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悲翻译]佛陀的哲学与西方心理学

Buddha philosophy and western psychology

作者:塔帕斯·库玛·艾奇

Tapas Kumar Aich

2015

作者介绍:

塔帕斯·库玛·艾奇(Tapas Kumar Aich),尼泊尔派勒瓦医科大学精神病学系博士

一、引 言 

我们大部分人从小就知道佛陀乔达摩·悉达多的生活和基本教义。公元前6世纪,他出生于喜马拉雅山麓的迦毗罗卫国皇室。疾病、年老和死亡的景象深深触动了这位年轻的王子,认识到世界充满了痛苦,他便选择了弃国出家。

作为一名苦行者,他不知疲倦地探寻所有痛苦的真正起因及断除这些痛苦的途径和方法。他向当时的许多博学之士和宗教导师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但是没有得到令他满意的回答。他经历极大苦行,以钢铁般的意志,摆脱了所有念头和情感的干扰,入于甚深禅定,倾其全力去参透世间痛苦的秘密。最终,悉达多太子实现了自己的使命,成为了佛陀(或称“觉者”)。他觉悟的真谛奠定了佛教的宗教和哲学基础。

和古代所有伟大的导师一样,佛陀以口传的方式施教,我们对佛陀教言的认识主要是依靠“三藏”教义(译注:三藏,梵文为Tripitakas)。其中,第三部分或者第三“藏”,巴利语称为阿毗达摩,梵文称为阿毗昙。阿毗达摩藏同时清楚地阐述了哲学、心理学和伦理学,并将之结合,融进了解脱法的体系。

二、佛陀教言:简述

圣谛

首先,佛陀是一位伦理导师和改革者,而非形而上学者。他不喜欢缺乏实际效用的形而上学讨论,这些讨论在伦理上无有用处,在知性上不明确;相反,佛陀总是竭力在有关痛苦、痛苦的因及其止息,以及解脱痛苦之路这些最重要的问题上启发人们。这四个问题的答案构成了佛陀智慧教化的精髓。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四圣谛。即:(a)生命充满了痛苦(苦谛Duhkha),(b)痛苦都具有起因(集谛Duhkha-samudaya),(c) 止息痛苦是可能的(灭谛Duhkha-nirodha),(d) 灭除痛苦的方法(道谛Duhkha-nirodha-marga)。[1,2]

第一圣谛是指生命中充满了痛苦。生命的本质显示为满载着痛苦——生、老、病、死、忧恼、悲伤、希望和失望,简而言之,痛苦与生俱来。第二圣谛是苦因。痛苦归因于执著。执著由trishna这个词翻译过来,也可以被译成渴爱、欲望、贪求、希冀、执取。执著的另一个方面是嗔恚,意思是厌恶或者憎恨。执著的第三个方面是无明,意思是愚痴。

佛陀宣说了引起痛苦和使痛苦持续的12个环节(十二缘起)。这些因果链条导致了世界上的痛苦。生命中的痛苦因于出生,出生又因于“生”的意愿,这一意愿又因于我们的内心对客体的执取,执取因于对客体的渴求或欲望,渴求或欲望又因于感觉经验,其又归因于感觉、感觉对象以及它们的接触,而这归因于六种认知器官。这些器官由胚胎组织(“心”“身”合成体)发展而成,而“心-身”合成体如果没有最初的“识”也不会产生。最初的“识”来自于对“过去世”生命经历的印记,这些最终又归因于对真相的无知(即无明)。所有这些构成了生命的轮回(梵文:bhava-chakra;也称为轮回之轮,或,生死之轮):生和再生。

第三个关乎痛苦的圣谛是指痛苦可以被灭除。涅槃是这样一种存在状态:此生中所有执著及其导致的所有痛苦,全部得以消除。佛陀指出,没有贪、嗔和痴(rāga, dveṣa, moha)的行为就不会导致束缚。关于“苦”的第四圣谛是指有一条解脱之路(marga,道谛)——佛陀曾走过,而其他人也可以沿着同样的道路到达解脱痛苦的状态。佛陀将其称之为解脱的“八正道”。

概而言之,八正道(astangika-marga)体现了“佛陀伦理学”的精髓,它适用于所有人,从僧侣到世俗之人。八正道的前两条被称为般若(prajña,意为智慧):第一是正见,即理解四圣谛,尤其是理解万法的本性是不完美、暂时、虚幻的,我们的痛苦缘于自己的执著、憎恨和无明。第二是正思维/正思,即拥有正确的想法和决定,使自己远离执著、憎恨和无明。

八正道接下来的三条以道德训诫的形式提供了更详细的指导,叫做“戒”:第三是正语,一般来说,即是避免妄语、绮语和恶语。语言常常是我们无明的体现,是最常见的伤害他人的方式。第四是正业(正行),就是包括“五戒”,即断绝杀、盗、淫、妄和酒的五种誓言。第五是正命,即以诚实、无有伤害的方式谋生。

八正道的最后三条是佛教中最为有名的部分,涉及到三昧或禅定。与世俗观念不同的是,佛陀认为,没有智慧和道德的禅定并没有价值,甚至是危险的。第六是正精进,指控制你的心及其运作,努力形成好的思维习惯。不好的念头或动机一旦升起就要制止。而这一点是通过不加执著地对念头进行观察来实现,认出这个念头是什么,然后任其自消自散。另一方面,对好的念头和动机,应该加以培养并令其展现。第七是正念,正念是冥想(vipassana,毗婆舍那或内观)的一种,包括对念头和觉知的接纳,即对事物没有执著的“纯粹观察”。这种正念修习也同样被拓展到日常生活中,它是使生命得以成长,从而具有更完整、更丰富觉知的一种方式。第八是正定。一个人在生活中能运用以上七条规则成功地引导自己的生命,并以此使自己远离掉举(心不寂静,心思散乱)与有害的念头,这样他就能够进入更深层次的禅定,并以此将自己一步一步地带向那漫长且艰难旅程的目的地——痛苦的止息。

正定,是八正道中通向涅槃这一目标的最后一步,包含四个阶段。(i)正定的第一阶段,是对真理的推理和探究,这时出现纯思考的喜悦。(ii)第二阶段,安详的冥想,连推理也被摆脱。出现平静的快乐。(iii)冥想的第三阶段,甚至连那种平静的快乐也被舍离,只感觉到身体的存在。(iv)第四阶段,即最后的冥想状态,是超然于身体,拥有全然的平静和超然。这是涅槃或者圆满的智慧状态。这是佛教禅定的最高级形式,通常,只有在修行的道路上取得相当进展的比丘和比丘尼才能圆满实现这种状态。

三、佛教和西方心理学

从现代西方哲学角度对佛教的评鉴始于1900年,英国印度学家里斯·戴维斯(Rhys Davids)翻译了巴利文和梵文经典《论藏》(《阿毗达摩藏》)。她出版了《佛教心理伦理学手册》。[2]1914年,她写了另一本书——《佛教心理学:心灵分析以及心灵理论的探讨》。[3]

二十世纪中叶,西方思想界最强的两股力量汇合,出现了许多精神分析学家和佛教学者间的合作。西方一些著名的导师、临床医师和作家,诸如卡尔·荣格 (Carl Jung)、 埃里希·弗罗姆(Erich Fromm)、艾伦·瓦茨(Alan Watts)、塔拉·布拉奇(Tara Brach)、杰克·康菲尔德(Jack Kornfield)、约瑟夫·戈德斯坦(Joseph Goldstein),以及莎朗·莎兹伯格(Sharon Salzberg),他们尝试在心理学和佛学之间建立联系,并加以整合,以便对人类的普遍痛苦提供诠释、启迪和治愈方法。

佛学和西方心理学在理论和实践上出现了交叠。在上一个世纪中,对佛学和现代西方心理学各分支间的共同点,专家们做了大量的论述,这些分支包括:现象心理学、精神分析心理疗法、人本主义心理学、认知心理学和存在主义心理学。

1. 佛学和现象心理学

从心理学的角度对佛学的任何评鉴,必然是现代西方的发明物。西方人和佛教学者已经在佛教教义中发现一种详尽的内省现象心理学。里斯·戴维斯(Rhys Davids)在她的《佛教心理伦理学指南》一书中写到:“总的来说,佛教哲学是完全合乎伦理的。佛教以其卓越的洞察力和智慧对心理过程进行了分析和归类。”[2]佛教的心理学定位是里斯·戴维斯(Rhys Davids)数十年来探求的一个主题,这可以由她的其他作品看出。[3,4]

《论藏》(《阿毗达摩藏》)系统地阐述了哲学、心理学和伦理学;所有这些都被纳入了解脱法的框架。阿毗达摩(梵文为《阿毗昙》)首要关注的是对经验的本性的理解,因而它所关注的是心识的本体。因此,阿毗达摩的哲学方案与现象心理学是融汇的。[4]

邱阳创巴仁波切在其1975年所著《阿毗达摩浅释》的引言中写道:“许多现代心理学家已经发现,论藏(阿毗昙)所揭示和阐述的同他们自己的新发现和新观点一致;仿佛2500年前所宣说的论藏(阿毗昙)以现代风格重新阐述。”[5]

自1987年以来,藏传佛教中的佛教人士和科学家每两年都要召集一次主题为“心灵与生命”的聚会。.[6]心理学家丹尼尔·格尔曼,畅销书《情商》的作者,在回顾2000年3月的“心灵与生命”聚会时指出:“自公元前5世纪佛陀乔达摩的时代以来,对心灵及其运作的分析一直是他的追随者修习的核心。在佛陀圆寂后的第一个千年纪念期间,这些分析成果被编纂成一个系列,称为‘阿毗达摩’(梵文为‘阿毗昙’),其意思是‘终极教义’。”[7]

2. 佛教和精神分析心理疗法

心理分析学家卡尔·荣格为禅宗学者铃木大拙(Daisetz Teitaro Suzuki)的《禅学入门》作了序言,这个序言在该书1948年的版本中被首次加入(译注:此书初版是1934年,1948年的版本中才加上了荣格的序言)。在序言中,荣格强调,开悟的体验是禅修者向“整体性”的无与伦比的转变。“在我们的文化中,对于这种开悟的热望,部分具有,及部分应该具有某种理解的唯一活动,就是精神疗法。”[8,9]

像卡伦·霍妮和弗列兹·波尔斯这样的心理分析学家也曾对禅宗进行过研究。卡伦·霍妮晚年对禅宗非常感兴趣。卫礼贤(Richard Wilhelm)曾把《易经》、《道德经》和《太乙金华宗旨》从汉语翻译成德语,卡尔·荣格(Carl Jung)为其作序。另一位著名的心理分析学家,R.D.莱恩(R.D.Laing),曾去了锡兰(今斯里兰卡),在那里,他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在一处佛教精舍学习冥想。后来,他又学习了梵文,并拜访了戈文达喇嘛,当时,戈文达喇嘛已经是蒂莫西·利里(Timothy Leary)和理查德·阿伯特(Richard Alpert)的导师。1957年,铃木(Suzuki),弗罗姆和其他心理分析学家在墨西哥库埃纳瓦卡“禅宗和心理分析”研讨会上进行了合作。弗罗姆在为该研讨会撰写的稿件中声称:“心理分析是西方人精神危机的典型性表达,也是寻求解决方法的一种尝试。人类共同的痛苦,就是与自己、与自己的同伴亲友,以及与自然的疏离;意识到生命像手中的沙子一样流失,就像从未活过一样地死去;生活虽一无所缺,但无快乐可言。”[9]

弗罗姆继续写道:“禅是参悟个人本性的艺术;它是由束缚通向自由的路;它能释放我们的本能;激励出我们表达爱和幸福的能力。”[9] “可以更肯定地说,对禅的了解和关注,能够在心理分析的理论和技巧上产生最为丰富和清楚的影响。在方法上,禅不同于心理分析,它能够锐化关注力,激发全新的洞察力,强化对所见的感受,这使它具有创造力,并能克服那种基于主客观分离的体验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情感的染污和理智的错谬。[10]

引证了荣格和铃木(Suzuki)的合作以及其他人的成果,人本主义哲学家和心理分析学家埃里希·弗罗姆(Erich Fromm)写道:“心理分析师们对佛教禅宗有着越来越明显的兴趣”[9]。埃里希·弗罗姆也为1986年出版的向智尊者佛教哲学作品选集写了序言。[11,12]

加入到有关佛教冥想与心理学相结合的普及工作中的,还有许多其他重要的参与者[13,14],包括康菲尔德(Kornfield)、约瑟夫·戈德斯坦(Joseph Goldstein)、塔拉·布莱克(Tara Brach)、爱泼斯坦Epstein)和一行禅师。

精神分析学是由这样一些哲学家或精神分析学家所倡导和普及,他们认为,揭示并意识到隐藏的情结和记忆是一个治愈的过程。使这种情结或过分的焦虑从潜意识重新回到意识中,无疑等同于正定和正思维所固有的原则。人们可能会想起,荣格临终之时,是在读虚云老和尚佛法开示的译本,据说,他对参禅这种简洁、直接的方法对潜意识所起到的作用感到非常兴奋。

3. 佛教和存在主义心理学

佛陀说,人生皆苦。存在主义心理学谈到了“本体性焦虑”(恐惧、担忧)。佛陀说,苦归因于执著。存在主义心理学也有一些相似的观念。我们执著于事物,希望它们能给我们带来某种利益。佛陀说苦可以被止息。佛教“涅槃”的概念和存在主义者的“自由”很相似。实际上,在佛教中,“自由”是指“转生自由”或“于业力的影响自由”。对于存在主义者来说,“自由”是我们存在的一个事实——一个常被我们忽略的事实。

最后一点,佛陀说,有一条灭苦之道。存在主义心理学家认为,治疗师在帮助就诊者意识到他的痛苦及其根源的真实情况时,必须担任一个坚定自信的角色。同样,就诊者在改善过程中也必须坚定自信——即使这种改变意味着要面对他们一直在竭力逃避的恐惧,特别是在此过程中,对“失去”自我的恐惧。[15,16]

4. 佛教和认知-行为治疗原则

佛教的正念训练已经被直接地纳入到各种心理治疗之中。更具体地说,心理治疗法对认知重建的处理,采用了古代佛教对治个人痛苦所使用的相同核心原则。

弗罗姆(Fromm)对用于心理治疗的两类默想技巧做了区分:(i) 自我暗示,被用于引导放松;(ii) 冥想,“以达到一种更高程度的无执著、无贪心和无幻想;简单地说,就是那些被用于达到一种高层次存在状态的方法”。弗罗姆将后者归属于佛教的正念修习。[10]

采用佛教正念技术的两种日益流行的治疗实践,是乔恩·卡巴金(Jon Kabat-Zinn)的正念减压疗法(MBSR)[17,18] 和玛莎·M·林丽韩(Marsha M. Linehan)的辩证行为疗法(DBT)。其他著名的正念治疗方法,包括正念认知疗法(MBCT)[19]和斯蒂文·C·海耶斯(Steven C. Hayes)的接纳与承诺疗法 (ACT)[20]

5. 正念减压疗法

卡巴金(Kabat-Zinn)在10年之中,于麻省大学医学中心为4000多名病人开发出一套为期8周的正念减压疗法方案。在描述这个方案时,卡巴金写道:“这项‘工作’包括了以上所有正规的、自控性的‘觉知当下’或‘正念’修习,彻底地‘享有’你所经历的每一刻——无论好、坏,抑或丑陋。这就是‘苦难人生’的本质。”[17]

卡巴金,一个曾经的禅实修者,继续写道:“虽然在目前,正念冥想大多是在佛教背景下被教授和修习,而它的精髓是通用的。正念出自佛教绝非偶然,因为佛教对解脱痛苦和消除幻象的关注超乎一切。”[18]

毫不奇怪,就临床诊断而言,正念减压疗法(MBSR)已被证明对罹患抑郁症和焦虑症的人群具有良好的效果;然而,该项目的目标是服务于所有感受到明显压力的人。[19]

6. 辩证行为治疗法

关于辩证行为疗法(DBT),禅修者林丽韩(Linehan)写道:“正如它的名称所表明的,其首要特点是强调‘辩证’——即,在持续不断“综合”的过程中,对立面之间的调和。将“接纳”作为“改变”的一种平衡,对这一点的强调,直接来自于西方心理学实践与佛教实修观点的整合。”[21]林丽韩同样写道[22]:“正念技巧对辩证行为疗法(DBT)来说极为重要,这是要进行教授的首要技巧,每周都要复习。这些技巧是东方灵性训练中冥想练习的心理学和行为学描述。我从禅修中所获颇多。临床对照研究已经证明了辩证行为疗法(DBT)对边缘型人格障碍的效果。”[21]

阿尔伯特·艾利斯(Albert Ellis)博士曾论及,理性情绪疗法中的许多原理并不是新事物;其中有一些是几千年前由道教和佛教思想家最初宣说[23]。举一个例子,佛教发现愤怒和嗔恨是心灵成长的主要障碍。佛教对治愤怒的常见方法是以“爱”的念进行活跃的默观。这和使用辩证行为疗法(CBT)的技巧,即,艾利斯所描述的“情感训练”相似。[24]

行为主义学派将人类职能描述为(或约化为)行为准则,这些准则的实施可以对病人的生活产生积极影响。在八正道有关正业、正言、正命的劝诫中,我们看到了这种方法的影子。人们可能会想到佛陀讲述的一个故事,一次,一个富有却吝啬的人来见佛陀,他想要提升自己的精神生活,但又为其表现出的不能与他人分享自己的财富所阻碍。佛陀告诉他,用右手把贵重的东西送给左手,形成习惯,并从中学到给予的艺术!佛陀以此种方式解决了他的问题。

认知和认知-行为学者更注重训练头脑对假想、恐惧、担忧和信念进行评判和质疑。这些治疗学家通常使用的是这类技巧,它们被设计成形象化的、积极的自我对话,用来训练有益的认知,抛掉无益的认知。同样,八正道及其对正念和正思维的关注,正是佛教思想的必然结果。

6. 佛教和其他心理治疗原理

格式塔疗法(又称完形疗法)是由弗列兹·波尔斯(Fritz Perls)创建,它主要基于存在主义哲学,而且受到了佛教禅宗的显著影响(除了其他影响之外)。格式塔理论的前提是,我们必须将对方作为一个“整体的人”——即德语中的“gestalt(音译:格式塔,主要指完形,即具有不同部分分离特性的有机整体)”——这相应于“正见”中所包含的智慧。它使用的技巧是鼓励保持正念、专注于当下——即在身体、情感和精神领域中,此时此地发生的现象和经验上的真实。[25]

戴维·布雷泽尔(David Brazier)在其《禅理治疗》一书中,对佛教的一些最重要概念和个人中心疗法(罗氏疗法)作了深入比较。罗氏疗法——[26]这一由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发展起来的治疗方法,无论在原理还是在技术方面,实际上包含了所有的有效疗法。基本上说,它的目的是为病人提供一个安全场所,在这样的环境里,他或她可以(放心)表达自己的问题。治疗师不去主导治疗过程,他们假设病人有潜力进行自我“治愈”和自我成长,而提供环境是对其进行的支持。

像佛陀一样,这个“非权威式”的方法表明病人可以成为“照亮自己的明灯”。虽然治疗师可以做的不仅限于提供积极的共情倾听,以及对痛苦的患者的思想和情绪予以反应和确认;然而,他们提供了三项使改变得以发生的关键要素:无条件的积极关注、共情以及一致性(或真诚)。一般认为,要创造出一个可以让个人成长、学习和发展的环境,这几点是基本要素。

信仰佛教的研究者对以下这一点会特别感兴趣——他们接受的教导是,所有的痛苦,是根源于贪、嗔、痴这三种“苦因”或“毒”,布雷泽尔从治疗角度证明,“个人中心疗法”是如何一一对治这三“毒”的:共情是嗔的“解药”;无条件的积极关注提供了一种接受自己和他人的模式,以此可以对治执著、贪婪的本性;一致性(真诚)对治痴。如布雷泽尔所示,“痴”自身被解读为“不一致”,是自我和心灵与“实相”和“当下”的分离。

四、结论

佛陀被公认为“伟大的医师”,且像所有治疗师一样,他的目标是识别、解释和终结人类的痛苦。所有治疗师都有相似的目标。四圣谛是采用诊断形式解释痛苦及其医治的一种方法;第一圣谛识别疾病,第二个给出病因,第三个告知预后,第四个提供疗法。

哲学家和东方学家艾伦·瓦茨(Alan Watts)曾写道:“如果我们像佛教那样深入探究生活,就不会发现如同西方所理解的那些哲学或宗教。而是某种更类似于心理学疗法的东西[27] 。东方处世态度与西方心理治疗间的主要相似之处,在于两者都关注其所引发的意识改变——既包括对我们自己存在的感知方式的改变,也包括对我们与人类社会及自然界联系的感知方式的改变。”[28]

佛教真正关注的是:回归这样的生命——拥有“全新态度”的、你自己的渺小生命。通过变得更平静、更具觉知、更道德友善,一些人放弃了嫉妒、贪婪和憎恨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东西,他们理解到没有什么可以永恒,悲伤是我们为爱付出的心甘情愿的代价……这样的生活变得更少煎熬。我们停止折磨自己,并使得自己享受应该享受的。[15]

佛陀是独一无二的心理治疗师。几个世纪以来,他的治疗方法帮助了成千上万的人。如今的西方世界已经意识到了佛学的心理学本质。许多西方心理治疗体系都源自佛陀的教言。对于一切来到自己面前的人,佛陀都展示了共情和无偏的接受。他帮助人们获得觉察力,在帮助他们去除麻烦和痛苦情绪的同时,也帮助他们成长。他的治疗方法非凡卓越,并且永远适用。[16]

乔达摩王子付出了一生去领悟,并继而传播他的哲学。而人们倾其生命致力于学习和理解他的哲学。作为一名现代精神病学的研究者,我不敢声称自己是佛教哲学或佛教宗教的专家,这篇文章,仅仅是我对佛陀哲学点滴理解的表达,并借此机会,向这位世界上最伟大的心理治疗师致以深深的敬意!

文章来源:

http://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3705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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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悲翻译中心

                                          翻译:青青翠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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