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悲翻译]佛教的变迁

The Changing Face of Buddhism

作者:菩提比丘

Bhikkhu Bod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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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菩提比丘是一位美国僧人,1944年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1966年获得布鲁克林大学哲学学士学位,1972年获得克莱蒙特研究生院哲学博士学位。

二十多岁时,他即被佛教吸引,大学毕业后前往斯里兰卡,1972年于斯里兰卡近代顶尖学者阿难达麦崔亚长老尊前得受沙弥戒,次年得受比丘戒。

1984年,菩提比丘受命成为斯里兰卡佛教出版协会编辑,1988年升为会长。他兼作者、译者,编辑于一身,完成了如《中阿含经》(1995,与髻智比丘合译)、《连接佛语·杂阿含经新译》(2000)、《佛说》(2005)等很多重要出版物。

2000年5月,菩提比丘在联合国官方首次庆祝卫塞节(纪念佛陀诞生、证悟和涅槃的节日)的活动上做了主题演讲。他2002年回到美国,现居庄严寺,并于该寺和菩提寺传法,目前为美国印顺导师基金会主席。

我很少参访斯里兰卡城市中的佛寺,但每去一次,都为其萧索的景象触动:几乎所有的僧侣都是中老年人,零星可见的年轻人也不过是陪伴而来的孙辈。显而易见,我们城镇的寺庙中几乎找不到年轻人,甚至是青壮年。在一个佛教徒占七成人口的国家中,出家人的年龄段如此不均绝非佳兆。佛教传承如要代代相续,宗教信仰的火种一定要跨越代沟。然而,佛教的未来若真交予这些缺席于视线中的年轻人,前途也未必一片光明。也许年轻人的缺席正是佛教法义没有传达到位的警示——继承佛法的人们,没能将佛法以适当的语言传递给最需指引的人群。如果这趋势延续,几代人之后,佛教即将成为斯里兰卡的古文化遗产:远观甚美,却如阿努拉德普拉的废墟般生气不再。

表面上,这片土地随处可见斯里兰卡佛教的遗迹。僧人仍发挥着重要的公共职能;矗立在山顶的巨大佛像俯瞰着整个城市;大多数城镇中,广播喇叭每天两次不停地高声播放庇立得法会的唱诵。然而,这些虔诚向佛的表象下还暗涌着一股精神恶疾,其症兆已深入至斯里兰卡社会的各个阶层。两败俱伤的内战拖累着整个国家,造成了恶劣影响。基础服务的罢工成了家常便饭,贫穷无助之人被挟持为人质;谋杀、抢劫、强奸、贩毒、儿童性侵害,都已司空见惯,即便最可怕的犯罪也激不起公愤;酗酒、吸毒和自杀行为都是最普遍的逃避方法,在穷人中尤为如此。这些都不是佛教兴盛的征兆。

如果佛教甚至不能扎根于信奉者的心中,我们是否应该问问自己,这些颓势是因何而起,又该如何扭转?要解答这个问题,我想首先应该考虑佛教在我们生活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从原始佛法教义上看,佛教分为两个方面,我分别称之为解脱法和方便法。

解脱法是佛教的根本,是佛陀独特的、本质的发现,是引导人们从痛苦中获得解脱的教言。这条法道的起点是,了知痛苦源于我们自身的贪嗔痴,尤其是我们造作分离出了一个与其他生命相对立的强大自我。佛陀以全面破除我们的自欺来根除痛苦,从而也产生了一个全新的存在形式,佛陀称之为“涅槃”,意即熄贪欲之火,灭我执之焰。

要成就佛果,必须遵守严苛的道德规范并苦修禅定,而这远非大多数人所能承受。

因此,佛陀作为高明的导师,也准备了另一套教法度化那些难行出家艰途的众生。

这就是方便法:走逐渐转变之路,以累生累世来圆满善行、增上善根,为证悟究竟涅槃做必要的准备。

必须强调,这套教法并非仅仅是方便的方法,并非佛陀为提供安慰、教化德行而编的美丽谎言。它是佛陀原始教授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来自佛陀对广大有情辗转轮回的亲见。不过这些教言在佛法体系中只起到暂时而非究竟、世俗而非胜义的作用。

我将这部分佛法称为“方便法”的原因有二:首先,它令解脱教言依据根基和所需,成熟于那些不能苦行禅定、直取涅槃的众生。其次,它能够善巧引导、教化尚在轮回中的追随者,护持他们免受更恶劣的世间痛苦,尤其不堕入更低劣的轮回道。在这套方便教法中,佛陀阐释了全面的世界观,为普通男、女众勾勒出一幅他们在宇宙中所处位置的有益画面;同时亦提供了一套包含了伦理准则的高尚价值体系,让我们在生活的起伏变化中保持欢喜,与同伴关系融洽。

尽管佛法中的原始教言都关乎解脱,但在佛教先经印度、后于亚洲广弘的过程中,两种教法间的平衡开始向方便法倾斜。对于斯里兰卡等亚洲国家来说,这也是事态发展的自然导向,因为原本更适用于僧侣的解脱教法,现已发展成为整个国家的宗教信仰。同时,对佛教中的这一面,既不应视之为低于解脱,也不应将其放在解脱的对立面上,因为两种教法都是通往佛教最终目标的基石。经由出家实现最终解脱的路仅适合少数人,即使在僧团中亦是如此;而对大多数人来说,佛教的方便法是一条必经之路,它既是一种世界观,也为修习佛教解脱法打下了基础。

数百年来,方便法为我们呈现出秩序分明的宇宙体系,佛陀被描绘为无上的导师,慈悲的神明乐居于各自的天界,伦理法约束着整个世界,当下行为影响着后世的命运。从积累功德的角度看,方便法激励人们行善,这一善果的成熟,在盛行于佛教社会的仁爱精神中可见一斑。

从古至今,在方便法描绘出的世界图景的奠基下,佛教在传法和实修中从未受到过质疑。但是,十五世纪后期开始,这份世界观受到了来自地球另一边的冲击和挑战。挑战以欧洲殖民列强的形式袭来,他们一浪接一浪地侵入并掌控了民间佛教所依存的社会政治团体。外国列强的侵略、强劝改变信仰的基督教堂,以及殖民统治下的世俗化教育,都严重打击了佛教徒的自尊和佛法在广大信众心中的至上地位。

“科学世界观”亦增强了这种趋势。尽管佛教的自由探索精神与科学方法论的基本原则可以轻易产生共鸣,但科学引入了一种与佛教传统精神图景相左的唯物主义偏见。传统佛教安立了一个多层次的世界,多级众生安居其中,自身业力推动他们在不同道中轮回。自然主义科学则认为生命纯粹是一个以死亡为终结的物理过程,肉体死后,任何形式的个体生命将不复存在。在佛教徒眼中,精神是主要的,物质从属于精神;自然主义则将物质视为基础,视精神为其衍生品、附属品或一种物质化的过程。佛教安立了一个超然的目标,一种能通过道德和精神训练而达成的出世现实;自然主义者则认为除了现实物理世界之外一无所有,视所有的道德与宗教法则为纯粹的人造品。在西方,人们在科学崛起的同时也强烈呼吁着知识和道德的自由,要求从基督教信仰的捆绑下得到解放。

然而,若说现代科学理论威胁到了传统佛教世界观及其价值体系,也不尽然。事实上在二十世纪初,佛教本可与科学强强联手对抗占居上风的基督教,但真正令传统佛教价值观失势的并非是科学的理论,而是它的实用性:自由市场经济体系开始以科技为助力追求利润扩张。

以“物质富足与感官享受即人生唯一目标”为前提,科技与自由市场的结合催生出了贪婪的消费文化。也许,在当前广告和大众化媒体的刺激下,正是这种已成为大众生活有效影响力的文化构成了对精神层面最大的挑战。高居纵欲享乐之云端的富足精英层,在很多城市中与此文化比肩为伴。而城市和乡村的穷人——就像电视、电影里所演,收音机里播报的那样——在这种光辉的阴影中滋生了嫉妒、怨恨和绝望。这种情况下,酗酒、吸毒、自杀和暴力犯罪愈演愈烈,岂还值得唏嘘?

这种世界观和价值体系的冲突也解释了庙堂佛教被年轻一代边缘化的原因。在如今的庙堂佛教中,传播教法所用的语言——其环境、风格和教言的整体要旨——乃来源于顺应中世纪的佛教世界观。这也许十分优美、尊贵,从自身角度来看也非常准确,但却难将佛法教义传播给现代教育中成长起来的人。庙堂佛教的教法植根于一个早已作古的文化体系,一个职责分明、所有个体都能相互理解、友善共存的时代。然而现在的我们,在一个现代化的世界里生存、呼吸和前行,一个疾速变化的、充斥着各种急切竞争和刺激,任何一个友好的善意都会被无情质疑的世界。对那些仍致力于在此世界寻求一方乐土的人来说,自信的庙堂佛教不再是将觉醒信息吹入心田、播撒光明的“正法”代言者,而是成为了提醒我们忆念历史的古雅去处,虽也偶尔能唤起虔诚的心境,但与我们日常生活中需要面对的种种艰难选择几乎脱节。

解决这种世界观冲突的方法之一便是防守性地退隐到历史中,将古老的文化和宗教遗产封存,使其免于现代文明的劫掠,赞颂佛教超胜于一切现代事物。这是原教旨主义者的姿态——态度未必激进,但更多地选择退而隐守,而非与时俱进地来护持佛法。从这个角度看,现代化的到来会给佛法造成内在威胁,保护珍贵教法的唯一方式就是拒绝现代化,尝试以最少的改变来保存传统的遗产。

但任何生物若想生存都必须适应环境的变化。拒绝新环境、固守旧环境也是在冒僵化的风险:令佛教变成过气古董,只能激励祈祷的虔诚,而丧失了现实的意义。这也是佛教徒中更因循守旧的群体所秉持的态度。顽固的保守主义将佛法的精神图景与特定的文化和社会秩序联系起来;在许多年轻人眼中,佛教已失去现实意义的原因也部分归咎于此。

然而,退守过往并非善护佛法的唯一方法。事实上,这种退避的虔信主义只保护了佛法的外壳、佛教的外部形态,却消融了佛法的内在力量。我们有另一种乐观积极的方法可以选择,不必将现代文明盖棺定论为佛法的克星和天敌。而在这个角度上,佛教文化的当前危机未尝不是一个净化的契机,帮助我们去粗取精,重新发现佛陀教言中跨时代的真谛。这意味着我们需要重新定位佛法的重心,或许可以说,是时候从对方便法的过度强调回归到解脱法道上了。

当我谈到转移重心,并不是认为传统的佛教世界观有误,更不是让我们为了迎合现代科学的纯自然主义观点而摒弃传统的佛教世界观。事实上,将佛教传统中不可避免的神秘元素也考虑在内,我依然坚持认为,佛教世界观认识到了意识的决定作用,和不可思议的广泛无边的实相,相比不顾法理、自以为是地滥用科学所遗留的扁平的世界观,为我们带来了更丰富、更充分的哲学思考。

总之,佛陀的教法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特点,那就是它独立于任何特定宇宙观而追求解脱的核心思想,它直指我们最根本的烦恼,无论是谁、持怎样的宇宙观,这些教言都是其亲身可证的。就当下的境况来说,物质进步、消费主义的美梦得到满足,迫使我们认识到物质的富足带不来真正的幸福,它只给我们留下空虚和对更深层满足的饥渴。于是,我们看到了解脱法中所揭示的残酷现实——贪欲即是痛苦之因。我们同样看到,不断屈服于贪欲的哀求,便永远不能从痛苦中解脱。唯有次第性地锻炼自己去认识和提升心灵,我们才可能主宰自己的心,真正战胜痛苦。

尽管制度化的佛教在未来几十年的发展方向很难预测,但预示着佛教再弘的若干重要趋势已分明可见。首先是从所谓“消费主义的祝福”中觉醒。我们意识到商场里买不来快乐,唤醒了我们对寻找生命真谛,寻找一种不依赖外境的平静与喜悦的迫切愿望。过去认为禅修是出家僧人才下的苦功,现在它却为越来越多的在家居士所修持,这就是一种信号。对这些人来说,修持佛法不只关乎传统仪式,他们或以个人,或与少数同修一起进行向内的修持。

被方便法掩盖了数百年之后,物质享乐主义的冲击让我们重新认识到了原始的解脱教法。不过古老教言的目标主要是从轮回中解脱,而当今的着力点应该侧重于从佛法修行中得到立竿见影的收益:从更强的自我认知和调伏自心的能力中得到喜悦与满足。当然,这并不是要质疑轮回说的真实性,或质疑以解脱于轮回为终极目标的观念,而是强调首先通过自我认知与调伏自心使日常生活井然有序,之后这个终极目标才会于我们更有意义和价值。目前很多的方便法传承都承许这个次第;否则,它们只会沦为乌托邦式的幻想。

而且,寻求个人的内心平静并不会削弱佛法对未来时代的承诺。我们生活在决定性的历史时刻,人类,乃至作为一个生物学实体的地球,其未来的发展方向十分微妙。即时通讯工具和快捷的交通工具将各地的人们结合成了一个大家庭,在某种程度上,每一个成员不仅对人类,而且对一切有情的福祉都负有责任。虽然科技赋予了人类过上体面生活的能力,但众多领域中的重大问题依然得不到解决。我们的未来依然笼罩在贫困、战争、饥饿、剥削与不公正的阴影下,太多的受害者甚至无法鸣冤,更不用说解决问题了。

政治、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所有这些问题都亟待解决,当今各大宗教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成为人性良知的声音。如果认为这些问题只是暂时的,可以通过政治和社会改革来解决,那说明我们还没有看清问题的本源,其实所有这些问题无论以怎样的形式呈现,都无外是无明和顽固的自私心造作出的不同恶果。究其根本,解决和肃清此中恶疾恰恰是宗教角色的职责所在。在往昔,宗教制造了太多的派系分离而非协作融合,这个趋势至今仍在世界各地的原旨主义教徒中蔓延。但所有伟大的宗教传承,核心思想中都包含着和谐统一的认知理念,并有待被体现为一种由爱与慈悲引导的人生。宗教中的这一面,而不是制造分裂,才是我们在最近的未来中必须去弘扬的。

在未来全球化的世界中,佛教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制定全面的解决方案,去应对突出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这不是要将宗教和政治混为一谈,而是要精确诊断引发这些问题的意识病灶所在。这诊断必须暴露人类的杂染——令个体痛苦的共同的贪、嗔、痴——是如何呈现出集体性并扎根于社会结构中。这不仅是要揭露社会结构中令人痛苦的、负面的一面,更是要正视它并且努力为之寻找新的解决方案:一个崭新的社会人文观念,以此推动政治、经济、社会公正、环境保护和心灵提升的良性发展。

尽管这个课题对佛教而言将是一次大范围的新挑战,但在佛陀所宣的集谛和道谛中,我们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与之相遇了。不过,那仅是一部分,我们仍需运用创造性思维将这些正见学以致用,解决当今的特殊问题。这意味着要通过集体性、甚至是全球性的应用,使解脱法道得到实际扩展。在此事业中,佛教徒需和其他志同的宗教领袖们协作联手,求同存异。在重大的社会和公共问题上,各大宗教达成了共识,认为无论是个人还是种族、民族的身份问题,都根源于我们对“人我”幻相的根本无明。

站在这些伟大宗教传承的角度,人类想要自我救赎、在地球上保留立足之地,就必须依靠超越时空的佛法,摒弃对狭隘自私目标的执著,使自身相应于宇宙的基本法则。佛陀教导我们,只有当超越了自我的立场、全心利他时,我们才可能真正地实现利己。这一原理并非哪门宗教之独有,而是能为任何有善愿的大众所领会。佛教为我们指出了一条明确、清晰的自主之路,也带来了我们迈入新世纪所急需的智慧与慈悲。

文章来源:

http://www.bps.lk/olib/wh/wh438-u.html#TheChangingFace

 智悲翻译中心

翻译:曲吉多杰、圆乐(宋洋)、圆炽、圆世(蔡瑛)

一校:圆丰

二校:圆善

终审: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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