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学生作文与国内作文差异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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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植荣

摘自《羊城晚报》2012年7月7日B7版

作文是学习语言和检验语言水平的最有效的手段。而语言是传承人类文明的载体和所有学科的基础。为此,不管家长还是教育部门,都重视学生写作能力的培养,每年高考结束,高考作文总是被热议的一个话题。

过去几年,每年高考结束后,我都要写篇高考作文,体验考生的艰辛,感受作文的难易程度。每年公布的高考满分作文,读起确实给人一种美感,但细细推敲,在华丽词藻间似乎看不到考生自己提出的鲜明的观点,很难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但看了法国的“高考”作文题目,国内读者不禁惊叹中国语文教学与法国的差距。

作文题目是各国教育制度的外在表现形式,有什么样的教育制度,就有什么样的老师,就出什么样的作文题目。故此,本文侧重谈谈外国为什么会出这样的作文题目,外国与中国的语文教学有哪些不同,中国语文教学应如何改革等问题。

一、法国作文看重学生的观点

首先要澄清一个事实,媒体报道的“法国高考作文”,其实那并非是人家的高考作文,因为他们和许多欧美国家一样,根本就没有高考制度!

法国教育是“直通车式”教育,从小学到大学自动升学,一路免费,小学、初中阶段连教材、文具都由政府免费提供。高中生毕业时要参加全国会考,成绩合格者获得业士(简称“Bac”)文凭,相当于中国的高中毕业证。获得业士文凭的高中毕业生可到一所大学注册学籍,继续高等教育阶段的学习。中国媒体报道的“法国高考作文题目”其实就是法国高中毕业会考的作文题目。

法国2012年高中会考作文的主题是“国家”、“真理”、“劳动”和“欲望”。

文科作文题目是(在三个题目里选一个,下同):

人在劳动时有何收获?

(Que gagne-t-on en travaillant?)

所有信仰都与理性相悖吗?

(Toute croyance est-elle contraireàla raison?)

阐述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中的一段。

(Explication d’un texte de Spinoza,«Traitéthéologico-politique».)

理科作文题目是:

没有国家我们会更自由吗?

(Serions-nous plus libres sans l’Etat?)

我们有权探求真理吗?

(Avons-nous le devoir de chercher la vérité?)

阐述卢梭《爱弥尔》中的一段。

(une explication d’un texte de Rousseau,«Emile»)

经济社会学科作文题目是:

劳动,它仅仅是有用的吗?

(Travailler,est-ce seulementêtre utile?)

有天生的欲望吗?

(Peut-il exister des désirs naturels?)

阐述柏克莱《论消极服从》中的一段。

(explication d’un texte de Berkeley,«De l’obéissance passive»)

关于法国的作文题目,中国学生是绝对作不来的。例如经济社会学科第一道题目:劳动,它仅仅是有用的吗?

其实,这个题目中国人很难理解,因为这是个哲学问题。这道题是为了考查学生对哲学家对“劳动”的论述的理解,劳动不但是对人有益的,例如,可以通过劳动获得报酬养活自己及家人,可以通过劳动融入社会等,它同时也是一种“存在”,这讨论起来就深奥了。本题目尤其是看考生对马克思《资本论》中关于劳动价值的论述的态度。

说明一下,法国高中会考作文时间是4个小时,学生有足够的时间思考发挥。

我在法国,见他们很多学校开设马克思主义哲学课,法国院校对马克思理论的重视程度,肯定要强于国内院校。在我们国内,真正读过《资本论》的人恐怕不多。

法国的这些作文题目都是开放型的,给考生发挥的空间。但也确实有难度,必须阅读大量哲学原著,才能理解题目,进而提出自己的观点,并进行论述。我也与一些大学教授和报社编辑讨论过法国高中会考作文,普遍认为,他们的作文题目涉及的领域宽泛,尤其是哲学和政治学题材的作文,恐怕国内的博士生作起来都困难。

如果与往年的高中会考作文题目对比就会发现,他们的作文题目难度基本上保持一致。尽管法国也有批评人士指出,对高中生来说,这样的作文题目难度过大,每个题目都可以写成一篇博士论文。但法国学界已达成了共识,将来也不会降低高中会考作文的难度。

法国之所以出这么难的作文,其目的就是考察学生的课外阅读量,评价学生对一些概念的理解程度和对事物的总体看法。他们不在乎学生的观点是否正确,在乎的是学生有没有观点。

2006年6月15日,我曾在博客发了一篇《看看法国“高考”作文题目》的文章,网友“星空音乐”在博文后留言说:“法国的作文是让人思考,中国的作文是让人编造!”我想,这大概就是法国作文与中国作文的区别。

二、美国培养学生“总统思维”

一次,我在QQ上与移民美国的朋友聊天,她说在给二年级的儿子辅导作业。我问她是什么作业,她说是作文。我很感兴趣,想看看作文题目是什么。她通过视频把作文题目给我看,题目是“如果你是华盛顿,你应该如何处置当时的情况”。朋友解释说,孩子刚学了篇美国独立战争的课文,学完后,老师就出了这个作文题目。

小学二年级的学生,如果在中国,作文题目无非是“我的爸爸”、“我的妈妈”、“我的老师”、“记有意义的一天”之类的题目,把学生的思维限制在家庭、学校狭小的空间里,学生很难在作文中表达个人思想,这也就使学生的思维得不到足够的发展。

美国则不同,他们的教育在各个阶段都是把学生当作教学主体,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如果把学生比作初生牛犊,老师不是牵着学生的鼻子走,拉着学生去哪里吃草,哪里喝水,而只讲草和水对身体有什么益处,让学生在开阔的原野上自由奔放,自己去寻找草和水。

我在院校任教时,与一个领导聊天。三句话不离本行,聊着聊着,就聊到了教育。他说,儿子在美国读初中,暑假作业就是做一个老鼠夹子,自己随便做,不管用什么原理、什么材料,能抓住老鼠就行。

再看看中国孩子的暑假作业,总离不开教材,一遍又一遍地做各种模拟试题,不是鼓励学生走向社会,去观察,去实践,而是用一些“标准答案”像紧箍咒一样把学生的思维牢牢束缚,只能被动地接受知识,不能主动地寻找知识,更不能创造知识。

正由于几十年来我们的教育一直是禁锢学生思维,学生要是提出个新观点,马上就被当作“奇谈怪论”,“偏激”、“偏执”等帽子纷至沓来,令学生的思想变得僵化而缺乏创造力。

2009年上海世博会主题曲《2010等你来》这么重要的一首歌曲和吉祥物、中国馆等,竟被媒体曝光有复制嫌疑。德国《莱茵邮报》2010年2月18日发了一篇报道,中国在法兰克福展览会上的参展产品获得“抄袭特等奖”、“抄袭一等奖”等5个抄袭大奖。

这样下去非常危险,即使我们的GDP将来有一天世界第一,也不会保持多久,因为“大”并不代表“强”,只“大”不“强”那就是草包。根据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逊的研究,中国从公元1世纪到鸦片战争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腐败的封建教育制度,不允许学生有任何与朝廷不一致的观点,大兴文字狱,陷害持不同政见的仁人志士,结果,这个世界第一经济体“庞然大物”也只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来了几艘西洋炮舰,就把它给打垮了。

三、法国为什么没把《最后一课》选入教科书

语文教科书离不开历史事件,欧美教材对历史课文的选材非常谨慎,唯恐对历史的认识有误而误导学生。即便这样,他们也不敢轻易给出一个官方结论,充其量罗列一些学者的不同观点供学生分析、批判,鼓励学生对历史事件独立思考,形成自己的观点,增进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

都德的《最后一课》对中国人来说耳熟能详,因为它被选入我们的教科书,可法国却很少有人知道这篇文章。《最后一课》写于普法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以沦陷的法国阿尔萨斯省一所小学被迫改学德语事件为题材,描写了最后一堂法语课的情景。但这件事仅发生在阿尔萨斯省法语区,该省讲法语的人只占3%,绝大多数人讲德语。为了尊重历史事实和民族感情,法国没有把《最后一课》选入教科书。

美国中学语文教材里有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讲》这篇课文,课文后的作文题目是:“以记者身份,写一篇关于《葛底斯堡演讲》的专栏文章,评价这次演讲。”学生凭借自己对美国内战的认识,可以称赞这篇演讲,也可以批判这篇演讲,老师根本不会把一个观点强加给学生。我想,如果是中国老师出这篇作文题目,十有八九会是“《葛底斯堡演讲》的伟大意义”。

中国的课文选材都是根据“论”去选“史”,这样,“史”往往不是客观历史的真实反映。我上小学时,课本上这样写着:国民党部队假抗战,真反共,八年抗战他们跑到峨眉山摘桃子去了,教材上充满了“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天安门事件”、“反击右倾翻案风”等文章,都是先被积极肯定,后来又被坚决否定,连教材如此编来造去,能教给学生写出有真情实感的文章来吗?

四、洋编辑给我的启示

我在喀麦隆工作期间,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一个来自中国浙江的女孩阿玲。为给患癌症的妈妈筹集治疗费用,她16岁就来到喀麦隆打工。我把这个感人的故事写了出来,发到了博客。《WOMEN OF CHINA》杂志约我用英文把这篇文章重写(刊在2009年第7期,题目是《Home Away From Home》)。

加拿大编辑米勒先生看了文章后提出的问题耐人寻味:阿玲的母亲患癌症,她应该在母亲身边照顾才是,怎么反而跑到了喀麦隆去了?他显然不了解中国,尽管他在中国也呆了几年了。

我给他解释说,这就是中国的“国情”。你们加拿大全民享受免费医疗,中国不少百姓有病要自己掏钱医治,而且是先交押金后治疗。你说,阿玲是在家看着妈妈病情恶化,还是到喀麦隆挣钱帮妈妈治病?

从洋编辑提出的问题可以看出,外国人很重视文章的真实性和逻辑性,不能胡编乱造。个人可以直抒胸臆,大胆谈论对某个事件的观点,但绝不能歪曲事实,更不能捏造事实。

后来我发现,国内有不少媒体转载这篇文章,有的媒体找了写手,把阿玲描写成了一个女侠客,说她中国功夫了得,在喀麦隆遇到一伙劫匪,她孤身一人打跑了几个黑大汉;说她被洪水冲到了原始森林险遇猛兽;说喀麦隆政府授予她公民权;说她被当地报纸重点报道引起了轰动,她的故事在喀麦隆广为传诵……我要告诉大家,这些都是编造的,连点影子没有。阿玲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女孩,家庭有困难,生活所迫,万般无奈才到海外打工。

五、法国人教我学《论语》

我在巴黎读书时,一天晚上,与两名法国学生一起去国际大学城看朋友。他住在东南亚楼,一进门,见大厅正面墙上用中文写着“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就用法语给这两名法国学生解释这两句话的含义。尽管我口若悬河讲了个眉飞色舞,可他俩却皱着眉头疑惑不解:在课堂上学习,回去再拿着课本、笔记复习,天天这样学呀背呀,怎么会感到快乐呢?

老外的疑问让我对“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理解忐忑不安起来,第二天便去蓬皮杜文化中心查阅相关资料。我看了一本洋人翻译的《论语》,对这句话的解释是:学习一定要联系实际,学以致用,这样才会感到快乐。

我恍然大悟。是呀,就拿国人学英语来说,课上讲语法,课下背单词,谁会感到其中有快乐呢?要不是高考有英语,大学毕业不过“四六级”拿不到学位,谁会下这么大的工夫学它呢?

我在国内大学读书时,一次到西安机场实习,当时机场租用了三架罗马尼亚的“伊尔”型飞机,随飞机来的有几个罗马尼亚技术专家,我经常用英语和他们交流,并解决工作上的一些问题。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实践中使用英语。自己能用英语和老外交流了,在英语上下的功夫没有白费,这时的我才感到无比喜悦。

有一次,我给上六年级的女儿辅导功课。人教版《语文》第一册第17课是《〈论语〉十则》,课文的第一句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脚注对“时习”的注解是“按一定的时间复习”。我对女儿说,书上讲得不对,这里的“习”是“练习、实习、实践”的意思。可她根本听不进我的话:“书上白纸黑字印得很清楚,老师也是这么给我们讲的,怎么会有错呢?”

于是,我就把在法国的故事讲给她听,可她还是满脸无奈地说:“不管老爸您讲得多在理儿,可考试还是以书上的为准呀,不按照书上的答题就算错!”我只好与女儿妥协:“你按照我讲的去理解这句话,考试时还按书上讲的答。”

这些年来教育部门刮起了传统文化风,语文课本里的古诗文多了起来,相信教材里有不少内容会像“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解释一样误人子弟。

六、欧美学生的教材,都放在教室不带回家

有高考考生的家庭,孩子高考结束后,都会整理出一箱箱的“教辅”来。其实,中国学生就是被这些“教辅”害苦了。

我过去学英语时,请求移民英国的亲戚寄一套英语教材来,我知道,他家儿子在读大学,女儿在读初中,一定有用不到的英语课本。亲戚告诉我,教材都是政府提供的,在学校里公用,不往家带。这位亲戚便到旧书摊为我买了一套学校替换下来的英语教科书,封面的背面印有学校的印章,印章小面一张小表,列着使用过本书的学生的名字。

美国也是。一次,我对美国的朋友说,把孩子用过的教材给我寄几本来。她说,从未见过孩子的教材,教材都在教室里放着,是学校免费提供的,循环使用。

你看,欧美国家的学生放学后不但没有作业,连课本都不往家带。那他们放学后干什么呢?去图书馆。

欧美国家的图书馆都联网,不管是大学的还是社会上的,所有图书馆都在一个网络系统内,任何人都可以在本市任何图书馆借书,看完后在本市任何一个图书馆还书,图书馆关门也没关系,门上有个还书的洞孔,把书塞进去即可。

由于图书馆为读者的借阅提供了极大便利,学生放学后或周末就可以去图书馆找自己喜欢的书,即可带回家看,也可在图书馆阅览室里看,丰富了自己的课外知识,满足的个人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中国中小学生很少有去图书馆的,因为总有做不完的作业和堆积如山的“教辅”已经把他们压得喘不过气来。

外国学生最喜欢作文,因为这是展示个人才华的机会。通过作文,把自己的新鲜想法表达出来,与同学们交流,得到同学们的赞扬。而中国学生,大多害怕作文,总觉得肚子里没词儿。写作练习就是模仿“教辅”上的范文,考试就靠背几篇范文,运气好的押上了题目,就可以得高分。这样的教育就是逼着学生写“假大空”文章。

其实写作是很轻松自的事情。2006年4月27日,我接受《钱江晚报》记者采访时说过,写文章就像放屁。放屁是人的自然生理现象,吃的东西在肠胃里消化会产生甲烷气体,压力大了,就冲了出来。同样,写文章是人的思维的自然流露,有了想法,不吐不快,写出来就轻松了。

七、中国教育改革路在何方

本文开篇已经论及,作文题目是由教育制度决定的,法国的作文题目确实让国人看了震撼不已,但这不是我们拿来就能作的,也不是我们拿来就能作好的。我们早就引进了外国的英语考试,但很快就变了味,有了“中国特色”,正如一家英语培训学校的老师在课堂上对学生所讲:“就这样六级程度的考题,只要求过60分,还用真会英语吗?根本不用,连单词都不认识的人也能过!”

中国的教育改革,左改右改,丝毫没有撼动应试教育的根基。除了教育成本上升了,教材翻新频率提高了外,其他几乎没什么改变。

高考由各省命题,改成全国统一命题,又改回各省命题。教材也是如此,由各省统编教材,改成全国统编教材,又改回各省统编教材。如此瞎折腾,掏空了学生家长的腰包,喂肥了利益链条上的人。

中国历次教育改革,口号喊得都很响亮,但大都没有落实。什么“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什么“素质教育”,回头看看,应试教育一直贯穿始终。不过,提出“教育产业化”后,学校越来越像市场,除了名目繁多的收费外,不少教授在企业兼职,与企业老板一吃吃喝喝,称兄道弟,甘当利益集团的吹鼓手,根本静不下心来研究学问,教书育人。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说,中国不可能成为世界强国,因为中国出不来足以影响世界的思想。这就是对我们教育的警示。教育不是禁锢思想,而是解放思想。教育不是统一思想,而是开放思想。教育不是沿袭老思想,而是创造新思想。

那么,如何评价中国教育改革是否成功呢?这很简单,什么时候教育部门的官员们、院校的专家教授们不再像现在这样想法设法把自己的孩子弄到国外读书,什么时候中国的教育改革就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