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如果没有人文

龙应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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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港大之前,我对港大一无所知。这份一无所知,属于“台湾人对香港无知,香港人对台湾无知”的整体“无知”结构里。为什么两个地理位置如此接近、历史关系如此密切,却又如此疏远,彼此努力漠视对方,是另一个话题。我想从我对港大的“发现”谈起。

冷血”的张爱玲

我的研究室在仪礼堂,紧邻着梅堂,是两座1914年的古典红砖建筑,立在山腰上,望着南海的方向。老房子和老人家一样,每一个房间、每一条皱纹里,都有故事。我很快就发现,仪礼堂和梅堂原来是学生宿舍,高中刚毕业、才19岁的张爱玲,拖着一口笨重的大皮箱,来到港大校园,就住在这样的宿舍里。可是她住过的那一座,早被拆了。

于是我回头去读《烬余录》。大概在1944年,张爱玲离开香港两年后,她追忆在港大的烽火岁月。别的作家写战争,可能是愤慨而激昂的、痛苦而浓烈的,张爱玲却写得疏淡空旷,好像从哈哈镜里去看一个最神圣的东西,荒谬的感觉被放大到极致:

“在香港,我们初得到开战消息的时候,宿舍里一个女同学发起急来,道:‘怎么办呢?没有适当的衣服穿!’她是有钱的华侨,对于社交上的不同的场合需要不同的行头,从水上舞会到隆重的晚餐,都有充分的准备,但是她没想到打仗。我们聚集在宿舍的最下层,黑漆漆的箱子间里,只听见机关枪“忒啦啦啪啪”像荷叶上的雨。因为怕流弹,小大姐不敢走到窗户跟前迎着亮洗菜,所以我们的菜汤里满是蠕动的虫……“

《烬余录》像是一个历尽沧桑的百岁老人所写,但是当时的张爱玲只有24岁。读《烬余录》,我发现,使张爱玲的文学不朽的所有的特质,在这篇回忆港大生涯的短文里,全部都埋伏了。从1939年到1942年间,穿梭在仪礼堂、梅堂、陆佑堂的山径之间一个身形瘦弱的港大女生,可能在同学的眼中看起来“怪怪的”,却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大河里一个高高冲起的浪头,影响一整代作家,形成“张学”现象。

今天一万四千个港大学生里,有多少人熟悉张爱玲的作品?

 

散步的朱光潜

仪礼堂后面,有一条山径,洋紫荆艳丽无比,百年樟树浮动着清香,九重葛烂漫攀爬。沿着山径往上到山顶,可以眺望南海上的山光水色。然后,偶然之间,我读到朱光潜回忆自己的港大生涯:

“我们一有空闲,便沿梅舍后的小径经过莫理逊舍向山上走,绕几个弯,不到一个小时就可以爬到山顶。在山顶上望一望海,吸一口清气,对于我成了一种瘾……香港大学生活最使我留恋的就是这一点。”

朱光潜,是中国当代美学研究领域的开拓者,写了《悲剧心理学》、《西方美学史》、《谈美书简》等等,其中《西方美学史》是中国第一部全面系统阐述西方美学思想发展的专著。在1930年代的北京,从欧洲留学归来的朱光潜还在家里主持一个文艺沙龙,每月集会一次,朗诵中外诗歌和散文,探讨辩论诗歌理论与创作的各种问题。沙龙的主要成员有周作人、朱自清、郑振铎、冯至、沈从文、冰心、凌叔华、卞之琳、林徽因、萧乾等人。沙龙所讨论和争辩的问题,又会从小小的客厅里辐射出去,成为文艺界注目的问题,或者影响到文学和诗歌创作的发展与流变。

朱光潜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时说,是港大的四年,“奠定了我这一生教育活动和学术活动的方向”。

今天一万四千个港大学生里,有多少人知道朱光潜是谁?

 

不吃“敌人面粉”的陈寅恪

许地山,知道的人可能稍微多些,台湾人早期也读过“落花生”的小品。胡适之向港大推荐聘请许地山做中文系系主任,主要因为台湾出生的许地山既是燕京大学的毕业生,又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的双重学位,是一个学兼东西的人。在1935年到1941年的六年间,许地山不但改革了港大中文系的课程内容,对整个香港的人文教育也花了很大的力气,四处演讲,宣扬国文程度和人文教育的重要。

但是,我以前不知的是,许地山如何把陈寅恪带进了港大的历史。

陈寅恪的学成过程出奇地多元丰富,几乎像欧洲概念里的“文艺复兴人”:1902年他就读日本弘文学院,同年入读该校的中国学生还有鲁迅。1910年考取官费留学,先后到柏林大学、苏黎世大学、巴黎高等政治学校读书。1914年因为欧战爆发而回国。1918年,再度出国深造,先在哈佛大学学梵文,后又转往柏林大学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学习中亚古文字和蒙古语。在整个学习期间,他培养了阅读蒙、藏、满、日、英、法、德、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余种语文的能力。

1925年陈寅恪回国,成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之一,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共事。1940年,陈寅恪为了应英国牛津大学之聘,离开昆明赴香港,准备转英国,但是欧战情势加剧,他因此“卡”在香港。这个时候,许地山就成了留住人才的中间人。

许地山在1941年过世,陈寅恪接了他系主任的职位。香港在1941年底沦陷,陈寅恪在饥饿困顿的情况下闭门治学。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就在这段艰苦时期内完成。日本人占领香港以后,据说曾经对陈寅恪做过两件事:一是送面粉给他。当时生活物资极端困窘,“大概有日本学者写信给军部,要他们不可麻烦陈教授,军部行文香港司令,司令派宪兵队照顾陈家,送去好多袋面粉,但宪兵往屋里搬,陈先生陈师母往外拖,就是不吃敌人的面粉”。第二是据说“香港日人以日金四十万元强付寅恪办东方文化学院,寅恪力拒之,获免”。

今天一万四千个港大学生里,有多少人听说过陈寅恪,或者读过他的著作?

 

大学是人文精神的泉源

来港大之后,做了种种发现,但是最大的发现还在于:人们一般不知道港大曾经包容过、孕育过这么重要的文化遗产。大政治家,人们记得;大文学家,大历史家,大思想家,没人知道。没人知道,是不是因为,人们太不在乎人文的价值?

香港大学以它历史的悠久和财力的丰沛,一直在为香港培育两种人:优秀的政府官员;优秀的专业精英,譬如律师和医师。可是,就以政治家、律师和医师这三种行业来说,哪一行是可以不以对“人”的深刻认识作为基础的呢?

所谓人文素养,其中包括美学、文学、史学、哲学等,刚好是我今天所谈到的朱光潜、张爱玲、陈寅恪所代表的,其实都是研究“人”的专门学问。你可以说人文是所有学科的基础科学。而如果我们所训练出来的学生,将来的政府官员、律师、医生,什么技术都是一流的,但是独缺人文素养,独缺对“人”的最深沉的认识,你会不会很不安呢?

当你了解了港大曾经有过朱光潜、张爱玲、陈寅恪、许地山这样的文化遗产,你就发现,是的,在人文精神上,港大似乎有一个断层。你们的副校长提醒我,这种断层,和殖民政府1950年代开始推动的“去中国化”是很有关系的。现在香港跟中国人文思想的“断层”,不只是香港大学的问题,是整个香港的问题。

日本殖民台湾时,也是努力培养农业和医学的专业技术人才,同时压抑台湾人对思想学科的追求。“去中国化”恐怕还是表面,“去思想化”才更是殖民主义的核心。而今天如果我们意识到问题之所在,加深人文精神的培养,岂不更要成为教育的首要目标呢?

当外面的世界对香港人的刻板印象是“功利”、“势利”的时候,我自己的发现却是:香港有特别多满怀理想主义的有心人,总在寻找为社会奉献的机会和方式。

那么给予时日,或许将来的港大,会栽培出新一代的张爱玲、朱光潜、陈寅恪。不是偶尔南来或者不小心“卡”在香港的文学家、史学家、美学家,而是香港自己土壤里长出来的才气焕发的人。

文章来源:http://www.ledu365.com/a/renwu/39374_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