰阿弥陀佛的救赎恩惠,而不是坐禅冥想。户松是三宗教士,50岁了,是神港寺主持,长相像小孩。我们坐在这座16世纪的木结构寺庙里喝绿茶。寺庙坐落在作为日本现代技术标志的东京塔的下面。他曾是大学流行音乐节目主持人,梦想成为音乐界的执行官,结果却获得了哈佛大学神学硕士学位。他不穿黑色道袍时,就披着卡其布浅色圆领毛衣,让袖子系在脖子上,像常春藤盟校的那种穿法。

他说,大多数日本人是“葬礼佛教徒”,就是说只有在死时才执行佛教礼仪。由于日本社会的快节奏和竞争性,年轻人对传统佛教礼仪已经没有兴趣和感觉了。

“颇具讽刺的是,”户松说,“日本一直在西方寻找自己的文化联系,却对已经为西方佛教徒所重视的参与性佛教无动于衷。”

的确颇具讽刺:许多西方人是通过由中国禅宗演变而成的日本禅宗才首次听说佛教的。日本禅宗受到1950年代美国“垮掉的一代”的欢迎:小说家杰克·克鲁亚克(Jack Kerouac)、作家和电台主持阿兰·瓦茨(Aalen Watts)以及诗人艾伦·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和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都是禅宗的热心追随者。你到处可以参加日本禅宗艺术的成人班学习书法、花道、茶道和箭术。佛教在麦迪逊大街一度成为卖点,禅成了酷的同义词,有十几种产品标有禅字,如护肤系列产品,还有MP3播放机。

户松向我指出一些迹象,表明日本人佛教之心至少仍在跳动。

其一是1993年他帮助建立了一个组织,叫“Ayus”,意思是“生活”,它每年向本国和国际组织输送30万美元用于和平事业。300位捐款者里有三分之二是佛教教士。

有一个教派叫“立正佼成会”(Rissho Kosei-kai),成立于1938年,如今已有180万家庭参加。

该教派虽然坚持佛教教义,但有所不同,它是个世俗组织,强调为他人服务。成员每个月斋戒两次,把钱捐给教派的和平基金。过去25年里,立正佼成会已经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捐赠了约6000万美元。

在该教派的东京总部,宏大的中央参禅大厅里有一架天花板那么高的管风琴,窗口装饰着彩色玻璃,与其说像佛教寺院,不如说像天主教堂。我和户松坐在达摩堂里,讨论困扰日本、现在还是谈话禁忌的社会问题:离婚、吸毒、忧郁症和自杀。在一间宽敞明亮的多功能房间里,一些穿着随意的佛教徒(大多是妇女)坐在金属折叠椅上,松松地围成一圈,相互交流个人问题,如婚姻问题、忤逆的孩子、年老的父母等。每讲完一件事,听众就发出一片支持的掌声。它在提醒人们,新的佛教不一定涉及到宇宙性问题,厨房餐桌也可以成为佛教的中心问题。

户松向我介绍了另一位佛教修士武田(Takeda)。我见过他在东京市中心的议会大厦前领导的一次抗议运动,几百名示威者聚集在一起反对日本国民自卫队介入伊拉克。在一片混乱中,穿着袈裟的武田同其他拿着手提扩音器、锣鼓和旗帜的修士一起站在路边。

武田属于“日本山妙法寺大僧伽”,这是一个国际佛教组织,创立于1918年。这个组织的和尚尼姑引导着长长的和平游行队伍,一路上一边念经,一边敲锣打鼓。

“要缔造一个和平的地球,惟一的途径是和平抗议。”他说道。这是他在参加反对修建东京成田机场的示威后得出的结论。1970年代,政府修建跑道侵占了菜农的土地,他们为了保护自身的权利进行了抗议,结果一些警察和抗议者在冲突中死去,数千人受伤。2001年,日本山妙法寺大僧伽在机场边树起了一座和平塔来纪念这场悲剧。

那天傍晚,我在成田机场起飞后看到了那座小小的白塔。它兀然挺立在一片灰沉沉的工业区前,传达着佛陀永恒的含义。

从东京到旧金山,从囚犯到上层社会,一个全球的社会参与性佛教徒社团充分证明佛教传统依然强大有力。远在旧金山,现在另一个人坐在卡尔·泰勒曾经坐过的救济所床铺上。在他的身边,另一个佛教志愿者正在打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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