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哲学在东西方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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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赫尔术特·冯·格拉森纳普博士

翻译:邓小松 

摘自《法音》

在欧洲,第一批听说“佛”这个名字的人大概是德国的神学家们。他们读到基督教教会奠基者之一圣·赫乐罗尼木兹(St.Hleronymvs)的著作,其中提到佛陀奇迹般的出生。在中世纪,对佛陀的教诲没有人有具体的了解。一直到十七世纪,才有一位德国哲学家了解到佛教教理方面的一些知识,他就是莱布尼茨。在那个时代,法国天主教耶稣会人士的著作把中国的哲学介绍到欧洲,莱布尼茨对中国有着极大的兴趣,他从中国人的著作中吸收了一部分那时在中国传播的佛教思想。在其著名的作品《辩神论》中,他谈到后(佛)——中国人对Budda的称呼,并且涉及到大乘中观学派及其性空的理论。

德国人康德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哲学家,但鲜为人知的是他在利尼斯堡大学任教期间,教授的课程不仅有哲学,还有地理。尽管他从没有离开过他的故乡,但他通过阅读游记,获得了关于这个世界各个地方的大量知识。在他的讲座中,他谈到锡兰、缅甸、泰国、中国、日本、西藏等地的佛教,他还描绘出一幅在缅甸的佛教僧侣生活的生动画面。他说:“在勃固的和尚们被赞为是世界上最善良的人们,他们以乞食为生,有所剩余都送给穷人,他们施慈悲于一切有情,对其它宗教也不抱任何偏见,他们认为所有的宗教都是优秀的,都能够使人们向善。”

康德已经了解到佛教徒不相信有一个宇宙的创造者和主宰的存在,也不相信这个主宰能够在人们死后判断他们的善恶,他写道:“他们否认神授的天命思想,但他们相信命中注定的是,邪恶要受到惩罚而美德会得到回报,”康德对佛教关于业与再生的教义还一无所知,佛教思想对他的哲学也没有任何影响,但在他生命中的几个阶段,佛教的轮回观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就在他去世前不久,他的朋友赫斯问起关于人死后的情况时,康德表达了他对轮回的坚定信念。另一次,他称轮回转生是最富吸引力的东方哲学思想,他相信在人出生之前就有灵魂的存在,并且认为人在死后仍然要不断地完善自己,而这一完善自我的道路是可以无限延伸的。他的这一思想与佛教十分相似。

在康德的时代,佛经还不为欧洲的学者们所知,英国和法国的学者们是在他去世后才开始翻译并学习某些佛经的,与康德不同的是,十九世纪早期的德国哲学家对佛教思想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那一时期的学者有雪莱(Schelling)和黑格尔(Hegel),他们对佛教思想进行了更具体的陈述。在这之后,还有尼采和其他许多哲学家,这里最值得一提的一位是东方伟大宗教的热情拥护者阿瑟·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从他二十六岁开始接触印度哲学思想一直到七十二岁去世,他几乎阅读了有关佛教的每一本书。在此基础上,他得出结论:佛陀、柏拉图和康德是世界上三位最伟大的启迪者。他在形成自己的形而上学思想体系时,受到佛教思想的很大影响。他确信他的思想与佛教基本上是一致的。他写道:“如果把我的哲学研究成果作为一把衡量真理的尺子,那么,我认为:佛教是世界上所有宗教中最优秀的。任何情况下我都会非常高兴地看到我的哲学思想与在这个世界上拥有最众多的信徒的宗教如此的和谐一致。”

这位德国哲学家确实同意佛教徒的很多观点。他们都否认主宰个人命运的上帝的存在,他们认为既不能确定宇宙进程的起点也无法确定它的终点。他们都认为有多维的世界存在,因而有着不同的生存形式,在他们眼中,人与动物之间没有一个明显的界线,因此他们主张保护动物以使它们免受伤害。他们不相信人有永恒不变的灵魂,但他们承认人们前世所造的业会引起再生。他们都认为佛法是宇宙运行的真理。他们对人生的看法是悲观点,但他们都确信从人生的苦海中解脱出来是完全可能的。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他们又是乐观的。叔本华还发现,不能用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的语言来描述修炼成道后的状态。当然,由于叔本华的哲学思想是他独立思考的产物,所以他也有某些观点与佛教不同。造成这一不同的部分原因在于,在叔本华时代,欧洲人对佛教还没有足够的认识。

叔本华是欧洲佛教的慧星,这在西方哲学中是一种十分奇特的现象。他的著作对其后的思想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人们在他的带动下,都怀着极大的兴趣学习、研究佛教经典,起码是那些已译为西方语言的经典。伟大的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对当时这一势不可挡的佛教热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他的话可作为最好的见证。他写道:“佛陀的教诲是一个如此宏大的生活观,以至于任何其它的人生观和它相比较都显得暗淡、渺小。最具深刻思想的哲学家、最卓越的艺术家、最提倡博爱的人们——都在这绝妙的、独一无二的教诲中找到自己情感的寄托。”

无可争辩的事实是,佛教在南亚次大陆一千五百年的存在期间,在印度的哲学思想领域起了最突出的作用。不仅是因为佛教带来了多种多样的、那些智慧的印度头脑从没创造出的、高深的思想体系,而且佛教还有更伟大的贡献。在它存在于印度的这一时期,它迫使婆罗门教与耆那教的哲学家们不得不为维护自己的教义而奋斗,以便完善和发展自己的教义。佛教诸行无常的教义与《奥义书》中所体现的永恒存在的哲学思想之间的矛盾所引起论战把印度的哲学思想作为一个整体推到为世人所羡慕的高度。在巴利语三藏经《中部》第二十二经中,有一段著名的经文记述了佛陀对吠檀多教义的批驳。同时在《奥义书》第4、14章中所记述的婆罗门思想与佛教教义有着明显的矛盾。由此可见,与赫拉克利特斯和巴门尼德之间关于这个世界的概念的斗争占据了整个希腊的哲学领域一样,吠檀多与佛教之间的对抗贯穿了印度的哲学史。而在这种情况下,事情往往是双方都从对方那里学到许多东西,并把其中一部分归纳进自己的哲学体系。一元论的大乘佛教思想体现了吠檀多对后期佛教的影响,另一方面,瑜伽伐悉特(Yogavasishta)、高达帕达(Gaodapada)和商羯罗(Shankara)的玄妙的唯心主义哲学得益于龙树、无著的性空的理论。

佛教对哲学思想的贡献不仅限于印度,在佛教传播到许多其它国家以前,许多国家根本没有自己的哲学。佛教成为这些国家哲学思想的源泉的基础。佛教使许多国家的知识界活跃起来,例如锡兰、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朝鲜、日本、西藏地区与蒙古。在中国也同样,尽管已经拥有高度发达的哲学思想体系,佛教仍然极大地发展了土生土长的形而上学思想。众所周知,道教受到了佛教的影响,至少在它的后期阶段。除此之外,儒教也同样受益于佛教。据我所知,新儒学派的奠基者著名的朱熹,虽然是佛教坚定的反对者,但还是从佛陀的教诲中吸取了不少养分,还有唯心主义者王阳明,也畅饮了大乘佛教的甘泉。

佛教对整个东南亚哲学思想有着如此巨大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证明了它一定与亚洲人的思维习惯有着某种天然的联系。

值得一提的是,与佛教在东方无可争议的重要地位不同,佛教在西方一直到现在还不能够产生十分深远的影响。造成这一事实的原因大概是其卓越的教义不太容易为西方人所理解,尽管早在阿育王时代,就曾派出使者到希腊对国王们传教。

据到目前为止调查所知,佛教在一步一步地对西方揭开蒙在它真实本质上的面纱。当时,希腊人已经知道“佛”这个名字,也知道了超自然的出生,并且意识到佛教中的沙门与婆罗门教中苦行者是不同的。在中世纪,佛陀出家的故事就像是巴门(Barluam)和约瑟夫(Josaphat)的传奇,以一种基督教化了的形式为人们所知。

意大利的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的旅行日记中赞颂了乔答摩神圣的一生,他写道:“他的生活是完全禁欲的,就好像他是一个基督教徒。检查一下他善良与诚实的一生,如果他真是一个基督教徒,他将会像我们的主耶酥基督一样神圣。”我听说的第一个涉及到把佛教与其它伟大宗教区别开的重要教义的欧洲人是法国旅行家拉·洛贝尔(La.loubere)。在其一六九一年发表的作品中他写道:“我认为我们可以确定佛教徒不相信有一个能够主宰世界的上帝。”

我们要感谢英国伟大的印度学者亨利·托玛斯·库尔布鲁克(Henry Thomas Colebrooke),他第一次对佛教轮回理论作了说明:在佛教中没有一个不灭的能够轮回流转的灵魂,然而,由于业的作用会引起再生。1827年2月3日,在皇家亚洲学会的一次会议上,他做了题为“印度的教派主义者”的演讲。他讲道:“灵魂是不存在的,存在的仅仅是由个人的‘识’所领导的连续的意念与思维。”库尔布鲁克还对“因果报应”作出了解释,“正是因果把一件事物与另一件事物联系起来。”虽然许多欧洲的学者都对佛教教义中这关键的一点进行了研究,但还是经过了许多年这一教义的真正基础才得以阐明。俄国学者西奥多·斯克巴斯基和他的学生奥托·罗森柏格向人们揭示了不由人的意志控制而产生的业力的佛教理论,这一中心概念是佛教哲学思想的基础。著名的比利时学者,拉·瓦雷·普采茵(La Vallee Poussin)在他对阿毗达摩俱舍论的出色翻译中更为细致地探讨了这一问题。现在,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著名的偈句“诸法因缘生”是所有佛教徒的信条了。

令人遗憾的是,大多数旧时的欧洲印度学学者对已经延续了二千多年的当今时代的佛教研究不够,而总是局限于对佛祖原始言教进行各种揣测。这些学者中的许多人都试图证明佛陀亲口所说之教义极大地不同于构成当今佛教基础的教义。在我看来,并不像一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在一段时间内古印度有着高度发展的哲学生活,如果佛没有提出一种与唯物主义者、不可知论者、怀疑论者的精细的辩证法和婆罗门、耆那教高深的哲学体系相比较,仍能够站得住脚的理论体系,佛不可能从有着哲学素养的婆罗门与刹帝利种姓中赢得信徒。

其他的一些学者认为佛陀的教诲原本是吠檀多中特殊的一派,之后由后来的僧侣们把它改变成为当今的形式。而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要维护这一主张就必须具体地说明佛教“无我”的教义是怎样从被人们盲目地指认为是佛的“有我”的思想中发展来的。而仅仅断章取义地引用一些佛的言说并以同样的方式对其进行解释是无益于此的。另一方面,佛陀涅槃以后,僧侣们所结集的经典是以佛的言说为依据的,因而基本上是比较可靠的。我不能理解如果佛的教义只不过是把《奥义书》的思想改头换面而已,那么他还有什么必要到处对其进行宏扬。人们或许会提出与墨尔弟T.R.V(T.R.V Mvrti)教授在他的关于中观学派的作品中提到的相同的问题,“如果‘有我’论是佛教的基本教义,那么为什么佛陀对其密而不宣,以至于他的最亲近的弟子们都对此几乎一无所知,”我认为,以客观研究法的角度来看这一问题,应该承认,当今的人们不能够确定什么是佛陀的真正教诲,因为我们不拥有他的任何手稿,也没有其教义的原始记录,我们对他的全都了解只是通过在他涅槃后四百年才记录下来的一些书面材料。如果我们不能够非常自信地确定什么是佛陀的原始教诲,我们或许会问:“原始的教义最可能是什么呢?”在我看来,它很有可能是一个起码在根本观点上为所有当今佛教徒所共识的教义的综合。

我认为有两个主要原因造成一些学者错误地认为佛教只不过是吠檀多中特殊的一派。一个原因是这些学者的主观看法:吠檀多派学者认为吠檀多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哲学体系,因为他们会很自然地试图把佛教教理纳入自己的哲学体系。我已经写了好几本关于吠檀多的书,对它有着极高的评价。我认为吠檀多是人类思想创造出的最宏大的哲学体系之一。但作为一名研究印度哲学史的学者,这种对吠檀多的热爱并不能使我把佛教经典的内容看作是吠檀多的思想。另一个原因是一个历史观的问题:一个印度思想史学者的首要任务是向人们展示每一个新的思想体系是怎样从它之前的旧的思想体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从现代思想中找到其根源。现在,毫无疑问的是,在佛陀之前存在着《奥义书》的卓越思想。因为佛陀的涅槃在某些方面与吠檀多的大梵天类似,所以认为佛差不多是一个吠檀多派的观点好象是合乎情理的。但在我看来,这是一个误会。因为吠檀多派认为大梵天是这个世界存在的基础,任何事物都是由它产生而又得以存在的,而佛陀的涅槃与此是截然不同的。唯一与大梵天的相似之处只不过是佛在涅槃时的状态是平和宁静的。实际上,世界上还有许多宗教的最终目标都是达到这样一种状态,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把所有的宗教都推导至同一个来源之处。

反对佛教思想来源于《奥义书》哲学还有另一理论根据。那就是,上座部佛教与其它原始派佛教的教义是多元论的。在佛陀的时代,对世界的多元的理论在摩揭陀国是很普遍的,因为在同一时期耆那教在当地也很兴盛。但据我所知,还没有人试图从奥义书中演绎耆那教教义,或是以吠檀多派的观点来理解它。因此,我看不出有任何合理的根据来假定佛教是《奥义书》思想的一个支流。在我1990年发表的关于印度思想发展各阶段的书中,我曾试图推导佛教思想源于吠陀时代。虽然吠陀中的许多概念都与佛教非常相似,但并不能因此就肯定地说佛教就是源于吠陀。

我所要提出的观点是:佛教教义可能来自于在婆罗门教时代就已产生的一些思想。在这些相对来说比较原始和简单的思想与佛教高深精妙的理论体系之间,有着长达几世纪的哲学思想发展过程。可能的情况是,在这两段时期之间,许多思想家积极不断地完善那些相对“业”来说比较正确的思想。所以,这样看来,佛教关于乔答摩之前还有其它的教义不是没有根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