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徒的古今科技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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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明栋

摘自《闽南佛学》

佛教在中国传播有两千周年,在此期间众多佛教徒在弘扬佛法的同时,启迪智慧,本着弘法济生,普度众生的宗旨对科学技术多有探讨与实践,贡献不小,在中国乃至世界科技史上有着重要的一席之地。本文着重从医学、建筑、水利、农林、天文诸多领域中国佛教徒的科技成就加以论述,评价其科技贡献。

佛教传入中国已有两千周年。在这两千周年的传播历程中,佛教深入社会,净化人心,启迪智慧,为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开拓,历史的前进,做出了相应的贡献。然而,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历经磨难,几度辉煌,时至今日,世人对其认识与了解,并不是人人皆知,个个明白。有不少人甚至连一些层次不低的人士,在他们眼里佛教徒只是古佛青灯,黄卷红烛,一味地枯坐。以致产生佛教与世隔绝,而与科学技术无关,甚至是相对立的误解。

近几年,笔者参加佛教史志编纂,查阅史籍,考察实物,深感佛教的博大精深,尤其是众多的中国佛教徒在研读佛典,虔诚修持,以求了生脱死的同时,对科学技术多有探讨与实践,贡献不小,成果斐然。可是,这些都往往不为世人所见。所以,笔者虽然自知浅陋,所知有限,但有必要对中国佛教徒在科学技术领域的建树加以探讨。为此,缀以成稿,以求教方家。

 

“慈悲济苦”是佛教的基本教义之一。长期以来,中国佛教徒奉此圭旨,尽力济困救难,特别是对施医送药尤为重视。诚如《梵网经》所说,佛教的“八福田中,看病福田为第一福田”。正是这样,中国佛教徒在医药科技领域创造了不少科技成就。

早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初,自西域而来的僧人所传播的佛籍之中,其内就有不少有关的医药知识,如东汉安世高译《佛说柰女耆婆经》《佛说温室洗浴众僧经》、西晋竺法护译《佛说胞胎经》等,而且他们中不少人自身精通医术。安世高“七曜五行之象,风角云物之占,推步缩盈,悉穷其变;兼洞晓医术,妙善针脉,睹色知病,投药必济;乃至鸟兽呜呼,闻声知心”。在传播佛教教义的同时,他们也施医送药,授以医术,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医药科技的发展。

东晋竺昙无兰译《佛说咒目经》,把西域眼科医术介绍到中国。当时的陇上道人就于齐州西国胡僧门下学习眼科,并撰《天竺经论眼序》,强调“盖闻乾坤之道,唯人为贵,在身所重,唯眼为宝,以其所系,妙绝通神,语其六根,眼最称上。是以疗眼之方,无轻易尔”。在此前后,西域眼科的内治与外敷、熏洗,特别是后来的“金篦决障术”,即金针治疗白内障等医术在中国传开。

据《南史》记载,梁文帝(424-453)的第十个儿子萧恢“有目疾,久废视瞻。有道人慧龙,得疗眼术。恢请之,乃至,空中忽见圣僧。及慧龙下针,豁然开朗”。可见慧龙医术之高明,当谓针到眼明。这种治疗白内障的医术在中华大地流传很广,直到唐代仍盛行不衰。

晋僧于法开“祖述耆婆,妙通医术”,以“明六度以除四魔之调,调九候以疗风寒之疾,自利利人,不亦可乎”为宗旨。一次乞食投主人家,见施家主妇难产,“令先取少(羊)肉为羹,进竟,因气针之,须臾羊膜裹儿而出”。晋升平五年(361),于法开为穆帝司马聃诊病,“视脉知不起”,而断其预后不良,并预告死期而得验准,声名大震僧俗两界。于法开著有《议论备豫方》留传于世。东晋时期,建都江南,大批中原贵族南迁之后因改食大米而患脚气,僧人支法存为他们施医布药,疗效很高,支氏声名因此而大震。

随着佛教在中国传播的深入,佛教徒随之增多,他们之中有志于弘法与施医并行的杰出者不少,尤其是到了魏晋时期以后。他们对医药科技的贡献在中国医药史上地位突出,至今仍为人们称颂。“在这个时代,著名的医学家,不是士大夫,就是佛教徒,在传教的余暇,也能研究医理,如道洪、智斌、行矩、昙鸾等都是当时的僧侣,也能辨析医方,调制丸散,实在是汉代所没有现象。”

到了唐代,中国佛教徒队伍越来越大,于医药科技中贡献突出者也不少。著名高僧玄奘法师,历尽千难万险前往印度求法。回国后,在所撰《大唐西域记》中介绍了不少印度医药情况,特别关于饮食前,必前盥洗;饮食后,嚼杨枝而为净等卫生常识,这对卫生常识的普及推广,作用不小。在玄奘之后,义净(635-713)又往印度求法,历时25载后归国。

回到国内,义净先后译出《佛说疗痔病经》《曼殊室利菩萨咒藏中一字咒王经》等,内中涉及内、外、妇产、儿、五官诸科医疗知识以及齿术、牛膝根、石蜜等药物。所撰《南海寄归内法传》中,更是以大量篇幅介绍印度卫生习俗、进药方法、药物比较等知识,为中印医药交流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唐代在医药科技方面做出杰出贡献的另一位中国佛教徒当推赴日弘法传戒的高僧鉴真和尚(684-763)。他14岁出家后,亲近善知识,在精通佛法的同时,对医道也造诣精深。曾主持大云寺的悲田院,“躬调药物,以治病患”。后应日僧之请赴日本弘法,自天宝二年(743)至十二年(753),六次东渡,前五次均失败,终于天宝十二年(753)十一月抵达日本。

在日本,鉴真和尚进献药物治愈光明皇太后的病而被任命为大僧正。当时,鉴真和尚随船将龙脑香、安息香、青木香等一大批中药以及奇效丸、万病药、半心丹等带到日本。在日本,由于双目失明,鉴真和尚以鼻嗅、口尝、手摸等方法辨别药物真伪,无一错误。同时,鉴真和尚著有《鉴上人秘方》一书,介绍了“鉴真服钟乳随年齿方”、“诃黎勒丸方”、“脚气入腹方”等验方。鉴真和尚以医道精湛,而被日本奉为医药始祖。直到今天,鉴真和尚仍有“中日医药交流的先驱者”之誉。

自唐宋以来,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其势不减,佛教徒中名医辈出。仅在江西,就有庐山法云寺法坚法师,以医术超众,闻名天下,而得宋太祖召见,赐紫方袍,赠封“广济大师”之号。樟树(今江西清江市境)东山永寿禅院道振和尚,刻苦修持,寿及99岁而圆寂。他一生广弘佛法,同时以祖传“白龙丸”为众治病,疗效很高,闻名朝野,宋太宗御制《问禅歌》三章赐之,并封以“空寂大师”之号。

作为江西安福戒冈山重兴律院住持的道清和尚,严奉毗尼,又善治外科无名肿毒而名扬四乡。嘉定年间(1208-1224),获朝廷赐“慈济大师”之号。道清和尚不仅自己弘法、行医,而且把医术传徒献可,可传志宁、宁传师圣、圣传德显、显传幼聪、聪传复济,七世皆以医名而显。

宋代饶州府(府治在今江西上饶)长居寺普映和尚,通穷内典,亦精歧黄术,善治黄疸及浮肿,武宗召为太医,除授僧录司,在朝12年。饶州府德兴烧香禅院拳衡法师,在力弘佛法的同时,擅医术,识百草,精药性,名振乡里,有求必应。至治三年(1323),英宗皇后患病,拳衡法师献药有功,得赐号“忠顺大师”,领五省采药使之衔。

不仅如此,在长期弘法与施医并行之中,中国佛教徒既治通病,更修专科。唐代僧人蔺道人,少年时于少林寺出家,长年习武,同时随师学习骨伤科病医术。武宗法难之后,蔺道人隐居乡间,为民疗疾,整理医案、行验,撰成骨伤科专著《理伤续断方》,首论“医治整理补接次第口诀”,次列“方论”,后续“又治伤损方论”。书中详细记述整复骨伤手法的14步骤、方法以及不少验方,介绍伤损、关节脱臼、止血、端捏复位、牵引、扩疮、填塞、缝合等方法,特别是论及椅背复位法治疗肩关节脱位和手术治疗粉碎性骨折的具体操作。此后,少林寺对骨伤科的治疗历代师徒相承,形成流派,有以经络穴位为诊断依据,强调手法复位和点穴疗法及其功能锻炼,以手法接骨为主等特色,直到今天仍然得到极高评价。

肇创于南齐的浙江萧山竹林寺尼众素以女科著称于世。五代时,寺僧释净暹为当朝皇后治愈重病,朝廷赐寺名“惠济寺”,并赐“晓庵”“药宝”二匾,释净暹获“医王”之号。以后,竹林寺女科虽有衰兴,但代有传人。到清代之初绍钟法师重振寺院。道光年间(1821-1850),莲尘法师再度振兴女科医术,以致有“门前车马喧,声声疗苦难”的景象。在清代,竹林寺寺僧先后将历代祖师治验方剂整理,编成《竹林寺女科秘方》一卷、《宁坤秘笈》三卷、《竹林寺三禅师女科三种》二十卷等计四十余种,刊刻面世。

清代,在医药科技领域做出成就的佛教徒不少。其中有喻昌(1585-1682),字嘉言,晚号西昌老人,江西新建人。少年时即博览群书,兼通佛理。明崇祯年间(1628-1644),以副榜贡生入京都,卒无所就,专攻歧黄之术与佛典。明亡以后,剃度出家,往来于靖安(今属江西)与豫章(今江西南昌)间。后来重新蓄发业医,寄居江苏常熟,终生独身,始终奉持佛理,行医时“通禅理,其医往往出于妙语”。一生致力于《伤寒论》与《金匮要略》的研究,晚年著有《尚论篇》《医门法律》和《寓意草》,对伤寒论治多有己见。特别是所著《医门法律》,结合临床病症,正面阐述辨证论治的法则(即称“法”),并指出一般医生在辨证论治中易犯的错误,揭示禁例(即称“律”),故以“法律”名之。在此书中,喻氏对秋燥的论治,多有新见。

又有程国彭居士,清初天都(今属安徽)人,字钟龄,号普明子。少时即皈依佛门,且研习歧黄之术。而后,一生奉佛、行医两不误,著有《医学心悟》《外科十法》等。此二书既有理论阐述,又有经验效方可鉴,至今仍有“是较有影响的临床医学书籍”之誉。

进入近现代以后,直至今日,中国佛教徒在医药科技领域中,更是贤者数见,多有建树。著名居士丁福保(1874-1952),字仲祜,别号畴隐居士,原籍江苏,出生于无锡。居士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入苏州东吴大学堂攻读医学和数学。次年转至上海学习日文。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读及释氏语录,开始学佛。清宣统元年(1909),居士作为两江总督端方的特派专员赴日考察日本医学。归国后,即皈依佛门,实行素食。辛亥革命后,长居上海,致力于弘扬佛教事业,以行医为职业。从1912年开始编纂《佛学大辞典》,历时十载,方才出版。

与此同时,居士对医学科技贡献突出,先后翻译日本医校讲义《解剖学讲义》《组织学总论》《胎生学》等,凡数十种,辑为《丁氏医学丛书》。此举对中国医药科技影响不小,今人评之为“此为日本医学输入中国之始”。而后,居士相继主办《国药新声》《医学世界》等刊物,编著出版《医界之铁椎》《新本草纲目》《化学实验新本草》《食物新本草》《汉药实验谈》《中外医通》《历代名医传略》等数十种医学书籍。

居士主张医药技术当中西汇通,但不能牵强附会,而要从临床治疗着手,采用“……每一病名,详列中西经验各方,使阅者知某病用中国方某药,用外国方则为某药,将上下数千年,东西数万里,扦格不通之处,融会而贯通”。正是这样,居士在佛学及医药科技都有不凡建树,所以直至今日仍有“丁氏晚年潜心内典,乐善好施。他的一生译著丰富,对清末中国医学和文化,有一定影响”的评价。

江西南昌的姚国美居士(?-1952),青年时体弱多病,后在庐山得高僧施医舍药,并授习禅之法,而后病情好转,转而皈依佛门,业攻医术。十多年后,以虔诚奉佛,乐善好施,全力维护千年祖师道场南昌佑民寺,弘扬正信,抵制外道,而得僧俗两界赞赏。同时,医道业精,擅长内科与儿科,活人无数。创办江西国医学校,为培育人才,竭力尽心。由于医术高明,深得患者信赖,至今南昌仍有当年病者所传“病家找了姚国美,无治医了心也甘”之谚语。

上海陆渊雷居士,曾任上海中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他融通中医和佛教理论,认为内脏如有病,在精神状态上会有所表现。进而总结提出“五脏病相”学说,对丰富中国传统医学宝库很有意义。福州开元寺提润法师,出家数十载,兼通各大宗派教义,坚持禅净双修,刻苦修持,同时,精通岐黄之术,擅长用中草药治疗癌症,救活许多被大医院判断为无治的病人。法师先后应请到香港、泰国等应诊,有“西来活佛”之誉。

诚如前述,自古至今,中国佛教徒慈悲济苦,普度众生,以医弘法,在医药科技领域建树非凡,为世人景仰。

 

长期以来,众多中国佛教徒奉“慈悲为怀”为圭旨,广种福田,建桥修路,开渠造堰,功德无量。于此之中,在建筑及水利诸科技领域建树出众,典型事例甚多。

仅据清同治年间版《泉州府志》记载,泉州历代造桥260余座,宋元之间僧人参加建造的就有60多座。宋绍兴八年(1138),释祖派、智渊等与乡绅黄护等共同建造平桥。竣工之后,乡民在桥亭上镌一联,云“世间有佛宗斯佛,天下无桥长此桥”。由此可见佛教徒对此桥建筑所做贡献。在建桥施工中,广大佛教徒发挥聪明才智,于建筑科技中大显身手。宋代,福建妙真和尚主持建造下津桥,当时江面宽有110丈,在缺师可求、无例有鉴的情况下,妙真和尚手指口授指挥施工,使工程圆满完成。虽然今天无法了解当时施工的详情,但事实已证明妙真和尚于桥梁建筑科技中身手不凡。

在佛教徒主持建造的众多桥梁中,影响较大,工程复杂,保存时间长的例子有许多,庐山观音桥可为典型之一。此桥建筑在风景秀丽的庐山南麓,横跨在栖贤谷的峭壁石峰中的三峡涧上。桥西有栖贤寺,故又称栖贤桥。

此桥建于北宋祥符七年(1014),长19.42米,宽4.33米,高10.67米,系单孔卷拱结构。拱圈由七行长方形,每块重约一吨的花岗岩石并排而成,每行各有桥石15块,全桥共计桥石105块。桥卷篷行刻铭文云“维皇宋大中祥符七年,岁次甲寅二月丁巳朔建桥,上愿皇帝万岁,法轮常转,风调雨顺,天下民安,谨题”,两侧拱圈分别镌有“福州僧德朗勾当造桥”、“建州僧文秀教化造桥”,以及“江州匠陈智福、弟智海、智洪造桥”等字样。

观音桥竣工通行迄今已有千年历史,其中经历了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明嘉靖元年(1522)、清宣统三年(1911)等数次地震,以及千年的风袭雨蚀,至今仍屹立在危岩深潭之上,除桥面曾在清末和新中国成立后略加修缮外,其他构件均为宋代原物。现在还是栖贤寺、太乙村等景点及周围村民通往星子县城南康镇的必由之路,并可以通行载重5吨以下的汽车。这座由僧人勾当、教化,由能工巧匠施工完成的石桥,之所以能历千年而不坏,拿今天的话来说,在建造上有很高的科学技术水平。

首先,观音桥选址很为精当。此桥址选在整个三峡涧中最窄的地段,且比较平直。这样,不仅缩短了桥长,而且涧水流向较为稳定,自然减少水流对桥的冲击。特别是两端均为变性岩石。施工采取桥台直接砌筑在基岩上的处理,因而承载能力较强,不会产生荷载沉降,性质稳定,抗风化,因而至今基本上无风化剥蚀。

其次则是此桥结构设计精巧。全桥为半圆形拱桥,应力分散,且直接传输至桥台的基岩上。同时,拱圈、桥石全部选用强度高、耐风化的花岗岩,按设计确定的长、宽、厚和弧度都配合和谐,丝丝相扣,有天衣无缝之妙。桥石造型有母、子之分,母石为略呈弧形的条石,两端各凿有一方凹形榫槽;子石体重与母石相同,但两端各有一个与母石方凹榫槽相啮合的方形榫头。全桥桥石以子、母石榫头、榫槽相互啮合形成拱圈,七列拱圈相衔成拱列。而后,在相邻的拱列之间浇入生铁水,待铁水冷却后将其紧扣成一座牢固无比的桥体。

从中国乃至世界桥梁建造史来看,观音桥所采用的结构设计十分罕见,有着很高的科技水平。正因为这样,观音桥自宋迄今近千年,保存完好,得到世人好评。古代名人苏东坡、黄庭坚等多有咏诵。民国方志专家吴宗慈在所纂《庐山志》中誉曰:“我国千年前之工艺已臻此境,今欧美人士游此者常称之。”

当代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亲临考察后,赞之曰:此桥充分显示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高超的建筑技术,是“南国桥梁建筑史上的一颗明珠”。国家有关部门对此桥的保护十分重视,1957年即将其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1年7月17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由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等陪同,亲自来到观音桥上,仔细察看后,高兴地说:“中国文化历史悠久,古代劳动人民有崇高的智慧,有高度的造桥技术,值得我们研究。”

如果说庐山观音桥以其结构精巧,选材精当而坚固不坏著称于世,那么四川大朗堰则以其肇建之艰,惠福之远广而名闻天下。大朗堰,又称“大朗渠”,指自温江刘家濠所辟导金马河水至西凤桥和沙子河的一条渠及诸堰。是堰的修建,始于清顺治十六年(1659),主持者乃双流县三圣寺住持大朗和尚。

大朗和尚(1616-1689),渝州人(州治在今重庆)人,俗姓杨,出身于书香门第,自幼饱承家学,稍长以诸生入邑庠。中举未几,因战乱家室被毁,愤而往梁山双桂堂礼破山禅师为师,剃度出家,法名大朗,法字今玺。顺治十六年(1659),应双流知县袁景先之请驻锡三圣寺。

晋院之后,在主持法务的同时,关心百姓疾苦,目睹县内数万亩地干旱缺水,向袁景先提出从温江刘家濠开挖一渠,引金马河水灌温、双、新三县,将数万亩旱地改为水田。此举得到允肯,但官府无资可助,大朗即以为民兴利之心,登芒鞋,戴斗笠,背挎缘簿,一面勘测线路,察看地形,审度水势,绘制草图多份,以为开凿之计划,同时,所到之处,向民众宣传兴修水利的可行和受益规划,并且募集钱款。开工之后,大朗和尚乃结庐金花桥畔,每日在工地上指挥施工,夜则在灯下织草履,每夜六双,以赠民工,为此在庐屋门口悬联“贫衲别无相助力,草鞋无价任君穿”。

顺治十七年(1660),新渠竣工,主渠可灌溉双流农田15000余亩,其支流设堰19道,灌田8300余亩。百姓为颂其德,名此渠曰大朗堰。到清光绪四年(1878),丁宝桢督川,温、双、新三县百姓,联名呈请川督转奏朝廷为大朗和尚请求封赠。丁氏顺应民心,转投朝廷,封大朗和尚“静惠禅师”之号。大朗和尚以超人的智慧,倡议、组织开辟新渠,变万亩旱地为良田。此渠至今仍惠福于民,大朗和尚之功德不可没也。

 

佛教传入中国之后,由于与印度国情相异,中国僧众多自食其力,自生自养。到唐代,百丈怀海禅师制订“百丈清规”后,作为中国佛教一大产物“农禅并重”盛行于丛林之中。为了自养,僧众们对农林科技的探讨日渐加深,所创造的成就也相当可观。
诚如常言所说“天下名山僧占多”,中国佛教徒特别是出家众多居山林修行。为了生计,僧众们在认真修持的同时,开荒垦地,植树种田,广开门路,以求自养。

一方面,西域僧人来华传法与中国僧人西行求法之时,都携来不少原生西域的珍果异蔬,移植中华,获得成功,并予推广。从现存的文献看,菠菜、思惟树、诃黎勒、波罗蜜、莎罗等都是由西域引种而来的。另一方面,在长期的生产自养中,为了推广门路,广大僧众有意或无意地将不少山林野生植物加以驯化、培育,改造成为良种,而后又大力推广、传播。改进加工技术,提高其质量。茶叶则是其中突出的一种。茶与佛教徒有着很密切的关系,对他们中的有些人来说已经是每日不可少的饮用品。然而,最早的茶叶大多都是野生的。

据清康熙年间版《庐山志》记载,早在晋代,慧远法师驻锡庐山东林寺前,庐山僧人就已经攀悬崖,登峭壁去采摘那些生长在峭壁万寻,幽岫穷崖,人兽两绝地方的野生云雾茶。到唐宋时期,栽培云雾茶已成为庐山各寺院僧众的重要手艺活与谋生手段。当时僧众“取诸岩壁间,撮土种一二区。然山岭高峻,丛极卑弱,历冬必用茅苫之,届端阳始采,焙成”。由此可见,当时僧人已懂得为茶树越冬的人工保温技术。经过历代僧人的辛勤培育,庐山云雾茶终以其色绿、清香、味醇而名扬天下,成为茶中珍品,至今享誉不衰。

与庐山云雾茶相似的还有湖北荆州玉泉寺所产仙人掌茶。此茶原为生长在寺院附近山洞中野生的一种茗草。经玉泉寺真公和尚采集曝制,使“枝叶如碧玉”,“清香滑熟,异于他者”的茗草,成为“拳然重叠,其状如手”的茶叶珍品,名曰“仙人掌茶”。当年诗圣李白从其侄释中孚处得此茶叶后,赞叹不已,当即写下《答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诗并序》,誉之曰:“根柯洒芳津,采服润肌骨。丛老卷绿叶,枝枝相接连。曝成仙人掌,似拍洪崖肩。举世未见之,其名定谁传。”

此外,庐山僧人引种、驯化瑞香也是一例。瑞香,本是庐山锦绣谷一带深山老林草莽里野生的一种异花,花紫而香烈,比其他花卉香味更加浓郁,但却稀少难觅。后经庐山东林寺和尚与太平观道士“闻其香,寻而得之,栽培数年则大茂”。品种有了进化,香郁浓远不变,形态更加漂亮,直到今天仍列为南昌市市花。

在中国佛教徒移种改良植物的例子中,更值得一书的是当年杭州钱塘寺僧人为了将长安的牡丹引种回浙江,“时春景方深,僧设油幕覆其上。牡丹自此东越分种之也”。这里的油幕覆其上与今天盛行的大棚育种当有异曲同工之妙,其科技成分之高令人赞叹。

长期的农禅生活,使禅僧众们对寺院周围的自然环境十分注意,注重植树造林,把森林的荣悴与寺之兴废视为休戚相关。庐山南麓万杉寺之名则是由寺周植有万株杉树而得。是寺初名庆云禅院,北宋景德年间(1004-1007),大超和尚主持法席,矢志不懈,数年间率僧众在寺周植杉万株。到天圣年间(1023-1032),是寺已是“门前松径深,屋后杉色秀”而闻名四方,并因此而得赐名“万杉寺”。

从现存史料看,历代僧众致力植物造林,不仅为备材用,而且早在唐代就已经有了今天所说的“环保意识”,懂得通过植树造林以保持水土,防御自然灾害。唐代泗州(今属江苏)开元寺明远和尚就是一例。当年因“淮泗间地卑多雨潦”,泗州“岁有水害”。后来,泗州开元寺明远和尚与郡守苏遇等察地形,制订“于沙湖西隙地创避水僧坊”,同时在寺周“植松杉楠柽桧一万木,由是僧与民无垫溺患”。可以说,明远和尚当年的这种植树以保持水土,改善环境的认识是很有开创性意义的。

 

天文学是一门极为古老又涉及面很广的学问,佛经中对此早有论及,佛教传入中国后,中国佛教徒对此的探讨与实践更是不乏人才,创有不凡建树。

早在晋代,庐山沙门释惠要“患山中无刻漏,乃于水中立十二叶芙蓉,因波随转,分定昼夜,谓之莲花漏”。此莲花漏每日所报十二时分很为准确,与“晷影无差焉”。

到唐代,一行和尚在天文研究与实践上更是一鸣惊人,成就丰硕,名垂青史。一行和尚(683-727),唐代钜鹿(今属河北省)人。俗姓张,名遂,出身于显宦世家。自幼聪慧超群,雅好经史,有老成之风,且有过目成诵之慧,得“颜回再世”之誉。青年时即有志于历象阴阳五行之学,声名大振。21岁,为避武三思笼络纠缠,至荆州(今属湖北省)礼景禅师为师,剃度出家,法名一行。后往嵩山(今属河南省)依止普寂禅师,参禅习定。再赴浙江天台山国清寺,得闻有禅师传授算法。唐文明元年(684)唐睿宗即位后,获悉一行和尚才华出众,诏洛阳留守韦安石聘之进京,一行以患病而谢绝,转而回荆州当阳从悟真(号真纂)律师习律,深入毗尼,曾采集律部及诸经论中之要文,辑成《摄调伏藏》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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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开元五年(717),一行和尚被召进宫,即以过人的记忆,得玄宗赞为“圣人”,并留在宫中,为之定国是而咨询。一行和尚所言安国抚人之道,大都能切中要害,深得玄宗欣赏。在长安期间,一行和尚礼印度高僧善无畏、金刚智为师,学修密宗,潜心钻研,受金刚智秘密灌顶,并协助善无畏译出《大日经》《苏悉地羯罗经》《苏婆呼童子经》等经典。又记录善无畏讲说,撰成《大日经疏》。以其对密宗修持的精深,获后人尊为密宗五祖之一。

唐开元九年(721),自麟德二年(665)开始使用的“麟德历”预报日食失误,玄宗即命一行和尚“考前代诸家历法,改撰新历”。受命之后,一行和尚自感责任重大,不能仅对旧历进行简单增改,而要在实测日月五星运行数据后进行新编。为完成此项重任,一行和尚率匠人先后制成黄道游仪和水运浑天仪等。黄道游仪专门用来观测日月星晨的位置和运行情况。通过用黄道仪的观测,一行发现在一年之中太阳的运行速度并不是始终如一,春分、秋分前后均平,而其他时间则时快时慢,冬至最快,夏至最慢。这就为制定历书提供了重要依据。同时,一行又用黄道仪对150多颗恒星进行长期定位观察,对二十八宿天体北极的度数进行重新测量,发现恒星并不是绝对的恒而有自移。这一发现,比西方天文学家喻雷早了一千多年。

水运浑天仪是采用水推动齿轮系统使之转动,上有天、日、月三个标识。天球每昼夜转一周,日标环每昼夜转一周并沿黄道行一度,月标环每27天半沿白道转一周。不仅如此,更为精巧的还是此仪上装有两个小木人,其中一人每刻击鼓一次,另一个则于每辰撞钟一响。这样既能报时告刻,又时刻体现朝钟暮鼓的寺院生活,体现佛教从钟鼓警策迷误之人的慈悲精神。水运浑天仪构思精巧,结构严密,被后人誉为世界上最早的钟表。直到近代,世界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在《中国科技史》(第四卷)中,对此仪做了专门记述,称“中国在许多世纪以前,就已有了装另一种擒纵器的水力传动机械时钟”,这比西方到公元1370年方面世的威克钟早了6个世纪。

在完成黄道仪和水运浑天仪的制作后,唐开元十二年(724),一行即与太史监南宫说组织指导人员在全国范围进行大规模天文观测和大地测量。所测地域,北起蔚州铁勒(今山西灵立),南达交州林邑(今越南境内顺化附近),全长近8000里。他们在这条经线上,分设12个观测点,观测当地冬至与夏至时日影响的长度和北极高度。其结果表明南北两地相差351里80步,北极高度差一度。当然,这一结果与今天用现代科学仪器所观测结果相较误差不小,但这却是世界上第一次关于子午线的科学实测,比起西方的相同观测,早了90年。

在上述观测结束后,一行即于开元十三年(725)开始制定新历,三年后52卷初稿告竣,取《易经·系辞》“大衍之数”而名曰《大衍历》。此历制订严谨,定日很为准确。在此历的编制中,一行根据大量观测资料,在刘焯制订《皇极历》的基础上,首先提出了定气的概念,按不等的时间间隔安排二十四节气,计算时将等间矩推广到不等间矩,建立了不等间二次差内插法。同时,一行第一个把“齐同术”用于历法计算上。然而,正当一行和尚完成《大衍历》的初稿后,自己却圆寂于临潼新丰。其后,玄宗又诏张说、陈玄景为《大衍历》续编《历数》《略例》等内容,并于开元十七年(729)颁布施行,一直到宝应元年(762),方被《五纪历》所替代。

一行制订的《大衍历》包括有平、朔、望和平气、七十二候、太阳和月球每天的位置与运动,每天见到的星象和昼夜时刻,日食、月仪表和五大行星的位置等,内容广博,数据准确,所以今天《辞海》仍称其是唐代一部先进的历法,历代历法家都采用这种格式编历。当然,作为一个僧人,一行和尚在致力于天文学探讨与实践,特别是编纂新历的同时,对佛法的修持坚持不懈,深入《藏经》,于禅、律多有见解。一生勤奋著述,留有天文与佛学著述《宿曜仪轨》《梵天火罗仪轨》《七曜星辰别行法》《药师琉璃光如来消灾除难念诵仪轨》等各一卷。又与弟子慧觉共撰《华严经海印道场忏仪》四十二卷。这样,一行和尚以其在佛学及天文学、数学领域的不凡建树,得到世人景仰。玄宗更是对其十分欣赏,在其圆寂后谥号“大慧禅师”。

综上所述,佛教传入中国两千周年中,众多的中国佛教徒在虔诚奉佛,认真修持的同时,在科学技术领域中多有探讨与实践,并留有许多不凡建树。然而,由于历来寺院多在山野之中,有许多科技成果不为世人所知,或知而不觉,不得重视。加之天灾人祸,资料散佚,所以自古至今未见有这方面的专门著作。

笔者自知自己所知有限,资料不全,但感到有必要对此加以探讨,以展其历史之本来面目,力求正确、全面地评价与认识历代中国佛教徒对科学技术所做贡献,以澄清世人对佛教及其教徒的误解与偏见。同时在世纪之交的今日,中国佛教面临着新的挑战与机遇,我们要以史为鉴,光大前贤功德,以激励广大佛教徒特别是青年佛教徒认识所肩负的历史重任,发扬传统,开发智慧,适缘探讨与实践科技,为进一步搞好生产自养,拓宽路子,也为再创中国佛教的辉煌,做出应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