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当代价值:解决众多社会问题的良方

刘元春 湛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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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社会面临着世界性问题,这些问题决定着人类的共同命运,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三类:

1.自然问题。其典型表现是生态失衡、环境恶化、能源枯竭。这类问题主要是由于人类无节制地侵害生物圈导致的,包括滥砍滥伐、随意污染环境、浪费能源等行为,打破了自然界内在规律,造成了大量物种急剧灭绝,从而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

2.社会问题。其典型表现是霸权主义、恐怖主义所导致的军备竞赛、核弹威胁、暴力事件等带来的恶性循环,激化了不同国家、民族、经济、文化、制度之间的矛盾,不仅造成世界南北贫富差距拉大,也加剧了发展中国家内部的社会矛盾,使社会的公平正义、自由民主、发展进步都遭到极大的破坏。

3.精神问题。这是其他问题的思想根源,主要通过个体的行为方式表现出来。典型表现在社会主体信仰的散乱缺失、个体精神世界的空虚绝望、道德品质的庸俗堕落。具体表现在社会人群恶劣行为方式流行,诸如:吸毒、暴力、色情、物欲横流、不择手段、毫无节制等,加剧了自然、社会问题的日趋尖锐化。

而且,这三个问题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并日益表现出普遍性、整体性、复杂性、深刻性、严重性等特点。它们越来越严重地威胁到人类生存的安全以及所有生灵的存在。

面对人类共同的生存危机,世界各地的仁人志士们都不断地吸取人类文明成果,贡献出各自的思考和智慧;而佛教理念的生态学意义,也越来越引起世界各界人士的广泛重视。

佛教理念有利于维护生态平衡

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哲学价值观念集中在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论证之上。“人类中心论”,是一种以人为宇宙中心的观念。其实质是:一切以人为中心,或一切以人为尺度、为人的利益服务,一切从人的利益出发。这种价值观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特别是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但是,它恰恰是当前自然问题产生的思想根源。而今天我们更应该追求的是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的统一,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相生相融而构成伦理的协调关系。

佛教和广大佛教徒在营造这种协调和谐的关系中做出了突出贡献。全世界几亿佛教徒身体力行,维护生态平衡,维护世界和平,促进社会文明。不少佛学家积极阐释佛教理念,唤醒人类的善行。佛教众生平等和因果相依以及建立人间净土等思想,是对各种生命价值和实质的深刻体察,富有深邃的生命伦理意义,对完善现代生态平衡理念具有实际作用,这早已引起人们的重视。日本著名佛学家池田大作的系列著作,特别是他与汤因比的《展望二十一世纪》与贝恰的《二十一世纪的警钟》等对话录,通过佛教与东西方多种文化理念的对比分析,充分肯定了佛教思想对保护生态平衡的突出价值。他们通过佛教关于“人与自然”、“人与人”、“人的革命”等思想的分析,基本上勾画出了“佛教生态观”体系。池田大作极力提倡佛教“依正不二”等思想自不待言,作为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汤因比等人也非常赞同:以大乘佛教为代表的生态平衡观念。他们都认为,因为人类的贪欲等非理智的错误行为,侵犯了自然的尊严,最终还是通过自然环境的恶化反过来侵犯了人类自己的尊严,两败俱伤。因此,他们认为,佛教的有关理念应该被人类普遍地接受。

当然,佛教并非现代意义的生态学,它博大精深的宗教理念具有多层面的涵义。佛教重在人类解脱的精神境界,从直面人生现实的缺陷着手,透过现实的迷雾,探索心灵的脉络,最终体悟世界的真如妙理,拯救众生,改善社会,圆满人生。因此,佛教把生态平衡的根源最终归结到人类心态平衡。人类的生存危机,来自于对生态的极大破坏,来自于对其他生物的毁灭性侵害所造成的生态危机。生态危机根源于人类的心态危机与心灵污染。人类如果不放弃自己的极端自私、贪婪、冷酷、残暴等丑恶的心行,及早切除贪、嗔、痴等心灵之癌,那么,在毁灭其他生命的同时必将走向自我毁灭。因此,维护生态平衡的根本就在于人心灵深处的革命。强调人类心灵的净化与精神的改造,这正是佛教生态观的突出特点。

佛教“依正不二”即把生命主体(不单指人)与其依存的环境中的其他生命体看作一体平等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生命个体与群体都得以发展的根本和实质。这就是佛教众生平等的生命观,有利于保护生态平衡,营造和谐的生存空间。目前,人类生存的环境日益恶化,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破坏,这既包括自然环境的被破坏,也包括人文环境的被污染。这固然有多种外在因素,但在文化理念上的缺失是不容忽视的。一是否认自然界的其他生物是“生命的存在”,有其内在的生存规律和价值;二是认为人类有“主宰性力量”,一切都应为“我”所用。佛教“依正不二”的理念,其目的就是教化人类体认生命尊严的广泛性意义,在“心灵和精神中建立牢固的赋有文化教养的状态”,这才是“和平”的关键。人类私欲与狂傲的极端膨胀,漠视其他生命的权利,必然导致冷酷、残忍、争斗,最终导致自身生存困难乃至尊严的丧失。大乘佛教特别主张把“戒杀”作为“五戒十善”之首,就是要求人们培养和善的、平等的、公正的、报恩的品行。

维护生态平衡需要科学的、法制的手段。但只注重技术手段的改进往往是治表不治里,亡羊补牢式的方法将造成极大浪费和被动,不能忽略道德理念潜移默化的作用。大乘佛教这种生命观,如果作为一种广泛的文化理念被接受,作为共同的社会道德被遵守,对维护世界和平,净化人类心灵与生存环境,将产生积极深远的意义。

佛教“自利利他”品质有利于倡扬社会风尚

佛教最根本的理念就是主张众生平等——对一切生命价值的体认。只有公平地对待所有生命,他们的一切权利,才能建立真正合理的生态平衡观,才能彻底有效地改善生存环境。这是佛教心态平衡实现的精神基础。从心态平衡到生态平衡,用美好的心灵生发高尚的行动,提升生活品位,完美生命价值,创造理想的生存状态,这是佛教生态平衡观的精神实质。

佛教树立的慈悲观,有助于人类确立理想的人生价值取向。以大乘佛教为例,发菩提心是大乘佛教所树立的人生观、幸福观的精神内核,大慈大悲已成为佛教精神的象征。《华严经·普贤菩萨行愿品》说:“诸佛如来以大慈大悲而为体故,因于众生,而起大悲;因于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觉。”慈是予人欢乐,悲是拔人痛苦,慈悲即所谓拔苦予乐。人类生存主要在人与人之间你来我往,如何对待处理人与人相互的矛盾关系,这是人类生死存亡的大事。对个体的人来说,树立什么样的人生观至关重要。

可悲的是,人类中有相当数量的人却以牺牲别人的利益,作为延续生命的手段;更可怕的是,一旦它作为群体意识而存在,那世界就干戈纷扰、生灵涂炭,而且罪恶亦互为因缘,恶性循环,轮回不息。基于此,佛教首先针对人类的心灵深处或说是为了剔除邪恶之潜意识,随机说教。

大慈大悲作为伦理践行之前,首先要作为意念,作为美好的业力种子根植在人类的心灵深处。“故皈依三宝的,应学如来,于诸有情,断除损害而修悲悯心;于诸有情,先修悦意慈,见诸有情,皆甚可悦;复修行极厚心、极爱念心,欲作恩心,欲拔苦心,无厌倦心,代爱苦心;令心调柔自在,于诸有情生起拔苦与乐的堪能意乐。”然而,佛教基于缘起论的世界观,达到实践意义的圆满,更拓展其广大的慈悲之心行,不限于“悲悯有情”而兼及无限世间。《瑜伽师地论》第四十四卷中说,慈(悲)有“有情缘慈”、“法缘慈”、“无缘慈”。“无缘慈,修善行者,复于诸法,远离分别,不起法相,修慈俱心。”《大般涅经·梵行品》也说:“不住法相及众生相,是名无缘。”就是说,我们要对一切有情无情一视同仁。这种思想,把世界构成的任何元素,视为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广施爱心。

在人生实践上,佛教首先提出要“发菩提心”。菩提心是菩萨行的根本法,是大乘佛教所极力倡导的。《华严经·入法界品》说:“欲修菩萨一切行愿,先当发菩提心。”《大集经·虚空藏菩萨品》中说:“菩提心是一切佛法根本,一切法住菩提心故,便得增长。”那么,发菩提心的根本又是什么呢?《华严经·入法界品》中又说:“发菩提心者,所谓发大悲心。”《大乘庄严经论》也说:“菩提发心,以大悲为根本。”大悲心的意义,如《摄大乘论·无性释》指出:“言大悲者,谓于有情,和乐意乐。”《大集经·不可说菩萨品》中指出,成就大菩提心,不但对有情而且要对一切法,知恩报恩。其他大乘经典几乎都详述发菩提心的涵义。总而言之,发菩提心即是要大慈大悲,切实躬行。

大乘佛教反对离群索居的个人解脱与完善,认为它经受不起持久的社会实践的检验,只有在慈悲利人的实践中才能够不断完善、获得真正的智慧,所谓利他才能利人。道德责任的完成,会给人带来持久的宁静,心理的宁静祥和本质上是精神自由的表现,精神自由必然会带来生活智慧的发掘与发挥,从而提升人生境界与生命价值,进而推动整个社会文明、进步和发展。

佛教自净其意修法有利于提升人格形象

精神问题的出现在于社会价值取向和个人信仰的迷失。在当今社会上,我们到处都会感觉到“一切向钱看”的极端个人主义对社会的污染、毒害。特别是,思想幼稚、浅薄的年轻人,非常令人担忧。用现代的标准看,理想的人格,必须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促进社会文明的健康发展,造福于全人类,它崇高而神圣;而精神的困境更需要从文化的层面施加救治。

中国文化是儒、释、道思想为主体构成的,它们质地各异、互融互补,共同作用于社会。就其思想特质而言,儒家提倡“三纲五常”及“仁义礼智信”,偏重于社会的政治伦理,所谓“治世”;道家讲“无为而无不为”,实际仍重在政治理念,后来又演绎出长生炼丹之术,所谓“治身”;而佛教,也主张“大乘入世精神”,但重在内在的智慧证悟,所谓“治心”。若依佛法讲,儒道偏重在“相”,佛教重在“性”,具有治表与治里之别、治本治末之殊。社会是个体人有机联系的整体。因此,佛教主张首先自觉,净化心行之后,再去觉他,在觉他之时得到进一步巩固,从而达到觉行圆满,成就大智慧,成就完美的人格。这里所谓的“觉”,不只是觉悟、教化之义,还包括利他的实践,真正能称得上佛、菩萨的人,是在于利益和度化众生,共同生活在最为美好的境界。我认为,佛教施设的戒规律仪,倡导的六度四摄,以及种种的证悟之法、正行之理,根本都在于要塑造和倡扬完美的人格精神,去改变社会人生。

佛教修行,就是塑造人格的过程。比如,《华严经》中提出了塑造崇高人格的基本条件,要经历严格的精神修炼和社会实践:坚定的信念(十信),坚毅的心志(十住),切实的实践(十行),恢弘的胸襟(十回向),高尚的境界(十地)。佛教推崇大乘菩提精神,反对只是追求个人解脱的阿罗汉思想,而号召人们做菩萨,直至成佛。佛的本义就是赋有智慧的最高尚的人格形象,是众生学习的精神楷模。佛教修行的最高层次,应该是个人人格被社会普遍地承认。

为了实现自净其意,佛教在实现道德追求和提升人格形象中,建立了“忏悔”的法则。

佛教忏悔自律的内省性,有利于培植健康心态,防止个人行为失范。道德的“非制度化”特征,说明道德价值观念的培育,根本在于对内在精神品格、行为习性、思想意识的教化、引导,使某一道德理念成为人的“内化的规范”,转化为人的信仰价值取向,用“良心”落实到他的情感、信念、意志和行为之中。那种迫于外界压力而循规蹈矩的人,不一定是道德意义上的好人。只有自觉地有益于社会的人,才会长期地有益于社会。而“真挚的”可能包括“迷信的”,但迷信只会导致盲从,而不可能“自觉”。况且,迷信都有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自利不会产生真挚的行为,因而也就不会让善行长期地持续下去。

忏悔,就是行为者敢于面对自己的过去,敢于对自己的错失承担责任,并善于对自己的心行功过进行理性的、深刻的、真切的分析,从而校正、培育正确的人生价值追求,并能自觉、有效地警戒、约束自己的行为取向,使其契合真、善、美的社会道德要求,这种心灵会自觉产生积极的行为自律,潜移默化成一种良好的社会风尚。忏悔不一定会抵消历史责任,但可以引发历史智慧,使我们现实行为发生道德转变,有益于未来。佛教的“无相忏悔”与“四宏誓愿”联系起来,明确忏悔要以树立高尚理想和承担社会责任为目的,而不应只是个人的精神自娱。忏悔使人清醒,清醒的心智有益于反思能力与社会批判精神健康发展,进而产生宽容的、民主乐观的、积极的、持久的精神状态,这是美好人生与理想社会所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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