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玛斯·墨顿:一位亲近东方佛教的天主教修士

编译:舒晓炜

摘自《佛教文化》2003年第5期

根据《墨顿传》(Merton:A Biography),加州旧金山的Happer & Row Publisher l980年出版。本文主要依据“导言”并参考后面章节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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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一种说法,我非常赞成:托玛斯·墨顿(Thomas Merton)的一生是成功的一生,也是极其完美和快乐的一生,虽然他的死非常的意外。他只活了短短的53年。但他的一生极富时代性,20世纪的宗教面临着一个非常特殊的境遇,它要回应比以往都大得多的挑战,要适应比往更为光怪陆离的文化现象,也更能体现宗教解答人生困惑时的殊胜之处。

人们对于墨顿的一生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说他是一个坦率的但却符合传统的天主教徒,甚至是一个典范;有的人显然只谈他的修道生活的严谨,而回避了他对于修道生活作过的一些评判。也有的人把这个修行者在年轻时住在客西马农园的思想与生活当成他的全部,而不顾他那时才20岁出头,真正是涉世未深的时候。对于这个思想家最终死于泰国曼谷,有的人解释说这是一种无意识的自杀,也就是天遂其愿,因为他对于世俗的生活已经厌倦;还有的人指责他,说他不应该有这一趟曼谷之旅,因为这正是他受到自己所在的特拉比斯特派的迫害的结果。当然我们知道,墨顿到死都是一个非常关心社会和现实的人,他在20世纪60年代中的极强的政治倾向就是一个证明。作为修道士,他却积极地参与民权运动、反对核武器和核战争、反对越南战争。

谈到墨顿我们不得不先谈谈他的《七层的山》(Seven Storey Mountain)。这部书产生于他进了肯塔基巴德斯城的客西马农大修道院之后几年。这是一部自传性的作品。墨顿自己的思想成长期是20世纪30年代,这是一个动荡的年代,足以令敏感的青年彷徨苦恼。社会的萧条和宗教的没落,都是他们所不能熟视无睹的,于是墨顿同那时代的许多青年一样,他们尝试过共产主义、精神分析学、劳伦斯的性自然(大卫·赫柏特·劳伦斯,1885—1930,英国小说家,其作品对于工业社会的异化表示不满甚至愤恨,主张自然的性爱,因此很长一个时期受到误解以致遭受禁绝)、爵士音乐,甚至从酒精中寻求解脱。最终他选择了天主教,而且选择了一个坚持严酷地修道传统的天主教派作为自己的归依。此时他尚在哥伦比亚大学念书。

进入教会,进入修道院的墨顿并未安下心来,他仍然在不倦的寻求。比起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墨顿走得更远,他曾经立誓要做一名信守特拉比斯特教规的修士和神父,他在这一时期的严酷自律甚至引起人们的非议,但更多的人把他的苦行视为一种英雄主义的自我牺牲。其实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墨顿这么一个早年丧失父母的人,可能正是从这种几乎是自虐性的苦行中找到了他的安全感。但是正是在这里,也体现了墨顿的与众不同,他为什么选择了这么一个以苦行为特征的天主教派别,而不参加到圣芳济或本笃教派这样的更偏重于冥思玄想的修道团体中去呢?这与墨顿本人在20岁上下时的伦敦生活是分不开的。一方面他目睹了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和下层社会的惊人贫困;另一方面,他自己又过着最荒唐和放荡生活。声色犬马并未使他感受到安宁,在酒色之余,他也时常听到校园里的自杀。他与一个姑娘的关系发展到养了一个儿子,他并未与这女孩子结婚。以后这母女两人都死在伦敦的空袭当中。这一时期的生活,是墨顿以后为之追悔一辈子的事。我们相信,正是这种内心挥之不去的痛苦,使他立誓要以苦行来洗涤自己。

从1940年到1950年,他一直在同自己的内心痛苦挣扎。这中间他甚至经历了宗教的幻灭,他有一段时间认为他所归依的宗教也不能解决自己的痛苦。在这种巨大的心理创伤有一点好转以后,墨顿逐步地摆脱了以往的自我,并在1960年代完全苏醒过来。经历过大死的他获得了新生,达到了纯真的地步。伴随着他的觉醒的是对于自身的卑微和无知的怜悯,和由己及人的情绪获得的对于社会甚至对于人类的同情,从那时起,他的眼光就没有离开过地球上正在摧残人的战争、种族歧视、社会贫困。

令人觉得奇特的是,从1941年他去肯塔基的客西马衣修院以后,他就立誓不再拿笔写作。但后来他并未践此誓约,这是因为虚荣还是因为他对于文艺创作有了新的认识呢?40年代他出了好几个诗集,受到读者的欢迎。他写的传记故事也一度成为畅销书。正是这些诗文令人们大为吃惊。回过头来看他和他的历史背景,我们不难理解个中的道理。这是一个从死亡和失望中走出来的西方社会。世界大战使人的尊严,使西方文明的声誉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创伤,战后的社会重建首先是人的信心的重建,对于精神价值的重视与高扬首先同基督教价值观联系起来。对于一个像墨顿这样的精英,对于他曾因“为信仰而放弃了一切”的决定,人们当然会充满兴趣。他的书既写到了战前的社会衰落和人心浮动,写到1930年代的人,尤其是青年人的彷徨,精神的苦恼、放纵、更写到了天主教修道院中的生活,尤其是在其中进行精神求索的人们的思考,他们的慰藉和心灵归宿;尤其是墨顿细致描写的修道苦行传统,从11世纪以来,基督教世界中的修士们就通过这种出世的生活在寻求自己的内心的宁静。在战后精神价值重建的当务之急下,社会上一般人对此的态度当然是热忱的,因此他的书大行其道,天主教会方面也乐于推波助澜,从美国到欧洲,各地的教会都有请墨顿为其著作演讲的。他的《七层的山》也译成了捷克文、加泰罗尼亚文、丹麦文、法文、德文、日文、荷兰文、波兰文、葡萄牙文、西班牙文以及瑞典文,从那时起,直到他去世为止,他都不断收到世界各地的读者寄来的信件。

这样曾经立誓以僧侣生活度其一生的墨顿,也就再度逐步放弃了以往的自我,不得不成了专职的作家。几经波折,期间他还又尝试着完全放弃了写作,他还是回到了世界上来,这是因为人们不断的给他写信,不断地访问他(他甚至因一个来访者的袭击而差点死亡),也因为社会上有人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甚至污蔑,他不得不回应社会。最通常的谣言是说他已经同某位女子私奔了。这一时期,他算是“当红作家”,欧美都有他的著作的盗版本子。

尽管有这么大的名头,但墨顿已经是“曾经沧海难为水”了,长期以来,他在私下里都保持着恭谦甚至卑贱的态度,他努力地想当一个好的修士,经常长久地独自在礼拜堂中忏悔、祈祷,其余的时间则安静地阅读,几乎一切涉及宗教和精神性的图书都是他要阅读的,以后他的阅读逐步包括了现代文学与现代思想的各领域。他自己也写过神学方面的作品,但他天生对于系统的神学逻辑有点隔膜,他在气质上就是神秘主义者。他所关注的是如何同上帝沟通,他阅读、沉思,也遵守本教会对于修道生活的严格要求,他一直期待的是获得同上帝的直接对话。

1960年代的梵蒂冈,因为新教皇的改革措施,颁布了好多关于天主教革新的敕令。墨顿所在的西斯特教派或特拉比斯特教派也就因此放弃了一些严格的僧院制度,他可以不再独处一室、与世隔绝了(按照以往的规定,一年中他只能接收四封信)。墨顿自己也改变了对修道生活的看法,同社会更多地打交道起来。他同好些作家、诗人、政要都有了来往,他的交往中还有天主教的神学家、基督教的新教徒、非基督教的宗教团体成员,他身边也形成了一批爱戴他的人:一位修女、一位住路易斯维尔(Louisville)的精神病医生、家庭主妇、摄影师,他的经纪人。他在原来所住的修道院外,在离那里十来分钟路程的地方,在山坡上建造了一个茅屋,那是他新的修道处。从茅屋的门口,可以看得见“肯塔基的小山丘”,尤其是在日落时分,那景象尤其壮观。墨顿的生活还是朴素而艰苦的,但同以往在沙漠中修行的人比起来,条件当然也就好得多了。他仍然是修道院的一部分,他代表修院接待来访者,向外写回信,由修院的弟兄们提供他的基本生活所需,但他有更多的机会接触社会,也接触自然。墨顿因为基督教的神秘和灵性而在精神上有了发展,他更因为广泛地接触东方宗教而大获益。还在中学读书的时候他就对于东方宗教感到浓厚的兴趣了。刚进客西马农修道院时,他只能搁置自己对于东方神秘主义的兴趣。到了60年代初,他独自在修院墙外居住时,他爱上了禅宗,他崇拜的禅师是铃木大拙,后者是他多次通信的老师。以后,墨顿又对于道教和其他佛教派别,对于印度教都认真地研究过。当然他自己说,无论对于别的宗教和它们的神有多少了解,这些都并不能代替和改变他自己早入宗归的基督教,不能削弱他在读教父神学时的体验。但是,墨顿自己说,通过阅读和默想,他的确体会到了灵性和解脱。

墨顿本人在这家修道院生活和修证的时期长达14年,他也向修道院里的其他学员上课,他的课程有修道院史、教父神学,他在教学中花费了很大的气力来讲解历代的修道士,也就是各个时代的僧侣们对于教规的不同看法与解释,我们可以猜想,墨顿在此是想通过这种历史研究来揭示天主教如何在社会中缓慢地改变着的。这一实验性的努力对于年青的僧侣们有巨大的影响,对他们灵性的发展和心理的训练都有很大的好处。在修道院中,墨顿自己同老院长唐·雅各·福克斯的关系一直很紧张,直到后者退休以后,他的苦恼才平息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卑谦使他不能不服从,哪怕是不合理的事,但为了屈从,为了让“真理也屈从”,这是多么为难的事。事实上,墨顿的许多东西,比如他的宗教普世主义、他的万教同归的观点、他主张的放弃政治对立达到世界和平的见解、他呼吁为一切受迫害的受剥削的人进行祷告的号召,都或多或少地超出了天主教的传统主义。而在墨顿眼中,他应该关心、应该施与爱心的人是那些北美的印地安人、是在美国艰苦求生的墨西哥人、穷困的拉丁美洲的波多黎各人,他所寄希望的是一个博爱的、正义的、和平的世界。

在他的后半生中,他一直致力于解决这么一个问题:在20世纪,一个修道士,一个默祷者有什么意义呢?是仅仅追求个人的灵性发展吗?从我们东方人的观点来看,这里所涉及的是一个宗教修行者如何将个人的解放同现世同世间联系起来的问题,用大乘佛教的观点来看,是自利与利他、自觉与觉他的相对关系问题。通过可以说长达27年的修道生活,他逐步地达到了这么一种认识:一个人只有明白了,灵性的最大增长——在我们东方佛教徒也就是佛性的显露——在于他知道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人、一个完全的人、一个很少有人能够体会到的平常的自然的“自我”,他以为这也就像那位伟大的殉道者朋霍菲尔在纳粹的集中营里获得的体验一样,除掉种种自我陶醉的幻像,而最终显露的只是人性。因此,晚年的墨顿放弃了自己年轻时的那种看法,不再把修道士看成特殊的英雄,而只是普通的僧侣,他们努力争取的苦行,只是出于对上帝的也是对世人的爱,而不再有英雄主义的意味。僧侣应该有不怕做普通人的气度,在天地间这种平凡之心,是一把尺子,它可以衡量的是生存的价值本身,而保证了人不会为贪婪、野心、狂妄所引诱、所扭曲。在西方背景下,这是特别不容易的事。西方人出于对个人价值的特别肯定和宣扬,所以对于出家求道(到修道院做修士也是对世俗生活的放弃)的人尤其另眼看待。就是墨顿自己,也总觉得自己有些大丈夫的气概与勇气,否则,他哪能勇敢地走出这一步呢。一开始,他甚至有些“自鸣得意”“自我欣赏”,这也是自然的事。

墨顿的精神之旅是有些特殊的。他早年就失去了母亲,所以对于女性有一种特别的依赖之情,他在青年时期的荒唐,也有对于女性的内在依恋。在天主教内部,女性的原则尤其重要,这是圣母马利亚尤其为人们依赖和迷恋的原因。从墨顿进入修道院的那天起,他对女性原则的依赖和内在的恐惧都有了质的转换。当他在去世前去到印度的马德拉斯,在一处海岸边看到黑色的湿婆的男身巨像时,他发过这样的感慨:“大海是女人,他已经被大海征服了。大海当中没有空虚,没有疑惑。”墨顿出家以后的精神之旅,一是对于女性的新的感悟,一是逐步发现了他的自我个性。特拉比斯特教派强调静默的冥想,强调放弃语言而寻求在内心与上帝直接面对,在与神的对话中发现自己。但墨顿为了成为默祷者却用了倍于一般人的努力。这个隐士,这个独居的人,逐步地发现,自己可以不再需要别人的肯定也会安心了,但他还是很长时期地觉得孤独,感到空虚,总觉得自己并不存在。当然最终他在空虚的尽头,在与神的面对中获得了自我与身分(identity)。到此时,墨顿也感觉到了自己生命的尾声。

1968年他去世之前几天,他到了锡兰(斯里兰卡)的古都波罗纳努瓦,在那里看见了巨大的卧佛。他自己在日记中写到,他感到自己发现了毕生在寻求的东西。他的四周都是佛像,他们像是慈爱的父母,爱已经注入了他的心田。他回家了,家就是上帝。我们作为世俗之人,对于这种神秘主义的说法,还不太能够体会,我们只能猜测他的颖悟。但有一点非常重要,墨顿的心目中,一切东西方的神最终是交相融合、互容互具的。他在此前的多年,有一天夜里有过这样的体验:当他独自面对着圣约翰的十字架像默祷时,他认为自己的灵魂出窍了,它升扬起来,进入了一种无可名状的混沌的境界,同全部的存在融合了,这就是一种无我,一种与上帝的合一。到墨顿死前不久他已经对于传统的亦步亦趋的进步感到急不可耐了,这是他对于东方的佛教和禅定特别感到渴求的缘故,他有些不屑于通过一点点地自我否定来达到真实。由于墨顿对于最高精神自我的追求,由于他体现的对基督教圣徒的渴仰,他企求的与神直接契合的情绪与方式,他显然深受东方宗教的影响。无怪乎当他在印度拜见某位修行者(Sadhu)时,那人评价说:“他是一个天生的佛陀(ranglung Sangay)。”

当然,如果我们认真读过他的自传,看过他的诗和散文;如果我们真的敬重这么一个“圣徒”——其实他可能就不喜欢这么一种称呼。他对于东方哲学的体悟会使他把我们认为是荣誉的一切都看成幻象。我们还是应该把他看成一个普通的平凡的求道者。他是一个在西方基督教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敏感的人,他的最终觉醒又是同东方宗教,同佛教不可分的。

托玛斯·墨顿(1915—1968)

美国的特拉比斯特派修士,宗教作家、诗人,出生于法国的普拉德斯,父母都是美国人。墨顿在英国生活过多年,他在剑桥大学学习。他在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拿过两个学位,在该校教过英语,又在纽约哈莱姆区的一家天主教修道院工作。1941年,在他皈信罗马天主教以后两年,进肯塔基的一家客西马农圣母修道院做修士,该院属于特拉比斯特派。他在1949年被按立为天主教神甫。人称他为路易神父。
墨顿的所为回应了他那个时代的所有社会运动和宗教运动,诸如和平反战、民权斗争、天主教礼仪复兴等。他死于一次偶然的事故。1968年,他往泰国曼谷参加一个基督教与佛教的对话会议,住在曼谷的一家旅馆,触电身亡。
墨顿最好的著作是他的自传——《七层的山》(1948)。其他的著作包括《赛娄的海》(The Waters of Siloe,1949),两卷本的关于特拉比斯特修院生活的书:《乔纳斯的符号》(1953);《冥想的种籽》(1949);讲述其默想冥思的《无言的生活》(1957),《盲狮之泪》(1949),《陌生的岛》(1957)和几部诗歌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