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悲翻译]我们的科技,我们自身 ——当我们谈论科技时,难道不是在谈论我们自身吗?

My Technology, My Self

When we talk about technology, aren’t we really talking about ourselves?

 

作者:理查德•艾思科

Richard Eskow

来源:《三轮车》,2013 夏

【作者介绍】理查德•艾斯科,作家,顾问,音乐家,公共政策组织高级研究员。《三轮车》撰稿编辑及《赫芬顿邮报》定期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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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其2600年发展历程中一直与科技紧密相连。并随着时代的技术进步而与时俱进。甚至可以说佛教本身便是佛陀时代社会重大变迁的反映,比如第一批大城市的出现以及早期黏土印刷改变了人类的沟通交流方式。这一时期也见证了印度次大陆文化统一文字的发展。梵文为宗教交流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平台。佛本身是与进步和谐共存的,佛陀在人类的早期城市毗舍离,也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一个共和国首都,进行过几次弘法(包括最后一次)。

这场论战未能得出答案,并不令人吃惊。此问题已经以各种形式被争论了几个世纪,没有理由认为它能够在二十一世纪伦敦某个寒冷的十一月晚上就被解决掉。

这场会议于2012年在皇家工程院举行。学院的网站说,它的使命是“推动和促进工程学的卓越之处”,并宣称其宗旨是“推动英国成为伟大的商业之地”。此二者结合也从侧面表明了一个重要的观点:科技并不是凭空存在,也不必去争论它的价值。它们都是文化、政治和经济力量的产物。

研究院提出的这个问题(科技能给人带来自由吗?),本身就反映了根植于人类历史中对科技的一种古老的矛盾情感。在希腊神话中,“盗火”——一种早期的关键技术,导致了对普罗米修斯永恒的惩罚。希腊众神也会对人类相似的反抗或傲慢的行为进行惩罚。借助父亲制作的双翼,伊卡洛斯得以不断飞高。他的死是对他胆敢尝试飞行的惩罚,也是对他父亲创造这项技术的惩罚。

在圣经中巴别塔(通天塔)的故事里,一个新的全球社会——旧约圣经创世纪中的原话是“整个地球的人”——决定“建造一座城市和一座能够通天的塔”。这一即将胜利峻工的工程让上帝感到了不安。上帝说,“现在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他们做他们想做的事情了。”巴别塔立即被摧毁,而人类通用的语言——人类的“公共平台”已被分解为成千上万种语言。

数千年后,深植于圣经和古典文化中的对科技的强烈怀疑态度仍然一直延续着。有观点认为,即使基于好的出发点,科学技术也有可能会违反神的旨意。例如,19世纪中叶第一次在文学作品中出现的东欧《布拉格魔像》的传奇故事,刚好在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又译《现代普罗米修斯》或《科学怪人》)出版后不久。而《弗兰肯斯坦》比早期浮士德的故事晚了仅仅十年,这个有着科学观的主角“将圣经放在门背后和长凳下面,他拒绝被称为神学博士,而喜欢被叫做医学博士”,做了一笔典型的“浮士德交易”。

然而对应于每一个对技术的古老诅咒,古代文学似乎也为我们提供了赞美和憧憬技术美好的篇章。在启示录21中,《新约》预言了一个新的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准备像新娘那样……为她的丈夫梳妆打扮。”

她的光辉如同无与伦比的宝石,又像极碧玉,明如水晶;有一面高大的墙,上有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位天使,还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墙是碧玉建造而成,城由纯金打造,如同晶莹剔透的琉璃;……城墙的根基用各种宝石装饰;……城内的街道由纯金铺砌,宛如明透的玻璃。

这类优美的描述性语言反复出现在佛教净土宗作品《大经》(又称《大无量寿经》)中。稻垣尚夫的译本则对净土或“西方极乐世界”的描述如下:

“自然德风,徐起微动……又众宝莲华周满世界,一一宝华百千亿叶。其华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朱紫光色赫然,炜烨焕烂,明曜日月。一一华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殊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

其国土人民言说此经“威神力不可思议,为不二法门。”

这些古老文字描述的是一种精神世界,而不是人造的世界。每个隐喻和意义在层次上的共鸣,导致了多个世纪的解读与反思。把他们仅仅描绘成技术上的幻想是浅薄和不敬的。但他们像早期引述的反乌托邦段落,明显反映出人类对技术和物质环境渴望的态度。

随着科技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也开始在我们的故事中占据更大的篇幅。我们对科技的矛盾心态也越来越强烈。傲慢的科技主题出现在无数的故事中,从《弗兰肯斯坦》到H. G.威尔斯所写的莫罗阿博士的岛,再到阿诺·施瓦辛格扮演的终结者等等。然而,《星际迷航系列》或史提芬·斯皮尔伯格的《外星人》和《关闭第三类接触》这类故事则描绘了高科技为社会所带来的正面有益的影响。

我们对技术忧喜参半的感受容易导致对其价值认识不足。所以“思想研究院”无疑说对了一件事:我们应该讨论一下科技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的角色。

几年前,我在一次主题为“超人类主义”的会议上发表演讲,这并不是一个定义严谨的活动,它认为人类可以,也应该以各种方式和各种各样的原因与科技相融合。超人类主义者希望将人的思想传至计算机,成为人类/机器人——“半机半人”的结合体,并将人类的寿命延长数百年甚至上千年。后来,在发言人晚宴上,有人问我是否是一个超人类主义者。

不是,我否认。

那么您反对超人类主义吗?

也不。

“但革命性的新科学技术会出现”,一起用餐的伙伴说,“也许会在我们有生之年发生,而这将会改变科技对于人的意义。”她问,“那时你会怎样做呢?”

这都是合理的问题,甚至是燃眉之急。科技正在加速发展,并以危险的速度改变着人类和这个世界。超人类主义者认为,人类可以去接受并真正地融入技术以丰富他们的生活。反超人类主义者却对科技全盘否定——这可以在思想家们的著作中看到,19世纪法国无政府主义者亨利·兹思理(Henry Zisly)曾在其著作中提及“A bas la Civilisation! Vive la Nature!”(打倒文明!崇尚自然!),兹思理预示了现代“无政府原始主义”思想的出现,再如伍尓斐·兰德斯彻(Wolfi Landstreicher)(笔名)和约翰•哲忍(John Zerzan),他们曾写道:“科技……是单调和有害的,它迫使我们随着生产与再生产的重复而陷入过度的疏离感,它是任何假定的等级制度和商品化阶段的主导结构或主要组成。”

超人类主义者推崇技术,而无政府原始主义者则排斥它。我认为两者都不应该被边缘化。因为他们积极地参与了有关“科技在人类未来的作用”的至关重要的讨论,而这样的人为数不多。但是无论喜欢与否,我们或积极或被动地,都是这场讨论的参与者,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佛教徒。对于佛教徒而言,实际上每个人都一样,关键问题就是我们能赋予上述对话何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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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其2600年发展历程中一直与科技紧密相连。并随着时代的技术进步而与时俱进。甚至可以说佛教本身便是佛陀时代社会重大变迁的反映,比如第一批大城市的出现以及早期黏土印刷改变了人类的沟通交流方式。这一时期也见证了印度次大陆文化统一文字的发展。梵文为宗教交流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平台。佛本身是与进步和谐共存的,佛陀在人类的早期城市毗舍离,也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一个共和国首都,进行过几次弘法(包括最后一次)。

木刻版印刷术极大地推动了佛教在亚洲的发展。学者弗朗西斯伍德及马克伯纳德(Scholars Frances Wood and Mark Barnard)指出,可追溯至公元868年的金刚经中文译本“被认为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印刷本”。佛教的独立僧侣社团链的组织结构,使其在传播到其他国家时非常简便,在早期发展阶段有助于它适应新的文化和社会变化。

15世纪铅字印刷术的发明同样使基督教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印刷机使得经文得以广泛传播,将圣经从僧侣精英普及到大众手中。这削弱了教会的权力并且促成了宗教改革。这些圣经印本摈弃了等级制度,改变了人类文明对宇宙及其自身的看法。1517年马丁·路德把他的95条论纲钉贴在教堂的门上,正式向教会权威发出了公开挑战。其支持者迅速地将它从学术性的拉丁文翻译成通俗的德文,并利用当时相当新的技术——印刷机,大量地印刷散发出去。根据历史学家里卡多·杜切斯内(Ricardo Duchesne)记载,当时散发的数量足足超过30万份,这有力地推动了宗教改革的步伐,也是将“社会媒体”作为变革工具的一个早期例证。

尽管不太为西方所了解,事实上,近代20世纪伊朗革命就是一场由技术引起的革命。伊朗国王的秘密警察意识到流亡中的阿亚图拉·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的录音带所带来的危害性,便查封了那些进行录音带拷贝和传播的清真寺。尽管伊朗的阿亚图拉们在西方世界是一个严肃的、蓄大胡子、穿黑袍的中世纪人物形象,尽管他们信奉的是原教旨主义,但他们并不羞于利用科技实现革命目标。对于“科技能否解放你们?”这一问题,他们可能给出一个合格的肯定答案——如同基地组织和其他依靠科技实现目标的恐怖组织一样。他们使用YouTube视频招募,利用移动电话和电邮通讯联络,运用全球理财网络为其活动提供资金。牛津大学社会学教授迭戈·甘贝塔(Diego Gambetta)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政治学者斯蒂芬·海尔托格(Steffen Hertog)对来自30个国家有政治暴力行为的人进行过研究。在教育背景可被确定的人当中,他们发现百分之四十四的人曾经学习过工程学,这大大高于学习其他任何学科的比例。

上述所有对科技的谈论,实质是什么呢?实际上不正是在谈论我们自己吗?技术从一开始就成为人类生活的一个基本部分,从原人第一次取火或者用武器杀死别的原人开始。最初以斧头狩猎的人是“半机械人”,他展开他的手臂,将其当作岩石一样坚硬的“仿生学的拳头”。人类是适应生存环境并且能改造环境以满足自身需求的物种。我们已经学会通过发明大量日益复杂的工具来达到这个目的。

是我们发明了技术。科技只有投入使用方能产生价值。我们支持技术只是表明人类将明智地利用其新技术技能的信念。而说我们反技术则与说我们反语言一样,同样是没有意义的废话。我们可以鄙视人类的语言,同样也可以鄙视技术利用。但是人类根本离不开这两者。

威廉·布莱克在其描述十八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不幸的挽歌《伦敦》一诗中写到,“心铸的镣铐”禁锢了他的国民。“这些富人的泰晤士河”曾经是一条自由流淌的河流,而如今其水域已经被勘测人员测量并且由心胸狭窄的技术专家进行了科学分类。布莱克对科技的反感源于工业革命的影响,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在笔记中写到“艺术是生命之树,科学是死亡之树。”

在另一首诗《美国,一个预言》中,布莱克写道:“让奴隶在磨坊里辛劳……仰望苍穹”。在布莱克笔下,磨坊和磨坊主由早先的依靠机器维生,到融入机械化生活后,便成为被奴役的人。“你必须成为人类的工具或者成为人类的雇工,”与布莱克同时期的约翰·鲁斯金(John Ruskin)写到,“两者不可兼得。”

不用说,数字技术已经取得了辉煌成就。大多数的人类知识以及大部分人文学科本身,只需一个按键便能为我们所得。数字技术助长了伊朗、缅甸以及阿拉伯世界的暴动。无论我们的物质环境多么有限,都可以以数字的形式将全世界掌握在我们手中。莎士比亚如此写到,“即便我身处果壳之中,仍自以为是无限宇宙之王。”但那只是故事的一半。哈姆雷特继续他的台词:“倘若不是因为我总做恶梦。”

数字技术也曾遭遇噩梦:在中国生产苹果产品的工人死亡(就在某救助组织已经对公司面临的危险发出警告并要求其整改后);“网瘾”浪费时间的危害;仇恨言论以及非人性的色情作品经由网络传播的迅猛扩散;硅谷社团主义制造了更多的经济两极分化;通过计算机界面以及互联网本身设计所引起的对人类思想的奴役。(杰伦拉尼尔Jaron Lanier的著作《你不是一个小配件》You Are Not a Gadget ,包含了关于此主题的一些煽动性讨论),这种情形不仅仅会导致上述噩梦,还会制造出“生物工具”,这里的生物指的就是我们。

关键不在于技术能否解放我们,而在于长期存在的这个问题:“是否我们将解放我们自己”?如同过去一样,佛教徒们将毫无疑问地从传统、长久的价值观出发以寻求答案。佛门社团的多样性决定了答案的多样性,有乐观,也有怀疑。这两者一直存在,并且一直都有其存在空间和需求。

根据巴利经典记载,佛陀在第一次转法轮中提及苦行与放纵之间的“中道”,并揭示了达到这一途径的八正道。八正道在数字时代仍然有效和有价值。科技的价值是由我们作为社会整体以及作为个体时所赋予的,它体现在我们每天所做的大大小小数百万的决定中。它将我们的世界重塑成一个似乎不熟悉甚至是陌生的世界。但我们仍然身处人类的疆域——在这个领域里我们能够以人类的智慧和洞察力指引我们前行,并且我们也应该如此选择。

 

文章来源:http://www.tricycle.com/special-section/my-technology-my-self

智悲翻译中心

翻译:松松、恩同

一校:扎西彭措

二校:圆修、圆言

终审: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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