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把圣者作情痴——浅谈仓央嘉措和他的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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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杰·索木东

六世达赖喇嘛、藏族历史上最著名的诗人罗桑仁钦仓央嘉措,是三百余年来雪域大地上一个浪漫的传说。有关他的诗歌和他的故事,时至今天,仍旧被津津乐道、反复演绎,甚至更多被误读和讹传。

那么,仓央嘉措和他的诗歌,究竟是怎么样的呢?

一、仓央嘉措生平考

公元1682年(藏历第十一绕迥水狗年,康熙二十一年)2月25日中午,伟大的五世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圆寂。以第巴桑杰嘉措为首的西藏政府隐匿消息。

公元1685年,五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寻访工作秘密开始。生于公元1683年(藏历第十一绕迥水猪年,康熙二十二年)3月1日的西藏南部门隅乌坚林寺附近的一户普通农家家的孩子因种种圣迹而被选定。

公元1686年,得到诸多印证的五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被初步认定。并秘密转移至措那保护,开始修习佛法。

公元1696年(藏历第十二绕迥火鼠年,康熙三十五年),康熙皇帝获悉五世达赖喇嘛圆寂并被隐瞒消息事宜,震怒示谕。

公元1697年1月,向清政府报告五世达赖喇嘛圆寂16年、转世灵通已经15岁的情况。

公元1697年4月25日,转世灵童从措那出发赴拉萨,并于5月4日到达浪卡子暂住。

公元1697年8月29日,召开西藏政府高级首领会议,确定六世达赖喇嘛坐床时间为当年燃灯节(10月25日)。9月10日,五世班禅一行从日喀则到达浪卡子,并为灵童剃度,取法名罗桑仁钦仓央嘉措。10月25日,在拉萨布达拉宫举行隆重的坐床典礼,成为六世达赖喇嘛。

公元1702年,仓央嘉措前往扎什伦布寺,在五世班禅前受比丘戒。

公元1705年(藏历木鸡年),因西藏政局纷争陷害,被清政府废黜。

公元1706年(藏历火狗年),仓央嘉措在押解至北京途中,相传在青海去世。

另一传说是他当时舍弃名位,在青海湖畔决然遁去。后游历各地,在阿拉善去世,享年64岁。

有关仓央嘉措圆寂始末,青海湖畔去世说记载文献有《清圣祖实录》、《清史稿》、《隆多喇嘛全集》、《噶伦传》、《七世达赖喇嘛传》和《蒙藏佛教史》。

而据《仓央嘉措密传》、《哲布尊丹巴传》、《格桑嘉措喇嘛传》载,仓央嘉措游历传法各地后,于1746年(藏历第十二绕迥火虎年)阴历五月初八圆寂于阿拉善朝克图库烈庙。

另据《十三世达赖喇嘛传》载,十三世达赖喇嘛曾到五台山六世达赖喇嘛闭关修行过的洞内诵《大慈悲经》,有人猜测仓央嘉措圆寂于山西五台山。

二、仓央嘉措诗歌作品概览

《仓央嘉措古鲁》传世不是很多。藏文原著在雪域高原或以口头形式流传,或以手抄本问世,或以木刻本印出,深受读者喜爱。现中文译本海内外至少有10种,国外有英语、法语、日语、俄语、印地等文字译本。

据藏族文学研究者佟锦华先生统计,集录成册的“解放前即已流传的拉萨藏式长条木刻本57首”;于道泉教授1930年的藏、汉、英对照本66节62首;解放后,西藏自治区文化局本66首;青海民族出版社1980年本74首;北京民族出版社1981年本124首;还有一本440多首的藏文手抄本;另有人说有1000多首,但没见过本子。

仓央嘉措作品常见汉译本有:于道泉译《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歌》,66节62首,1930年;刘希武译《仓央嘉措情歌》(五言绝句),60首,1939年;曾缄译《六世达赖情歌六十六首》(七言绝句),66首,1939年;王沂暖译《仓央嘉措情歌》,74首,1980年;庄晶译《仓央嘉措情歌及秘传》,124首,1981年;于贞志译《仓央嘉措情诗》,60首;伊沙润色《仓央嘉措情歌》,74首,2004年;苗欣宇/马辉《仓央嘉措诗传》文学研究;龙冬译《仓央嘉措圣歌》,124首2011年2月;龙仁青译《仓央嘉措诗歌地理》,124首,2012年。

三、几首网传“仓央嘉措情歌”的确切出处

1.《见与不见》

这首诗原名《班扎古鲁白玛的沉默》(班扎古鲁白玛,音译,即莲花生大师)。女诗人扎西拉姆·多多2007年5月15日撰写于北京。出自其自2007年5月开始写的《疑似风月》集的中集。

多多说:“我想要通过这首诗表达大师对弟子不离不弃的关爱,跟爱情、风月没有什么关系。”她在回应众多网友对引用这首诗的疑问时,只回应了一句:“只是不愿世人只把圣者当情痴。”

2.《那一年那一月那一天》

朱哲琴《央金玛》专辑中《信徒》一歌的歌词。音乐人何训田作。

3.《十诫诗》

译文一,于道泉翻译的现代诗形式“第一最好是不相见,如此便可不至相恋。第二最好是不相知,如此便可不用相思。”;译文二,曾缄翻译的古诗形式“但曾相见便相知,相见何如不见时。安得与君相决绝,免教生死作相思。”。第三之后,皆为后人添加。

4.《我问佛》

网络流传,不知出处。

5.在看得见你的地方/我的眼睛和你在一起/在看不见你的地方/我的心和你在一起/

青海玉树一带流传的情歌。汉语由刚杰·索木东改编。

6.住在布达拉宫中/我是雪域最大的王/在拉萨的大街上流浪/我是世间最美的情郎/

汉语是刚杰·索木东改编。

原译文:住在布达拉宫中/我是持明仓央嘉措/住到拉萨宫殿下/我是浪子宕桑旺波/

藏汉双语作家龙仁青先生认为,仓央嘉措的诗歌完全是按照他的出生地及西藏山南林芝等地流传的藏族门巴族民歌“杂鲁”的格式所写,一般为四句,藏文原文每句为六个字,这种格式在翻译的时侯丢失了。偶见有六句的,但极少。十几行甚至更多行的诗歌,绝对不可能是仓的。——这也是判断仓央嘉措诗歌的一个简单可行的标准。

所有译作,总会留下原文所拥有的文化背景,而不会是那么纯正的现代汉语诗歌的样子。当在论及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物及其作品之时,是不是还应该去了解这个人物及其作品“所在”的民族和文化呢?这一点,也是我们辨析所有翻译作品的另一个标准。

四、仓央嘉措的诗歌,究竟是道歌,还是情歌?

1.文献记载:

藏文原文是“仓央嘉措古鲁”。“古鲁”,是高僧大德的语录性歌体文本,意为“道歌”,类似于儒家之《论语》。

仅有与仓央嘉措同时的《隆德喇嘛著作集》中,提到仓央嘉措写有“歌曲”。但并没有说明,这些“歌曲”究竟是“情歌”还是“道歌”。

2.藏歌分类:

藏族对民歌(歌谣)统称为“鲁谐”。由于所表达的内容、流行地区形式结构和表现手法的不同,以及和舞蹈配合与否等方面的原因,在本民族中的称谓是很纷繁复杂的。有“鲁”“谐”“古儿姆”“日玛”“拉伊”“卓”“郭儿谐”(也叫“谐郭儿”)“则揉”“擦拉”“羌谐”等不同的称谓。

按照结构形式和表现手法的异同,并借用藏族对民歌比较普遍的“鲁”和“谐”的称谓,将民歌归纳为“鲁体”民歌、“谐体”民歌和“自由体”民歌(见鲁体民歌、谐体民歌)3种。藏族民歌的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生产劳动、爱情婚姻、汉藏传统友谊、阶级的对立和斗争以及社会主义新生活,在民歌中都有广泛而深刻的反映。

藏族僧侣自编自唱的道情又分两种类型,一是纯属宗教内容,表达人们的处世道德和传播生死轮回道理,讽刺社会上的消极作恶现象,揭露非正义的行为,借此传经布道;二是各教派寺院里年轻僧侣自编自咏的短诗,多属为四行绝句式的道情,其内容包罗万象。这种唱词在有的地方叫“协”,有的地方仍叫“诂”,即道情。

而《仓央嘉措古鲁》,运用了四句六音节“谐体”民歌的格律,语言朴素无华,善用形象比喻,富于藏族民歌风韵,在藏族诗坛独树一帜,为世人所瞩目,深为人民群众所喜爱,开辟了“四六体”诗歌的流派。从体裁和内容分析,汉语译成《仓央嘉措歌谣》最恰当。

3.情歌溯源:

1930年,于道泉先生将《仓央嘉措古鲁》译为汉文和英文时,首次定名为《仓央嘉措情歌》,并在《译者小引》中介绍说,这些情歌藏族民间传说为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所作,而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又是一位行为放荡不拘的情僧。于先生是仓央嘉措诗歌最早的汉文翻译者,他把这些诗歌定名为“情歌”,以及对仓央嘉措的“情僧”定位,对后来起到的导向作用非常明显。几十年来,人们对仓央嘉措及其诗歌的研究和传播,都是在将其定位为“情僧”和“情歌”的前提下进行的。

1939年,曾缄先生在以旧体诗重新翻译仓央嘉措诗歌时,不仅依然定名为“情歌”,还在所附的“略传”中,将仓央嘉措的风流行为又作了着力的渲染。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更有论者将仓央嘉措及其情歌,定位为“宗教叛逆者追求自由的强烈心声”。

多年来,人们一直都是从“情僧”和“情歌”的角度,先入为主地来瞩目、理解、阐释和研究仓央嘉措及其“情歌”的,直至今天,仓央嘉措“情歌”在流行歌曲乃至手机短信中的传播,也都是这样的前提和角度。

4.藏学纠讹

藏族学者降边嘉措先生在《凡情与佛心——六世达赖喇嘛情诗选》的序中指出“把仓央嘉措写的诗歌当成为‘情歌’,把仓央嘉措看做一个具有叛逆精神、不守戒律、恣情纵欲的风流活佛,甚至把他当作一个‘情种’。实际上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

藏族学者贡保旺杰和道杰吉在《仓央嘉措其人其诗——商槯六世达赖喇嘛生平及诗作》一文中指出,《仓央嘉措古鲁》藏文原作多为内容完整,结构严精的四行格律诗,读起来朗朗上口,很有韵律感,而译文部分受“文革”中的“大众化”影响而过于庸俗;部分添油加醋,弄巧成拙,未能达到或者超过了原始藏文的水平,使人感到遗憾和悱恻;译文没有从宗教、政治等当时社会背景去表述,而只是从一个浪迹江湖的情郎“鲜活明亮”角度翻译,对作品的理解上产生了新的看法,使内容产生了不该产生的消极的负面影响。

精通蒙、藏、汉文的内蒙古大学教授,也是传说中仓央嘉措圆寂地——内蒙阿拉善广宗寺寺主的贾拉森先生,就撰文指出先入为主的“情歌”之见,妨碍了人们对仓央嘉措诗歌的理解。

西藏社科院的蓝国华先生对情歌文本中的思想倾向和当时的政治文化环境作了细致的分析,在此基础上,他认为作为宗教领袖,又处于“藏王”桑结嘉措和蒙古拉藏汗权力斗争漩涡中的仓央嘉措,不可能拥有情歌中所写的那种肆无忌惮的夜生活,也不可能写有那些情歌。同时,藏传佛教格鲁巴(黄教),翻译过来就是“戒律派”。这个门派戒律森严,出家者严禁婚恋。这是一个常识。仓央嘉措作为该派别宗教领袖,他的修为和品行,都不允许他这样做,也不可能有儿女私情。

懂得汉藏语言的藏族学者指出,今天流行歌曲中吟唱的仓央嘉措“情歌”中的这一段:“如果不曾相见,人们就不会相恋,如果不曾相知,怎会受着相思的熬煎”,没有尊重这首“道歌”的本意,贴近原文的译法应当是这样的:“第一最好不发现,免得不由迷上它。第二最好不谙习,免得以后受煎熬”,也就是说,这首“道歌”表达的,是对佛法研习的感受和心得。

更多藏学家认为,仓央嘉措是第六世达赖喇嘛,藏传佛教格鲁巴(戒律派,俗称黄教)的宗教领袖。按照格鲁巴的戒律,僧人是严禁恋爱、娶妻、生子的。他的诗歌都是以或暗示或譬喻或代指的手法,表达了佛学中的某些观念,隐晦地传达了本人的处境,以及由于当时的历史原因所导致的许多难以明言的整个民族的苦衷,并非儿女情长。所谓“情歌”,是翻译过程中的误读。更多的时候,由于翻译者个人的局限和好恶,而不是去下功夫了解藏传佛教和藏族文化,一味地一厢情愿、兴之所致,使得仓央嘉措乃至他的诗歌不断地被改头换面,为我所用。尽管这个“情圣”的形象很人性化,更能赢得世俗人间的欢心,但不符真实的形象。仓央嘉措诗作,在汉译本中之所以被冠以“情歌”,可能是基于一定的思想意识而表现出来的爱情色彩较浓之因,以及受废黜的负面影响,将其与歌谣中的表义来推断出“行为不正”联系起来大做文章,既吹嘘又贬责,显得有过分、可恶,殊不知其含有何种深层意蕴。

但是,从文本上看,传世的“仓央嘉措古鲁”中,“情歌”确实占了一部分。那么,这些“情歌”,到底是不是仓央嘉措的作品?仓央嘉措古鲁,又为什么越传越多了呢?

四、“仓央嘉措情歌” 为何越传越多?

仓央嘉措的“情歌”,自1930年由于道泉教授翻译成汉文和英文流传以来,一直受到中外学者的重视,七十多年来,出版了近十部不同的译本并有许多相关的研究论文。近年来,随着交通条件的大大改善、西藏旅游的深度开发和西藏文化对外影响的不断扩大,仓央嘉措“情歌”的传播,又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

据藏学家佟锦华先生统计,辑录成册的有1950年代前已流传的拉萨藏式木刻长条本57首;于道泉1930年藏、汉、英对照译本63首;1950年代后期西藏自治区文化局本66首;青海民族出版社1980年本74首;民族出版社1981年本124首;四百四十多首的藏文手抄本;据说还有一千多首的手抄本。刘家驹先生则在《康藏滇边歌谣集》的自序中说:“第六世达赖洛桑仁钦仓央嘉措……赤裸裸的情歌,刻印发行,昔不满百首,现今流行到民间的歌谣,不下几万言,不同的曲调和舞法,也有数百种。”

这些诗歌中,确有许多情歌。藏族民间也认为,这些情歌是仓央嘉措的作品。从现在发掘出来的资料看,不能确定完全不是,但可以确定不完全是;不能确定哪些是仓央嘉措的作品,但至少可以确定,某一部分不是他的作品。在“仓央嘉措情歌”的收集整理过程中,有一个明显的趋势——越往后,收集到的被说成是仓央嘉措所作的“情歌”就越多。

而据信史记载,仓央嘉措十五岁到拉萨正式“坐床”,成为达赖剌嘛履行宗教领袖尊位,二十四岁时死在“执献京师”途中的青海境内。在他年轻短暂的生命中,写下六七十首诗歌尚属可信,写下几百首、上千首,“几万言”,就难以置信了。

由此推断,那些后来越收集越多的“仓央嘉措情歌”,不过是后人的托附。既然存在这样的托付现象,那么,最初于道泉先生所翻译的六十三首,也就未必都是仓央嘉措的作品。这种托附在今天依然在延续着。

为什么过去是这样,今天也是这样,人们要把民间创作的情歌,托附在仓央嘉措的名下,成为仓央嘉措“情歌”?

在没有宗教戒律压抑的现代男女看来,所谓仓央嘉措情歌中的“不法之情”,既是一种源自本能的浪漫诱惑之情,又是一种挑战流俗、执著追求的男女真情。在“真情”这一点上的相通,是今天的人们往仓央嘉措身上托附情歌的直接契机。

曾缄先生在翻译了“仓央嘉措情歌”后,又附上“仓央嘉措略传”评述说:“千佛出世,不如一诗圣诞生。世有达人,必去彼取此。”意谓宗教信仰,还不如情歌能给予人更多的安慰,两者之中,明白人更愿意选择后者。今日,也有论者指出:“藏族是百分之百信仰佛教的民族,但无论男女老幼人人都会唱并且爱唱仓央嘉措的情歌。在这种不可思议的矛盾现象之中,大概深藏着一种历史的均势和人生的真实。近似于苦行的宗教是信仰,是来世的寄托,而情感,尤其是情爱,则更让人感受现世生活的温馨和抚慰”。一方面是生活和生命的需求,人们离不开男女情爱,要享受男女情爱,在苦寒的生存环境中,就更是如此。另一方面,这种生活和生命的需求,又和藏族民众普遍信仰的佛教禁欲戒律有所冲突。这回避不开的男女情爱,在全民信教的藏文化环境中,就成为一种具有争议性的人间情感,这一情感既是人们生活和生命的追求和安慰,也引发人们有悖教规的困扰和焦虑。如何既要拥有这一现世人生安慰,又能释放其中的困扰和焦虑,即成为人们必须面对的一个人生难题。

而在人类历史上,把某些“品行”托附在圣贤甚至是想象出来的圣贤身上,是常见的文化现象。可使这些“品行”获得权威性和神圣性,得到人们的认同和皈依。

正如藏地民歌所唱的:“喇嘛仓央嘉措/别怪风流浪荡/他所追寻东西/和我并无二样/”。藏族民众把不是仓央嘉错的“情歌”归到他的名下,则显现了另一种托附方式,“圣贤注我”,把自己世俗的品行,说成是圣贤的品行,以二者间的相通,达到自我辩解和自我确证的目的。即是把在全民信佛的藏文化中令人困扰的男女情爱,说成是受人敬畏爱戴的宗教领袖也具有并追求的人间情感,以此赋予这一人间情感合理性和合法性,释放解脱因这一情感追求和宗教戒律相冲突而引发的困扰和焦虑。这种托附方式甚至就可以称作“仓央嘉措式”。

诸多的圣贤中,为什么偏要选中仓央嘉措来托附情歌?这一托附行为,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从历史上看,被人们托附品行的圣贤,除了具有权威性和神圣性之外,在情感上还要深得人们的爱戴。这样,被托附的品行,才在权威性和神圣性之外,又更具亲和力。

身为达赖喇嘛而又命运多蹇的仓央嘉措,无疑具备这两方面的条件。一是仓央嘉措本是藏王桑结嘉措和拉藏汗争权夺利的受害者和牺牲品,小小年纪即因权力斗争而客死他乡,尸骨无收。就一般的情理而言,这样的弱者和无辜者,最易得到人们的同情。二是从传播的逻辑上说,仓央嘉措成为情歌的托附对象,还应该有一个缘由——即他可能真有“情僧”的风流行为并真的写有“情歌”。仓央嘉措确有写作天赋并不排除写有情歌的可能性,往他身上托附情歌,也就有了缘由。三是仓央嘉措生死的这一神秘性和不确定性,为其后种种仓央嘉措并未死在青海的传说提供了缘由和叙说的可能,同样,也为情歌的被托附和“情僧”及其“情歌”的传说,提供了多样的可能和广阔的叙说空间。随着仓央嘉措情歌的进一步传播,人们更是相信,仓央嘉措既是达赖喇嘛,也是一“情僧”,这些“情歌”,就是他所写,甚至把本不是他写的情歌,都说成是他的了。

所以,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男男女女,当然不会像信教的藏族人一样,心中有本真需求和宗教戒律冲突的困扰和焦虑。传播中又衍生出多样的解说。今天喜欢仓央嘉措情歌的男男女女们,心中当然也有对情歌中所体现出来的自由个性和叛逆精神的钦佩和向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其中又包含着源自真切生活感受的心理内涵。

一是今天的男女对情有了更多更新的需求。在咏唱“仓央嘉措情歌”时,其中的“不法之情”,已经被解读为浪漫的诱惑,人们对此充满了艳羡。二是对情的挥霍让人们找不到真爱。“仓央嘉措情歌”中的“不法之情”,也显现了不顾一切禁忌、不管一切后果的真爱特征。挥霍着情爱而又难以拥有真爱的人们,从仓央嘉措的情歌中看到了真爱。三是由于地域的遥远、文化的神秘及身世的特殊,西藏、藏传佛教及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在今天已经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人们从中解读出丰富的文化含义。西藏是“远方的上方”,既是世间实实在在的高处,又是人们精神上圣境的象征。藏传佛教,则象征着人们心中虔诚执著的信仰。仓央嘉措,也已经被人们解读为不顾一切大胆执著追求真爱的“情僧”。

三百多年来,“仓央嘉措情歌”广为流传,不是仓央嘉措所作的情歌,也被托附到了他的名下。过去,藏族民众借助“仓央嘉措情歌”所咏唱的“不法之情”,作自我辩解和自我确证。今天,四处寻觅的男男女女们,依然借助“仓央嘉措情歌”,表达对“不法之情”的艳羡和对真爱的向往。

三百多年来,“仓央嘉措情歌”的托附方式和传播过程,折射着人们在特定时代文化环境中的困扰和焦虑,从中可以看到人们沉重的肉身,和那寻求飞升的灵魂(旺秀才丹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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