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悲翻译]物质的心性属性:贝尔定理——为武断的“中道”怀疑论敲起警钟,为“体验形而上学”和“量子心性”而鸣(2)

The Matter of Mindnature:

 Bell’s Theorem Tolls for Dogmatic ‘Middle Way’ Scepticism and Rings Out for ‘Experimental Metaphysics’ and ‘Quantum Mindnature’

作者:格雷汉姆·撒蒙热汗

Graham P. Smetham

意识探索与研究期刊

节选自第2卷,第8期 (2011)

Journal of Consciousness Exploration & Research

Vol 2,No 8 (2011)

 y150102-07

作者简介:

格雷汉姆•撒蒙热汗(Graham P. Smetham),佛教哲学家,曾于Essex University研究数学,于Sussex University研究宗教哲学。他于过去的近20年间对近代科学、西方哲学和佛教哲学做了大量的研究,并且一直致力于近代量子理论和佛教哲学历史两者之间的关联性研究。尤其是他的著作《量子佛教:空性中的游舞——显露于量子物理和佛教哲学之间的真理》是他在此领域最终且最完整的论述,书中包含了许多新颖的观点。其他已出版和未出版的著作包括《大设计师:探索量子心识宇宙之基》、《量子佛教的宇宙奇观》、《量子佛教与Higgs探索:空性的力量》、《无意识的大脑》、《量子中观:由量子理论阐发的对龙树和月称中道哲学的鲜明解释》、《 Wittgenstein 的量子禅》等。作者本人是美国《意识探索与研究期刊》的编辑。

 

事实上,继贝尔的工作后,关于量子物理学是“体验形而上学”的这一看法在物理学界产生了深层的共鸣。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其原因之一,是由于贝尔推导出的数学不等式所具有的深远意义。对此,阿兰·阿斯佩(Alain Aspect)随后在巴黎所做的著名实验,以及后继者进行的更为精确的细节层次的实验研究,考察了任何的“实在”都可能具备的本质。对“实在”的非定域性证明的充分理解,清楚地向我们表明,埃利斯的断言是错误的——即物理学不能告诉我们关于“实在”的任何东西。因为它显示,关于“实在”的某些版本可以被一劳永逸地排除。

但是,以上任何一种考虑都无法影响埃利斯,他认为,他的怀疑论论证表明,物理学的见解,虽然看上去深刻,却与“实在”的终极本质知识无关。以下是取自于我们之间电子邮件中的一段文字,其中包含了他的关键论点:

我们都是有血有肉的生命体,处于时空中的特定位置,只具备有限的知觉和心智能力去处理这些知觉。对于我所观察过的所有人来说,这都确定无疑,而且我相信,我也没有得到神谕!因此,我们的所有观察都是非绝对的。我们无法据此去证明绝对的断言,因为我们无法对整个宇宙进行观察,或获得对所有条件的认知。因此,如果我们作出一个被认为是永远和绝对正确的断言,那极有可能会犯的错误是,我们没有将未经观察到的大量情况考虑在内。和一位科学家去强调这些,似乎令人觉得非常奇怪。我们观测过的宇宙所占的比例是多少?人类大脑所占的比例又有多少?可以说只是很小一部分,几乎是无穷小。人类历史上有多少理论曾被证明是错误?——绝大多数。那么,何不多一点科学的谦逊?

从表面上看来,将所有人类的洞察力拉低到同一水平,所有人都具有相同的“有限的认知以及有限的心智能力去处理这些认知”,似乎是一种相当合理的观察(当然也具备恰当的科学谦逊)。但是,只需稍作思维就可以发现这不正确。显而易见的是,在广大的人类群体中,存在着各种层次的洞察力,否则,我们所有人都将处于同一种——或是佛陀,或是爱因斯坦,或是低能儿,或是这些可能性之间的某种智力水平。

另一方面,可以说,即使是以他(埃利斯)自己所称的形而上不可知论的必然性为出发点,我们也无法看出他主张的正确性。例如,根据某些佛教教义,在我们当中可能有完全或部分开悟者。对此,为顾及本文所要达到的意图,我可以欣然保持不可知的态度,但事实仍然存在——这只是因为埃利斯告诉我们,对于“‘我曾经观察过的一切人类众生’都只有有限的能力”这种说法,他自己断言,并不等于事实如此,如其所说:作为占据空间有限一点的有限的人类,我们能够获得的信息必然总是受到限制。

但是,这显然是基于他自身有限的能力所作出的有限观察。从一开始他就假定,所有人都如他一样有局限性,因而也就排除了依靠某种技术手段,对实在的终极本质获得直接的形而上学见解的可能性。

他的另一个武断的认识论假设是:“我们认识世界的概念框架受我们的文化和语言背景所限制”,这显然适用于他自己的立场。以下是佛教哲学家安妮·克莱因(Anne Klein)与此相关的评论:

当代西方思想家中几乎没有谁会认真对待,更不会同意如是观点——受局限的人类可以拥有历史、文化、社会心理以及其他条件之外的经验。例如,无论是德里达(Derrida)、福柯(Foucault)、拉康(Lacan),还是那些康德的追随者,都不会在他们自身位置和佛陀的教言(即存在一种既不受个人或文化历史,也不受认知局限影响的心识状态)之间,假定存在、甚至去探寻一种解决之道。在这里,社会和个人经历的制约作用,以与佛教无关的方式被强调。当代理论观点认为,佛教的救世理论只不过是文化构建的又一个例子。30

但是,正如克莱因指出的,这一观点——形而上学受社会心理和文化框架束缚的必然性,其本身就是西方社会心理和文化框架所受到的特定,主要是学术上的,所束缚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假如这一特定的束缚——它以一种认识论的“绝对”被采用,是错误的,那么,它就真的会成为一个“枷锁”,因而可能会切断通往绝对、无条件的形而上学见解的路径。

埃利斯自己对于这个被“束缚”的视角的采用,彻底地达到了极端之境,因为他假设,他个人的有限理解可以作为下列断言的基础,他不仅主张(大概是他自己的揣测)不存在开悟的众生,而且,更令人费解的是,还声称,任何形而上学的知识,甚至是基于精确、细致的物理研究所得出的结论,都是无效的。他的这些断言可以,而且也能很快地被贝尔定理和量子纠缠所反驳。

埃利斯认为,他的“形而上学不可知论”的推导,无需其初始的形而上学的承许。他称其怀疑态度的出发点是一个非绝对的“一般主张”:这不是一个绝对论断,而是一个基于观察所有人类经验条件的普遍声明。31

但这样一个“普遍声明”的问题在于,它意味着为了清晰地建立一个涵盖一切的主张(“什么可以以及什么不可以被断言”),一个自认为“能力有限”的众生,对“所有人类经验条件”所做的观察,是有效和足够的。但是,这里的观察显然是靠不住的;这是因为观察是无把握地建立于主张之上——这个主张是基于观察的。看起来十分清楚,这绝对是一个循环论证,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但这还不是埃利斯形而上学的自我毁灭循环圈的结束。他所认为的:对于观察“你不能基于非绝对的观察而作出绝对的结论”,正是他的下述断言的源头,埃利斯断定,这种想法,即认为量子物理可以作为“宇宙自身证据”,是“愚蠢”的。这一断言是基于埃利斯的宣称:“我们是血肉之躯,在时空中有着特定位置,只有有限的觉知以及有限的心智能力去处理这些觉知”,这里他告诉我们的仅是一个“笼统的”观察。但是,如果量子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实在的“真实”描述,那么量子领域和“经典”“血肉之躯”之分界线就是一个妄想,如量子物理学家埃里希·朱斯(Erich Joos)所说:

量子和经典的概念之间令人不安的分歧仅是一个妄想。32

换句话说,如果量子理论是正确的,那么埃利斯用以驳斥量子理论,并关乎我们对实在的理解的基础:“我们是血肉之躯……”等等,从终极的观点来看,都会是错的。事实上,如果杰拉德·特·胡夫特(Gerard ‘t Hooft)和伦纳德·萨斯坎德(Leonard Susskind)“全息宇宙”的提议是正确的(参见本期中乔恩·考威尔(Jom Kowell)的《全息宇宙中的实在》一文),那么,这个显现上的所谓“血肉之躯”实际上也是某种形式的幻觉:

……该理论认为,整个宇宙可以被视为一种“画”在宇宙视界上的二维信息的“信息结构”,以致于我们所看到的三维世界,只不过是在宏观尺度以及低能量情形下的一种等效的描述。33

当然,这些考虑从表面上看,至少会部分支持埃利斯的怀疑立场:

没有确凿的证据能够证明,个人的当下经验(或者任何特定的过去经验)不是虚幻的。或许此刻你就在梦中。

某种程度上这是正确的。然而,关键在于这些看起来“疯狂”的观念,比如 “全息原理”——它基于近代物理学发现,这些发现是量子物理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不会导致如:对于“实在”的“知道”绝无可能,以及,形而上学只是一个愚蠢的错误等这类激进观点。有什么理由认为,这些理论所指的是,埃利斯的“或许此刻你就在梦中”这一观察中的那个“或许”没有必要,或者,它们认为,量子理论告诉我们,在一种真实的意义上,我们确实“正在梦中!”

全息宇宙观点,是一种已被科学的实验证据和数学分析方法“证明为合理”(埃利斯惯用的术语)的形而上学可能性。这是处于无穷多形而上不可能性中的一种形而上可能性,这些“不可能性”的一个例子是,比如说,宇宙中所有现象都是由诺迪和大耳朵(注:英国儿童读物中的人物)通过操作太空边缘的木杆产生的。我们很可能认为,如果有人如此“愚蠢”地提出这样的观点,得到的会是负面评价。其实,某种意义上,这个极端的例子只是为了起到讽刺作用而被稍微夸张了,一些物理学家近期提出的:我们可能正生活在一个由外星生命所操控的广阔的计算机模拟系统中,并非仅仅是随便说说而已。即使是物理学家也会有他们“不在状态”的哲学模式。人们需要记住,如果我们严肃地对待埃利斯对怀疑主义的“严肃”接受,那么所有形式的荒谬的形而上可能性都将不得不保留在不可知论的盒子中——甚或是诺迪和大耳朵的形而上学可能性。我猜测埃利斯会说,我们有绝对和递增性的理由来推断“这一假定是不正确的”,但是这仍有一丝正确的可能性。

立足于物理学证据的那些‘形而上学’主张,与我们在自身的“物理”实验中所揭示出来的经验完全一致。其原因是因为,“经验”嵌于“实在”当中,而非放逐于外;有些“形而上”主张可以被直接排除,如笛卡尔型的“物质”,因为它们完全与物理经验相悖离。

如果“实在”根本而绝对地超越我们的经验,并与我们的经验毫不相关,那么将不会存在一种能使它与经验发生任何关系的感知方式。对此,佛教智者月称菩萨以另一种方式表述如下:

若谓依他有他生,火焰亦应生黑暗,又应一切生一切。34

如果世界的两个本体层面被认为在本质上完全对立、并毫无关联,那它们之间也就不会有任何关联。从而,如果“经验”完全超出“实在”之藩篱,我们就绝对无法以任何形式来“了知”它。但这一论点显然不能精确地自洽,因为只有通过“经验”才能形成对“实在”的根本认识,“实在”可以被“经验”清晰地呈现出来——当然不可否认,是以某种程度的“隐秘”形式。物理学,确定无疑的也包括佛教哲学,有希望还包括西方哲学(即便有休谟这样的特例),共同认可的一个假设是,“实在”在根本上是自洽的,而认为“实在”和“经验”这两个互依缘起的领域绝对、必然对立的观点,显然是不自洽的,否则“实在”与我们的经验将没有任何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经验从何而来呢?

明白这一点,我们再回到关于“物质”的讨论上。笛卡尔型“物质”——具有广延性、连续性的固态“东西”,在所有方面均独立于“意识”的本体论范畴的“存在”这一观念,全然背离于经验,如同一再重复的量子实验所揭示的那样。这里有必要指明这些实验的精确度之高——它们是在一个小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尺度内进行的。比如,在一根头发丝粗细的范围内,可以摆放大约10万个原子,然而,在所完成的涉及原子构成的实验中,其量级比这还要小。

这些“探入”到原子“粒子”的内部,去研究更深层次的量子现象的实验,其操作范围的细微程度及所达到的精度令人惊叹,并一再不断地被提高,以至于超越了大脑的想象力。对此,物理学家罗伯特·奥特(Robert Oerter)是这样描述的:就像你拿着枪,要射中一个可乐罐,一个在月球上的可乐罐35。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20世纪最杰出的物理学家之一,对于量子实验的精确度打了个比方:就像对纽约和洛杉矶之间距离的测量,达到了一根头发丝粗细的精度!36

基于这些实验,量子物理学家亨利·斯塔普(Henry Stapp),和几乎所有其他人一样,从终极的量子层面如是总结道:

……不存在这样的大脑;在真实世界中,不存在由这种细小的物质单元(牛顿曾将宇宙想象为由它们组成)所构成的大脑、身体或任何东西。37

但是应当领会到,斯塔普没有否认我们称其为“大脑”的这一显然的物质性结构的存在,它在实在的“经典”层面上运作;他指出,量子物理毫不妥协地表明:实在并不是由“微小的物质单元”构成。其实,乔纳森·奥德(Jonathan Allday)在他的新书《量子实在:理论和哲学》(Quantum Reality: Theory and Philosophy)中告诉我们,根据对“实在”最底层次所做的分析,即量子场论,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实体物质”的存在:

现在,从哲学角度来看,这确实是个大问题。我们的言谈举止等所有的习惯方式,十分自然地让我们以为,存在某种东西或实体,而各种物理属性就附着于其上。这会使我们想象,取来一个粒子,将其属性一个接一个地去除掉,直到剩下一个不具任何属性,无特征的“东西”,这种东西是由原初性的“基本物质”构成。对于上述观点的正确性,哲学家们已争论了很久。现在,实验科学已赞同并证明,至少在量子层面,我们研究的对象中并不存在独立于其属性的物质。38

而埃利斯挥舞着他的怀疑论反哲学魔杖,合理地论证了这些证据的不相关性:

如果这个理论涉及的是属性,但是没有首先假定或确认实体,那么,对于证明不存在这些实体来说,尚相距甚远,也不能说世界“终极上”是非实体性的。39

这段话所展示的,不仅是他自己曾承认的对物理理论的无知,还有为了便于推销他自己的那一套非哲学理念,对清晰的哲学含义视而不见的“决心”。尽管的确有可能提出新的“实体”概念,以试图挽救实体世界的显相,而且这方面的尝试一直有人在做,但是,如果在操作中运用的是源自于笛卡尔的普通概念——这依然是这一概念的主要用途,那么量子场理论在实在的根本层面明确地排除了“实体”的存在,这在物理和哲学上都是毫无疑义的。

以下片段,是埃利斯蔑视哲学隐义甚至简单常识的另一个例子:

如果意识被证明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它给与了我们“事物存在”的印象,这说明,对于观察某事并相信其存在的经历而言,对意识的观察是必要而非充分的。这并非表明相关物体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对象而存在。我认为,这是隐藏在你们所说的几乎其他每件事情之后的最基本的哲学错误。40

对“必要和充分”之间的差别的介绍,很显然是无关紧要的。若果如普朗克、薛定谔、泡利、惠勒、玻姆、罗森布拉姆、库特纳、斯塔普、祖瑞克、策、彭罗斯等等量子物理学家一致推断的那样:在某种形式上,对于使那个貌似具有实体性的经验世界,从一个基于量子基础的非实体“潜在性”之中显现出来而言,意识是需要的,那么,显而易见,经验领域的对象具有依赖性而非独立。这就是为什么量子物理教授安东·蔡林格(Anton Zeilinger)指出,“前量子力学”观点所涉及的:

……独立于我们的实在,这一明显错误的概念。41

这实际上是一个关于词汇定义的问题:如果某件事依赖于他物,那它就不是独立存在的,这与哲学中对充分和必要条件的分析无关。在埃利斯的哲学模式中,似乎他认为有必要引入不相关的区别,并希望它们能够充分地给这一论题带来不必要的混淆。

《新科学家》(2007/07/23)的一篇文章中,麦克·布鲁克斯(Michael Brooks)在评论由奥地利科学院的马库斯·艾斯派梅尔(Markus Aspelmeyer)和维也纳大学的安东·蔡林格(Anton Zeilinger )领导的团队所进行的量子纠缠实验时,告诉我们说,相关物理学家得到的结论如下:

……我们现在不得不面对的可能性是,我们所测量物体的属性,不具备本质上的实在性。换句话说,恰恰是对这些属性的测量,使之得以存在。42

利兹大学量子物理方面的研究者弗拉托克·维德勒(Vlatko Vedral)评论道:

与其说我们是“站在一边”观察,不如说实际是我们自己创造了现实。43

论文的标题宣称:要寻求万有理论,我们可能不得不接受的是,宇宙仅存在于我们正在看着它的时候……44

这一戏剧性的结论,是得自于最近的一些极其精巧的实验,这些实验研究了观测行为与实验产生之结果的性质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

但对埃利斯而言,任何这样的考虑都被先验地排除于哲学领域之外。对他而言,这些有关物理实在方面的权威性观点,一旦涉及到他认为的真正的非实在性揭示(就其是“不可知论”的意义而言)之天然的怀疑论哲学思考过程时,就会变得毫无价值:

……权威之所以没有最终解决争论,简单地说,就是因为他们可能是错误的。过去很多权威的伟大结论,最后被证明错误,我确信你们也知道这些。在这个具体问题上,你引用了很多具有相同假设的权威说法,而这些假设正是我所怀疑的,这使得你的整个努力都是白费功夫(无论如何,至少在我看来是)。如果我不接受你提及的权威所做的假设,而你引用他们只因为他们和你有同样的假设,那他们的论证就成了循环论证。当然,如果你给出的是权威的论证,而非仅仅是他们的结论,这样,你就只是把它们作为一种可能是潜在正确的论据源使用,不管其出自何处,……45

他所指的权威是相当广泛的近代物理学家的“集合”,这些物理学家明确地认为,他们的工作的确告诉了我们关于“实在”本质的一些十分重要的信息。埃利斯认为,他的一系列怀疑点——大部分在一开始就假设了物理学的无关性,说明,这些拔尖的物理学家的观点与他自己所说的“实在”无关,他似乎认为“实在”形而上学地存在于某处,超越如彩虹般的经验世界和“物质”疆域的显现之外。

从这段话中清楚地看出,埃利斯认为,存在某种柏拉图式的哲学范畴,他将其冠之为他“正确”的“中道”版本,其中的原始逻辑论证形式已经被一些神职逻辑学家所确立,而且,正是这些神授逻辑程式(埃利斯发现的)的应用结果揭示出:我们绝不可能“知道”“实在”。

埃利斯问:“人类历史中曾存在过的理论,有多少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呢?——绝大多数”。但是,我们关注的并不是整个人类历史,而是物理学。奇怪的是,自十七世纪初到十九世纪末,经典物理学一直沿着笔直的轨迹前进,从未迷失,而随后20世纪初的量子力学革命,标志着已进入到一种新的现实层次,一种令人惊讶并有着完全不同运作模式的现实层次。自那时起,随着时间的推移,物理理论的基本特征始终保持稳定,大量的精细化知识不断积累,当然,还要加上量子诠释方面的问题,但那是另外一个独立的话题。那种关于科学“范式”不断经历着被推翻、废弃、取代之类的图景,实际上只是一个夸张的传说,并且,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追求哲学博士学位的学术过度增殖所导致的。自现代科学“产业”出现以来,从“经典”物理到量子物理(相对论是“经典”层次的理论),是科学模式的唯一重要转变。

此外,认为物理学史上充斥着权威们“大错特错”的现象,这种观点是极其错误的。那些认为,普朗克、海森堡、薛定谔、玻尔、玻恩、德布罗意、狄拉克、玻姆、惠勒、费恩曼等等等等全都会是“大错特错”的看法,嗯,我要保持自己的风度(我不想说脏话)。当然,会有一些诠释性的理论最终被证明是不合适的。但是整个量子物理学的模式会从根本上大错特错吗?这个理论的真正启动者爱因斯坦认为,量子力学是“不完备的”,目前罗杰·彭罗斯(Roger Penrose)同意此观点。

根据埃利斯的看法:

不存在所谓的“怀疑主义悖论”——怀疑论者断言“人类信仰的非绝对性”具有绝对性,只要你明白,怀疑主义的内涵是不可知论,而不是消极形而上学。怀疑主义仅仅认识到,对于形而上信仰,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我们都无法给出合理解释。必须将其与那种对任何形而上信仰的一概否定区分开来,后者肯定超出了我们的经验可以获得的证据。46

然而,对于笛卡尔式“物质”不可能性证明的事实,恰恰是这样一种“消极形而上学”的主张,并且是在没有超出“我们的经验可以获得的”证据的条件下被明确地证实。在前述引文中,埃利斯问“宇宙中有哪些部分被我们观测过了?”这似乎是说,可能在宇宙的最边缘,我们的观测无法触及到的某处,“实在”之显而易见的“物质”本性,突然变成了“真正的”物质,它们是由笛卡尔式连续固态物质的小“牛顿球”所组成。这只有在“非一致”的宇宙中才有可能;我甚至无法确定,在一个非一致的宇宙中,这会是一致的。

此刻,坚定的怀疑论者,如埃利斯,或许会跳起来说“读读休谟,看看休谟关于因果性和归纳推理的观点”;所以我们必须把注意力转向这种怀疑论分析。当然,最终,那些决心持守坚定怀疑论的人将会罗列种种论据,以捍卫实在的基本一致性。肯定非常值得怀疑的是,对于有些人的宣称“我知道这一点——我并不知道我的感官有没有欺骗我,鉴于此,我还知道,并没有确定性的‘知’。”这会有一击致命的反驳论据。

当然,谈到休谟,关键问题就是归纳推理。根据休谟观点标准或者“传统”的陈述,绝对没有办法去绝对地证实以归纳推理为依托的任何“知”,或把“‘实在’从根本上是一致的”归为一种更普遍的假设,而这几乎包括所有,如果不是全部的物理学当代理论。

粗略地说,从怀疑论的立场而言,这样的现象是完全可能的,如,某一天几个台球不再受牛顿定律的制约,而是突然融为一体,跳离台球桌面消失在空气中。现在,从某种意义上说,量子理论确实证实了休谟的说法,诚如量子物理学家加来道雄 (Michio Kaku)所告知的:

有时,我会问大学博士生一些简单问题,比如,算一算他们突然消失,并重新出现在墙另一侧的概率。根据量子力学理论,这一事件的发生,会有一个虽小但却可以计算的概率。或者,对于我们从起居室中消失而出现在火星上的问题,也同样如此。47

量子理论中,量子区域是一个先于“观测”的概念,它包含着每一种可想象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并且每一种可能事件都有一个相应的发生概率。因此,上文所描述的台球的古怪行为似乎完全可能,对于炒鸡蛋变回完整的鸡蛋等诸如此类的奇谈也是如此,当然,前提是这里的“完全可能”指的是该事件有其相应的概率值。但是,这个概率值非常之小,以致于直到宇宙消亡,该事件可能依旧没有发生。

量子理论可以涵盖和阐明休谟的怀疑论,并同时也限定了它的界限,正是这个事实,明确地证明了这一理论作为对“实在”的一种无所不包的形而上学解释的有效性。对于休谟理论中的不可能事件,量子理论也给出了相应的概率。这个观点可以利用哲学家大卫·刘易斯的“主要原理”推导得出,这一原理涉及的,是在时间推进经验“事实现状”的量子不确定“休谟马赛克”内,理性“执行者”的“可信”整合。粗略地说,任何离奇的事件都会被纳入量子概率空间,从而在量子理论内被解读!48

休谟分析的另一个特征,是实际上它依赖于对一个形而上学观点的预先承许,这个二元论观点认为:“真实”世界可谓是就“在”那里,而正在感知的人所能获取的,仅仅是他头脑“之中”的感觉印象。根据休谟对于知识的阐述,我们所具有的关于世界的本质和功能的任何概念,都源自于接触和关联,它们以某种方式于内在感官印象之间发展。

现在出现的一个直接问题是:这些关联等的发展基础是什么。任何诉诸于相似性和类比等的考虑,如同休谟所做的,明显将一些行为归于心识对这些认定的感官印象的梳理,并且如前所说,在心识部分的行为必定是实在部分自身。事实上,休谟自己似乎预言了后来康德提出的观点,即因果关系是实在的一个必要和自然的类别,因为休谟在他的《人类理智论》一书中谈到此话题时曾这样评述,因果推理是“所有生物的生存所不可或缺的”,并且:

大自然的普通智慧适宜地促成了如此必要的心识行为,它们带有某种本能或机械性的倾向,在操作上它们可能具有绝对可靠性,或许在生命和思维显露之初它们便已发现了自己,它们还可能独立于所有理解上的吃力的推理。在没有给予我们操纵肌肉和神经运作知识的情况下,大自然教会了我们使用四肢;同样,她赋予我们一种本能,这种本能将思想带到与她所建立的外部客体的运行相一致的方式之中;尽管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这种权威和力量,但客体的运行和演替正是依赖于此。49

换句话说,“大自然的普通智慧”,或者实在,事实上可能比“理解上的吃力的推理”更可靠。同时也要注意到,斯塔普在他的文章《非二元的量子二元性》(Nondual Quantum Duality)用到的这个明确的词汇“非二元——二元性”,其明确含意是,心识用来理解那个“看起来”的外部世界的意识类别,是由产生那个“显然”的外部世界之完全相同的过程产生的。或许有人会说,在某一层面上一定存在一种操作上的基本一致性,甚至可以为非一致性辩护,这是休谟当时已清楚认识到的一个事实。这种观念——这一显现上的二元性,是实在中的一个残酷而不可逾越的本体论差异——本身就是“理解上的吃力的推理”之产物。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现在,量子理论却表明,这种显现上的二元性的两个层面中的每一个,都是源自于非二元的量子区域。

除了以令人惊叹的精确度一再地被验证之外,量子理论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它被发现是正确的,尽管相关的科学家中没有一个人真正希望如此。正如约翰·惠勒所说:

对许多人而言,量子理论显得如此奇特、不受欢迎,就像是以违背意愿的方式,从外在被强加于物理学之上。50

休谟主张,我们的知识从终极而言,是源自于对外部世界的“感官印象”。然而,如量子物理学家尼克·赫伯特(Nick Herbert)所说,量子理论中的“实在”似乎是和“神秘主义者和疯子”,而不是普通人的感官印象相对应51,这一观点已广为人知。据彭罗斯的描述:

理论学家并没有祈望将量子理论加之于我们。他们(中的大部分)发现自己很不情愿地被引入了这个奇怪,并且,从很多方面来看,在哲学上不尽如人意的,关于世界的观点。52

以下是值得牢记于心的一个要点,因为它对量子理论的发现起过重大作用。量子效应的一些引人注目的特征,并非是由那些有意去发现它的人所发现的;事实与此恰恰相反。例如,美国实验物理学家罗伯特·密立根(Robert Millikan),无法接受爱因斯坦关于光子既具波性又具粒子性的图像,为了证明爱因斯坦是错误的,他进行了一系列颇有难度的实验。对于此事,兼具物理学家和科普作家双重身份的约翰·格里宾(John Gribben)写道:

……他只是成功地证明了爱因斯坦是正确的……在最传统的科学中,正是这个实验确认了爱因斯坦的假设(考虑到对它的证明是来自于一个企图推翻它的质疑性试验,这一思想就更让人印象深刻),直到1915年左右才清晰地确立,光量子概念中含有某种极深刻的东西。53

当生命步入暮年之际,密立根谈及此事时曾说:

我花费了我一生之中十年的时间,去检验爱因斯坦的1905年方程,得到的却是与我的预期完全相反的结果,1915年,我不得不宣布,尽管它不合常理,实验却毫不含糊地证实了它。54

 

【参考文献】:

30 Klein, A. C. (1992) p298 quoted in Brunnhölzl, Karl (2010).

31 Email correspondence

32 Joos, Erich (2006). ‘The Emergence of Classicality from Quantum Theory’ in The Re-Emergence of Emergence: The Emergentist Hypothesis from Science to Religion (Eds: Philip Clayton and Paul Davies). Oxford: OxfordUniversity Press. p54

33 http://en.wikipedia.org/wiki/Holographic_principle

34 Chandrakirti and Jamgon Mipham (2002) p70

35 Oerter, Robert (2006) p130

36 Feynman, Richard (1988) p7

37 Stapp, Henry (2007) p139

38 Allday, Jonathan (2009) p493

39 Email correspondence

40 Email correspondence

41 Barrow, John D., Davies, Paul C. W., Harper, Charles L. (eds) (2004) p201

42 Michael Brooks: ‘The Second Quantum Revolution’, New Scientist 23rd June 2007

43 Vlatko Vedral quoted in New Scientist 23rd June 2007

44 New Scientist 23rd June 2007

45 Email communication

46 Email communication

47 Kaku, Michio (2006) p147

48 See ‘A Subjectivist’s Guide to Objective Chance’ by David Lewes and ‘David Lewis’s Humean Theory of Objective Choice’ by Barry Loewer.

49 Locke, J. –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5.22

50 Dolling, L.M.; Gianelli, A. F. & Statile, G. N. (eds) (2003) p490 – John A. Wheeler (1978): ‘The ‘Past’ and the ‘Delayed Choice’ Double-Slit Experiment.’

51 Herbert, Nick (1985) p16

52 Penrose, Roger (1999) p295

53 Gribben, John (2009) p511-512

54 Reviews of Modern Physics vol XXI p343

 

智悲翻译中心

翻译:净信、逆鳞、圆朴、圆恳

一校: 圆航、慈诚扎西

二校:圆阳

终审:zhang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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