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叔同“由儒入释”的哲学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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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大民

李叔同一生著述甚多,但没有专门的哲学著作。所以一切研究家可以把他称为学人,诗人,僧人,艺术家,教育家,乃至法师,律师,大师。但没有人称他为哲人,思想家。这并不等于说李叔同的传世著述中不含哲理,其人其言不具备思想家的品格。恰恰相反,李叔同博大精深,他的一生行谊,就是一部没有写完因而也令人难以解读的哲学著作。他的各类作品充满了哲人的智慧、忧思和悲悯,充满了对生命的思索。

最早把“李叔同现象”(主要指由儒入释)提高到哲学层面来思考的人,是他的弟子大画家丰子恺先生。丰先生1948年11月28日在厦门佛学会作《我与弘一法师》的讲演中,提出了著名的“三层楼说”。他说人的生活可以分为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在简述了第一二种生活之后强调说:“还有一种人,人生欲很强,脚力大,对二层楼还不满足,就再走楼梯,爬上三层楼去,这就是宗教徒了。他们做人很认真,满足了物质欲还不够,满足了知识欲还不够,必须探求人生的究竟……他们不肯做本能的奴隶,必须探究灵魂的来源,宇宙的根本”。这真是见道之言。子恺先生在五十多年前就透过现象看到了本质,他提出的人生三种境界说,最深刻地诠释了李叔同作为那个时代清醒的知识分子,他所走的人生之路,正是一条不断探求,不断思索;不断寻觅,不断扬弃;不断认知,不断升华……最后达到大彻大悟皈于佛觉的哲人的道路。其结果未必带有普遍性,也不是人人都能做到(郁达夫就曾说:“中年亦具逃禅意,两道何周割未能”)。李叔同的选择带有极大的特殊性,用今天的话来说,可归为“另类”。但他那种在痛苦中不断煎熬的殉道者的精神,实在是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

李叔同由儒入释,彻悟禅机,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智慧。中国历代知识分子中不乏先例。像刘勰、皎然、李贽以及与大师同时代的苏曼殊等都是有名的代表。我认为李叔同在生命追求和宇宙认知上有两次重大的转折,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5岁到26岁(1894—1905)的十年间,包括他在天津受学,到上海参加城南文社,考入南洋公学等求知历程。这是他较系统地接受儒学经典,吸纳“新学”,全方位开发智慧的十年。用丰先生的话说,也就是他充分享受物质生活的十年。这时期所作诗文大都忧国忧民,充满入世精神,有些甚至带有愤世嫉俗的激进色彩。如写于1901年的《辛丑北征泪墨》诸篇就是这类诗词的代表作。像五律《遇风愁不成寐》:

世界鱼龙混,天心何不平。岂因时事感,偏作怒号声。

烛烬难寻梦,春寒况五更。马嘶残月坠,笳鼓万军营。

这首诗写得悲壮沉郁,通体一气呵成,可以和历史上一切爱国者的诗篇踵武。李叔同写《北征泪墨》时年仅21岁,集中所收九篇诗词,泪墨交融,肝胆俱见。他在《自序》中说:“游子无家,朔南驰逐,值兹离乱,弥多哀感。思城郭人民,慨怆今昔耳。”二十岁的青年能有如此襟抱,洵不多见。

李叔同在智力发展上属于“早慧”型。据史料记载,他7岁(实为6岁)攻读《文选》,即能“琅琅成诵”,8岁从其乳母背诵《名贤集》格言:“高头白马万两金,不是亲来强求亲,一朝马死黄金尽,亲者如同陌路人”。不但背诵如流,而且能通晓其义。足见其幼年时期便有超常的智慧。十九世纪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说:“天才的本质在于智慧的异常剩余”,“他们能看到一般人所看不到的一面,这是因为天才的头脑比常人客观、纯粹和名皙的缘故。所以天才不但能洞察眼前的世界,进而能发现另一面世界”(《叔本华论文集》115—116页)。这正是李叔同作为哲人的悲剧性所在,因为在他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都能看到“另一面世界”。他从喜能看到悲,从生能看到死,从富贵看到贫穷,从繁华看到萎谢,甚至朋友刚刚聚首他便预感到离别,盛宴甫始他便见到了杯盘狼藉……他凭着超常的智慧总是发现着世界的“另一面”,所以他一生也便总是处在痛苦之中:

杨柳无情,丝丝化作愁千缕。惺忪如许,萦起心头绪。谁道销魂?尽是无凭据。离亭外,一帆风雨,只有人归去。

这是《辛丑泪墨》中另一篇——《南浦月·海上留别》。诗人面对依依惜别的杨柳,感到千般愁情,万般无奈,谁个说杨柳销魂?就让她化作离亭外的一帆风雨和离人一起归去吧!二十岁的李叔同面对家国离乱,其心境竟如此凄苦。最能代表他的爱国情怀却苦无救国之路的,是他去日本留学前填的那首《金缕曲》。

公元1905年,李叔同的生母王夫人在上海病逝,他认为自己“幸福时期已过”,于是年秋东渡日本留学,开始了他人生第二阶段的追求。这阶段包括他在日本东京留学六年,在杭州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七年,即从26岁到39岁(1905—1918)的13年间。这是他生命最辉煌的时期,也是他艺术创造的巅峰时期。李叔同传世的许多艺术珍品,不论是诗歌、音乐、美术、书法、金石,大都创作于这个时期。由于在日本留学期间,接受了西方写实主义的绘画教育,他在审美思维和人生追求上也渐趋务实,一扫过去以“修治平”为奋斗目标“学以致仕”的儒学体系,逐渐确立了“以美淑世”“经世致用”的教育救国的思想取向。在日本的六年间,除参加槐南先生所领导的随鸥吟社少量活动外,诗词写得很少。他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美术(在上野美专主攻油画)、戏剧(与曾孝谷创办春柳社,并为国内徐淮水灾举行义演),以及编辑《音乐小杂志》(在日本编辑成书邮寄到国内发行)等实践性活动中,务求每项活动都收到实效。他在《音乐小杂志序》中明确提出:“盖琢磨道德,促社会之健全;陶冶性情,感精神之粹美。(音乐)效用之力,宁有极欤?”在《图画修得法》中,更进一步提出美育对智育和德育的影响,他写道:“图画可以养成绵密之注意,敏锐之观察,确实之知识,强健之记忆,着实之想象,高尚之审美心。”,“工图画者其嗜好必高尚,其品行必高洁。”他本人的举止言行,更是实践这种精神的典范。我们从李叔同这一时期的学习实践和艺术认知上,不难看出他在观念上的微妙变化。

李叔同归国后,选择了艺术教育的职业。他在杭州一师任教的七年,是他实践自己教育理想意气风发的七年,也是他超前的美学思维遭到旧势力抵制不断迎接挑战的七年。这时期他除了大力推进新型的美术教育外,还结合教学写了许多“校园歌曲”,像著名的《送别》《春游曲》《忆儿时》都写于此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送别》。这首歌仅有十句唱词,八个乐句,而且是利用西方(美国奥德威)一首通俗歌曲的旋律填词而成。就是这样一首看似寻常的歌曲,自1914年问世以来,差不多将近一个世纪一直在人民(特别是青年)中流行、传唱,其间还被两部电影(《早春二月》和《城南旧事》)用作插曲或主题歌。这究竟是什么原因?是什么力量使它产生了如此巨大的艺术魅力?我想这里有一个重要因素不容忽视,就是这首歌的主题。它写的是“送别”,生离死别是人生一件大事,“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杜甫《梦李白》);“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江淹《别赋》)。这些极言离别之苦的名篇名句,千百年来被人们征引传诵,因为他们写出了离别者的一种通感。我们再看李叔同的《送别》: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瓢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歌词通篇用白描手法,而且第一段全部用来写景;第二段时空交错,以现在时“今宵别梦寒”总括全篇。它的高处是“一切景语皆情语”(王国维语),长亭、古道、芳草、晚风、夕阳……都是离人眼中所见,景物依旧,人在别时,听起来就倍感凄凉。全歌紧扣主题,充满了对人生的无奈。它的审美效应,就在“酒尽梦寒”的无言中回荡不已。

此外,他还写了一些感怀和悟世的歌曲,最有代表性的是《落花》和《晚钟》两首。这两首曲用“骚”体写成,所以值得重视,是因为曲中反映了诗人由儒入释的明显的转化。如《落花》:“纷,纷,纷,纷,纷,纷,惟落花委地无言兮,化作泥尘;寂,寂,寂,寂,寂,寂,何春光长逝不归兮,永绝消息……”入题便用了六个单音节的“纷”字,以声状物,来描绘落花之多和花落之速;跟着又用六个“寂”字陡然一转,把人们带入了寂然无声的境界。诗人在这里用两种境界的反差,营造了哲理性的氛围,所谓落尽繁华,归于岑寂。这是大自然的规律,也是人世间万事万物不可逆转的自然法则。他在曲的中段无限感慨地描述时序更迭、春秋递嬗之后,结尾这样写道:“人生之浮华若朝露兮,泉壤兴衰;朱华易消歇兮,青春不再来。”这种对“时空无奈、生命无常”的慨叹,虽然还没有彻底摆脱传统诗歌的感情窠臼。但是,他所向往的世界却是“仰碧空明明,朗月悬太清……惟愿灵光普万方,荡涤垢滓扬芬芳”(《月》)。这种超凡脱俗,清净无尘的境界,正是一种“禅”的境界。不妨说,李叔同借落花的感悟,已从一般诗家的“憬悟”进入到佛家的“禅悟”。在《落花》之后,他又写了《晚钟》,这首曲是李叔同出家前最后一首歌曲,也是《落花》的姊妹篇。按照林子青先生《新谱》系年在1918年(此曲发表于《人世间》月刊第九期)。大约作于1917年。是他谢绝尘世走向彼岸的一首重要歌曲,曲中写道:

大地沉沉落日眠,平墟漠漠晚烟残。

幽鸟不鸣暮色起,万籁俱寂丛林寒。

浩荡飘风起天杪,摇曳钟声出尘表……

钟声沉暮天,神恩永存在,

神之恩,大无外。

这首歌曲所表现的心态和境界,已不像《落花》那样矛盾和痛苦,相对比较平静。能大致感知诗人已经参破了世态炎凉,冲决了尘世羁绊,下决心走清静安养之路。《晚钟》的境界,正是李叔同用佛心佛眼回顾尘世的最后一瞥。

李叔同生当乱世,在他历尽百劫之后,终于在1918年8月19日,在杭州虎跑定慧寺出家当了和尚,时年三十九岁。从此进入了他人生的第三阶段,就是丰子恺先生所说的“爬上三层楼”的阶段。他一出家即告别尘世的一切繁文缛节,并发誓:“非佛经不书,非佛事不做,非佛语不说”。受戒后持律极严,完全按照南山律宗的戒规:不作主持,不开大座,谢绝一切名闻利养,以戒为师,粗茶淡饭,过午不食,过起了孤云野鹤般地云水生涯。他在世人的眼中,完全成了一名苦行僧。或如好友夏尊所形容的,从“翩翩浊世佳公子”,一变而为“戒律精严之头陀”。这种变化,在常人看来觉得不可思议,甚至在心理上难以承受。而李叔同却以平常心澹定自然地完成了“由儒入释”的转化。

我总认为,信仰是一个人的灵魂,主宰着人生的轨迹和事业的弃取。特别是在宗教信仰上的大彻大悟,往往意味着对俗世的大弃大毁。李叔同在佛界成了弘一法师,实际上也就是艺术家李叔同在精神上的寂灭。

李叔同出家以后,几乎天天都要面对自己的灵魂。中国的宗教虽然不像西方宗教那样需要天天向上帝忏悔,但为了开示徒众,总要先把自己的灵魂修持好,做到六根清净,一心向佛。有两件事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持戒”和“参悟”(入定)。持戒带有强制性,因为一切戒规都是规范行为的准则,违戒就是犯罪;而参悟则靠自律,面对佛经宝典必须敞开自己的灵魂。严格说,每一次参悟都是一次肉身与灵魂的对话。李叔同是一位人格感化论者,一向注重人格的自我完善。观他一生行藏,无论是在俗时的交友,治学,育人,乃至他所从事的某一项专业,一经涉足便全身心投入,力求做得最好。事实上他也最大程度地做到了这一点。那么他出家当了和尚,自然也就想做一名最好的和尚。不但要拯救自己的灵魂,而且要普渡众生,解救世人出苦海。所以他选《南山律宗》作为化教制教的《圆教宗》,以“心法”为戒体。受戒后持律精严,护生戒杀,正行弘法,一步一个脚印地步入了高僧之林。

李叔同僧腊二十四年,随着他佛教典籍的问世和嘉言懿行的传播,在宗教界声誉日隆。越是到了晚年,他越感自己名不副实,常常“闭门思过,依教观心”,闭关三五个月是常有的事。许多俗世好友和知识界的闻人如夏尊、叶圣陶、马一浮、经子渊,以及郁达夫、郭沫若、柳亚子、鲁迅等人,都曾和这位宗教大师或在寮房面晤,或有翰墨交往。

师之晚年,生命辉光,无比绚丽,如霞似火,烛照南天。这主要是靠他的人格魅力。他自己似乎就是一丛菊,一片霞,一轮月。一月当空,千潭齐印,澄淆定荡,各应其机。他的一生行谊,就是一部哲学大书,无字之经,不刊之典。仅从他留下的文字中探求其生命的奥秘,似只能望其庭泽,而不能窥其堂奥。大师圆寂已然60年了,他的精神和人格,确如吕碧城60年前哀悼他的《赞诔》中所写:“大哉一公,浊世来仪,磨而不磷,涅而不缁”。他给后世留下的诗文、艺术、思想和佛典,就如蓝田之玉和苎罗之纱,越是经过时间的磨砺越坚实,越是经过污水的冲刷越洁白。弘一大师“由儒入释”,他的人格结构是儒家的仁爱之心与佛门的慈悲之旨的结合。这些善念,特别是到了晚年,构成了他哲学思维的核心,而“诸恶莫作,诸善奉行”又是《律宗》“止持”和“作持”的根本教义,那么,他一生行谊的哲学意味,就在这个交汇点上自然契合,无限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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