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悲翻译]科学佛——我们为什么要求佛教与科学相应?

The Scientific Buddha

Why do we ask that Buddhism be compatible with science?

作者:唐纳德·斯·洛佩兹

Donald S. Lopez, J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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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唐纳德·斯·洛佩兹(Donald S. Lopez, Jr),是一名亚瑟·易联合名校的教授,密歇根大学佛教与西藏研究系教授,亚洲语言和文化部主任,文学、科学与艺术学院亚洲语言和文化系佛教与西藏研究教授。

他出版过多本著作,其中包括《佛教与科学:给困惑的香格里拉囚徒们的指南:藏传佛教和西方》。这篇文章摘录于其所著的《科学佛:他短暂而幸福的一生》,2012年重印于耶鲁大学出版社。

佛教经典记载,每个历史阶段只会有一位佛陀出世。只有在上一位佛陀的教言——就连一章佛经,一尊佛像,一座残存的佛塔,甚至一段在字典中的释义也算在内,统统都被人们彻底遗忘时,新的佛陀才会降临在世间。今时今日,我们并不需要一个新的佛陀,因为释迦牟尼佛(我们这个历史阶段所对应的佛陀)的教法仍存于世。然而,在19世纪,一位新“佛陀”突然出现在这个世界,这位佛陀从未被任何预言所提及过。他所教授的教言被认为与现代科学相应,因而我称他为科学佛。

现今,科学佛常常被人们误认为是释尊,也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所对应的佛陀——真正的佛陀。然而,二者并不等同。这种关于佛陀身份认知的误解,对于那些寻求理解并实践释尊教言的信徒们影响很大。

在释尊涅槃约2500年后,以下关于佛教的一段语录被普遍认为出自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未来的宗教将是一个关于宇宙的宗教。这一宗教将超越个人的上帝,而且避免教条和神学。它包括了自然和精神,它的基础是建立在一种宗教的觉悟。这种觉悟来源于从实践中认识到所有的自然和精神是一个有意义的统一体。如果有一种宗教可以满足现代科学的各种需求,那就是佛教。”虽然,在爱因斯坦的所有作品中,并不能找到这段文字。但是,肯定存在着一种与佛教以及佛陀的关联,才使人们把那段名言归到他的名下。

关于佛教与科学之间有着深厚关联的揭示,在爱因斯坦尚未如此表述的时候,就一直存在并延续至今。在任何已知的期刊里,比如《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我们都可以发现临床学界对佛教与科学的紧密联系所做的研究,特别是神经生物学。我曾以为,佛教与科学相应的观点源自20世纪60年代。那时,获得1975年福利特霍夫·卡普拉年度畅销书的《物理学之道》让这个观点首次被大众熟知。然而,这观点确实出自60年代,可被我错估了一个世纪。关于佛教与科学相应的陈述是在1860年就公之于众的——那时,欧洲和美洲正处于维多利亚时期,佛教在学术圈里成了一种时尚。同时,在亚洲,佛教思想家们正在抵御基督教传教士们的攻击。因此,如果想要理解佛教与科学的相应对于当今时代意味着什么,我们必须得先明白在一个半世纪前,这种相应的蕴意。

或许有些讽刺,佛教徒与科学的首次相遇,是在基督教的伪装下发生的。在基督教传教士对佛教的攻击中,从16世纪在日本传教的圣方济各·沙勿略到19世纪在斯里兰卡传教的斯派西·哈迪,基督教被传教士赞美为优于佛教的宗教。他们的理由是,基督教里的科学知识可以准确地描述这个世界,而这点佛教并不具备。对于传教士来说,科学不是宗教的敌人,或是说至少不是纯正宗教的敌人,而是盟友。科学成了传教士的工具,或是劝人入教的敲门砖。此后,科学被描述成一种更加普遍的“西方文明”的产物,一种被西方文明用来向世界传播的产物,他们的传播方式便是殖民主义。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佛教徒中的精英们对基督教的言论做出了反驳。他们声明,佛教是真正的科学宗教(一个最终获得胜利的论点),这是从基督教的攻击中直接洗练出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佛教徒从基督教手中夺下了科学的武器,继而对基督教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在任何情形下,不论是被传教士指责为迷信和偶像崇拜,还是被殖民者指出亚洲人倾心于奇思异想和无意义的身体仪式,科学都成为了佛教徒的理想武器。佛教徒表明,相较于基督教,佛教才是真正的科学宗教,佛教与现代性最契合。这种契合不仅在亚洲,更遍及全世界。佛教与基督教是对立的:基督教有创世上帝,但在佛教里没有上帝;基督教宣扬信仰,而佛教宣扬理性;基督是神,佛陀只是个人,而正是这个人,这个亚洲人,这个佛陀,却早在千年之前便了知了欧洲人所开始起步探究的一切。

一些佛教徒甚至宣称,佛教根本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门科学,一门心灵的科学。根据维多利亚社会进化论,此种声明所暗藏的含义变得显而易见。这种理论见证人类从原始迷信进化到宗教,后又进化到科学。作为一门科学,佛教——曾被欧洲和美洲的传教士以及亚洲现代主义者指责为原始迷信的宗教,得以从进化程度度量衡的底端一跃到达顶端,超越所有容易引起争端的宗教类别。

首先,佛陀形象的转变是必要的。数世纪以来,佛陀的形象一直被全亚洲的佛弟子们崇敬着。而与之前在很多方面有所不同的是,佛陀已被认同为是一位古代圣人,这完全适应现代科学的研究发现。起初欧洲的传教士和旅者认为佛陀是众多天神中的一位,这位神有着很多不同的名号。在17世纪晚期,大家逐渐发觉那么多分布在暹罗、古中国以及锡兰的佛像,虽然有着不同的名称,但是都代表着同一位。直到19世纪早期,人们才确信那位神其实是个人,一位出生在印度的人。当时,佛教在印度已经失传,欧洲的学者虽然从来没有真正接触过僧人或是去过亚洲,却创造了一位新佛陀,一位用文稿创造出来的佛陀。那个时代,人们正在探索历史上的耶稣。

欧洲的文献学家展开了对历史上的佛陀的探索,他们感觉自己找到了他。这位佛陀被描述成一名舍弃王位的王子,他宣说真理给那些求知的人们,不在意他们的社会地位。他指导人们将生活的重心放在遵从道德规范上,而不是对神的需求。在19世纪后期,这样的一名救世主让欧洲和美洲人感受到了一种独特的魅力。这种魅力只因一个事实而增长,那便是与耶稣不同,佛陀不是犹太人而是雅利安人。这位直到19世纪才被人所知的佛陀,如今人人皆知,成为了科学佛。

在佛教与科学文献的漫长历史中,佛教本来的意义以及目标都已经有所改变。起初,佛教只是欧洲的东方学家所假设的原始佛教;后来,佛教被认为是斯里兰卡和南亚的小乘佛教,这是受他们巴利文教规的影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段时间里,佛教成了禅,特指铃木大拙所代表的禅;二十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间,佛教常常被认作是龙树菩萨和空性的中观哲学;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藏传佛教在佛教与科学的对话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藏传佛教是佛教的一种宗派,在一个世纪前曾被认作是一种迷信。因而,当时藏传佛教被认为不应该称为佛教,而被称为喇嘛教。一个世纪后,一位名叫拉萨大喇嘛的人物出现在欧洲人的视野里。他长期以来举止神秘,每年与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科学家举行研讨会。

“科学”的概念也同样经历了改变。虽然量子力学和宇宙学如今仍能得到一定程度的关注,但绝大部分的注意力都转向了神经系统学,特别是对冥想方面的研究。从这个领域内所得出的结论在定性上不同于佛陀对相对论所作出的声明。本世纪初,冥想已经成为了佛教和科学沟通的核心。一些对冥想更具信心的科学家,正在进行着很多实验。他们收集数据,大量地解读其中的信息。然而,如果佛教徒的冥想被证明可以减轻我们如今所谓的“压力”,那这意味着什么呢?难道说佛教是一种自我救助的方式?难道佛教的传播过程一直以来都是一种自行其是的自我救助?

对于冥想的研究,已经开始测试它对减肥,降低血压,降低胆固醇以及减轻药物或烟酒依赖性的疗效有多裨益,因此,冥想在这些研究中被当成了减压的疗程。确实,有一种形式的冥想在联邦调查研究中被验证为MBSR——正念解压,它旨在引导一种意识的形态,即强调关注当下的体验,并注意观察每一刻的展现。

然而,减压是佛教冥想的本来目的吗?随便哪种形式的佛教冥想其目的都不是为了减压。举例来说,宁玛派(藏传佛教中的“古老”派别)最常见的教言,叫做四种让心识脱离轮回的方法。这些方法是所谓的基础修行(共及不共前行)的一部分,想要接受密宗的传授,必须先完成观修。这种基础修行在藏传佛教四大派别中各有不同版本的传承。

第一项观修内容是人身难得:思考众生在六道中流转,能转世为人身,并能有机会听闻佛法是如何的稀有可贵。第二项观修是深度思维死亡的必然性以及死亡时间的不确定性。承认人终有一死,且不知何时何日便会死亡。第三个是因果不虚:往昔所造下的恶业如何终将结出恶果,以及无始以来我们如何造下了数不清的恶业,我们可预见的将是永恒的痛苦。又是怎样的痛苦?第四项则是轮回过患。观想八热地狱和八寒地狱、四个近边地狱以及各种不同的地狱之苦;恶鬼道之苦;旁生道之苦,以及我们所熟知的人道之苦,甚至众神(天人)之苦。佛教认为,众神也是要面对痛苦的。(按宁玛派次第应是人身难得,寿命无常,轮回过患,因果不虚)

这种观修的目的,是为了让人们清楚明确地知道我们此生如同生活在监狱中一般,我们必须拼命逃离这个世界,就如同想要扑灭自己头发上燃起的火苗一般急迫。换言之,这种观修的目的是对压力的一种引导。我们之所以有如此之大的压力,是因为我们对这个世界极度不满。相较于寻找一个平和的方式与此世界共处,观修的宗旨更多地注重于拓展我们的思维方式,用这种具有高度评判性的方式来审视这个如同监狱般的世界。生起这种不满的觉知被认为是步入佛道的先决条件。观修者不仅仅只是寻求某种方式的“客观”,而是被指引借助三个标志的教言:“无常,苦,无我”,来看待我们日常生活中所感受的苦难经验。

具足这些步入佛道的先决条件,佛教徒们不会在意减压或是降低胆固醇,而是专注于根除更多根本苦厄。这其中包含苦苦;对人来说,苦苦包括出生、衰老、疾病、死亡、失去好友、怨敌缠身,以及一切无法顺心如意的事。然而这些苦苦还只是最表面、最粗浅的。佛陀也曾宣说过变化所带来的苦。这些变苦指的是那些本来我们觉得愉悦的事,会因为它们的本质,最终变成我们的苦因。这里所说的苦与乐有着根本的不同:痛苦一直会是痛苦,除非有什么来减轻它。而乐很自然地会变成苦。最难以捉摸的痛苦在于,未开悟的人没有觉察力:我们的心识和身体是如此的受限,所以我们才会一直被下一刻所支配,受尽苦难。

佛教与科学的历史充斥着虚假的共鸣:因果规律听上去与进化论相似,佛教徒对宇宙起源的解释与宇宙大爆炸理论相似,空性的教言则与量子力学相似。伊曼努尔·康德曾说过:“人类的理论是几个世纪来,用不同的方式从无数的事物中提炼出来的。所有新的事物基本上都能从过去的事物中找到相似点。”同理,我们的大脑习惯用对比的方法去整理经验,这种对比方法也许是一种适应进化的形式,然而,当我们谈及佛教与科学,这种理论或许就不适用了。

我不是想提议终止关于冥想的神经学研究。冥想是一项出类拔萃的传统,两千多年来,僧众们献身于此,去参习这其中的奥秘。很显然,他们脑中一定有所显现,不论它是怎样被描述的,它是否能被衡量,都很令人神往。然而,关于佛教冥想的奇妙言语和意象,若是被科学研究抛弃得一干二净,那将是极大的损失。

人们常常认为,时间在佛教理论中是周期循环的,但并非如此。一个世界会出现,也会消亡,它要经历成、住、坏,空,众生流转于六道中。然而当(觉悟者)终结自身轮回之时,时间的推进便也会趋入消亡。尽管这样的概念让人很迷惑,但确实存在这样的前进之路。

宇宙的规律被科学佛干扰了。他在释尊的教期还未结束,教言还未失传前,便出现在了这个世界。往昔的佛陀对科学佛的出现并未做出过任何预言,世人也并没有在等待他的来临,然而,他却扮演了一位对世界有益的角色。他出生在西方殖民亚洲的时期,他英勇地为佛教在世界宗教里争取到了一席之地。因此,如今佛教教言的价值以及对和平的倡导才会被全世界所推崇。我们可以将科学佛看作是佛陀在世间无数“化身”中的其中一尊,这些“化身”在世上宣扬不同的方便法门,接引那些暂时不具足智慧,不了知真理的众生。因此,科学佛并不具有那些华丽神奇的元素,他的法也是独立的。他所教授的只是一种被称为“正念”的冥想,及其单纯的练习方法,这是一种在过去从来没有教授过的减压法门。因为,往昔的佛陀们旨在教导众生认识压力,以此破除众生的自满,从而引领他们到达压力完全消灭的境界,这种境界被称为涅槃。现在科学佛已完成他的传法,该趋入涅槃了。

科学佛是那位佛陀苍白的倒影,那位出生在亚洲,降临世上只为断除世人对这个世界的贪执的佛陀。那位佛陀对他是否与科学相应根本不感兴趣。科学与佛教的关系不应该被看作是对宇宙何时以及如何起源的争论。按照史蒂芬·杰伊·古尔德的说法,因为科学关注事实,佛教关注道德,他们的关系也不该被看作是“互不相交的领地”。按佛学术语来说,也不该区分为真谛与俗谛二谛。所谓科学关注世俗谛,佛教关注胜义谛(真谛)。佛教与科学,它们有各自的表达方式和终极目标。如果像佛教这样古老的宗教能对科学有任何贡献的话,那一定不是对科学发现粗浅轻易的证实。

在金刚经中,有一段极为著名的经文,那是佛陀对须菩提的教言:

佛告须菩提,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当生如是心:我应灭度一切众生,灭度一切众生已。而无有一众生实灭度者。何以故?须菩提,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所以者何?须菩提,实无有法,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

我们念念不忘佛陀在亚洲漫长历史中的各种示现,不代表能用GPS定位找到须弥山,就像诺亚方舟不会被挖掘出来一样。这并不是意味着佛教对世界的描述与现今科学对世界的描述(那些还没有被更新的描述)是相同的。也不是说,佛陀的教言应该被放置到某个所谓的“终极”、虚无的国度,然后将所有其他的理论都归纳为“世俗谛”。而是指,这位佛陀,这位古老的佛陀,而非科学佛,彻底地质疑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和认知,既是两千年前的世界,也是如今这个世界。这种质疑与世人既非不同,也非另类,而是对立。在他的指引下,我们终将看清楚那条我们本以为会带来幸福的道路,其实是走向了痛苦;那些我们本以为是真理的事实,其实都是谎言;以为实的一切皆为虚幻。佛陀对于此世界的揭示,值得我们铭记于心。

作为人类努力的最高形态,了悟自我以及这个世界只不过是一个历程,一个有关因果的非凡历程。虽然无我,但将救度他人,即使他们并不真实存在——这就是以上金刚经中那段话所揭示的真相。如此惊世理念要想得到科学的证实,恐怕和成就佛果一般,只能在遥远的未来里等待了。

文章来源:

http://www.tricycle.com/special-section/scientific-buddha

智悲翻译中心

翻译:圆痴

一校:江永拉姆

二校:晋美班玛

终审:  噶瓦多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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