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悲翻译]佛教、心理治疗和心智科学之间的对话

The Dialogue Between Buddhism, Psychotherapy and the Mind Sciences

作者:盖伊·沃森博士

Gay Watson. Ph.D.

本文是2009年11月英国东伦敦大学一场关于从灵性到神经科学的正念和幸福研讨会中的一个专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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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我是一名作家,关注佛教思想、心理治疗和心智科学之间的对话。

我完成了伦敦大学亚非研究学院的宗教研究学位,并参加了英国德文郡卡鲁纳研究所的核心过程心理治疗职业培训。在《佛教灵感对于当代心理治疗的启发》的博士论文中,我结合了这两个学科。随着近期神经科学领域持续的发现,我已经意识到,在这场寻找幸福的对话中,科学必定成为第三方助伴。这些新发现和佛法中关于心理特点的最基本观点有着共鸣,尽管语言不同,却为这场对话引入了一个新的视角。我相信,这也为精神治疗的“艺术”奠定了一些基础。我将持续在教学、写作和生活中探索这些主题。

我的主题是佛法、心理治疗和心智科学之间的对话,我想拓宽已有的跨学科研究的视野,并考量其对过去、现在及未来的影响。在开始这个尝试之前,如同在一张明信片上写三篇小说一样,也许我应该开始用少量的文字来描述我是如何开始这段旅程的。

我在伦敦大学的亚非研究学院(SOAS)进行佛学研究,并且完成了以佛教感化核心过程心理治疗的专业心理治疗培训,我将这两种对话融入到我的博士论文中,撰写有关于以佛教为灵感的当代心理治疗。我感兴趣的不仅包括通常作为连接这些领域的意识训练,还有佛教思想潜在的哲学立场,以及它对无常、共存和空性的理解,我认为这些内容在20世纪末从根本上有利于我们获得身份和幸福感的尝试。

1996年和1999年,在达丁顿大厅的会议上,我接触了弗朗西斯科·瓦雷拉研究的神经科学领域。他是心智与生命研究所的创始人之一,二十多年来一直护持藏传佛教大德和西方领先科学家之间的对话。在美国,一些正在进行的研究项目和已出版的书籍都出自这些会议中的讨论。

佛教关于心理特点的基本观点

回到最早的学科对话中,我首先想指出的是,现实中有许多“佛教教义”,我们可以从中找到共同的核心教义。佛教与其他宗教不同,宣扬没有造物主,没有教条。此外,佛陀并不在意存在着什么,而是强调我们经历了什么,什么是当下的意识。

我们就是我们所想的,

一切源自于我们的念头。

我们的念头创造了这个世界,

当你用不清净的心去说话或行动时,

烦恼就会伴随你,

就好像车轮会跟着拉车的牛一样。

研究和分析心灵始于经验:首先是释迦牟尼佛自身的经验,其次是历代佛法修持者的经验。佛教哲学开始于佛陀的经验。在这些经验的基础上出现了教义和修行方法,以引导帮助后学者获得相同的体验:四圣谛;充分了解痛苦或不悦意;其原因归根于我们对无常和万法实相的无知或妄想,从而产生本应被断除的贪嗔之心;要想从颠倒梦想中解脱就应该培植正确的生活方式。这个过程如同看病、诊断、开处方服药一样。因此,佛法中关于心理特点的最基本观点,修复了许多如同“理论与实践”、“身体和心灵”等西方论述中不圆满的部分。事实上,佛教中不断提倡的身、语、意为现代思想中的具体化、情感和外境观念提供了蓝图。身语意的修行与具体化、交流和意识的觉知训练,为致力于身心健康的人们提供了宝贵的资源。

佛教和心理学之间的大量对话并没有比这些修行和训练走得更远,远不止这些,佛教本身就有着一套完整的哲学体系,我相信,这一体系自身就是有益的。

这其中,最核心的是过程。所有的佛教模式和理论都是基于对过程的认识。如我所说,佛教的核心教义——四圣谛,指出痛苦的存在和产生,源于我们没有办法了知万法是无常、“依他”,和被“建构”(由心而生)的。这种认知偏差是由执著和欲望的情感错误混杂而成。自由就是通过理解、道德规范和意识训练等方法,而从这些错误中获得解脱。同时通过伦理化婆罗门因果报应的教义,使它从行为转化为意图,佛陀教导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对自己负责,这是心理治疗的一大主题。

第一位解构主义者也许是佛陀,虽然他的解构总是出现在重建过程的背景下,由于各个元素被认为是无常而无自性的,然后各元素以相互依存的过程进行重组。在这种教义中,矛盾的逻辑被互补的逻辑所替代。

即使是今天,佛教思想仍然非常顺应后现代主义时代的发展。在佛教思想中,其中一个主要的解构是自我——本质,灵魂,元素和具体认同被相互影响和相互依存的过程式模型所取代,这一点在心理疗法背景下也极其重要。佛教思想中的一种观点是,心的本性(或者说佛性),如果能在其最本真、未被染污的状态被触及到,则是健康的,并具有自我疗愈功能。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下功夫,但这是一种人人皆具的潜在可能性。此框架可能对疗愈性行业非常有用,它可以提供一种不将所有体验病态化的治疗范式和方法。清明的觉知本身就是一种疗愈。

心理治疗

心理治疗的历史和形成基础源于心理学的早期分支。20世纪早期的理论心理学,虽然名字中有“心理”,却并不关注意识。看不见或不能测量的事物被认为不属于正常的研究领域。直到20世纪后半期,意识才被认可成为研究或讨论的主题。在此期间,心理治疗师着手试图帮助那些心灵和生活处于困境的人,虽然当时很多心理疗法还缺乏强有力的科学和哲学基础。

为弥补这种缺陷进行了很多尝试。心理分析努力朝科学性发展,有时也被批评说其缺乏确凿的证据。存在主义心理学试图把心理分析学与存在主义哲学中的哲学基础相结合。其他心理疗法则采用了更多的理论基础。我认为如今大多数的心理治疗是综合性的。没有一个心理治疗师不知道弗洛伊德或荣格的理论,没有一个分析师敢说完全没有接触过人类心理学的不同观点。越来越流行和易行的心理治疗是认知行为,它来源于理论心理学,并从理论心理学中沿革了与客户相处的方法。

也许心理学和心理治疗探索和注重的最重要方面是对发展的觉知。当然,这是在佛教和西方心理治疗会议中,西方所带入的主要方面。

佛教和心理学之间的对话是漫长的。我已经说过,它起源于佛教教义本身的心理学倾向,并且有趣的是,几乎和心理疗法学科同时期。1897年第一届世界宗教大会举行,几年后,一位日本禅宗的弟子作为会议代表被派往波士顿,他就是铃木大拙,他介绍并阐述了禅学,一直以来禅学在西方有着很深远的影响力。铃木先生担任威廉·詹姆斯的朋友保罗·卡勒斯的秘书。因此,他的著作和翻译都洋溢着心理学的基调。

在20世纪30年代,卡尔·荣格为两部重要的藏传佛教文献的德语译本写了心理学评论,并且为铃木先生的著作《禅学入门》写了序言。虽然荣格对于给西方人传达东方著作和实践非常谨慎,但他本人却深深被这些著作所折服,他谈到对治疗目的非常关注的心理治疗师看到这些文本时不可能无动于衷,他还说:“这些方法和哲学学说,已经发展到能轻易让所有此类的西方尝试显得黯淡无光。”

20世纪60年代,大批藏族大德到来后,此对话得到了拓展。藏族上师,比如创巴仁波切和达唐活佛在对心理治疗师进行演讲时,从心理学角度给予了指导;或许很多佛教徒遵循了正确的生活方式,而成为了治疗师。1960年,此对话的早期普及者之一艾伦·沃茨声称已经阅读了所有关于这个领域的内容;如今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从西方科学研究的学术比较,到所谓的佛学技巧会谈,一周也读不了几卷。

受佛教影响的心理疗法到底有何不同?佛教的贡献我前面已谈到过,通常是在觉知训练领域;觉知本身就有治疗作用,我的确想重申佛教的哲学和伦理学价值;过程式思维,是对健康潜能的根本信念,和对我们相互依存性的理解。

过程式思维涉及对身份的质疑;它并不是将特定的身份看成是无用的,相反,它以更全面或现实的理念来代替佛教影响的心理疗法,使其明白对所有的身份都应该放松,而不是执取,并以本质的方式去识别。放下永恒不变的自性的观念,理解因缘和合的本性可以引领我们走向解脱。了知自我依赖于它的背景和历史,让我们看到自我的形象是怎样形成,并了解它的偶然性和被塑造的本性,可以使我们更放松,从而从实有特性的执著中解放自己:将自我看作是有实质的实体是一种认知错误,这种错误被我们对它持续的情感执著所强化。

通过认识自我被构建的本性,和自我形象的“空性”,能使我们从被控制中解放出来,使我们有选择的空间,能延展我们可能成为的范围,我们如何用自由的意识更充分地与世界和他人相处。正如一位作家优美的描述:“自我是通过执著来客体化自身的意识企图”,从这种客体化的意图中解脱出来,觉知从自我的奴役中解脱,就是疗愈。专注是净化自我的一种方式。精神健康是自由的关注,关注可能发生什么,而不是关注主体或客体的样式,这并非植根于自我。

因此,源于悠久传统的佛教思想中的意识训练,当然是重要的。具体的实践方法还提供了以下资源:一位人本主义心理学实践者纪录了由卡尔·罗杰斯发起的“唤起无条件积极关注”实践中面临的困难。佛教已经有生起慈悲心的训练,但对心理治疗领域中的意识训练进行大体了解后,我觉得他们有不同之处。虽然没有时间和机缘对这点进行深究,但我觉得此点不得不提。虽然两者都在寻求解脱,但佛教项目的目标不同于心理治疗,因其解脱的特质和程度不同,并且一个相对健全的心智是严格的佛教修行的先决条件。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佛教的思想和修行为心理治疗提供了非常多的资源。在意识训练方面我想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给治疗师提供冥想或正念训练。这既是一个巨大的资源,又是了解自心的方式。当然,无论以任何方式培训任何一类治疗师,其最难和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了知他们自己的过程;知道困难的领域在哪;承认并深深知道这一点,如此,当面对客户时,就不会把客户的复杂境况与自己的不安搅和在一起。冥想也可以是一个巨大的力量源泉,为治疗师提供一个较大的意识空间,使他们能放下工作的内容,从而避免情绪的倦怠。

2、将正念介绍给客户。其实我不赞同治疗师成为任何客户正式的冥想老师,角色的重叠可能会混淆移情的问题。然而,基本的正念和呼吸训练,是仅有的能帮助客户今后也能意识到他们自身的过程,这显然有巨大的价值。

3、做治疗时保持冥想状态。这是弗洛伊德所支持的真正的“均匀悬浮注意”。一种更加以身体为导向、更冷静、更安静,更广泛的关注和不带评判的意识就是,随着喋喋不休的故事和内容的进行,一种更深入的认识和理解可能出现在其中。实际上,正如我稍后会提及的,有科学证据显示,这可能覆盖我们通常“默认”的经验,而涉及不同的神经回路,这种方式是有益的。

因而,佛教思想和实践与西方精神治疗的会议已经被证明非常有益。在不同的国家有各种训练。在科罗拉多博尔德的纳罗帕大学,秋阳创巴仁波切创立了冥想疗法中心;在英国的核心过程心理学中,桑耶林佛教中心提供了训练,在澳大利亚还有其他一些培训。基于认知疗法的正念领域也在不断拓升,并体现出更高的价值。

心智科学

心智科学是从哪儿切入了现在的这幅图景中呢?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我们对大脑工作机制的理解呈指数级提高,如磁共振成像和扫描技术的进步,都极大地帮助了这个项目,但仍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且对于心智确实没有一致的定义。(这里我用‘大脑’一词来定义其物质基础,而用‘心智’一词来定义其具体的、能被感受到的运作过程、内容和影响,可视为另一种形式的生命体,相当于大脑的环境)然而,日常的发现对心理治疗非常重要,可以达成有效的理解并治愈困扰的心灵。他们可以而且应该提供心理治疗所缺乏的基础,这些也与佛教的基本心理观点产生了美妙的共鸣。

在此承认:我不是科学家。我的原始资料也是二手的,作为一名女性居士,我的研究紧扣心理治疗与佛教教义的共鸣。

在这个对话中,我想强调两个主题:无意识和神经可塑性,以及三个标题:具身化、情感和环境。

无意识:心灵过程大部分是无意识的。此处我并不是指弗洛伊德的无意识——被压抑的欲望的藏身之处,也不是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家的原型,而是指我们大部分身体或心灵的过程是不自觉的这个事实。意识过程仅仅是所有过程中的冰山一角,这些过程细微而分分秒秒地持续着,而我们并没有注意到它们。

神经可塑性是指心灵具有编程和重新编程其本身的能力,以及对经历起反应的神经元和神经元连接的能力。这个能力贯穿一生。学习永远不会太晚,至少对有些东西是这样。一同激活的神经元,也会被连贯在一起(加拿大心理学家唐纳德·赫布)。我们变成字面上的“具有习惯的生物”,因此有必要小心地选择我们的习惯。早期佛教在健康与不健康心态之间的区别突然间显得与此有关——因为意识训练能加强专注力。如今看来专注力是加强连接的核心。我们的大脑从带着注意力的经历流中获取信息,如同聚光灯一般照亮了流入我们心田之物,从而塑造了大脑。

一位哲学家和认知科学家阿尔瓦·诺亚说:“习惯就像被我们重复的行为所刻画的一条痕迹。”这印证了《法句经》中的文字,我之前曾引用以重申我们是具有习惯的生物,因此我们应该谨慎地选择我们的习惯。

用不纯洁的心去言语或行为,

麻烦就会伴随着你,

就像车轮会跟着拉车的牛一样。

这两个主题——无意识和神经可塑性贯穿具身化、情感和环境。心智科学强调了我们具身化的重要性。如我刚才所说,多数的心灵过程,是无意识和具体化的。我认为我们可以赞同此点,尤其是西方的哲学讨论,自从笛卡尔哲学的二元对立论后,以身体为代价赋予了心灵特权。科学表明这是一个错误的分裂,心灵和身体、心灵和身体的过程不能被如此划分。心灵是具象的——在大脑、神经系统、免疫系统、化学和神经过程中统一了身心。他们之间的对话和影响可能并且事实上形成了两种方式。

相似的情绪被认为次于推理或思考,被发现是与认知密不可分的。我没有大篇幅来详细阐述这一点,但将提到坎迪斯·帕特的情感分子和安东尼奥·达马西奥的著作,他们阐述了情感是认知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正是情感或价值感的推/拉引领了我们的注意力。因此情商和教育是很重要的,但我们在教育中经常忽视这一点,现实中的教育仅专注于知识和事实的积累。

两者汇集于环境范围之下,科学显示,环境是做任何分析时需要考虑的一个基本因素。这关联到物理术语中的背景,比如生态学,但任何过程同时涉及文化和社会环境。

将所有这三点汇聚到一起,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兹写道:“我们的大脑不是在一个大桶里,而是在我们的身体中;我们的心灵不是在我们的身体内,而是在世界中。对于世界,它不存在于我们的大脑,也不居于身体或心灵:他们跟随神明、动态、岩石和政治,并身处其中。”

所有的这一切对心理治疗都有着重要意义。仅举几个例子:佛教中“和合而成”的自我概念现在已有科学基础;“我”被看作是由许多神经系统的过程和合而成。没有固定的中心;它是一个自我演绎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实体。

最开始的发展模型,例如约翰·鲍尔比的那些,可以重新解释神经生物学和化学的术语。常规的发展知识对修复,以及我们甚至可称为心理治疗的后期重塑都有着很明显的暗示。艾伦·斯科是这一领域的领先人物,他精彩地描述过心理治疗的原因和工作原理,而丹尼尔·西格使他的工作广为人知。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心理体验的物理含义,比如,当处于压力下,身体会产生皮质醇这种物质。皮质醇在小婴儿和成人大脑发展中的影响现在已经可以被追踪。

无论好坏,都能看到我们的体验和经历对大脑中产生的实体性影响。比如小提琴演奏者的大脑中,与左手手指相关的脑区的神经发育更为发达;而缺乏早期关爱的婴儿,其大脑会缺乏一些正常婴儿应有的发育。庆幸的是,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神经可塑性意味着修复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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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经验丰富禅修者的大脑所进行的研究得到了积极的成果。研究表明,专注呼吸强化了处理身体内部感觉的大脑岛叶,也强化了帮助协调思想和感觉的前扣带皮层、产生了更多的5-羟色胺(即血清素,该神经递质与大脑积极状态、左前额叶皮层活性增高相关,而左前额叶皮层正是与幸福感关联的大脑区域)。我相信你们中的有些人还记得那些图片,里面是比丘马修·李卡德头戴由一大堆导线组成的“头盔”,图片的标题类似于“世界上最快乐的人”,图片来自于理查德·戴维森所发表的研究文章,这些研究是在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做的。而里克·汉森在他的新书里,对传统佛法中的“五盖”(贪欲盖、嗔恚盖、惛沉睡眠盖、掉举恶作盖和疑盖)作出了神经学方面的解读。

如果在一定程度上这听起来像还原论唯物主义,仿佛我们是物质和大脑的结果,然而它超越了这一点,因为恰恰是经验过程影响了物理过程。这些经验通过整个身体,而不仅仅是大脑体现出来,他们完全是情绪性的,并受我们的环境影响。或许我们可以把它称为一个迫在眉睫的超越,经由相互依存性的奇异超越。

所以,关注注意力和意识变得极为重要。之前我谈到了自由关注,与对自我呈现或自我的关注相反。神经科学研究已发现了一种自我呈现的双模式理论,即叙述模式(也叫内模式,从大脑行动区域而来)、体验性或侧向模式。里克·汉森昨天也提到过这点。罗伊提到的叙事模式看来是自我客观化的尝试,已经成为我们默认的模式,推翻了更为直接、基于全面而非评判性的侧向模式的意义。正念反对这种选定,它脱离默认,并且允许模式之间的选择和挑选,这对健康有益。正如某研究文章的作者所陈述的:“……解除暂时被延伸的叙述模式,引入更多自我聚焦的瞬时性神经模式——这方面的能力对情绪性和焦虑性疾病有重要意义,因为叙述性的自我聚焦已被证明会更容易受疾病侵害。”

对意识训练的培养能够促进健康,这不是传统的西方文化。正如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在1890年所写的那样,将走神的注意力自动地不断拉回来的能力是判断、性格和意志的根本。如果没有它,没有人可以成为自己的主人( compos sui) 。能够提高这种能力的教育,将是出类拔萃的。(詹姆斯,1981,第401页)

佛教意识训练的长期经验可以提供资源,就像西方的科学认知能够向我们展示这些功能,以及心理治疗怎样可以在实践中减轻痛苦一样。我希望将来会带来这三种传统间永恒持续的对话。

【注释】:

C.G. Jung l958 Collected Works, Vol 11. Para 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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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http://gaywatson.com/gaywatson/The_Dialogue_Between_Buddhism,_Psychotherapy_and_the_Mind_Sciences.html

智悲翻译中心

翻译:圆贞

一校:多杰卓玛

二校:Yiyi

终审:圆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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