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眼里的佛教观 兼述四十五年来中国学者对彼得堡学派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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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星

摘自《佛学研究》(1994年),第237—240页

 

凡是搞佛学研究的学者,也许不会不知道舍尔巴茨基这个名字,舍氏又译“彻尔巴茨基”或“谢尔巴茨基”,俄国人,著名的国际佛学界彼得堡学派创始人之一。彼得堡学派是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欧洲出现的研究佛教的学派。在此之前,曾有过几十年研究佛学历史的英德学派。英德学派由一批西欧的著名东方学者、佛学家组成,主要依据南传上座部巴利文经典进行研究。在释迦牟尼的生平、原始佛教哲学、佛教成立史等方面做过精湛的研究,并且把佛教介绍到西方世界。

彼得堡学派则基本上是由俄国学者组成,该派较之以往的英德学派而言,对大乘佛教的研究更加注意,也就是说,这一派人士既重视巴利文经典的研究,又重视与之相关的梵文经典,还利用了一些汉、藏文佛书。又从交往的范围来看,他们不仅与英德学派的学者有联系,而且还和当时在佛学界较有影响,自成一系的日本也有过沟通,因之在治学视野和比较研究层面也较为开阔,使之能够与英德学派并驾齐驱,而享誉学界。但是,上述二派的缺陷则在于大多数人没能充分利用汉译佛典,因此研究成果多少有些受到影响。

舍尔巴茨基通晓多种语言,对印度文学、历史、哲学有过精湛的研究。坚实的基础,使他能够从研究印度文献入手,进而转到印度哲学,特别是佛教哲学的研究。他使用的语言工具是梵文、藏文,研究的方法是“于语言分析和概念分析”。《小乘佛学》和《大乘佛学》则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舍氏认为,西方学者研究佛教,把“法”作为“佛教教义的中心概念”,这尽管是非常必要的,但并非是全面的。特别是仅用语言学的分析方法是更不够的。“我们因而建议应从哲学的角度来思考,也就是针对这一‘法’的概念,就公认以之作为基石的体系加以简明的叙述。”为此,他把佛教的最基本概念做了缜密的分析,得出“‘法’的观念是佛教教义的中心点。依照这一观念,可以知道佛教是从一个基本原理发展出来的形而上学的理论。这一基本原理包含了这样的思想:存在是多元的、精细终极的、无可再分析的色、心及力等元素的相互作用。从技术上说,这些基本元素被称为法,这一含义只有佛教体系才有。因而相应说来,佛教的特征又可以认为是极端多元论的(sanghatavada和合说),只有构成元素才是实在者,它们的所有结合不过是涉及多元的分离元素的名称而已。”

舍尔巴茨基的理论依据是说一切有部的《俱舍论》,此论中用“五位七十五法”来勾勒佛教教义的全部内容,因此,“七十五法”也是他立论和分析的基础。佛教把整个世界分为以色法、心法、心所法三大类为特色的基本内容,又以有生灭变化来区分事物的属性,“七十五法”实际上就是将世界分为七十五种情况或现象,当中有的属于物质世界的色法,有的属于精神世界的心法,以及与精神活动有关的心所法,它们皆通过有为法和无为法而表现出来。舍氏对此“五位七十五法”做了分析和归纳,指出了各个“法”的哲学特征及其意义,这无疑有着积极的内容,将那些难于理解,不易掌握的佛教概念,用哲学的语言将其复述,做了一个有益的尝试。

他看到了佛教在“法”的名下包容了基本教义各个成分(舍氏称之为元素),基本掌握了佛教所强调的从整体上来理解佛教(舍氏称之为“元素互相作用”或“同一”)的思考方法,指出每个成分都是实在的(舍氏称之为“极端多元论”),并且认为佛教把这种分析已经做到了终极(舍氏称之为“无可再分析”)。如果没有对印度历史文化的高度把握,是不能够有这样透彻和正确的理解,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舍氏的深厚学术功底和扎实的基础,正是这些,才使它能够游刃于佛法的海洋之中,方便自如,这也是我们在读他的书时,应该列为重点和值得注意的地方。

但是在整个东方哲学(包括中国哲学)中,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哲学家并不在意哲学名词的更改或新建,而是注重于对名词内涵的重新解释,因此,它又给后人研究前人的哲学思想带来了不便,乃至在定性过程中要做一系列的考证。“法”的一词就是典型的例子。舍氏对“法”的内涵做出9条不同的解释,最后仍然感叹“什么是法?它是不可想象的!它是精微的!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们它的真正本质(dharmasvabhava法自性)是什么!它是超验的!”看来,舍氏仍没有摆脱西方的思维模式,总想找出一个精确的定义,而佛教则恰恰反对执著,它不要求人们老去究其一点,抓住不放,重要的是参与,只有在参与中才能体会它的底蕴。“不可说”就是佛教所追求的目标,它已经超出了哲学的分析,进入了心理的体验。

以上所说的是舍氏的小乘观,他对大乘佛教也有深刻地理解。他说:“小乘方面的学说,讲的多是多元论哲学,大乘的中心概念则是一元论的见地。”所谓的“一元论”是指的“绝对观念”或涅槃。在他看来,涅槃既是大乘佛教哲学体系的核心,也是它的终级目的,因之从多元论向一元论的观念转变,也就是说从多种元素的聚合而发展到或进化到只有一种观念性,从还有物质因素的情况上升到纯精神的现象,即物质是幻灭的,精神是实在的、永存的。佛陀即是涅槃,涅槃就是世间。从哲学史上看,也是小乘佛教的所说的“五位七十五法”的绝对实在之物,统统变成了相待性的空观。舍尔巴茨基煞费苦心地一步步证明小乘佛教哲学到大乘佛教哲学的演变,不能不令人信服。所谓的“多元论”向“一元论”的转变,其实就是东方佛学界经常提到的“从有到空”的佛教认识论和宇宙观。

的确,一部佛教哲学史到了西方哲学家手里成为一部佛学味极淡的哲学史书,那些原本晦涩难懂的佛教专用术语,经西方哲学家的阐释变的简单明了,清晰易懂。这在我们阅读已经被译成西方文字的佛教原典中尤其感受的厉害。在舍氏的书里也莫不如此。例如,大乘佛教中观派的根本经典《中论》中说:“取蕴取因缘,往来生死中;若不受因缘,如是说涅槃。”《大乘佛学》则认为:“这个颂子可以这样改写——‘由注意到了(构成现象的)原因与条件,(我们称此为世间为)现象界。(就是)这同一个世界,一旦我们无视原因和条件,(亦即作为整体的世界,永久之相下的东西,)便称之为绝对之物。”这一个偈颂经舍氏的“改写”,已经纯然没有佛学的味道,成为一段典型的哲学语言。它的原义是指众生在生死轮回中受到五蕴和因缘的支配,如果摆脱了五蕴和因缘,就达到了涅槃的境界。可见舍氏的“改写”,与原有的意思还相差一大段距离,而这正是西方人士对佛教理解可爱之处,反映了他们的佛教观。

但是,这并不是说西方学者的佛学研究不行,事实上西方的研究方法和思路,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严格地说,现代意义的东方佛学研究有很多地方也不同程度地借鉴过西方或受其影响。我以为,至少我们在读这些书时,能够读懂,看的明白,这对初学者来讲尤其重要,也对如何使佛学现代化,正确普及佛教知识,提供了有力的帮助。书中除了介绍佛学之外,还将佛教的学说与外道的学说做了比较研究,这是中国学者一直存在的不足之处,所以通过阅读他的书,也可对治佛学者开辟了又一窗口,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本世纪(指20世纪——博主注)以来,中国佛学界为介绍西方佛学研究做了不少的工作,曾经翻译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西方佛学名著。解放以后,到70年代末,彼得堡学派和彻尔巴茨基是国内佛学界介绍最多的。1950年《现代佛学》创刊,就在创刊号上发表了由子农译的舍氏《佛家涅槃论》。文中译者将此书目录悉数译出,又译了“前言”和第一章“佛教与瑜伽”。据文前的“译者按”,译者原计划将此书全部译完,而分期刊出,但是检索以后各期的目录,不再有续译刊登,不知为何停止?1950年到1958年正是中国与前苏联处于一种“特殊”的关系时代,但是对彼得堡学派的任何情况却不见著于文字,颇难使人费解。这可能和当时出现的政治形势有关,一个又一个的运动使学者们没有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和介绍。直到1959年,《现代佛学》第八期刊出了林元白撰写的《彻尔巴斯基的生平及其主要著作》一文,这是迄今为止的一篇介绍舍尔巴茨基其人其事的完整文章,全文约有6000余字,信息量大,介绍详实,评价公允。

1962年,《现代佛学》第3期发表了虞愚试译的《真实与知识》一文,此文没有说明译自于舍尔巴茨基的哪一部著作,从内容判断,应是取自于舍氏的《佛教逻辑》一书的节译。同年,《现代佛学》第4期又发表了景行译的《法称的逻辑著作及其流派》一文。该文“编者按”称:“本刊一九六二年第一期发表了虞愚先生的《法称的生平·著作和他的几个学派》一文后,读者指出虞先生这篇文章系译自苏联彻尔巴茨基院士的《佛家逻辑·导言》中的一部分,而在某些文字与意义则与原书不尽相符,本刊未能及时发现,匆促付印,深为抱歉!现在为使读者更清楚的读到彻尔巴茨基院士关于法称的逻辑学派问题,特约景行先生从《佛家逻辑》原书中译出,以供读者参考。”

1963年,《现代佛学》第1期刊出了杜继文翻译的前苏联学者曾其娜撰写的《俄国的佛教研究》一文,此文系统地介绍了彼得学派的历史、人物、研究成果和主要观点。1964年《现代佛学》第3期登出了巫白慧的《关于<阿毗达磨俱舍论·破我品>》一文。译者说:“1919年,彻尔巴茨基根据《俱舍论》藏文译本,把《破我品》转译成英文,以《佛教徒灵魂理论》为题,发表于《俄罗斯科学院公报》。翻译时,他还参考了称友(yasomitra)的《阿毗达磨俱舍论疏》(梵本),核对了真谛和玄奘的汉译本。他还写了一篇短序冠于译文之前,表示对阿毗达磨哲学的一些重要看法。这儿,仅将他的这篇短序以《关于<阿毗达磨俱舍论·破我品>》为题,译出介绍。”1965年,《现代佛学》停刊,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大陆有关彼得堡学派的研究也遂告中止。

1978年以后,中国大陆的佛学研究重新恢复,但是前苏联的佛学研究已经萎缩,彼得堡学派已变的没有生气,没有著名的人物和重要的成果出现,加之大陆的佛学界解放了思想,与欧美等国的学术界有了新的接触,扩大了视野,不像过去只是把眼光瞄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学术成果,尽管舍氏的佛学研究与当时苏联的意识形态并无什么关系。于是在新的形势下,有关彼得堡学派的研究和介绍,新的成果不多,一些已出版的书中立有专节叙述,也有人写过文章,大多停留在一般介绍阶段,比较有影响和有新意的是李冀城撰写的《喇嘛教研究在苏联(1917一1976)》(《世界宗教资料》1951年第1期),郑天星的《禅宗在欧美》(《世界宗教资料》1981年第4期)、宋立道的《佛学研究在苏联》(《世界宗教资料》1988年第4期)。黄心川主编的《世界十大宗教》(东方出版社,1990年),杨曾文主编的《当代佛教》(东方出版社,1993年)。此外,还有一些介绍前苏联佛教现状的文章,这已与彼得堡学派的牵涉不多了,属于另一类型的文章。

从上可以看出,彼得堡学派和舍尔巴茨基其人对中国大陆学术界而言,并不陌生,尽管如此,还是没有一本专门的译著出版,学者所能了解的也只是一些片断印像而已,这次《小乘佛学》和《大乘佛学》的出版,才弥补了这个缺陷。至此,我们可以说,学术界终于能够比较详细地了解彼得堡学派和舍巴尔基其人了。从开始介绍到专门译著出版,整整走过了45年的时间,是不是太长了一点?

《小乘佛学》和《大乘佛学》于1994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本书译者立人先生(“立人”是宋立道博士的笔名,《小乘佛学》和《大乘佛学》首版时署名“立人”,2009年重印时署真名——博主注)是一位外语娴熟、勤奋好学的学者。他在攻读硕士、博士期间,就以佛教为业,与佛教解下了不解之缘。笔者以为,没有深厚的学术功底,是无法将此书译出,仅书中出现的大量梵文、巴利文名词,以及一整套的佛家名相,即便是外语和哲学造诣很深的人,也难以将其正确述出。因为它们毕竟不是一本一般性的佛教概论性著作,而是一本专业性很强的高层次学术著作,于是相应地对译者提出,既要具备很好的外语和哲学基础,更重要的是要掌握系统的佛教知识这一要求。

本书的又一特点是书中大量地附注,例如主要著作及观点,皆被作者提及或引用评论。在汉译本中,译者除了将所有的注悉数译出之外,还增加了不少译者的注。对印度哲学史上的重要的人物和佛教史上的重大事件,以及中国学术界的看法都予以绍出,还对书中引用的佛典原文,在相应地汉译本中找出附上。如此,可使读者比较系统地了解中外学术界的不同观点。汉译本的不足之处在于,一些名词的译法没有与学术界约定俗成译名相匹配,有的地方在排版中仍有错字和漏字的现象,但这并不影响全书的整体质量,瑕不掩瑜,它仍然是一本经得起检验的佛学名著,是一本值得向读者推荐的好书。

 

 

博主补记:

舍尔巴茨基(Th.Stcherbatsky),是20世纪上半叶西方佛教学界最著名的俄罗斯学者,是西方佛学彼得堡学派的巨擘。舍氏,1866年生在波兰。他少年时代即已掌握英、法、德语;青年时代更熟稔希腊语、拉丁语、希伯来语等;他精通梵文、藏文,了解汉文、日文,足可称为不世出的学者。其学术领域包括印度诗学、古代戏剧、碑铭学、藏学、佛教哲学等。他曾访过中东,到过波斯,在印度和蒙古都居住过,曾拜见过第十三世达赖。他对“第二佛陀”世亲的《俱舍论》、法称的《正理滴论》有着深湛的研究和独到的心解。《大乘佛学》《小乘佛学》和《佛教逻辑》只是他的部分代表作。他是俄国科学院东方学部通讯院士,又是欧洲三个东方学研究团体——英国亚洲学会、巴黎亚洲学会和柏林东方学会——的名誉会员。1942年舍氏逝于前苏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