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广交僧衲弘扬佛法

1007-4-1

雍正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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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手书《金刚经》

清世宗雍正皇帝(1678—1735)身为天子,却起两个法号,自号圆明居士和破尘居士,在位十四年(1722—1735),是康熙皇帝的第四子、乾隆皇帝的生父。康熙、雍正、乾隆三代之隆盛,在中国历史上可比于汉唐盛世,后人大多知道汉唐盛世得益于帝王内用黄老之术,而很少有人知道清朝帝王深通于禅宗心法,尤其是这三代盛世中承上启下的雍正皇帝,更有融法王兼人王之尊于一身的殊胜风采。

参透三关的大禅师

雍正在禅宗上的修证主要得益于章嘉呼图克图的教授与印证,章嘉呼图克图是圣祖康熙皇帝敕封的“灌顶普慧广慈大国师”。雍正自幼喜读佛典,广交僧衲,深通佛理,于康熙五十年(1711)在章嘉国师指导下禅坐,连续两日,当时章嘉国师认为只是初入堂奥,如针隙观天,勉励其更求进步。雍正遂于当年二月于结云堂闭关参求,“十四日晚经行次,出得一身透汗,桶底当下脱落,始知实有重关之理”。

遂又问证于章嘉国师,国师认为这仍不过是庭院观天,应该更加勇猛精进。于是雍正“仍勤提撕”,第二年正月二十一日于堂中静坐,“无意中忽踏末后一关,方达三身四智合一之理,物我一如本空之道,庆快平生”。章嘉国师称赞道:“王得大自在矣!”到此才得到章嘉国师的最后认可。雍正历来被公认为中国帝王之中唯一真正亲参实悟、直透三关的大禅师。

讲经传法自选语录

雍正继位登基以后,于政务之暇,不惜以九五之尊,躬自升堂讲经传法,自号圆明居士,近从王室宗亲,远至和尚道士,无不从学如流。雍正阅读《指月录》、《正法眼藏》、《禅宗正脉》、《教外别传》等禅宗语录,并在雍正十一年(1733)刊行了最权威的禅宗语录集——《雍正御选语录》。

雍正选编的原则是,不重虚名浪誉,唯看是否达到真实理地;不尚美言佳句,只看是否从性地流出。雍正亲自选编出了12位主要禅师的重要语录及其它500多位禅僧、居士的禅语,同时还收录了雍正自己著述的禅语。特别是,在每卷语录之前,雍正亲自御制序言,谆谆提示,阐明心要,指示学人,实在是十分难得的点睛之笔。

《御选语录》完全打破了教下与宗门、佛法与道教、禅宗与净土宗的门派之见。正因为这部《御选语录》处处显示了雍正皇帝的真知灼见,所以历来被列为真参实证的学人终生必须阅读参究的一部重要经典。

重用高僧

历史上,有过不少僧道参与朝政的事情,像唐朝的李泌、明朝的姚广孝,都是比较典型的。雍正帝则一度重用文觉禅师,在森严的紫禁城内为他安排了专门住所,命他参与议论国家最机密的要务。雍正朝前期,接连发生了大将军年羹尧、皇舅隆科多、皇弟允异、允唐等几个震惊朝野的大案。

在处理这些机要案件过程中,文觉禅师作为雍正帝的高级参谋,一直出谋划策,作用不小。雍正十一年,文觉禅师70高寿,雍正帝命他往江南朝山。南下行程中,他的仪仗队伍浩浩荡荡,如同王公大臣一样,所过地方的官员对他顶礼膜拜,文华殿大学士、吏部尚书、江南河道总督嵇曾筠和税关监督年希尧等要员,都以弟子礼相见,充分显示了文觉禅师的特殊身份和显要地位。

保护寺庙

雍正帝很注意保护僧舍。西宁府西部有座很大的寺院叫丹噶尔寺,位于青海腹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雍正元年,青海台吉罗卜藏丹津纠众发生叛乱。为镇抚青海诸部,年羹尧令丹噶尔寺的喇嘛腾出寺内房屋1500间,让给留守官兵居住,而把众喇嘛赶到朝天堂栖身,引起强烈不满。雍正帝知道后,亲手批示:“将喇嘛寺之僧舍作为营房,似属不利,自应另造(营房)为是。”清兵很快退出了僧舍。

直隶唐山县令反对佛事,下令驱赶僧人,强夺僧舍,改为民房。雍正帝闻讯后,下旨立即将该县令拘拿问罪。后因侍郎留保出面说清,便对县令从轻发落了。

修缮古刹名寺

雍正帝晚年,大量修缮古刹名寺。江南荆溪(今宜兴县)崇恩寺,曾是玉林国师传法之所,雍正十一年下谕扩建。浙江绍兴报恩寺当初也是玉林国师的开堂场所,奉旨维修。浙扛普陀山是观音大士示现的圣地,雍正帝动支帑金,派遣专官监督修饰这里的普济寺、法雨寺。

雍正帝参与佛教事务的内容是,利用皇权调和儒、佛、道三教的关系,使三教融于一炉。他说:“佛以治心,道以治身,儒以治世。”三教各有其用,又有许多共同的东西。

雍正帝特别强调,三教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教育百姓如何做人:“三教之觉民于海内也,理同出于一源,道并行而不悖。”比如劝人为善弃恶,儒家用五常百行之说,“诱掖奖劝”,佛家的五戒十善,也是“导人于善”。儒佛道三教共同起着“致君泽民”作用,同样有助于帝王之业。

著书立说影响佛教

雍正帝在佛学方面大量地著书立说,以影响佛教领域。他写有《教乘法数》、《园明语录》、《集云百问》、《拣魔辨异录》、《悦心集》、《破尘居士语录》、《御选语录》等佛学著作,编有《翻译名义选》、《禅师心赋选注》、《大觉禅师录》、《万善同归集》、《当今法会》、《经海一滴》、《宗镜大纲》等佛学作品。

这些佛学论著,表明了雍正帝不仅信佛崇佛,而且对佛家经文也很有研究。大量刊刻发行后,在佛教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雍正帝政事不废,又搞了这么多的佛学著作,恐怕也实在难以找到第二个这样的皇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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