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杨绛讲述亲身经历的恐怖灵异事件

摘自杨绛2007年96岁时的著作《走到人生边上》

1204-5

杨绛,1911年7月17日-

我认识一个二十多岁农村出生的女孩子。她曾读过我记的《遇仙记》,问我那是怎么回事。我说:“不知道,但都是实事。全宿舍的同学、老师都知道。我活到如今,从没有像那夜睡得像死人一样。”她说:“真的,有些事,说来很奇怪,我要不是亲眼看见,我决不相信。我见过鬼附在人身上。这鬼死了两三年了,死的时候四十岁。他的女儿和我同岁,也是同学。那年,挨着我家院墙北面住的女人刚做完绝育手术,身子很弱。这个男鬼就附在这女人身上,自己说:‘我是谁谁谁,我要见见我的家人,和他们说说话。’有人就去传话了。他家的老婆、孩子都赶来了。这鬼流着眼泪和家里人说话,声音全不像女人,很粗壮。我妈是村上的卫生员,当时还要为这女人打消炎针。我妈过来了,就掐那女人的上嘴唇——叫什么‘人中’吧?可是没用。我妈硬着胆子给她打了消炎针。这鬼说:‘我没让你掐着,我溜了。嫂子,我今儿晚上要来吓唬你!”我家晚上就听得哗啦啦的响,像大把沙子撒在墙上的响。响了两次。我爹就骂了:‘深更半夜,闹得人不得安宁,你王八蛋!’那鬼就不闹了。我那时十几岁,记得那鬼闹了好几天,不时地附在那女人身上。大约她身子健朗了,鬼才给赶走。”

在“饿死人的年代”,北京居民只知道“三年自然灾害”。十年以后,我们下放干校,才知道不是天灾。村民还不大敢说。多年后才听到村里人说:“那时候饿死了不知多少人,村村都是死人多,活人少,阳气压不住阴气,快要饿死的人往往夜里附上了鬼,又哭又说。其实他们只剩一口气了,没力气说话了。可是附上了鬼,就又哭又说,都是新饿死的人,哭着诉苦。到天亮,附上鬼的人也多半死了。”

鬼附人身的传说,我听得多了,总不大相信。但仔细想想,我们常说:“又做师娘(巫婆)又做鬼”,如果从来没有鬼附人身的事,就不会有冒充驱鬼的巫婆。所以我也相信莎士比亚的话:这个世界上,莫名其妙的事多着呢。

《左传》也记载过闹鬼的事。春秋战国时,郑国二贵胄争权。一家姓良,一家姓驷。良家的伯有骄奢无道,驷家的子皙一样骄奢,而且比伯有更强横。子皙是老二,还有个弟弟名公孙段附和二哥。子皙和伯有各不相下。子皙就叫他手下的将官驷带把伯有杀了。当时郑国贤相子产安葬了伯有。子皙擅杀伯有是犯了死罪,但郑国的国君懦弱无能,子产没能够立即执行国法。子皙随后两年里又犯了两桩死罪。子产本要按国法把他处死,但开恩让他自杀了。伯有死后化为厉鬼,六七年间经常出现。据《左传》,“郑人相惊伯有”,只要听说“伯有至矣”,郑国人就吓得乱逃,又没处可逃。伯有死了六年后的二月间,有人梦见伯有身披盔甲,扬言:“三月三日,我要杀驷带。明年正月二十八日,我要杀公孙段。”那两人如期而死。郑国的人越加害怕了。子产忙为伯有平反,把他的儿子“立以为大夫,使有家庙”,伯有的鬼就不再出现了。郑子产出使晋国。晋国的官员问子产:“伯有犹能为厉乎?”(因为他死了好多年了。)子产曰:“能”。

他说:老百姓横死,鬼魂还能闹,何况伯有是贵胄的子孙,比老百姓强横。他安抚了伯有,他的鬼就不闹了。

我们称闹鬼的宅子为凶宅。钱锺书家曾租居无锡留芳声巷一个大宅子,据说是凶宅。他叔叔夜晚读书,看见一个鬼,就去打鬼,结果大病了一场。我家一九一九年从北京回无锡,为了找房子,也曾去看过那所凶宅。我记得爸爸对妈妈说:“凶宅未必有鬼,大概是房子阴暗,住了容易得病。”

但是我到过一个并不阴暗的凶宅。我上大学时,我和我的好友周芬有个同班女友是常熟人,家住常熟。一九三一年春假,她邀我们游常熟,在她家住几天。我们同班有个男同学是常熟大地主,他家刚在城里盖了新房子。我和周芬等到了常熟,他特来邀请我们三人过两天到他新居吃饭,因为他妈妈从未见过大学女生,一定要见见,酒席都定好了,请务必赏光。我们无法推辞,只好同去赴宴。

新居是簇新的房子。阳光明亮,陈设富丽。他妈妈盛装迎接。同席还有他爸爸和孪生的叔叔,相貌很相像;还有个瘦弱的嫂子带着个淘气的胖侄儿,还有个已经出嫁的妹妹。据说,那天他家正式搬入新居。那天想必是挑了“宜迁居”的黄道吉日,因为搬迁想必早已停回校后,不记得过了多久,我又遇见这个男同学。他和我们三人都不是同系。不常见面。他见了我第一事就告诉我他们家闹鬼,闹得很凶。嫂子死了,叔叔死了,父母病了,所以赶紧逃回乡下去了。

据说,那所房子的地基是公共体育场,没知道原先是处决死囚的校场。我问:“鬼怎么闹?”他说:“一到天黑,楼梯上脚步声上上下下不断,满处咳吐吵骂声,不知多少鬼呢!”我说:“你不是在家住过几晚吗?你也听到了?”他说他只住了两夜。他像他妈妈,睡得浓,只觉得城里不安静,睡不稳。春假完了就回校了。闹鬼是他嫂子听到的,先还不敢说。他叔叔也听到了。嫂子病了两天,也没发烧,无缘无故地死了。才过两天,叔叔也死了,他爹也听到闹,父母都病了。他家用男女两个佣人,男的管烧饭,是老家带出来的,女的是城里雇的。女的住楼上,男住楼下,上下两间是楼上楼下,都在房子西尽头,楼梯在东头,他们都没事。家里突然连着死了两人,棺材是老家账房雇了船送回乡的。还没办丧事,他父母都病了。体育场原是校场的消息是他妹妹的婆家传来的。他妹妹打来电话,知道父母病了,特来看望。开上晚饭,父母都不想吃。他妹妹不放心,陪了一夜。他的侄儿不肯睡挪入爷爷奶奶屋的小床,一定要睡爷爷的大床。他睡爷爷脚头,梦里老说话。他妹妹和爹妈那晚都听见家里闹鬼了。他们屋里没敢关电灯。妹妹睡她妈妈脚头。

到天亮,他家立即雇了船,收拾了细软逃回乡下。他们搬入新居,不过七八天吧,和我们同席吃饭而住在新居的五个人,死了两个,病了两个,不知那个淘气的胖侄儿病了没有。这位同学是谨小慎微的好学生,连党课《三民主义》都不敢逃学的,他不会撒谎胡说。

我自己家是很开明的,连灶神都不供。我家苏州的新屋落成,灶上照例有“灶君菩萨”的神龛。年终糖瓜祭灶,把灶神送上天了。过几天是“接灶”日。我爸爸说:“不接了。”爸爸认为灶神相当于“打小报告”的小人,吃了人家的糖瓜,就说人家好话。这种神,送走了正好,还接他回来干吗?家里男女佣人听说灶神不接了,都骇然。可是“老爷”的话不敢不听。我家没有灶神,几十年都很平安。可是我曾经听到开明的爸爸和我妈妈讲过一次鬼。我听大姐姐说,我的爷爷曾做过一任浙江不知什么偏僻小县的县官。那时候我大姐年幼,还不大记事。只有使她特别激动的大事才记得。那时我爸爸还在日本留学,爸爸的祖父母已经去世,大伯母一家、我妈妈和大姐姐都留在无锡,只有爷爷带上奶奶一起离家上任。大姐姐记得他们坐了官船,扯着龙旗,敲锣打鼓很热闹。我听到爸爸妈妈讲,我爷爷奶奶有一天黄昏后同在一起,两人同时看见了我的太公,两人同时失声说:“爹爹喂”,但转眼就不见了。随后两人都大病,爷爷赶忙辞了官,携眷乘船回乡。下船后,我爷爷未及到家就咽了气。

这件事,想必是我奶奶讲的。两人同时得重病,我爷爷未及到家就咽了气,是过去的事实。见鬼是得病还乡的原因。我妈妈大概信了,我爸爸没有表示。

以上所说,都属“怪、力、乱、神”之类,我也并不爱谈。我原是旧社会过来的“老先生”——这是客气的称呼。实际上我是老朽了。老物陈人,思想落后是难免的。我还是晚清末代的遗老呢!

可是为“老先生”改造思想的“年轻人”如今也老了。他们的思想正确吗?他们的“不信不迷”使我很困惑。他们不是几个人。他们来自社会各界:科学界、史学界、文学界等,而他们的见解却这么一致、这么坚定,显然是代表这一时代的社会风尚,都重物质而怀疑看不见、摸不着的“形而上”境界。他们下一代的年轻人,是更加偏离“形而上”境界,也更偏重金钱和物质享受的。他们的见解是否正确,很值得仔细思考。

我试图摆脱一切成见,按照合理的规律,合乎逻辑的推理,依靠实际生活经验,自己思考。我要从平时不在意的地方,发现问题,解答问题;能证实的予以肯定,不能证实的存疑。这样一步一步自问自答,看能探索多远。好在我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人,无党无派,也不是教徒,没什么条条框框干碍我思想的自由。而我所想的,只是浅显的事,不是专门之学,普通人都明白。

我正站在人生的边缘边缘上,向后看看,也向前看看。向后看,我已经活了一辈子,人生一世,为的是什么呢?我要探索人生的价值。向前看呢,我再往前去,就什么都没有了吗?当然,我的躯体火化了,没有了,我的灵魂呢?灵魂也没有了吗?有人说,灵魂来处来,去处去。哪儿来的?又回哪儿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