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可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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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父子对谈生命意义》 摘录:体验快乐·13

(《僧侣与哲学家:父子对谈生命意义》,尚·方斯华·何维尔,马修·李卡德著,赖声川译,台湾先觉出版社1999年12月初版。以下简称《对谈》)

 

父:对佛教徒来说,死亡很可怕吗?(《对谈》,p.350)

子:佛教徒对死亡的态度随着他的修行而改变。对修行还没有达到成熟地步的初学者而言,死亡是可怕的。他们会感到自己像在陷阱中的鹿,想不择手段逃避。接着,不再去无意义地想如何逃脱死亡,开始对道路有一点认识的人,就会去了解他们如何能自信而平静地度过“中阴生”。再来,他们会感到自己像个农夫,耕好田,细心照顾好所种农作物;不论气候如何,他不会忧心,因为他已经尽力了。花一背子功夫去转化自己的人,心中不会有遗憾,会以非常平静的态度面对死亡。最后,程度最高的修行者想到死亡,心中会感到喜悦。有什么好害怕的呢?所有对财产的执着,对个人自我概念的执着,甚至于对现象有任何真实和具体存在的执着,已经消失了。死亡已经变成一个朋友。它只不过是生命的一个阶段,一个简单的转折。(《对谈》,p.350-351)

 

父:我的意思不是要轻视这种说法,但是这种对死亡的安慰性观点并不是很有创意。佛教没有更多要补充的吗?(《对谈》,p.351)

子:死亡的过程以及死亡后的各种经验,在佛经中有极详尽的描述。当我们呼吸一旦停止,就开始一连串意识从身体分离的过程。再来,当物质世界从我们眼中消失,我们的心就会化入究竟状态中——这和意识与身体相融合时,所见的现象世界不同。在死亡的时刻,有极短的一刹那,意识会被融入所谓的“究竟广大的透明空间”,之后,意识再升起,经历中间过渡状态,就是“中阴生”,这个状态会引向一个新的生存形式,也可以说投胎。在“中阴生”的各种经验显现之前,有一些修行的方法,为的是要在那一刹那觉悟事物的究竟本质。(《对谈》,p.351)

 

父:是,但……佛教之中的心灵技巧,能令死亡变得可接受,是属于不把死亡当终点的形上系统。而如果死亡是终点……(《对谈》,p.352-353)

子:今天,通常人们面对死亡和痛苦的时候,习惯转头不去面对。我们所遇到的窘况来自一个事实:死亡是西方文明理想中唯一无法克服的障碍。这种理想是希望让生命尽可能地延长,而且过得舒适。再说,死亡所摧毁的就是我们最关心的,也就是我们自己。没有任何物质的方式可以改变这必然的结果。所以我们宁愿把死亡放在我们所关心的事物之外,宁愿尽可能地保存一种人为的、脆弱的,以及表面的幸福状态。这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不过延迟了面对事物真正本质的时刻。或许我们能声称,这样做至少让我们没有活在痛苦中。没错,但是在逝去的时间中,我们的生命一天一天地耗掉了,我们没有有效地利用它去接近问题的症结,去了解痛苦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我们并没有让生命的每一刹那充满意义。生命的过程只不过变成时间的流逝,就像沙从手指中流去。(《对谈》,p.353-354)

 

父:关于这一点,佛教有什么意见?(《对谈》,p.354)

子:事实上看待死亡有两种方式。我们可以采取一种物质观点,认定我们的存在简单地结束,就像火烛的熄灭,或者是被干燥大地所吸收的水分;或者我们可以把死亡当做一种过渡时期,从一个状态到另外一个状态的过程。不论如何,佛教可以帮助人们以平静的方式死亡,不管他们相不相信意识的河流从身体中分离出来之后,会进入不同的存在状况。这也就是为什么索甲仁波切的《西藏生死书》这么成功。书中很大的部分是关于对死亡的准备,帮助濒临死亡的人,以及死亡本身的过程。他说,死亡就是我们最执着的那个东西必然的毁灭,佛教关于自我不存在以及心本性的开示,是可以在这方面帮上忙的。所以说当死亡接近的时候,很重要的就是要培养不执着、利他主义和喜悦的态度。(《对谈》,p.354)

在大部分的宗教中,意识,或者说一种心灵原则,在死亡之后会永恒存在下去的观念,属于教条的一部分。在佛教中,不能算教条,比较算是一种直接经验,经过一些人的经验印证出来的。当然,这些人并不寻常,但人数足以让他们的见证令我们用严肃的态度来看待。不管怎么说,人生的最后几个月,或者最后几秒钟,当然应该在一种喜悦的平静中度过,而不是在一种痛苦中。我们为什么要在活着的时候一直痛苦,想到要留下亲人和财产,或者害怕身体会毁坏?佛教可以让我们了解如何去除这些强大的执着,而这些执着很容易让死亡变成身体上的历练,更成为心理上的酷刑。最重要的是,佛教教我们,如果我们要面对死亡,等到最后一分钟是没有用的,因为濒临死亡的时刻并不是一个开始心灵修行的理想时机。我们不断地关心未来。我们尽所有的能力使自己不会没有钱,不会没有食物吃,不会生病,但是我们宁愿不去想死亡,虽然那绝对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最重要的事情。如果我们思考死亡的时候,把它当做一个提醒,意识到生命的脆弱,而努力让存在的每一刻有意义,那么思考死亡就不会是一件沮丧的事情。(《对谈》,p.355)

 

父:佛教对安乐死有没有什么特定的立场?(《对谈》,p.356)

子:对一个修行者来讲,生命的每一刻都是珍贵的……可以利用每一刻所发生的事来让自己进步,走向证悟。即使要面对极端的生理痛苦,也可以是思考事物究竟本性的好机会。因为在那个痛本身的底层中,心的本性,也就是清晰的觉察性和平和性还是完好的,心的本性不被喜悦和痛苦所影响。所以如果一个人意志力极强,在他心灵修持中非常稳定,都可以利用最激烈的苦痛来进步,走向证悟。……事实上,因为痛苦是我们过去负面行为的结果,最好能够用心灵修持的方式来还债。

根据以上这一切的理由,安乐死和自杀都无法被接受。但这不意味着说,没有希望的时候,生命必须无意义地延长。如果硬性用维生系统来延长一个濒临死亡人士的生命,或者维持一个不可能从昏迷中醒来的生命,其实害处比好处多,因为那个人的意识会在生命和死亡之间漂流很长一段时间。这可能对他造成很大的干扰。最好让濒临死亡的人,在有意识和平和的状态下度过他最后的时光。(《对谈》,p.356-357)

 

父:如果这个人不是佛教徒呢?(《对谈》,p.357)

子:如果痛苦对一个人而言是无法承受的压迫,已经破坏在生命最后所期待的一点点平静……我们可以认定延长这样的生命是无意义的,只会造成一种酷刑。但是我刚才说过,佛教不认为痛苦是随机发生的,也不是命运或神圣力量而来,很简单,痛苦就是我们过去行为的结果。最好的方法当然就是我们的业烧尽,不要把它带到死亡的另外一边去,成为一种债。谁知死亡之后会有什么新的生命产生?安乐死无法解决任何问题。(《对谈》,p.357-358)

 

父:安乐死的伦理问题不只牵涉到希望减少自己痛苦的人士,也牵涉到帮助他人死亡的人士……(《对谈》,p.358)

子:自己的生命不能毁灭,别人的也不能。事实上这是一个非常悲哀的状态。光是有人考虑安乐死的问题,就已反映出现在心灵价值几乎已经完全消失了。人们无法找到自我力量,在本身之外也找不到。……在西藏社会中,死者,因为这些教义,可以准备好面对死亡。他们拥有参考点和内在力量。因为他们让自己的生命有了意义,于是他们知道怎么让死亡有意义。

在这之外,通常他们还多了一种优势,就是他们的心灵导师会在场,为他们带来鼓励和温暖的心灵力量。……东方对死亡的正面态度和西方人士死亡过程中所经历的悲情、苦难的气氛,或生理与心理极端寂寞的情形,成了很明显的对比。(《对谈》,p.358-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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