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行者比尔•波特:寻找深山中的隐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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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波特所著《禅的行囊》

禅的关键在于内心的修炼,每天的生活都是禅。隐的重点不是人,而是生活经验。

如果不是禅修生涯为人生定盘,他的故事就是一部动荡的剧情片。

人类学博士、作家、中国内地的隐士、台湾的女婿、两个青春期孩子的父亲,跑过数年台湾时政和访谈新闻,领美国政府救济金,上过3个国家的5所大学,曾经的富二代……

在河南大厦金莎咖啡厅,《法治周末》记者看到了这样一个人:布鞋、和尚帽、麻布制挎包、一脸花白的大胡子像个西域行者。

这个最早叩访、梳理中国当代隐士文化的美国人,正是赤松居士比尔•波特。

1970年,他读到一本介绍禅宗的书——艾伦•瓦茨的《禅之道》。13年后,西方第一本寒山诗全译本——《寒山诗歌集》出版,老比•尔特意署名为“赤松”。

他在美国陆续出版了14本关于禅宗和中国文化的书,也曾长期在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生活。翻译过中国古代佛教典籍和诗歌,写作游记类文字,有计划地将禅宗推向世界。

20世纪80年代末,他从台湾跑到终南山下找到了隐士,并探访了散居于各地的修行者,这场大冒险被收进《空谷幽兰》一书。2006年,他又出版了探寻中国禅宗行迹的《禅的行囊》。

当比尔一旦以探访者和修行者的身份出现,用带腔调的中文谈论禅宗,终南山的幽深艰险,十几年对中国内地的文化阻隔,都拦不住他简单直接的心。

人生大概就是一场修行,管你入戏不入戏。明心见性,也就越活越简单,他找到了禅宗,学着放下,内心得到了安宁。

墙里开花墙外香的比尔已经68岁了,现在,不仅修行得快乐,身外之事也进行得很顺利——他的书在中国卖得很好,再也不用领美国的救济金了。

 

比尔的四次放弃

与禅修相遇前,比尔活得像个嬉皮士而不自觉。直到多年后,他发现所谓禅的精神,就是放下。

而他的人生至今,有过四次重大的放弃,成就了今天的修行者。

他出生于二战时期,生长在文化学者们津津乐道的1960年代,历史上著名的垮掉的一代正以摇滚、迷幻、反战的新姿态,对抗战后的平稳生活。

比尔没有直接加入其中,他的内在孤独感是呐喊也无法解决的问题。

作为连锁酒店大亨的富二代,他在十几岁时,遭遇了第一次重大变故,家庭由暴富变成赤贫,他却很快乐。因为再也不用怕有坏人来家里,“他们为了各种目的接近你,就像苍蝇围着蜂蜜嗡嗡打转”。

也就是这一劫过后,小比尔觉得自己看破红尘,深刻体会到什么叫孤独,他一直没有朋友,“只能和佣人交朋友”。但他放弃了财产,因为“拥有那些不快乐”。

事后,他还是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不带心地读大学,换了3个专业,统统半途而废。

这是一个还没来得及遭遇嬉皮士、摇滚、流浪文学的年轻人。在生命的第二次转折可能到来时,1964年越战爆发。他被抓去越南服兵役,因为“不想杀人,也不想被杀”,就以自愿延长一年兵役的代价,换取了被派到德国的机会。

结束兵役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他开始读得进书了。他考进了加州大学人类学系,1968年,又被学校派到德国大学学习,后来,竟然还考取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奖学金。

直到他遇到《禅之道》和唐人街的寿冶老和尚。他发现有东西可以让他更加不孤独,不仅仅是打坐、冥想这些外在的东西。“灵魂里的声音”令他又一次拒绝了主流生活。

比尔带着273美元不远万里前往中国台湾,历经佛光寺、台北文化学院、海明寺。在这里,他第一次接触到中国文化:诗词曲赋和禅宗,还有他最爱的和尚:寒山。

翻译、教书、读书、打坐禅修,生活又静又美,可他翻译了多部佛经和诗歌后,依然看不破红尘出不了家,放不下酒和未来的妻子——他为了娶一个在政府机关供职27年的女人,不仅过了多年的分居生活,更在台北最大的英文广播电台找到了一份“正经”的职业赚钱养家。

主持人比尔在他的新生活里,非常符合主流化标准,主持新闻和访谈节目,光鲜体面、薪水丰厚,“把各种部长都采访遍了”。

 

隐士是一种经验

彼时,他对内地一无所知。真有隐士吗?比尔完全不确定。他们为什么而隐居?他们的最终归属是什么?

比尔猫在深山老林里,小心翼翼地躲避着可能的麻烦。

这场发现之旅,历经北京、大同、五台山、恒山、西安……比尔沮丧地发现,几乎没人相信这些传说中的人们真的存在。

直到他找到了终南山,无意间踏进了一间破败的寺庙,这才顺藤摸瓜地找到了山间诸多的隐士名目。

原来禅宗所说的缘分,不过如此。比尔的寻访隐士之旅就此展开。

《法治周末》:你觉得自己是个有生命热情的人吗?有人说,隐士文化象征着某些消极避世的态度,你认同这一观点吗?

比尔波特:我对生命一直有热情,这一点我是矛盾的,我喜欢修行,也喜欢和别人在一起。

我始终认为,隐的重点不是人,而是生活经验。一个人当隐士,只是他生命里小小的一段时间。隐可能只要三五年,隐士小时候并不是隐士,他们活着的目的也不是当隐士。80%的隐士在山上隐居三五年后会下山,少数虽不肯下山,但他们也愿意去指导旁人。

隐士文化不是绝对消极的,隐士生活在古代,也生活在现在。现代人生存压力大。其实只要抽出一点时间来静处,就能逐渐获得一种清净中的觉悟。中国人说“大隐隐于市”,如果要当大隐士,你必须要先当一个小隐士。在山里修行的这三五年“小隐”是很必要的,当你把红尘看破,觉得住在北京、上海和住在山里都一样的时候,你就成功了。

《法治周末》:在中国人的理解里,历史上有很多著名隐士,都是不遵循传统的社会秩序和反对既有规则的,比如魏晋南北朝的竹林七贤。这与你追求的境界是一致的吗?

比尔波特:你翻看中国的历史,最受尊敬的就是中国隐士,为什么尧要让位给隐士舜,因为他们是最懂秩序的人。也许,这些隐士不一定懂现在城市里的某些规则,这种秩序,更多是指一种生命的秩序。他们追求的是,如何去更好地爱其他人和帮助其他人。

姜子牙和诸葛亮在出山前,都是隐士。在中国佛教里很多有名的师傅,也都当过隐士。中国隐士是社会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比如孔子就曾是著名的隐士,在泰山就有他的隐居处。你们知道,儒家是最懂秩序的。

《法治周末》:你曾说过,中国隐士都是社会精英,而美国隐士都是讨厌人群的人。怎么理解这种对比背后的东西?

比尔波特:美国隐士不喜欢别人,要和人群分开,喜欢安静,觉得别人麻烦。他们隐居只是为了自己;中国隐士就像是研究生。修行人去山里修行,就像研究生独立调研、搞课题,比去庙里修行还要更进一步。

因为在庙里,你说的话就是你师父说的话,和背出来的没什么区别;中国隐士在山里独自思考,他们说的话就是自己的话。还有,他们进山不是为了远离人群,而是为了将来下山帮助别人。这就像是佛教里的大乘佛教一样,苦海无边,普度众生。

你也可以批评隐士,但是与其批评隐士人群,不如批评这种经验。而我觉得,三五年隐士的经验是非常可贵的,有这么一批人,他们一段时间住在山里,为了帮助他人、解救灵魂,最后下山。这种现象,佛教容易看到,道教不容易看到。

 

禅是多余的行囊

大众给比尔最新的头衔是汉学家,他大笑着否认这一点,他认为自己在接触禅宗之前完全不懂中国。

即使是现在,写了十几本关于中国文化的书:《相遇中国隐士》(中译《空谷幽兰》),翻译了《道德经》、《千家诗》、《菩提达摩禅法》、《心经》、《中国僧诗选》……他还固执地认为自己不是个汉学家,只是个对禅宗感兴趣的隐士。

比尔的好文笔得益于当记者时的修炼,但他认为自己之所以受大家欢迎,是因为他写得很老实,为了写一本书,他会老老实实地去读三十几本书,即使那些关于禅师和禅宗的书,他并不是“每一本都完全理解了”。

禅告诉他不必过于执着。他则告诉读者,放下禅的行囊,因为禅不是目的,而是手段。

《法治周末》:你在台湾生活了20年,很多人都说那里的中华文化保存得很好,你在那里看到了隐士和禅宗精神吗?

比尔波特:我很了解台湾人,在那里,我最好的朋友都是山地人。他们的性格像农夫,更质朴一些。我接触到的内地人更城市化。当年300万大陆人来台湾,只占总人口10%的比例,其实原住居民最多,他们不讲国语。台湾留下来的中华文化和儒家文化,更多是政府的。台湾原住居民有自己的文化,他们受中华文化影响没有那么深,只是表面上的。

他们也有隐士,但是没有隐士传统。1949年以前,几乎没有佛教、孔庙,大多是道教,百姓大多是从福建避难来的,而两百年以前,他们的主体大多是山地人,是从马来西亚、印尼、东南亚一带来的。

《法治周末》:禅宗虽然是外来的,但在中国结合了佛教和道教,本土化了,你的修行更倾向佛教还是道教?

比尔波特:比方我去看隐士,佛教的隐士就是念佛,他们修行的时候,你来敲门,他们可以把修行的东西放下和你聊天;道教不是,你来敲门,他们会让你走,因为他们要修行。道教的隐士有点像美国的隐士。

佛教大乘要普度众生;道教没有这个苦海需要去帮助别人。他们根本的思想是不同的。所以我更喜欢佛教。

《法治周末》:为什么书名叫《禅的行囊》?你怎么理解禅?

比尔波特:禅的精神比外在的形式重要得多。怎样在日常生活里实践禅,是禅的根本。任何时候都可以进行修行。禅关心的是我们此刻的想法,而不是仪式或戒律。

禅的关键在于内心的修炼,佛心并不随外境变化,所以修行之道也不会发生变化。每个人理解的禅不一样,有的人从书里学禅,我不在经卷里悟他们,我觉得每天的生活都是禅。

禅对内心修炼的关注使它成为所有佛教流派的基础,无论密宗或是净土宗。禅不是领悟的对象,是领悟的方法。

之所以叫《禅的行囊》,一方面要人了解禅宗;一方面要人放弃禅宗,因为大家很容易把禅宗的外表看成是最重要的东西。行囊是指多余的东西。也即禅宗外在的东西。

我每次来中国,都是一两个月,最长一次3个月,每次的花费不到2000元,像个苦行僧,现在在美国,在西雅图的乡村住,我对物质的要求很低,放得下就是快乐。

 

文章来源:http://www.foyuan.net/article-316263-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