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兰特幸福公式”,一次伟大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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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意

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在《历史》中讲了一个故事:吕底亚国王克洛伊素斯自认是最幸福的人,遇到雅典的智者梭伦时,他向后者炫耀了财富和权威,然后问梭伦,怎样的人最幸福?梭伦回答说:克洛伊索斯啊,你所问的虽然是关于人间的问题,但我却知道神是非常嫉妒的,并且是很喜欢干扰人间的,因此人间万事真是完全无法预料啊。

后来,吕底亚被波斯人占领,波斯国王居鲁士要烧死克洛伊索斯,在柴堆上,他又想起了梭伦的话。

从人类懂得思考起,就一直在询问幸福的谜题,但至今仍无人能够解答。不过在美国哈佛大学一间神秘的小屋里,却隐藏着人们寻找幸福的藏宝图。这间资料室就在波士顿芬维公园的后面,外表平淡无奇,平时极少有人光顾,屋里的架子上堆满了厚厚的泛黄纸张,这些混杂了近3/4个世纪的问卷和文档,实际上记录了一个名叫“格兰特幸福公式”的实验。

这是历史上耗时最长,也许还是最昂贵的心理和社会学实验。它完整记录了268名哈佛大学男性学生的人生轨迹。从来到哈佛,到参加二战服兵役、结婚、离婚、事业升迁或失败,直到如今退休,这些学生定期接受医学检查,进行心理测试,回答调查问卷,还接受访谈。这一切,只是为了寻找幸福人生的公式。

延续70年的幸福实验

这项研究最早是由哈佛大学公共卫生服务部的阿里·博克医生于1939年发起的,赞助人是美国连锁廉价商店的老板格兰特,该研究也因此得名。博克医生的初衷是为了找出人生最迫切的问题——人要怎样生活才能幸福。他认为这能通过一项持久但简单可操作的实验来回答。他的研究将以大学生为对象,重点研究“塑造正常年轻人的力量”。他对“正常”的定义是“具有构筑成功人生的情感和心理要素”。

从1939年到1946年,博克的团队选择了268名哈佛学生,当时的科学家们认为体质和繁殖力最能带来成功的生活,而不是今天我们讨论的情商、幸福的童年经历和爱的能力。被选中的男学生都有强健的体魄,而且都富有阳刚之气,身材健美。

博克一度野心勃勃,对研究计划寄予厚望。1942年,他告诉《哈佛大学学报》,他的目标是“缓解这个世界的不和谐”。甚至有报道把它和苏格拉底、伽利略以及巴斯的著名实验相提并论。而事实上,一开始,研究人员大多受到各自学科的局限。

从他们的研究论文标题可见一斑:《血压和年轻人健康的关系》、《男性姓名用法观察》。早期研究的最大用途,也许是方便二战时美军挑选士兵。

多数耗时很长的研究因为投资人期待立竿见影的成果而半途夭折,格兰特也不例外。他耐心坚持了10年,之后就停止提供研究经费。此后20年里,研究几乎停顿。1966年,年轻的神经学家乔治·韦兰特开始负责这项研究,成为了主要调查者兼分析者。

不管实验是否有人负责,是否继续,时间不会停止,这些哈佛学生的人生在继续。然而随着他们步入中年,人们却发现研究似乎离其初衷和伟大目标越来越远。

实验偏离了初衷

这268人中,有4人曾竞选参议员,一人曾任总统内阁要员,一人成为总统(约翰·肯尼迪),一人成为畅销小说作家。但是在耀眼的成功下面,隐藏着灰暗的阴影。1948年,20名研究对象出现严重的精神病症状。到50岁时,几乎1/3的实验对象都曾出现过心理疾病危机。在哈佛毕业生兼成功人士的外表之下,跳动的是脆弱的心脏。阿里·博克百思不得其解。1960年他告诉韦兰特说:“被我选中时,他们都是健健康康的,肯定是精神病专家坏的事。”

然而,这也许更能说明问题。人生太漫长、太多悬念、太多矛盾,无法被装进一个简单的“成功”的概念里。阿里·博克想要一个简单的答案,但事实证明,对于人生这个问题绝不能用“是”或“否”来回答。

而与博克相比,韦兰特关注的核心问题不是其研究对象遭遇了多少人生的磨难,而是他们如何去应对那些磨难及相应的结果。也许从他本人的经历就能窥见一些生活的真谛。

韦兰特出生于1934年,在优越的环境中长大。他父母的爱情故事像童话一样浪漫。母亲是一位美国银行家的女儿,父亲是一名发掘阿兹特克文物的考古学家。韦兰特说,父亲是个成功者,很少表现出自我怀疑或抑郁,但是,1945年,他却突然自杀了。韦兰特的母亲在游泳池边发现了尸体,旁边放着一把左轮手枪,嘴里有一个致命弹孔。

父亲自杀时,韦兰特只有10岁。这件事对他打击很大,直接导致他性格中悲观的一面,但他确实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安宁平和的人生,并幸福终老。韦兰特说,这该归功于他的“适应性”。

幸福的公式是什么?

韦兰特认为“适应”源于个人的痛苦经历,且会作用于人的一生。以格兰特研究中的两名男子为例,他们在实验中的假名分别为大卫·古德哈特和查尔顿·塔里唐恩。两个人都在孤独和恐怖环境中长大。

古德哈特生长在一个蓝领阶级家庭,有一个酒鬼父亲,母亲“神经质、易怒、爱焦躁不安,是个杞人忧天的人”。塔里唐恩家庭比较富裕,但他同样有个嗜酒如命的父亲,他的母亲郁郁寡欢,一副随时想要自杀的样子。

古德哈特后来成为民权运动领袖。韦兰特认为他是“成熟”适应的典范,擅长寻找情绪宣泄口。在古德哈特40多岁时,实验室通过测试,认为他是所有研究对象中心理适应能力最好的人之一,心理健康程度位居第5名。与此同时,塔里唐恩却排在倒数第5名。他毕业后成为一名医生,后来又进入政府工作,3次离婚,习惯用酒精和药物麻醉痛苦。韦兰特认为他是神经质和不成熟的代表。长期吸毒后,塔里唐恩在53岁时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古德哈特活到70岁。虽然他晚年发福,变得迟钝,但讣告里仍然盛赞他是民权运动的英雄。

这意味着,单单窥探人生中的某一个时刻或片段往往会造成误导。一个20岁的小伙表现得很无私,也许他只是比同龄人更善于逃避现实,另一方面,一个20岁的人如果多愁善感,他也可能会大踏步走向成熟。

最近,已经82岁高龄的韦兰特总结了50年的研究,并写成《成功的经历:格兰特研究中的男人》一书。他认为自己已经找到预测幸福(心理和身体上)的7大因素。除了成熟的心理防御机制外,其他因素包括:教育、稳定的婚姻、不吸烟、不酗酒、适当运动、健康的体重。

随着参与格兰特实验的哈佛学生一个个离开人世,幸福公式实验即将画上句号,但那些泛黄纸张上的记录却会永远保存。透过那些,似乎能看到这些天之骄子是如何生活的,我们也可以领悟到,获得幸福的关键不在于遵循某些标准或者避免某些问题,而在于保持着一种谦卑而认真的态度去面对人生的痛苦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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