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悲翻译]暴力创伤幸存者对因果与轮回的信仰——社会调查报告

Beliefs in karma and reincarnation among survivors of violent trauma——A community survey

作者:乔纳森·R·T·戴维森,凯瑟琳·M·康纳,Li-Ching Lee

Jonathan R. T. Davidson,Kathryn M. Connor and Li-Ching Lee

2004年7月28日

lunhui1

作者介绍:

乔纳森·R·T·戴维森,凯瑟琳·M·康纳,医学博士,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市,杜克大学医学中心,精神病学与行为科学系。电话:+ 1-919 / 684-2880,传真:+ 1-919 / 684-8866,邮编:27710,杜克大学医学中心3812邮箱。

Jonathan R. T. Davidson电子邮件:jonathan.davidson@duke.edu

Li-Ching Lee,美国巴尔的摩市,约翰斯·霍普金斯·布隆伯格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部医学博士。

■摘 要

背景

本调查旨在考察美国普通人群中经历暴力创伤的幸存者对因果报应和轮回的信仰状况。

方法 

2001年里组织了两次社会调查,将1969个受访者样本依对因果和轮回的信仰程度分为了两组。本报告在此样本基础上形成,从中获得了关于身心健康状况、恢复能力、受暴力创伤的经历、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症状严重程度等方面的信息,以及与同类人员在这些变量上的对比。

结果 

样本中的5%强烈认同因果报应和轮回的信念(n = 99), 而77%完全反对这一信念(n = 1511)。认同人群样本之特征包括:非白人、单身、身体与精神健康状况不佳。此外,认同人群样本也与更大范围的精神创伤,如虐待、强奸和家庭成员死于暴力,以及更严重的创后应激症状相关联。

结论 

美国人中很少有人完全认同因果报应和轮回,但亲身经历过创伤的人可能在更大程度上接受该信念。此外,该结果还与特定的统计人群和健康状况有关。重要的是,持有此种信念可能提供一种积极应对暴力伤害的重要方式,值得进一步研究。

  ■关键词 灵性–轮回–创伤

简 介

那些遭受暴力行为的无辜受害者很可能会质疑一些基本的假定,例如他人的可信度、世间的正义,以及慈悲的上帝的存在。在一个人的生活中,关注并融入精神价值可以更有效地促进应对创伤、减轻痛苦和恢复生命的质量(德雷舍和福伊,1995)。事实上,在治疗或应对抑郁症和创伤后人群方面,灵性已被证明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凯尼格等人,1998;金等人,1998;库赞和基斯迈耶,1997)。灵性,泛指相信一种比自身的存在更强大的力量,囊括广泛的信仰,除了有组织的宗教修行,也包括个人的信仰和实践。灵性能从对上帝的普遍信仰,一路延伸至对生命轮回和因果不虚的信念。后者广泛存在于多种亚洲文化,并清晰地体现在如《薄伽梵歌》(普罗希特,2001)和《中阴闻解脱》(瑟曼,1995)等经典之中,而在西方历史上出现的范围却非常有限。尽管《精神障碍统计诊断手册》第四版(DSM-IV)(美国精神病学协会,1994)现在承认精神在心理健康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对这个特定信仰系统的特别关注,在医学和精神病学文献中几乎是空白。

业力,在梵文中是“行为”之意。业力法则,即是在生生世世中导致、影响和支配生命行为模式的规律,其影响不仅局限于人类的存在。人类的业力由两部分组成:(1)个人今生的状况,受过去生中行为影响;(2)未来生中的业果,受今生行为影响。在梵文中,“业”(行为)通常与“异熟”一词成对出现,意为“结果”(科恩菲尔德,1993)。相比之下,轮回转世可以定义为“在新的身体或生命形态里自然而然地再生”。业力本身并不意味着再生,但在东方哲学中,它几乎一直与再生这一概念同在。

在更早的一份报告里,我们重点讨论了灵性(精神)与经历暴力伤害的美国代表性样本人群所受影响之间的关系(康纳等人,2003)。调查问卷中的13个问题,大致可分为6个西方文化中共同的精神概念问题和7个在某些东方文化中更为常见的问题。他处对该调查量表有更为充分的表述(康纳等人,2003)。

我们在评估灵性的各种问题中,问及相信轮回是否为个人行为和思想提供了指导原则。因此,我们不是在简单地评估信念本身,而是为了明确它是否成为生活中的指导原则。正如预期的那样,只有少数人认同这个观点,也正是这群人形成了本报告的焦点。

这也是本报告格外关注是否同意“轮回信仰影响个人今生的决定或行为”这一表述的目的。以此作为因变量,我们比较了对此表述完全同意或大部分同意,以及完全不同意或大部分不同意的两组样本,比较了他们在诸如人口特征、健康状况、创伤史、恢复能力,以及创伤后应激障碍症(PTSD)的严重程度上的差异。因为,我们感兴趣的是强烈同意和完全反对的群体间的对比,所以省略了中间群体。

对象与方法

■研究样本

2001年6月14日-27日,以及2001年10月10日-22日,我们通过一家名为“知识网络”的私人公司,利用计算机在线技术分别进行了两次调查。“知识网络”采用随机数字拨号(RDD)采样技术识别和募集了超过70000个代表性的美国人样本。具体而言,RDD采样的源人群是全美国的电话人口,不包括未通电话和非住宅电话号码。电话号码清单生成后,便进行募集访问。所联系的家庭中约56%同意参加“知识网络”在线调查。被选中的家庭获得了网络电视的安装(连接互联网)、一个月内的免费上网,以及一个免费的硬件平台(微软网络电视),使其能在定期内完成调查。每个家庭中有一位成员被指定为在线参与者。

由于“知识网络”为中选的家庭提供了免费的硬件和互联网接入,在线受访者样本便不限于已经是网络用户的个人或有电脑的家庭。共有2919名参与者,从“知识网络”的在线受访者储备库中随机入选参与到这项研究之中。

参与者会被电子邮件告知有一份调查需要在线完成。如果参与者没有回应该邮件,还会收到一封提醒邮件,如果也没有回应提醒邮件,后续还会受到电话提醒。数据分别提取于2001年6月27日和2001年10月22日的两次调查中,1249个参与者中共有769人完成了波I的全部调查,响应率为62%,1670个参与者中共有1200人完成了第二次调查,整体响应率为72%。

选取参与者的方法采用了等概率抽样设计,用事后分层加权法来减少抽样变异。具体而言,将年龄、性别、种族、地区和教育程度用于计算权重,加权样本便有了人口分布特征,与美国人口普查的特征类似。为了减少无响应偏差,使用最初入选却未完成调查的人口统计数据进行调整。无响应调整的人口统计变量包括:年龄段(18-29,30-44,45-59和60 +)、种族(黑人/拉美裔、白人/其他等)和性别。本研究样本的人口学特征详见表1。

我们原打算以波I作为唯一的样本,但由于编程方面出了个小问题,戴维森创伤量表(DTS)(戴维森,1996)的9-17项无意中设置成了二分的是/否问题,而不是量表中使用的5分制选择问题。加权样本的分布是依循变量的不同组合导出的。类似的计算采用了最新的《美国人口普查局人口现状调查》(CPS)数据和“知识网络”的面板数据。在多变量和双变量分布上进行逐单元的调整计算,制作出与美国人口普查和“知识网络”面板相匹配的加权样本单元。这一过程(“粗筛”)在不同的分布间反复迭代,直到加权样本和基准CPS分布之间有衔接为止。最终权重在极端尾部被检查修改,按比例计算出最终样本大小,定义为受访者的总人数。前8项是正确的格式,因此是可用的。

然而,由于此错误,我们进行了第二次调查(命名为报告中的波II)。除了修正过的DTS格式和创伤问题面板中关于遭遇恐怖行为的问题,两个调查几乎在所有方面都相同。之所以决定做出后者的修改,是因为波II的调查是在2001年9月11日纽约华盛顿特区和宾夕法尼亚州发生了恐怖行为之后的一个月进行的。第二次调查也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比较两个采样时段之间主要的人口统计变量是否有所改变。

■测量

对身体和心理健康、恢复力、所受暴力创伤和创后应激障碍症状的严重程度的评估如下。

健康评估

受访者评价自己目前的身体和精神状况属于优秀、良好、一般,还是较差。由于反馈的多为优秀或良好(身体健康和精神健康的比例分别为82.9%和88.9%),我们创建了两个级别的变量,即把优秀和良好合并为“好”,把一般和较差合并为“差”。

恢复能力

使用《康纳-戴维森心理韧性量表》(CD-RISC)(康纳与戴维森,2003。此量表经申请后由两位作者提供)25个项目中的11项,对恢复能力进行评估。此量表中包含了控制、承诺、挑战、目标导向、自尊、适应性、社会技能、幽默、耐压力和痛苦忍耐力的概念。受访者评估每句陈述在过去一个月中的真实性,采用从“一点都不符合”(0)到“几乎所有时间里都符合”(4)的5分等级,得分越高代表相应的恢复能力更强。总得分范围是0—44,普通人群的平均得分为33.7(康纳与戴维森,2003)。

 

表1. 波I和波II样本的人口特征

 

波I

(n = 769)

波II

(n = 1200)

美国人口

(2002年人口普查)

性别:女性%

52.5

50.7

51.1

种族:非白人%

17.3

16.9

24.2

婚姻状况:单身%

36.7

36.0

45.7

教育状况:高中以上%

55.4

57.2

53.0

就业状况:失业%

33.9

34.6

39.0

年龄(%)

 

 

 

20–24岁

7.7

7.1

9.2

25–34岁

16.9

17.0

19.2

35–44岁

24.6

21.3

22.0

45–54岁

20.5

20.8

19.7

55–64岁

14.5

16.7

13.1

65–74岁

10.5

10.8

8.9

75–84岁

4.7

5.6

6.1

85岁及以上

0.7

0.7

1.7

一生中遭受暴力创伤次数(平均±S.D.)

0.90±1.24

0.99±1.31

NA

注:

1.2002年人口普查的性别分布为所有年龄。

2.2002年人口普查的种族分布为所有年龄。

3.2002年人口普查的婚姻状况分布为15岁及以上。

4.2002年人口普查的教育状况分布为25岁及以上。

5.这里显示的年龄分布只是20岁及以上人口。由于人口普查的数据将15-19岁合为一个组别,两个研究样本在20岁以下的组别只有18岁和19岁,所以表中不显示20岁以下的年龄组别。

6.《美国2002年人口普查》中没有“一生中所受暴力创伤次数”的数据。

7.波I和II之间没有发现显著差异。

 

暴力创伤和创伤相关的苦难史

通过询问受访者受到以下创伤的经历,评估其所受到的暴力创伤:非性攻击的蓄意暴力、由他人造成的意外伤害、因暴力行为而失去家庭成员、他人对受访者的小孩造成的非性类型严重伤害或身体伤害、因虐待或疏忽而导致的财产损失或丢失工作、强奸、乱伦、对儿童的性侵犯,以及由伴侣或家庭成员造成的身体或情感虐待。受访者指认出最令其苦恼的创伤,并评估以下内容:其对身体或情感造成的伤害或损害程度、该事件是否仍然成为困扰、行为人是否已被原谅、对此人的愤怒或仇恨是否仍然存在。评分选项设置为从“一点也不”(0)到“非常严重”(4)。

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的严重程度

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的严重程度使用严重程度分量表DTS的1-8项(戴维森,1996)进行测量。用DTS测量的受访者前一周的DSM(《诊断和统计手册》第四版)PTSD症状,经心理测量学验证,已广泛应用于PTSD研究(例如,2004年4月4日在www.Google.com中被202次引用)。症状采用5分量表进行评价,分数越高对应的症状就越严重。

灵性

灵性评估的根据是一份13项的问卷,问题分别涉及:(a)从西方传统中来,并流行于西方的一般精神信仰;(b)早已在东方传统,特别是佛教传承中被确认的关于轮回和业力的信念。关于上述概念的陈述,受访者要在一个6分量表中回答“同意”或“不同意”,打分越低代表越同意,打分较高代表越不同意。

■数据分析

波I和波II的受访者在人口统计历史或心理创伤经历的次数上没有差别,因此,我们从对两组样本(表1)的集合分析中得出结论。美国人口的人口分布也包括在表1中(美国人口普查局,2002年)。

我们没有对这些数据进行统计学比较,主要因为我们的研究人群年龄在18岁以上,而普查数据是按照不同年龄分组的(见表1脚注)。我们的两个年龄组之间没有显著差异(波Ⅰ和II)。双变量分析采用t检验和皮尔逊卡方检验方法,比较同意和不同意业力信仰陈述的受访者之间的差异。用多元逻辑斯蒂回归分析法,判定业力信念的重要预测因子。

结 果

在波I的769例受访者中,有15例在业力信念的问题上未能有效地回答,余下754例可供评估。在波II被采样的1200例受访者中,有24例没有回应因果信念的问题,余下1176例回答可供评估。

波I和波II中回答了业力信念问题的人口分布可见于图1。因此,波I中有48例(6.3%)完全同意或大部分同意关于因果信仰的陈述,相比之下,588人(76.4%)大部分不同意或完全不同意该陈述。在波II中,可比数据分别为51(4.3%)和923(76.9%)。合并波I和波II后,表示同意的受访者总数为99(5%),不同意的受试者总数为1511(76.7%)。

■业力信念的相关特征

在以下变量间,如表2所示,有显著差异。那些强烈认同“因果业力影响人生抉择或行动”的人,更有可能是非白人(皮尔逊卡方值 = 17.63,df = 1,p = 0.000)、单身(皮尔逊卡方值= 4.10,df = 1,p = 0.043)、身体健康状况欠佳(皮尔逊卡方值= 4.91,df = 1,p= 0.027)以及心理状况欠佳者(皮尔逊卡方值=5.39,df = 1, p = 0.020)。

在与创伤相关的变量方面(表3),那些赞同因果信念的人反映出有更多的创伤性经历(t =–2.85,p = 0.004)。此外,表示赞同的人也更可能受到过持续的精神或身体虐待(皮尔逊卡方值= 5.72,p = 0.017),忍受因暴力死亡痛失家庭成员(皮尔逊卡方值= 4.41,df = 1,p = 0.036),或被强奸(皮尔逊卡方值= 13.62,p = 0.000)。在认可与创伤相关的悲痛和恢复力方面,没有观察到任何差异。应用逻辑回归模型进一步进行多变量分析,判定在限制了重要的干扰因素(即:种族、婚姻状态、身体健康、心理健康)之后,受创伤的次数与业力信念是否有所关联,这在双变量分析中得到了确认。结果表明,只有种族因素仍然影响显著(让步比= 2.14,95%可靠区间1.48,3.92),其中非白人的受访者更有可能支持这一信念。

创伤后症状的严重程度,由DTS-8(戴维森创伤量表)进行测量(即波I和II中所用的部分DTS),那些同意业力相关陈述的人经历了更严重的侵扰和回避型PTSD症状(表3)。在限制了种族、婚姻状况、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之后,用一个多元逻辑回归模型来检测DTS-8得分与业力信念之间的关联,种族再次成为业力信念的唯一重要预测因子(让步比= 2.05,95%可靠区间1.09,3.86)。

 

表2.有关业力信仰的人口特征1

 

同意

(n=99)

不同意

(n=1511)

p

性别:女性%

55.6

50

ns

种族:非白人%

30.7

14.2

0.000

婚姻状况:单身%

43.4

33.5

0.04

学历:高中以上%

55.1

58.0

ns

就业:失业%

38.1

33.9

ns

年龄:(平均±s.d.)

44.3±16.9

47.4±16.2

ns

健康状况:

 

 

 

身体状况不佳%

25.3

16.6

0.03

心理状况不佳%

18.2

10.6

0.02

注1:对于“相信轮回转世影响个人今生的决定或行动”这种说法,完全同意或大部分同意,与完全不同意或大部分不同意的群组。

 

表3.创伤相关的变量和对业力信念的认同1

 

同意(n = 99)

不同意(n = 1511)

p

平均±s.d.

%

平均±s.d.

%

一生受暴力创伤总数:

1.28±1.60

 

0.91±1.23

 

0.004

所报告的创伤2

 

 

 

 

 

情感/身体虐待

 

34.3

 

23.7

0.02

家庭成员死于暴力

 

21.2

 

13.6

0.036

强奸

 

12.1

 

4.1

0.000

蓄意损毁财产

 

9.1

 

8.2

ns

乱伦

 

7.1

 

3.8

ns

对受访者小孩的性侵犯

 

2.0

 

3.4

ns

与创伤相关的痛苦2、3

 

 

 

 

 

创伤造成的伤害/损坏

3.73±1.05

 

3.47±1.18

 

ns

为此事件所困扰

2.97±1.30

 

2.63±1.36

 

ns

原谅肇事者

3.23±1.44

 

3.20±1.54

 

ns

继续仇恨/复仇

1.78±1.19

 

1.61±1.01

 

ns

持续愤怒

2.42±1.33

 

2.21±1.20

 

ns

恢复力4(CD-RISC11)

34.9±6.73

 

4.1±6.1

 

ns

戴维森的创伤量表2、5

 

 

 

 

 

8个项目的量表(DTS-8)

6.12±7.08

 

3.17±5.26

 

0.000

注:

1.人群涉及完全同意、大部分同意、完全不同意或大部分不同意“轮回转世影响今生的抉择或行为”这一说法的人。

2.只包括那些承认曾受创伤的受访者:同意(n = 60),不同意(n = 761)。

3.项目评分从0(完全不)到4(非常)。

4.采用11项的康纳-戴维森韧性量表(CD-RISC)进行测量,得分越高,对应的恢复力越强。

5.采用8项的戴维森创伤量表中的症状严重程度分量表进行测量;得分越高,对应的创后症状越严重。

 

探 讨

本研究探讨了“业力信念影响今生的抉择或行为”的关联特征。2001年6月和10月进行的两次调查,产生了由近2000人组成的可用组群,以两个相似的美国全国性典型人口统计样本对这些信念进行了评估。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相对较少的受访者确信人间的今生只是多期生命中的一期,个人的行为和思想会对其未来的生命产生塑造性的影响。事实上,这一情况占总人数不过约6%,受访者中的压倒性多数(约75%)对这一观念表示强烈反对。因此,总的来说,尽管具有这样的信念可能有助于应对严重暴力创伤带来的影响,但在大多数美国人中强烈支持这种信念的只是极少数。

西方(犹太教和基督教)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抛弃甚至否定了轮回信仰。然而,在其他文化中,轮回的观念仍在持续融入社会信仰结构。这种信仰不仅包括接受轮回的观念,还包括通过理解因果定律(业力),了知一个人今生遇到的事情可能部分与其前世的生活和行为有关。同样,今生的所行和所思也影响着来世。有趣的是,在我们的样本中同意此种信念的更可能是非裔美国人或亚洲人,而非白种人。此外,在多元回归分析中,种族类别仍然是对此同意与否的唯一重要预测因子。教育程度似乎不是重点,而某些逆境与拥有此种信念相关。例如社会经济地位更低、更令人痛苦的创伤后应激症状,以及更多暴力创伤性事件等,都是典型的特征。

正如我们在之前的报告中所发现的(康纳等人,2003),强烈的精神信仰认同与更多的病痛、较高程度的创伤和苦难有很大关联。这一发现最初令我们惊讶,因为我们已经假定拥有这种信仰可以作为如是问题的缓冲。然而,正如我们接下来所主张的,更高的精神性很可能成为个人苦难的一种应对机制。我们在此样本中建议接受业力信念也是出于同样考虑。某些文化或族群可能从一开始就持有这样的信念,可以想见,遭受逆境后这些信念可能变得更为坚定。

精神性有利于特定创伤的恢复(奥斯汀等人,1993 ;奥格兰德-汉德,1992)。此外,存在的幸福感与成功地应对压力呈正相关(Tsuang等人,2002),接受一种精神力量可以使创后应激障碍更快得到恢复(库赞等人,1997)。鉴于这些发现,我们的研究结果建议,对于传统的西方灵性观念和其他某些信仰传统,兼收并蓄会更有益。对于严重创伤的幸存者,尤其是对近亲死于暴力或遭受过强奸的人,来自其他传统的某些信仰可能成为重要的安慰。这个有点生僻的研究领域有待于进一步探索,包括种族在此方面可能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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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http://www.ncbi.nlm.nih.gov/pubmed/15685403

智悲翻译中心

翻译:木公

一校:扎西彭措

二校:马卫丽、圆莉

终审:刘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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