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水下的三颗“雨花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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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光沪

摘自2011年《中国教育报》

方立天老师平日同我的交往,真的是“淡如水”,但在我心中,这一泓清水的底下,却沉积着三颗小小的“雨花石”,那上面刻的是“钦佩”、“感谢”和“学习”。

近些年来,方老师可谓声誉日隆,不过我们应该都记得方老师几十年前的境遇,那恰如陆游所咏之梅:“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我至今记得,1989年6月3日晚,我送两册博士论文到他在人民大学“静园”的家中,眼见这位我很钦佩的老师住在狭窄、阴湿、昏暗的斗室,心中真不是滋味。当然,在那些年里,中国绝大部分大学教授的生活状态都是如此,大家也司空见惯。

在那个年代,尤其是经过“文革”破“四旧”、“狠批封资修”的暴风骤雨,在当时被称为中国“第二党校”的中国人民大学,钻研被称为“唯心主义”、“封建迷信”的佛教,一般人很难理解方老师的研究。然而方老师依然数十年如一日,锲而不舍,用一副弱小的身躯和一颗坚韧的匠心,去镂刻那佛学的坚硬金石,终于完成了置于大家案头的如许学术精品,这实在令人不能不从心底钦佩!

方老师还是一个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使我的生活更有意义的人。其实,我在17岁时就下乡当民办教师,20岁时再次下乡在小学任教;后来返城,又在不同的中学教不同的科目;甚至读大学本科时也在医学院任教,硕士毕业后又任教;攻读博士时,在中国文化书院、鲁迅文学院、北京大学等处讲课。总之,我似乎与教书这一行天生有缘。但是,在取得博士学位以后,尽管偶尔应邀讲讲课,却因为天性不好动,又因为喜欢自己的专业,我在中国社科院宗教所,埋头一干就是12年。

2000年夏,方立天老师找到我,郑重邀请我来人民大学任教。他当然说到了教书育人对培养学科后来人的重大意义,而且还说到教育部批准人民大学成立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基地,必须要有佛教和宗教学理论两个方面的学科人才。他的坦诚令我感动,“教书育人”也令我心动,但我并未立即答应调动,而是犹豫了一年多。直接的原因,是我觉得与社科院的同事相处得不错,不好意思提出离开;深层的原因,是自己生性懒惰又兼“完美主义”,做事太慢而有“文债”压力,所以害怕“教书育人”再增添时间压力和精神压力。就这样,又想教书,又怕教书,“利”亦在此,“弊”亦在此,由于委决不下,就用别的一些理由来推托。不料,2001年夏,在我去香港做访问教授而逃避抉择期间,碰巧方老师也到香港做访问教授。方老师专门找我和夫人长谈,彻底打消了我的顾虑。于是,在2001年秋,我终于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走进了中国人民大学——就我而言,从闭目塞听的象牙塔,走向生气勃勃的大学生,压力很大,意义更大。为了终于走回这条我天生应该走的道路,我要永远感谢方老师!

到人大整整10年了,对方老师有了更多的了解。以我的感受而言,除了行事低调、待人诚恳、脚踏实地、慎言笃行等大家熟悉的特点,方老师给我印象最深的品格,是实事求是的学术作风和虚怀若谷的开放心态,这恰恰是当代学者最需要的品格。

众所周知,方老师多年的佛教研究和中国哲学研究,都是以详细、大量地占有资料为基础,言必有据,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他不发那种不顾事实的高论,也不写那类无法论证的虚言。正因为坚持了这种实事求是的学术作风,才有了真正虚怀若谷的开放心态。他的虚心不是外表的“谦虚”,而是对自己之强弱、长短、优劣的真正意识,对自己研究领域、局限、界线的真正意识。他的开放心态,来自他对社会现实实事求是的直接面对,对文化危机实事求是的忧患意识。正因为如此,他才会在当年邀请我来人民大学时坦诚直言,除了佛教研究人才以外,研究所还需要宗教学理论人才;他才会在不久前论及社会上对宗教的过时认识时,不讳言宗教政策方面的问题;他才会在一个满座高官耆儒的会场上,作为一位佛学老专家而坦言对基督教应该抱一种开放的心态。

所有这些,都来自方老师实事求是的学术作风、虚怀若谷的开放心态。想到这些,我必须说,在方老师从教50周年之际,我的心里不仅有钦佩和感激之情,也有向他学习、以他自勉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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