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悲翻译]警惕佛法商业化

Dharma for sale

作者:特蕾西·柯克伦

TRACY COCHRAN

y150207-07

作者介绍:

特蕾西·柯克伦(TRACY COCHRAN )是《三轮车》杂志专题栏目“佛教思考”的一位特约编辑,并在《抛物线》杂志担任资深编辑。同时也为《纽约时报》、《波士顿环球报》、《纽约杂志》及其他出版物撰写文章。她跟随不同的老师进行佛教禅修冥想的实践修习已有多年。

 

佛教已成为又一种美国消费品了吗?特约编辑特蕾西·柯克伦 将与佛教学者穆宋(MU SOENG)共同探讨“销售”佛法的危害。

 

十二月一个周六的下午,穆宋,美国马萨诸塞州巴里佛学研究中心的长期负责人之一兼常驻学者,正和我走在曼哈顿的大街上,谈论着美国公司资本主义和消费文化的强势力量。这就像是在飓风中心谈论天气,因为此时此刻,我们正穿行于圣诞节购物人潮中,他们正从第六大道的大卖场区蜂拥至小巷,并聚集到第26街露天古玩和旧货市场的入口处。

穆宋师承韩国禅宗,曾出家11年,他谈及这样一幅禅宗意象:一位开悟的老人走进集市,双手空空,神情愉悦而放松。这是《牧牛图》某些版本出人意料的结尾,这幅图体现了禅宗用画作引导修行人趋向觉悟的善巧。

“他用空空如也的双手赐予祝福”,穆宋如此解释:“他不想去抓取什么,他一无所求、一无所有。”

“Prada!Gucci!名牌包具,请到四层!”正在此时,一位年轻男子站在铜质消防栓上,一边试图保持平衡,一边大声吆喝,以便行人能清楚听到他的声音。

穆宋曾用充满诗意和机锋之语注释过《心经》、《金刚经》,最近还注释了创作于七世纪、深受欢迎的中国禅诗《信心铭》。今天,他在纽约内观禅修中心这个宁静之所里,对学习班教授了一整天的《心经》,现在来到市场仅仅是为了采购最基本的生活用品。

“我认为在这里可以活得像位隐士,”他微笑着说,“并不容易,但有可能。”

我们觉得纽约会有隐士。纽约是一条河,汇集了人类的各种可能性。任何一天,都可以看到孤独与欢庆、心碎与喜悦、愤怒与慷慨、贫穷与富有,接连不断一一呈现;而不常见到的是,快乐地安住于一无所有!这里是金融与营销、攫取与渴望,以及物质主义的世界中心;即使是穷人也推着堆积如山的购物车。我们曾路过的26街跳蚤市场,只是进去随便瞅瞅,也要收取入场费。

我之所以采访穆宋,是由于他就近期总统选举撰写了一篇文章,其中有某些文字和评论让人想起了盛行于早期传统和美国佛教早期的革新精神。他谈及佛教徒,尤其是佛学导师们,在“掠夺性贪婪”所驱使的“企业寡头”文化为主体的环境中,是如何巧妙生存的。他的观点让人回忆起那段岁月,当时修行像是一种颠覆性行为,很圣洁——遗世独立、超越金钱。在一家安静的咖啡馆中,我们坐下继续交谈。

特蕾西问(以下简称“问”):您谈到了佛教徒,尤其是佛学导师们,虽然只能作为局外人,但他们心甘情愿地不惜一切代价传播真理。您还暗示美国佛教界正面临着式微的态势。

穆宋答(以下简称“答”):我想说的是,似乎没有几个机构或导师有兴趣教授解脱之道。在很多地方,佛教正处于沦为一种消费品的危险境地。

 

问:何以如此?

:导师们生活在商业社会中,就像其他人一样。他们知道商业游戏怎么玩,从无意识层面来说,至少他们想参与其中。他们中的许多人混迹于佛教团体,寻求同道的认可,但他们也同样渴望物质主义文化所提供的成功与回报。最终,很多人屈从于商业潮流。他们不得不去推销自己的书籍、吸引更多学生,由此一切变成了名利游戏——名誉带来关注、关注带来金钱、金钱带来满足!渴望拥有很多学生、并骄傲地说“这是我的学生”——这是一种人类本性。大多数人忘记了,他们修行的初衷是为了解脱。而现在,他们可能正玩着“拼学生”、“拼数量”、“拼名誉”的游戏。

有一个著名的教学故事。19世纪80年代,有一位致力于解脱的僧人,他的寺院禅堂座落在突出于海边的悬崖峭壁之上,禅堂的地板上还凿了一个洞,这样就可以垂直落到下方的岩石上。他的虔诚颇受仰慕,很多人会到那打七(译者注:打七指连续精进修行七天)。打七的规定非常之严格:七天之内不能躺下。两位训练有素的僧人把守着大门以防有人离开。这位僧人24小时进行监督,当看到有人打盹,他便会大喊:“醒来!醒来!时间宝贵!”偶尔,当有人一直昏睡不醒时,他便从坐垫上站起,将这个人拖到地板的活动门处,打开门将他倒吊在那个洞里,这就是他唤醒人们的方式。我不知道这是否属实,但传说有时他会允许一些人离开。因为以他渊博的学识,他可以看出这些人此生无法觉悟。

我认为这种方式在美国不会有什么吸引力,对我们的文化来说似乎完全不现实。但在韩国人的佛法实修中,这种方式却备受尊崇。这种坚定不移、毫不妥协的修行承诺来自于动机的纯粹性。在古代,一个人可以出家当50年普通僧人,而不为能否成为导师烦恼,经常是数千位僧人中才出现一位导师。而现在,只要有学生就会有一位导师。

 

问:尽管现实很沉重,佛教中心必须筹到钱才能生存;但无论出现什么困难,总还是会有弘扬佛法的纯粹动机。

答:确实如此!但一些佛教中心沉迷于获得媒体关注,看到这种情况令人悲哀。他们陷入了渴望成名、渴望随之而来的金钱与安逸之中。

 

问:如您所说,沉迷于建立一种追逐名利的佛教生活方式,只是被社会系统控制的另外一种形式。这就像上瘾,对吗?

答:答案是肯定的!美国佛教徒将发展成熟的心理学、认知科学、物理学带入了佛学实践中,但可能并没充分关注自身所具有的贪、嗔、痴。

 

问:您认为个人背景对您的观点有何影响?

答:我成长于印度德里一个虔诚、正统的印度教中产阶级家庭。年幼时,我就对周围资产阶级社会的虚伪性有一些了解,由此带来的失望感一直伴我左右。印度人能变得非常崇尚唯物主义。青少年时,我曾受马克思和存在主义思想家的影响,这种影响延续到了佛教修行中。我非常清楚资产阶级社会如何拉拢一切和它接触到的事物。

 

问:是什么让您来到了美国?

答:我1969年来美国,当时一个要好的朋友要来纽约。我们原本想买辆车环游美国,然后我去欧洲上大学。当我来到这儿后,就为当时盛行的反主流文化深深着迷。我深信反主流文化会改变美国,一种新的观念正在登上某些革命性变革的最前沿。最终证实,这只是一场边缘化运动,它并没有对主流文化造成真正影响,我误读了这场运动。

 

问:但您还是留下来了。

:是的,我留下来了,但并不打算过那种典型的移民生活。我个人的座右铭一直是这个问题:“为什么佛陀在觉悟后选择过一种居无定所的生活?”而不是作为哲学大师回到宫殿享受奢华。我并不是说当今的佛教徒为了表示简朴就不穿衣服、半裸着走来走去,而是说我们仍然有很大必要去观察和审视心灵中的贪、嗔、痴。

很大程度上,美国佛教中存在一种现象,就是去创造一段个人经历和一种身份。佛学中心变成了社交俱乐部,让人们藉此拥有一种身份,在短时间内自我感觉良好。曾遇到一些人告诉我,“我是南传佛教徒”或“我是禅宗弟子”。实际上这只是一种另类的自我包装商品化过程。这根本不是佛学修行,而是一种集体共享的群体标签。是的,这的确和佛教修行有某种联系,但隐藏于其下的,是人们并未真心想抛弃他们的个人和社会身份、不想抛弃传承下来的犹太——基督教世界观。但真正实践佛法时,只有消解承袭下来的思想结构,此外别无他法。

 

问:美国文化不同于亚洲文化,佛教导师和佛教中心不得不为生存而奔波。虽然存在供人修行的静修中心显然很好、很有价值,但有没有其他替代措施呢?以便取代这些中心。

答:在有些情况下,让一些中心关门的确比较好。我认为你的提问里暗示了问题所在。如你所说,如果一名导师或者一个中心在“拼命奔波”,那还有什么意义呢?这位导师还有必要开一家佛教中心吗?为什么他不能做个快乐的隐士呢?就算为了生存需要一些必需品,但我见过太多的自我吹嘘,尤其是导师们为了取信于人而声称他们所教的是真正的佛法。我想佛陀在觉悟后度化五个昔日同伴的故事很有启发性。当时佛陀并没有致力于寻求信众,但他内在的光芒使他的听众坚信他们面对的人已经发生了本质的转变。如果没有这种内在的光芒,佛教中心就有沦为又一家商业中心的危险。

 

问:尽管如此,佛教中心难道不是接触大众最巧妙的方式吗?

答:在我阅读佛教历史时,每当看到佛教传统由为数不多的笃行者们代代传承,我总会被打动。追求开悟从来都不是一场大众运动。

佛陀在他的僧团中倡导一种居无定所的生活方式。在同一个村庄不能超过三个晚上,同一棵树下不能超过一个晚上。佛陀完全投身于游化四方的苦行生活之中。哪怕是制度化的僧侣生活,他也意识到其危险性,他了知人类希求自我利益胜过一切。因此提升这类修行团体的要点,就是令其在心里无所执著。

 

问:当今时代还有谁是局外人呢?制度化社会之外的某些人吗?

答:问得好!我认为诺姆·乔姆斯基就是,拉尔夫·纳德有可能,还有加里·斯奈德。

 

问:这几个都是名人。

答:还可能有数不清的无名氏没有被纳入进来。

 

问:您认为这是进行真实的佛教修行所必备的吗?

答:是的。

 

问:后马克思主义的法兰克福学派哲学家赫伯特·马尔库塞曾经谈到,美国有办法瓦解任何一次革命,方法是把它转化成某种消费品。美国佛教的情形是否如此?老狮子的咆哮被弄得温柔起来了?

答:确实如此!

 

问:那我们该怎么办?

答:这可能会有争议!但举例来说,我认为佛教徒不应该持有股票。驱动股市的是贪婪与操控,股市的本质使投资者变得贪婪。但仍然有一些佛教中心将他们的钱投入股市。

 

问:那么您作为负责人之一的巴里佛学中心没有买股票吗?

答:买了。但这不是我个人的选择或决定,这是董事会的决议。

 

问:那么您加入巴里佛学中心是否是对他们政策的一种默许?难道您没有从这些政策中获得物质利益吗?您将您自己同董事会投资股市的决策撇清关系,说这不是您的决定。但您之所以有家庭、薪水和讲台,这都得益于这个决策以及其他您不认同的价值观和政策。对于这个明显的矛盾,您怎么看?

答:可以这么看BCBS(巴里佛学中心的简称),它是一个正在进行的过程,而不是个有明确目标(如销售、盈利、明确法人管理阶层等)的组织。我认为,融入BCBS的价值观和愿景,是在西方获得佛法公共话语权的一种重要形式。BCBS区别于大多数佛教组织的地方在于,它不以某个特定导师或某种教派传统为中心,似乎也没有那些让人忽视事物阴暗面的无意识驱动力。BCBS的确把资金投到了股市,除此之外,它是个很透明的组织。从内部来探讨BCBS的愿景及其对西方佛法传播的作用似乎是有益和值得的。在这个发展阶段,我甚或可以为这个过程和公共话语尽一些绵薄之力。

在这种复杂局面中,我个人唯一能做的就是对我个人的动机和诚实负责,并在可能时为这些信念据理力争。就拿《Tricycle》杂志来说,如果它不打算成为促进佛教商业化的“引擎”,就只能依靠志同道合的慈善家以个人名义赞助全部出版费用,但这必须以《Tricycle》停止打广告为前提。《Tricycle》可以提供有价值的服务,但它自身必须保持彻底的诚意。

确实,他们提供给我的居住条件还过得去,但我只拿一份津贴——刚够买牙刷和汽油。我认为,通过有意识地选择自律的生活方式,我可以更有底气地主张这样一个观点:自律的生活是佛法修行核心模式的必要条件。我的个人观点与我参与佛教中心愿景的持续讨论这件事并没有脱节。然而,如果情况发生改变,我感到我的核心价值观被董事会的政策和内部沟通扭曲,那么我很乐意收拾包袱走人。

 

问:但您曾谈到精神上的无所执著是一种首选状态,那么在生活中也选择无所住,比如离开BCBS,岂不是一条更真实、更诚实的修行之道?

答:精神上的无所执著未必依赖于身体上的无所住。如果身体流离失所,让人充满焦虑和困惑,那达不到任何目的。我曾提到过,我认为在纽约也可以像隐士般活着。我的意思是,无需身体上的漂泊,而可以用创造性的方式来追求精神上的无所住。

 

问:那您认为佛陀会怎么做?

答:我对古印度沙门(苦行或僧侣)文化有一点了解,我有理由确信佛陀会选择生活在隐士团体里,而令天下归心。汉岩(Han Am,1876-1951)是20世纪韩国著名禅师之一,有个关于他的故事——1926年,他去一座山上的寺庙常住,并发誓再也不下山;即便是在1951年(的非常时期),他也没有离开过。整个韩国佛教界都对其非常钦敬。

我认为,如果佛陀今天还活着,他不会踏入这个名利场,也不会涉入商业界,把他的佛法变成一种商品。当然,佛教团体必须要有人供养,就像富商给孤独长者供养祇树给孤独园一样。在这里,关键是要思考古时候佛陀与给孤独长者的关系是否可以在现今社会复制。我希望可以。当然,这也意味着既需要拥有佛陀情怀的佛陀,也需要如给孤独般发心的长者,双方作为供养者和应供者,在意图、动机和承诺方面都同样明确。

 

问:对当今许多在家佛教徒而言,您的观点所具有的纯粹和坚定性近乎奢侈。

答:许多人似乎完全被工作和生活所淹没。为了养活自己和家人,除了每天起床去工作,似乎别无选择。这成了一种循环。人们想要聆听的,是能指出压力根源来自欲望和执著的教诲,但是人们却不想放弃会刺激它们出现的生活和消费模式。我们不得不去弄清楚你描述的这些人是否真的想改变,还是只想简单地寻求减轻压力的方法。他们到底想要什么?

在我了解的东亚佛教文化中,存在着这样一种模式:人们发现拥有家庭、照料家人很麻烦,但是他们具有同样有力的信念,就是这不是永远的生活状态。这种标志性的社会精神鼓励人们在中年完成家庭责任后离开家庭。在中国和韩国社会,有一种极受尊重的传统:富商出资修建寺庙或道场,无论是否有常住僧人作为固定老师,他们都会以居士身份在此隐修和度过余生。志同道合的退隐居士们会集合起来创建一个团体,也许此团体可以延续好几代。

这种思维和行为方式在西方人看来非常可怕,但这种模式不应该被放弃。这种模式也可能会凸显佛法与西方智慧以及犹太——基督教传统在自我和存在意义方面最基本的差异。对佛陀来说,生命的基本问题是“苦(unsatisfactoriness)”,而不是“存在”。如果一个人退休后和志同道合的修行者组成一个团体,并将俗世问题置于身后,从道理上来说,这应该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苦”的问题。同样,如果这个退隐计划是一个人的前行目标,那么他现在就会自然而然地倾向于过一种自律的生活。

佛法的意旨与西方文化传统目的有着明显的差别,这种差异需要每一位修行者在自身生活中解决。在佛法学习和实践中要树立一个基本观念,那就是,整个感官体会到的世界——轮回,本性就是“苦”。

 

问:那我们美国人的修行方式呢?

答:根据《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世界上信众增长最快的宗教不是原教旨主义的任何派别,而是基督教的五旬节派。教义和圣经无谬误对原教旨主义基督教徒非常重要,但对五旬节派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却是圣灵充体的经验以及治愈力。美国的佛教修行似乎有着同样的倾向。去掉佛法背景,冥想就成了另一种追求特定体验的方法。

但值得深究的是,虽然佛法的广义背景是“苦”,但其解决方式却是“涅槃”或“解脱”,而不是“乐(happiness)”。“乐”是一种体验,一个副产品,是“放下”的果实。一些导师可能会指导你追寻“乐”,但这不是佛法的应有之义。当然这并不是说佛教徒想要痛苦。佛陀教法的背境(即背景之意)总是超越一切的无常(不断的变动)和无我(不存在实体),我把它们合在一起翻译为“精神上无住”,以避免陷入空洞哲学思维的陷阱,并为个人转变提供一种环境。比如,我们可以把巴利语“nibbida(厌离)”这个词汇看作是说明“精神上无住”的另一层意思。我认为佛陀的所有教法都是为了传达这一语境。

佛教哲学思想极其深奥,令我非常着迷。但佛教哲学思想必须为达成“精神上无住”服务,并作为个人转变的纲领,而不仅仅是一个文字游戏。

 

问:你认为我们应该怎样摆脱西方世界特有的困境?有什么解决方式?

答:寻找彻底的解决方式本身就是一种美国式的自大。每种方式都有它自己的生命周期,并且还会被商业化。小型团体是一个开端,但我始终认为小型的、有目的性的团体只是一个过程和模型,而不是一种解决方案。人类的终极问题是异化(alienation,译者注:该词类似于佛经所说的“颠倒妄想”,即把无实异化为实有)。解决异化的唯一途径就是用有益和善巧的方法对治它。佛陀的教法似乎是解决异化问题的一个有益的范例。但请不要把这些教法当作可套用的公式或现成的答案,必须要实践,它们才是鲜活的真理!

 

文章来源:http://www.tricycle.com/interview/dharma-s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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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悲翻译中心

翻译:李萱

一校:哲乔多吉、噶瓦多杰

二校:圆阳

终审:阿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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