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走新加坡:赤道上的中国化大乘佛教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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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远达

新加坡佛教现在进行时:关照民生,多元共存

在新加坡535万人口之中,华人居于主流地位,占到74%以上。政府采取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多元宗教和谐发展,在佛教界内部,又分为汉传佛教和南传佛教。南传佛教又有缅甸、泰国和斯里兰卡三种不同的佛教传承系统。有趣的是,众多往来新加坡的佛教僧侣和信众,几乎从未发生过矛盾。

1921年,转道老和尚有感于南来僧众无处安单,也意识到弘化狮岛的机缘业已成熟,遂择光明山兴建道场,接纳十方僧众。由于建在光明山的橡胶林中,因此命名为光明山普觉禅寺。它是新加坡第一座中国丛林寺院。九十年来,随着普觉禅寺的逐步成长,新加坡的佛教事业也蒸蒸日上,蔚为大观。

1943年转道老和尚圆寂。1947年,宏船老和尚接任方丈职务,成为第二任方丈。秉着坚定的信念加上信众的护持,宏船老和尚将普觉禅寺从一间荒山小寺,逐渐扩展成新加坡面积最大且庄严无比的修行道场。今天,光明山普觉禅寺已成为东南亚殿宇辉煌的佛教名刹。1990年,宏船老和尚圆寂。追随宏船老和尚的徒众有28万人之多,遍及天南地北。1991年,演培长老担任该寺方丈,1994年隆根长老接任方丈。第五任方丈是菲律宾大乘信愿寺兼华藏寺住持瑞今长老。2004年,广声大和尚升座,成为普觉禅寺第六任方丈至今。多年以来,新加坡普觉禅寺和新加坡佛教总会关系密切,历任佛教总会主席大部分来自普觉禅寺。

据广声大和尚介绍,新加坡佛教总会的性质是民间的佛教信仰者组织,其中既包括汉传佛教,也包括南传佛教。在新加坡有注册局,佛教总会在那里注册登记,由会员推选制确定每一期会长。当选后,会长履行总会的日常管理及对外事务。新加坡佛教总会成立于1949年,为华族四众佛教徒共同发起的组织,代表新加坡佛教团体与佛教徒的母体。李俊承居士受邀为华族四众佛教徒发起组织总会,成立“星洲佛教总会”。

成立后由李居士担任主席达七届至往生为止(1949—1964年),继第八届后由法师为领导。先后曾由宏船法师(1964—1988年)、常凯法师(1988—1990年)、广洽法师(1990—1991年)、优昙法师(1991—1993年)、妙灯法师(1993—1994年)、隆根法师(1994—2004年)、惟俨法师(2004—2006年)担任主席职务。广声法师曾于2006—2014担任过八年的佛教总会主席职务,现任主席是广品法师。

大半个世纪以来,普觉禅寺与新加坡佛教总会的弘法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光辉成就。他们不仅建设寺院,接引众生,而且还逐步建立起了比较成熟的各类慈善事业。到目前为止,新加坡普觉禅寺与新加坡双林寺、新加坡居士林等诸多寺庙一道,齐心协力,初步建成了集图书馆架构、医疗服务体系、学校和文化事业、慈善服务事业等多位一体的佛教弘法系统。这种弘法利生的壮举不仅在在新加坡当地起到了积极而广泛的影响,而且面向全社会开放,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例如,早在上世纪末,普觉禅寺就颇具前瞻性的成立了普觉出版社和觉渊有限公司,定期发行《普觉》杂志,通过零售书籍、有声光碟和文物把佛法弘扬到社会大众尤其是青年人当中去。

临济宗下南洋:佛教传播史上的奇迹

谈到普觉禅寺所传承的汉传佛教,广声法师非常明确地强调:“我们传承的是临济宗。”并向来宾介绍说,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从转道老和尚开始算起,临济宗在新加坡华人佛教界已经传承到第三代。临济宗是禅宗南宗五个主要流派之一,在禅门五宗中,临济宗流传时间最长、影响最大。

在远离中国大陆的赤道线上,临济宗在这里演绎出具有中国气质的大乘气象,意义非凡。在7—14世纪的室利佛逝时代,这里是经由印度传承而来的大乘佛土。15世纪至近代,大乘法脉在此地断绝,在最近一百年间,临济宗从中国回传新加坡,然而,此时回传南洋的临济宗已然是中国化的禅法,它是在中国大乘佛教系统完成以后,经过中华文化充分滋养濡染的禅法。临济宗在发展的过程中,虽然也有起有落,但它贯穿了究竟了义的大乘智慧。这个有起有落的禅门宗派居然在联通两大洋枢纽的独特位置上,得以如此广泛而深入地传播,不能不说是佛教传播过程中的一种奇迹。

依《大般若经》记载,佛教是由印度弘传到中国,又往南方传入大海,最终还有一个短暂回传印度的因缘。但经文中并没有提及大乘佛法在南海的南端,临近赤道的南洋岛国新加坡还有这样的传承。可以说,新加坡临济宗风的孳乳,是转道老和尚等近现代诸位大师的特殊愿力,也融入了太虚大师、圆瑛大师、守培法师等中原高僧的心血与愿力,才使得临济宗风在新加坡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以成熟的禅宗面貌示人。

勿忘普亮法师:新加坡佛教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作出重要贡献

事实上,近代以来,新加坡的临济宗寺院不断地为中华民族的自立自强做出贡献。二战时期,新加坡成为募款支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最主要的阵地。中国佛教界诸位大德多次来往新加坡,从组织动员到募集筹款,竭尽全力。当地的佛教界也积极投身到反法西斯的伟大事业中来,谱写了我们这个民族捍卫生命尊严的可歌可泣的篇章。

1939年前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遏制东南亚人民对中国抗战的支持,造谣称侵华战争“弘扬佛教的圣战”,妖言惑众,蛊惑不浅。为了揭穿日本帝国主义的险恶用心,太虚大师率佛教访问团对缅甸、印度、锡兰、新加坡、越南进行访问,沿路宣传中国抗日的正义与意义,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谣言与诬陷,取得了友邦的精神支持与物资支援,对中国抗战的胜利竭尽了全力。

1940年4月太虚大师在新加坡总商会曾发表过一篇激情洋溢的《南洋华侨与宗教》讲道:“现在中国人民或海外南洋华侨的宗教行为的表现,则中华民国的整个国家、便是一大神殿,中华人民的整个民族、便是一大神像了。中国人在这国家庙、民族神之下,充满了慈爱救护和整肃诚敬的心,所以能发挥出抗战的伟大力量,和担任著建国的艰巨工作。”大师的法布施鼓舞了南洋人民,使得新加坡华侨团结一心,积极投身到抗战事业中去。

·七事变爆发后,圆瑛大师召开中国佛教会理监事紧急会议,号召中国佛教徒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并亲任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团长。他还到各地帮助建立抗日救护队,举办难民收容所和佛教医院。为筹集救难资金,他携徒明旸法师两次到南洋诸地募捐,新加坡是其中核心的一站,大师以他炽热的爱国热诚感得华侨踊跃捐献,前后共计募捐国币三万二千四百元,这笔资金悉数被寄回祖国以作抗日救护的费用。

不仅是太虚、圆瑛两位大师,面对日军侵略的野兽行径,新加坡本地也涌现出一大批爱国僧人群体,当时新加坡中华佛教会会长、双林寺方丈普亮法师就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普亮法师,福建人,1900年出生,1944年被日寇杀害。法师童年即在福州西禅寺出家。民国元年(1912年),只十二岁的他便远涉重洋到新加坡双林寺修行,二十七岁时成为双林寺住持方丈。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铁蹄几乎踏遍了整个东南亚,各国人民群起反抗,抗日怒潮高涨。普亮法师虽是方外之人,但爱国热情正义之心不泯。在反抗侵略的大是大非面前,他挺身而出,义无反顾。普亮法师积极与新加坡华侨华裔的抗日组织“南洋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总会”取得密切联系,为该团体筹集大量的资金。

他还积极主持招募具有爱国热情的华裔技术工人(以驾驶技术为主),组成“南洋技术救国服务团”。他全盘负责该服务团的招募、组织、集训(在双林寺中进行),然后分批秘密开赴祖国内地。大多数技工从事军事运输任务,有力地支援了祖国的抗日战争。组团集训,事务繁琐,开支巨大,普亮法师四处募捐八方奔走,其精神为时人所钦佩,作为大乘佛弟子,其拳拳爱国之心令人动容。

1942年2月,日军攻陷新加坡,疯狂镇压当地的爱国人士,新加坡顿时一片白色恐怖。普亮法师招募集训“服务团”的工作,也不得不转入地下,艰难维持,并时时处在危险之中,但法师怀揣正义之心,早把生死置之度外。1944年夏,普亮法师在双林寺中秘密集训“服务团”有关人员时,被日寇围捕,惨遭杀害,时年四十四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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