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悲翻译]全球经济中的佛教

Buddhism in the Global Economy

作者:海伦娜·诺伯格·赫奇

     by Helena Norberg-Hodge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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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海伦娜·诺伯格·赫奇是生态与文化国际协会Local Futures的创始人兼负责人。作为“新经济”运动的先驱,三十多年来,她一直倡导个人、社会和生态福利经济。她是获奖纪录片《幸福经济学》的制片人和联合导演,也是《悠久的未来:向拉达克学习》一书的作者。由于在拉达克的开创性工作,她被授予“正确生活方式奖”( Right Livelihood Award);同时因为在“文化和生物多样性的复兴,以及巩固当地社区和世界经济”方面做出的贡献,她获得“2012五井和平奖”。

过去的20年里,我不断接触到传统文化和西方工业化国家的佛教团体。这些经历让我强烈地意识到,工业的发展不仅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影响着我们的世界观。我还认识到,如果我们想避免对佛教教义的误解,就需要密切关注工业化全球经济社会和那些更多依赖于本地经济的社会之间的基本差异。

在佛陀时代,社会与自然界的地缘关系更加稳固,经济多为本土化。换句话说,那种规模使人类与其他众生及生命的相互依存关系更为明显。

人与人、文明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相对直接。对自然界的直接观察和感知为个人生活的伦理决策提供了基础。

佛陀制定教义和戒律的社会背景与当时的社会以及人们所生活的世界有直接的联系。佛法就是生活。它讲述了自然界不断的变化周期:生与死、喜与悲、花开与花落、月圆与月缺;以及一切生命所具有的无常与相互依存的特性。

而在当今工业社会,复杂的技术和大型社会机构导致人与人、人与生物界之间基本分离。我们的日常生活似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个人造的世界——经济、电力、汽车和公路,以及医疗体系。这很容易让人相信,比起生命或生物圈,我们更依赖于科技领域。随着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想要了知我们的行为会对自然界以及他人带来哪些影响,这一点正变得日益困难。这种形式的分离源于并反映出一种支离破碎的世界观,这从本质上违背了佛陀的教义。事实上,现代社会就建立在这种假设的基础上:我们与自然界分离,我们能掌控自然界。因而,我们依赖的构架与机构是我们无知与贪婪的具体体现——否认相互依存与无常。

对于在工业体系中长大,对其他生活方式一无所知的西方佛教徒来说,这些差异的重要性并不那么明显。因此他们很容易把经济和技术的快速发展与无常或自然界的循环相混淆,或者认为,当前将多元化经济整合成所谓的“一体化”全球经济的努力恰恰反映了佛教相互依存的观念。这造成的结果是,在面对一些变化时,人们有时会被动接受,这些不仅与佛教的价值观相违,而且也从根本上违反了人类正常的价值观念。

作为入世的佛教徒,我们有责任用佛法的智慧谨慎地衡量现在的经济趋势。我确信,这种衡量会促使我们产生主动抵制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愿望,并且通过更多佛教经济学帮助我们不断改进生活方式。

全球化:自由贸易协定和全球化毁灭了生活的多样性,单一的经济体系大有蔓延全球的危险。这种体系的核心建立在一种非常狭隘的观念上,即人类的需求和动机:它唯一关心的就是货币贸易,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生活中非物质的方面,如家庭、社区、有意义的工作或精神价值。

专注于货币化的社会关系是因为相信,人类的主要动力是个人利益和永无止境的物质欲望。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经济体系并没有着手去减缓我们以自我为中心、贪得无厌的本性,反而是去强化它:西方经济普遍认为“一只看不见的手”会将自私自利的行为转化为社会的整体利益。

经济全球化到底意味着什么?纳贝斯克集团(世界著名饼干和休闲食品品牌)总裁曾将其定义为“统一消费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各地的人们吃着同样的食品,穿着同样的衣服,住着类似材料建造的房子。在这个世界,每一个社会都使用相同的技术,依赖同样的集中管理经济,对孩子们进行相同的西式教育,说同样的语言,浏览着同样的媒体图片,拥有同样的价值观,甚至拥有同样的思维。实际上,全球化意味着毁灭文化的多样性,也就意味着文化的单一化倾向。

文化多样性反映了人与所处环境及生物世界的关系。几个世纪以来的征伐、殖民和“开发”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对世界文化的多样性造成了破坏,而经济全球化则加速了破坏的进程。除了多车道公路和混凝土城市外,全球化把以快餐店、好莱坞大片、移动电话、时髦牛仔裤、万宝路香烟以及芭比娃娃为主的文化景观带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如果全球化带给全世界的是文化的单一性,那么受影响最大的就会是第三世界国家,因为这里依然保留着文化的多样性。在南半球,大多数人仍然生活在农村,他们通过多样化的本地经济与多样化的本地资源相联系,比起科技领域,他们与生物圈的联系更加紧密。由于全球化的压力,与本地相适应的生产方式正在被工业生产体系所取代,从而与自然环境越来越脱离。

农业是南部农村人口的支柱产业,这意味着要构建一个集中管理、依赖化学药品的体系,向世界市场提供种类有限、方便运输的食品。在这个过程中,农民被能源和资本密集型的机械装置所取代,为当地社会提供多种食物的生产被单一的出口所取代。由于农村活力下降,村民们正被快速拉入肮脏的棚户区。

发展不仅使农民离开土地,还将就业机会和政治权利集中到了城市,强化了中心城市的经济拉动力。同时,广告和媒体形象发动了强有力的心理攻势,以寻求建立在消费增长基础上的更好、更文明的生活。但是由于就业机会非常少,只有小部分人能够成功,因此,大部分人最终都只能在“美国梦”的虚幻广告中无依无靠、满怀愤恨地生活在贫民窟中。尽管有这种灾难性的后果,但出于对全球化的支持,各国政府还是将此作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有效措施。

如果农村生活崩溃,那些曾经依赖于附近资源的人们转而依赖全球化经济,那时会发生什么?想想传统建筑,那些建筑材料大都源于本地资源,法国的石头,西非的粘土,西藏的砖,菲律宾的竹子和茅草、蒙古的毡子等等。当这些建筑传统向现代建造方法投降的时候,这些丰富的当地建材会被弃之一旁,而种类极其有限的建筑材料,如水泥、钢铁和原木的竞争力却突飞猛进。同样,人们吃着相同的主食,穿着同类纤维制作的衣服,并且依赖同样的有限资源。由于全球化让每个人都依赖于相同的资源,这就为企业创造了效率,但它也让消费者的选择减少,因而会加剧竞争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处在经济阶梯底端的人就会处于极大的劣势。贫富差距不断加大,愤怒、仇恨和冲突不断加剧。在南方更是如此,那些不同种族背景的人被拉到城市,与自己社区和文化的联系被切断,在那里,他们为了就业和基本的生活必需品而面临残酷的竞争。为了顺应媒体和广告的模式,个人和文化的尊严被侵害,而这些媒体宣传的形象都是都市化的西方消费模式:金发、碧眼、纤尘不染。如果你是一个农民,或者皮肤黝黑,你就会给人落后、原始和低级的感觉。这造成的结果是,全世界的女性都使用危险化妆品来提亮自己的肤色和头发,蓝色隐形眼镜的消费市场不断扩大,从曼谷到内罗毕,再到墨西哥城。为了让自己的眼睛看上去更西式,许多亚洲女性甚至接受整容手术。

与鼓吹者的言论相反,全球化的中央计划经济并没有通过消除我们之间的分歧而给世界带来和谐和相互理解。通过向农村人口宣传遥不可及的都市白领梦,将人们从农村迁移出来的做法是愤怒和敌对情绪激增的原因——尤其在年轻人当中。面对激烈的挫折和竞争,任何一种分歧都会越来越显著,民族和种族冲突就是所有问题当中不可避免的结果。

我在拉达克地区和不丹王国的经历使我强烈地认识到全球经济与种族冲突之间的关系。在拉达克,占人口多数的佛教徒和占人口少数的穆斯林在一起生活了近600年,这期间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次团体冲突。在不丹,占人口少数的印度教教徒也与人数稍多的佛教徒和平相处了如此长的时间。在这两种文化中,由于外在经济压力的入侵,仅仅十五年时间就引发了种族冲突,致使很多人丧生。从这些案例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引发冲突的原因并不是人类之间的差异,而是他们的经济实力和身份受到了侵害。如果全球化继续下去,那么冲突和暴力的升级将超出人们的想象。毕竟,全球化意味着对世界上大多数生活和文化特征的侵害。

入世佛教徒的责任

在全球化引发的困难形势下,佛教所具有的哲学基础,及其对慈悲的强调,使信奉这一深邃教义的信徒当仁不让地成为走出困境的表率。在抵制进一步全球化方面,佛教不仅能提供理论依据,更重要的是,它能根据人类的居住结构指明一条通往本土化的道路——其行动的前提是慈悲和智慧。如果经济规模如此庞大,以致于我们无法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所带来的影响,我们又如何能做出明智的判断呢?当经济规模如此庞大,以至于因果的联系都被遮蔽,致使我们茫然无知地增加了其他有情的痛苦,我们又如何体现慈悲?

尽管佛教已经给出了答案,但是对全球化所带来的令人不安的经济和社会影响,许多西方佛教徒却迟迟没有采取行动。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显然是因为西方人通常很少能够了解经济全球化影响的准确信息,尤其是对所谓“第三世界”国家的影响。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对这一事实缺乏清晰的认知,也即佛法就是世界的本来面目,不受人为干预。

换言之,它指的是自然世界,而不是一个人工构建的“技术圈”及其腐朽的经济体系。事实上,对于认为世界是由静态的、独立微粒构成的无知者的观点,佛教给予了驳斥。我们需要认识到,当今的许多机构和上述结构无非是实物化了的无知。

西方佛教徒面临的挑战是将数世纪前,在区域化社会和经济关系时代形成的佛教行为准则运用到我们现在置身其中、高度复杂、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为了做到这一点,避免那些理论设想和抽象化的思想陷阱极其重要。否则就很容易将“地球村”和无国界自由贸易的想法与佛教讲的相互依存相混淆。佛教认为,所有生命都是一体的,都处在一个相互关联的网中,没有谁能完全独立或静止存在。

听到“和谐”、“整合”、“联盟”等流行术语,似乎感觉全球化正在使我们相互之间,以及我们与自然界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更加密切。但事实是,它却进一步增加了我们对大规模经济结构和技术,以及数量日渐缩小、规模日渐壮大的垄断企业的依赖。实际上,把这一进程与佛陀描述的宇宙相互依存的概念混为一谈,将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

除非我们对生命的过程和全球化经济体系的根本性区别有清晰的认识,否则佛教中“无常” 的概念也会被扭曲。佛教的教义是关于自然界的变化和无常。佛陀教导我们去认识生物圈中不断变化的生命之流、生死的流转以及一切生命的无常。尽管全球化加速了这些变化,然而,它却否定了佛陀所讲述的无常的本性。

核电站、大坝和高速公路等巨型项目既不是佛陀教导我们去接受的生命流转的一部分,也并非通过生物技术对遗传物质进行控制。相反,这些活动体现了一种世界观,即人们企图主宰自然界,妄想生命可以静止、分解并被加以操控,以此来满足依赖于科技的消费文化。

佛教中的因果法则和贪、嗔、痴三毒这两个具有决定性且互相联系的概念,有时会被误认为是在纵容社会的冷漠。因果法则成为解释贫富差距扩大的一个方法:一个人之所以富裕,一定是他在过去世中行持过善业。然而,一项可靠的调查显示,造成诸多社会不平等的更加直接的原因是全球化的经济体系,它通过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让少数人获得了成功。与其把这种财富差距归于过去世的业果,我们更应该认清西方都市化的生活方式所带来的潜在影响。

很明显,这种生活方式缺乏固有的慈悲与智慧:世界上工业化地区所消耗的资源几乎是其理应所占世界资源的十倍,我们经常忽视了对地球上其他生命造成的无法估量的损失。就个人而言,尽管我们不需要对经过几个世纪才建立起来的全球化体系承担全部责任,但我们仍然需要鼓起勇气来审视我们对一个体系所起到的作用——对世界的另一端而言,这个体系助长了剥削和社会分化,加剧了不平等和毁灭,但我们往往看不到。

贪、嗔、痴“三毒”在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会有所体现,但是文化体系会刺激或削弱这些特征。如今的全球消费文化则从个人和社会层面滋养了这“三毒”。目前,全球每年的广告费用是4500亿美元,目的是让3岁的孩童确信,他们需要一些生来从未见过的东西——比如可口可乐和塑料做的机械战警。在消费主义兴起之前,这种贪婪的文化几乎是不存在的。

因此,我们不能把人类在经济全球化中表现出的占有欲和物质主义归结为人性不可避免的产物。相反,我们需要认识到,在全球消费主义和社会原子化的氛围中,想要彰显我们的“佛性”,几乎是不可能的。

佛教鼓励我们在这种困境中奉行对自己和他人的慈悲与非暴力。生活中,很多人都在逃避一种“诚信测试”,害怕暴露自己对全球性问题做出的“贡献”。然而,一旦我们意识到正是复杂的全球经济造成了社会孤离、心灵空虚和环境崩溃,佛教就可以帮助我们把目光聚焦到这种体系及其结构性暴力方面,而不是谴责该体系当中的自己和他人。佛法能促使我们理解我们如何以众多复杂的方式影响到他人和环境,能激发同情心以及对生活的深刻认同。只有意识到我们全都是这个体系中的一部分,我们才能团结一心,积极地从这种否定生活的体系中脱离出来。

佛教可以帮助我们从宏观上看清多种征象的相关性;我们所面临的危机是如何系统地植根于经济要求。弄清各种问题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使我们避免把时间浪费在研究危机的表现上,而会去关注造成这些问题的基本原因。表面上没有关联的问题,如:种族冲突、空气和水污染、家庭破裂以及文化衰败,都存在密切的联系。从心理方面来说,这种转变有助于我们认识问题的本质:看似毫无联系的、无量无边的问题确实足以使人崩溃,但是一旦发现这些问题的结合点,我们就能制定出更有针对性、更加有效的解决方案。剩下的问题就是找出影响整个问题之网的关键线索,而不是分别解决每一个问题。

退出经济全球化

在结构层面,最根本的问题是规模。不断扩大的全球化经济遮蔽了我们行为的后果:事实上,我们的手臂一直在延伸,以至于我们看不到自己的手到底在做什么。我们的处境不断恶化,这进一步加深了我们的无知,使我们无法展现出慈悲和智慧。

在小一点的团体中,人们能够看到自己的行为所产生的影响,并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较小规模的结构也限制了将权力赋予某一个人。想想一个大国的首脑和一个小镇的领导有多大的区别:一者的权利在数百万人之上,人们见不到他,也不可能有真实接触他的机会;另一者则会与为数不多的几千人协商各种事务,并且积极参与社会事务。现代国家的规模如此巨大,以至于很多领导人根本没办法按互相依存的原则行事,即使他们想这么做。决策大都是根据抽象的经济原则以“发展”的名义做出,却往往忽视了对单个社会成员和地球上其他生命的影响。

而在相对分散的经济和政治结构中,无常和相互依存的法则很难被忽略。个人对社会负责意味着不断适应始终变化的社会和环境动态。在一个小社区,任何行为的后果都很明显,决策者通常要经过智慧和慈悲的抉择之后才作出决定。虽然这听起来很困难,但我们选择成为佛教徒的原因很明确:我们要推动社会向重建小型社会和经济结构方向发展,从而建立以佛教相互依存和无常观念为基础的生活方式。继续增进全球化及扩大全球化规模的步伐比前者要困难得多,如果我们能够记住这一点,这将对我们大有帮助。实际上,经济全球化只能代表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因为它毁坏了生命赖以生存的多样性。

要向小型人类组织发展,很重要的一点是对地域感的重新认知。每一个社会都有独特的环境、民族和文化。人性化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法律的刚性,为灵活的决策留出了更多空间;这使人们能够根据具体环境的需要,采取与自然规律相协调的行为。当个体在遥不可及、无法变通的官僚体系以及动荡不安的市场面前手足无措时,他们会感到被动和无助;更加分散化的结构则为个体提供了应对特殊情况的能力。

尽管分散化的经济活动能够为环境、社会甚至伦理方面带来很多利益,但是政府仍然在盲目地推崇反面的做法: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集中制。既然经济集中活动是在“统一”和“相互依赖”的名义下进行的,那么作为佛教徒,我们首先要纠正自己和他人对这些术语的误解。通过加强讨论和交流信息,我们可以去除无知的外衣,是它让我们不知不觉地成为一个贪婪和暴力体系的支持者,我们可以明白之前我们的努力奋斗带来的却是适得其反的结果。一旦更加清醒,我们就可以和其他人团结起来,想办法改变现状。

由于全球经济依靠跨国机构来维持,如今这些机构的力量可以压倒任何一个政府,因此,急需在全球层面进行政策方面的调整。从理论上说,此要求很简单:无非就是那些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之类,如乌拉圭回合谈判中,政府重新坐回原来那张谈判桌,只是这一次他们不能再与身边的跨国公司进行秘密交易,他们应该代表多数人的利益。只有当更多的基层民众开始觉醒,这一点才能得以实现,这种觉醒可以对决策者产生真正的影响。

促使政策发生变化,这似乎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今天,许多人已经放弃了有意义的希望,认为我们对此无能为力。但是我们要牢记一点,从长远来看,盲目的恪守那些过时的自由贸易教条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包括如今那些正在推动自由贸易协议的领导人和企业总裁。其他的影响还包括,全球化也在侵蚀着税基和国家民族的力量,而这涉及到预算及民选官员的影响力。即便是在企业界的最高层,全球化也在威胁着个人的职业保障。

令人兴奋的是,在削减资本流动,丰富地区和国家经济活动多样化的政策方面,即便是极微小的变动,也能获得巨大的系统性回报。全球各运营商之间转移利润的能力,也即各运营商之间的经营成本和投资资本,在日益壮大的跨国公司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今,资本被这些企业所控制,他们可以很轻易地在全球范围进行资本转移,这使得这些公司拥有了对主权国家的控制权――只要政府想规范或限制他们的活动,这些公司就会以撤资和制造失业相威胁。制定规则限制资本的自由流动将有助于缩小那些大型公司与那些小型的、地方公司之间的差距,也可以使大公司对其经营区域更加负责。

能源开发的分散化步骤也会产生巨大的利益。在全球范围内,大型电力设备拥有大量补贴。逐步削减这些数十亿美元的巨额投资,同时向区域性的可再生能源供应系统提供真正的支持,将会降低环境污染水平,缓解荒野和海洋压力,同时减弱对日益减少的石油供应和危险的核技术的依赖。这还有助于防止资金由当地经济向外流。

尤其是在工业化水平相对较低的国家,很多大坝、化石燃料发电厂和其他大型能源基础设施面对的是城市地区和出口产品的需要。转而扶持分散的、可再生资源的基础设施,加强农村和城镇建设将有助于抑制城市化浪潮。因为南方的能源基础设施还不是很完善,那么通过游说北方的银行和资助机构,向他们施加压力,那么在不远的将来,这种设想就有可能实现。

监管法律的同步调整也可以产生显著的系统性利益。比如说,在几乎每一个国家,目前的税务条令都会歧视小企业。相对而言,小型企业的劳动力更加密集,由于所得税、社会福利税、增值税、工资税等各项税收,致使劳动力的税收负担很重。同时,税收减免政策(加速折旧、投资补贴和税收抵免等)则针对的都是大企业所使用的资本和能源密集型技术。如果在税务系统制定一些金融政策,以便扭转这种偏见,则不仅能够对当地经济产生帮助,还可以通过以人取代机器的方式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到现在,不同形态的政府都已经接受了自由贸易政策,他们相信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开放能够拯救他们陷入困境的经济。然而,由于这些政策实际上正在侵蚀税基,摧毁无数企业,并导致大范围的失业,不久之后,决策者们将不得不对全球化的真正影响产生清醒的认识,重新评估自由贸易的教条。以上提到的政策变化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使经济向充分就业和真正的自由市场转变,在这种情况下,较强的中小型企业就有参与竞争的机会。从而,地方和国家政府也可以根据他们对社会履行的义务来征税。

本地化:走向佛教经济学

尽管现在政府和行业还没有提供新的政策指导,但人们正在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改变经济,以便使它能够向人文尺度的结构发展,这与佛教的观点更相符。这种本地化的进程已经在全球无数社区中自发开始。因为经济本土化意味着要适应文化和生态的多样性,因此,没有一个“蓝图”能适用于所有地方。如此,当地民众工作的种类就会多种多样,就如同他们所处的地域。

例如,在很多城镇,社区银行和信贷机构都已建立,因此可以向当地居民和企业提供更多的资本,让人们得以在邻近地区和自己的社区进行投资,而不是一个毫不熟悉的全球经济。

在其他的社区中,即使是在与拥有大量补贴的企业竞争时,“购买本地产品”的运动也为本地企业的生存提供了帮助。这些运动不仅可以防止本地经济资金外流,还有助于教育人们在购买更低价、非本地生产的产品时,认清这背后的隐性成本——他们自己的工作、社区和环境。

在一些社区中,地方交易系统(LETS)已经成为有组织、大规模的交易系统。因此,即便人们只有很少的钱,或者不用“真实的”货币,也能够参与并从当地经济中获益。地方交易系统对高失业率地区的帮助尤为突出。英国伯明翰政府一直是非常成功的LETS方案的发起者之一,该地区的失业率一直徘徊在 20%。这些动议所带来的心理利益和经济利益同样重要:许多曾经因为“失业”而变得“无用”的人,可以通过他们的技能和知识重新实现价值。

其中最令人兴奋的基层工作就是“社区支持农业”(CSA)运动,在这一运动中,城镇消费者直接与附近的农民建立了联系。在有些情况下,消费者会提前购买整个季节的产品,与农民共同承担风险。还有些情况下,消费者是按月或按季度分期进行购买。消费者通常会有机会参观粮食种植农场,他们偶尔对农场提供的帮助也深受农民的欢迎。尽管与工业体系相关的小农户每年都在以惊人的速度破产,但CSA却使越来越多的小型综合农场蓬勃发展。如今,CSA已经迅速蔓延至整个欧洲、北美、澳大利亚和日本。在美国,CSA的数量从1986年的仅两家发展到1992年的200家,目前已经接近1000家。

这些行为以及世界各地无数的其他举措表明,人们反思的意识正在增强,他们意识到,相对于依赖由科技和企业机构所构建的全球经济体系而言,依赖我们的邻居和周围的生存环境更加明智。佛教徒面临同样的现实情况,除了面对之外,我们别无选择。佛教赋予了我们义务,也向我们提供了工具,让我们可以对抗这个在世界各地制造和延续苦难的经济结构。我们不能一边宣称自己是佛教徒,一边又支持明显与佛陀教法相违、同时与生活本身对立的结构。

经济和结构的调整需求将不可避免地要求个人也做出相应的调整。在某种程度上,这涉及到重新发现深层的心理利益――从团体当中获得喜悦。另一个根本的转化是重新找回我们与居住地的关联感。文化和信息的全球化导致周边的生活方式遭到人们的轻视。我们获取消息的来源是中国而不是隔壁,按下电视机按钮,我们就能看到许多非洲野生动植物。如此一来,相比之下,与我们直接相关的环境变得暗淡而乏味。“区域感”有助于我们和我们的孩子去体验我们周围的生活环境:重新与我们的食物来源区建立联系——甚至可以尝试亲自去种植,学会观察四季的变化,辨认动植物的特点。

正如佛陀所教导的,我们心灵的觉醒来自于与他人和大自然建立联系。这要求我们去观察我们周边的世界,更用心地去体会我们互相依存的生命之网,我们就是这千丝万缕的网络当中的一股。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体会到无常和相互依存的道理,明白以智慧、慈悲和可持续的方式与他人和自然相处的方法。

文章来源:

http://www.localfutures.org/buddhism-in-the-global-economy/

智悲翻译中心

翻译:杜杰

一校:祖蕾

二校:释然

终审:圆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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