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医学与佛教的关系

藏医学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它是我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藏族人民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为藏族人民和其他民族的繁衍生息,保护人民的身体健康,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它的贡献更加突出和重要,被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所重视,并开始了有计划的研究。国外对藏医的研究大致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藏医学具体内容的研究,一方面是对藏医经典著作的整理和编译,当然也有人从事藏医学史的研究工作。他们在深入研究藏医学的同时,也出版发行了书籍和论文,如布昂著的《西藏医疗艺术》(1973年)和昆藏等著的《用原文说明的西藏医学》(1973年)比较有影响。又如日本芳村修基的《龙谷大学西域中的西藏医学残叶》和水谷幸正的《居悉》中所述《藏医学原理》以及西德芬克的《西藏医学基础》等论文也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为了使国内更多的医务工作者或藏学研究者对藏医学有所研究和学习,人民卫生出版社于1983 年出版了李永年先生翻译的《四部医典》,这是我国医学史上又一重大成就。1986年8月在拉萨召开了我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振兴藏医大会,提高了藏医学在人类医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藏医学作为一种具有特异疗效的民族医学,两千年来经久不衰,为各族人民所接受,确实在医疗实践上有独特之处,难怪许多国内外患者不远万里,求助于藏医的诊治,凡来藏工作或旅游的人,一致认为不参观藏医院,不买点藏成药带回去就是终身一大憾事。有许多人参观藏医院后,对藏医的发展史、藏医的医术以及理论基础等,无不叹为观止。就以胎儿的发育为例,早在8世纪,藏医就明确提出,胎儿的发育,是靠母体经过脐带给胎儿供给营养,”如此成身再收发育讲,胎儿发育其因脐带上。子宫左右两脉通脐带,二脉依据’三木休’供营养。”(《四部医典》第十九页)这种见解在我国古代中医文献中是没有的,在国外,对人的胚胎学摸索了很长时间,立说甚多,就拿研究生殖发育的先驱者亚里斯多德(Aristotle)来说,也只是提出了”有机体在开始形成时,是一团没有分化的物质,经过不同发育步骤和阶段以后,才长出新的部分(即渐成论Epigenesis发育模式),更加荒谬的是他还提出过”胎儿的教育由母体月经血供营养”的立说。直到16世纪,意大利医学家哥伦布(Columbus)才提出了”胎儿由纯净而完美的血液通过济静脉营养”的观点,这比藏医学的正确观点在时间上晚了八百余年。 藏医不但在人类胚胎学、人体形成等方面很早就有过惊人的描述,在医疗方面也有许多疗效显著的特点,如治疗半身不遂的珍珠七十味丸、治疗萎缩性胃炎的芒觉丸、治疗高血压的红珊瑚丸等成药,都是被医疗实践证明了的良剂。更令人钦佩的是藏医在治疗麻风、癌症等方面都有疗效特别显著之病例,这些病例已被现代科学所验证了的。藏医学是如何发生、传承和发展的呢?通过对许多有关史学的学习,我认为藏医学无论从它的发生、传承和发展来看与西藏佛教关系都十分密切,可以说藏医学是随着佛教的兴起而发生的,随着佛教的传播而传承的,随着佛教的昌盛而发展的。下面就这一问题提出个人的不成熟见解,仅供有关同志参考,不妥之处,尚请指正。

一、佛教经书与藏医学

在西藏佛教经书浩如烟海,许多有关藏医学的书籍,往往被作为一部佛教经书保存下来,就是那些专为宣讲佛教教义的经文中,也会夹带有藏医内容章节。《卫藏通志》卷十六就有”佛经之富,百倍于儒经,然除大藏经外,大抵皆后世僧人撰述”。又说:”今考布拉存储四译藏经180部”(我从所列经文名称初步统计,实有735部之多,约有2479卷)。就经文名称来看涉及医学的有八部,如《佛说除一切疾病阳罗尼经》、《佛说疗痔病经》、《佛说医喻经》、《救疗小儿疾病经》、《佛说咒时气病经》等等。可惜这些经书尚无汉文译本,不能了解其实际内容。我们从士观·罗桑却吉尼玛撰写的《主观宗派源流》一书中也发现,许多藏传佛教经书,实际上就是一部医学书籍,他说:”掘藏扎巴·恩协巴修建了以巴塘为首的一百零八处道场,取出了伏藏甚多,尤其是取出了医明中的《四续论》等大量医学典籍,利益众生,功绩很大”(所谓伏藏,就是把佛教经书隐藏于山洞、梁柱、佛塔等处,又被后人重新挖掘出来称作掘藏)。他又说:”米拉日巴的第二大弟子布达拉吉幼年学医,造诣很深。他的著述中开示正见有显教规和密数现二种,皆技名为《大手印》,《大手印》又名《唯一白法》,白法即为梵语阿迦陀药,是一种能治百病的万灵应丹”。但是显教和密教又是如何学习和运用《大手印》这一个万灵应丹的呢?罗桑却吉尼玛还做了这样的解释,他说:”显教的《大手印》是就心体之上,专一而往,修无分别,令成住分。密教的《大手印》是指风息人住,融于中脉后所生的大乐光明,这是最有名的《七部修法》和《三种心要》中所诠释的中心意义。《大手印》法最初应现见于本元心,在此上应引风息入住,融于中脉,再依仗此力,脐秘密处拙火炽燃,由此引起密乐.生起四喜,收本元心转成大乐不体性。”从罗桑却吉尼玛对《大手印》经文的解释来看,与其说是一部佛教经文,不如说是佛教从入静修炼养身的一种气功方法介绍。《气功》杂志1985年第二期曾介绍静功时说”对讲无心,八风不动,心注一境,不做他缘”,《大手印》中所谓的”脐秘密处拙火炽燃”,引起”密乐”与气功中的意守丹田何其相似。

为了使佛教与藏医学发生密切关系,后人还对一些藏医专著,冠以神佛的名称,如《水晶宝鉴》的作者是释迦牟尼,《医所甘露钵》的作者是文殊菩萨,《宝贵疗法》的作者是观音菩萨等不一而足,后人之所以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通过医疗达到宣传宗教的目的,历史资料已证明释迦牟尼是佛教的创始人,有其人而无其神,释迦为种族姓,牟尼为”寂默”的意思,释迎牟尼是后人对他的尊称,实际上他本姓乔达莫,名叫悉达多,他生在古印度北天竺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王国境内),父名净饭,为该国国王,母为摩耶夫人,释迦牟尼即为该国王子,他娶妻名耶输陀罗,后又纳妃名具夷,妻生子名罗睺罗,他于29岁离王宫出家。关于释迦牟尼的出生年代,各资料不相一致,现在三种说法,一是他生于公元前557年,圆寂于公元前477年,相当于我国内地周灵王十五年生,周敬王四十三年圆寂,即先孔子五年生,后孔子两年死。一是生于公元前1027年,圆寂于公元前948年,相当于我国内地周明王二十六年生,周穆王五十四年死。第三种说是他生于公元前565年,圆寂于公元前485年,相当于我国内地周灵王七年生,周敬王三十二年死。所以从历史资料证明释迦牟尼确有其人,但他是否通晓医道,就不得而知,他的著作《水晶宝鉴》只是传说而已,至于文殊和观音即无历史资料考查,也就更无法证明有医学著作了。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佛教经文中蕴藏着许多藏医书籍或文献,许多藏医学书籍是以佛教经文形式保存和流传下来的。如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德格印经院,是闻名中外的藏文文献宝库,又以大量印刷佛教经文驰名中外,该院现有藏文印版21,700块,可印刷4500种藏文经典,除有关佛教经文外,还有大量天文、历史文学和医药等经文,其中有关藏医学的经文十余部,计有《极密文书》、《医学四论》、《蓝宝石》、《宇妥·元丹贡布十八支分》、《百万舍利》、《医学汇集》、《资金药物补充》、《火麻仁》、《玻璃珠串》、《宇妥精义》、《宇妥传》、《除锈》等,这些藏医学木刻版印刷文献,对发展和学习藏医起了一定作用。除此而外,甘肃、青海和西藏等地的藏传佛教寺院里,凡具有印经条件的寺院都在印刷佛教经文的同时,也印刷了藏医文献,扩大了学习藏医学的地域范围。藏医学也曾有过自己的专业印刷所,这就是布达拉宫下面的甘丹平措印刷场,这是专门印刷藏医文献的机构,主要印刷《四部经典》、《蓝硫璃》、《秘诀遗部》等重要著作,更加珍贵的是藏医彩绘八十幅卷轴挂画,也是从这个地方绘制的。这里特别指出的是,我们不能把藏文印刷的木刻版本,笼统认为是佛教经文,是唯心主义的宣传品,许多西藏的天文、历史、医学、文艺都是以木刻版经文形式保存和流传下来的。

二、佛教的传播与藏医学

藏医学在西藏历史长河中能传承下来,经久不衰,与佛教的传播关系十分密切。佛教还没有传入西藏以前,西藏就有苯教(又名黑教)的存在和流传,并在当时的统治阶层中拥有一定势力。苯教也不是单纯以宗教活动为业,同时也兼行医。《西藏佛教发展史略》一书曾提出”苯教类似内地巫觋,以占十体咎,祈福禳灾,治病送死,驱鬼降神等事为主要活动”。《青海民院学报》1979年第三四期合订本也提出”在西藏早期历史上,医跟巫是一身二任的,苯教的巫师也兼之行医”。卡尔梅先生写的《苯教史》一书详尽叙述西藏苯教的教主系谱、兴起、传承、教义时,引用苯教创始人辛绕的话说”我们的教主还传授了四部医药经典,那是’因派之本’,这四部医药经典从汉文译成了藏文……”到底是哪四部医药经典,材料中并没有写明,由此可见,藏医学在佛教还没有传入西藏就存在了。公元6世纪初叶,印度佛教传入了西藏,特别是松赞干布的两位虔诚的佛教徒妃子(即尼泊尔的尺尊公主和唐朝的文成公主)对传播和弘扬佛教起了一定作用。随着佛教的传播和昌盛,藏医学也随着佛教的传播而扩大、昌盛和发展起来了,这是因为佛教昌盛的主要标志是寺院的修建和僧尼的增加,据《萨迦世系》记载,据清乾隆年间统计,全西藏有僧尼316,200余人,分别由达赖和班禅管辖,这三十多万僧尼中,就有部分人专门从事寺庙、军队和民间的医疗活动,他们的医术全部来自藏医学。随着藏传佛教的进一步传播,内蒙、青海、甘肃、四川甚至云南的许多地区,都相继建立了喇嘛寺庙,也都有了藏医学的存在。更重要的是这些寺庙中陆续建立了 “医学院”(藏语称门巴扎仓),使一部分僧人专门从事藏医的学习和研究,藏医得到了更大的发展。

藏医学借助于佛教的传播和发展,以五世达赖阿旺洛桑嘉措(1617—1682年,即明朝万历四十五年生,清朝康熙二十一年圆寂)的功绩最为显著,他热衷于大力发展藏医事业,并以宗教领袖的名义在哲蚌寺创建了医学众利院,从各寺院挑选了一部分僧人学习藏医学,学成后分派各寺院行医。接着又在布达拉宫设立了两处藏医集训堂,还派人前往日喀则扎什伦布寺成立了医圣云集院,这些机构都以学习藏医为业,并同时进行医疗活动。因此,藏传佛教的不断昌盛,也给藏医学带来了很大的发展,虽然不能认为藏医学是佛教的依附品,要是没有藏传佛教的传播和昌盛,也不会有藏医学的传播与兴旺。

三、藏医名家与佛教的关系

藏医学和其他国内外医学一样,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曾出现了许多医学名家,藏医学的名家要以宇妥·元丹贡布最著名。藏语中”宇”为青松石,”妥”为顶部,”宇妥”有两种解释,一是青松石屋顶,即元丹贡布家的屋顶是由青松石盖的顶。另一种说法是元丹贡布世家为医,行医时手持青松石的伞柄(《西藏医学》第211和300页)。元丹贡布为宇妥世家的第九代,其父名琼多吉,母名法灯(系汉族),藏名沙曲宗吉美。妻子名多吉措姆。宇妥世家行医,每代都是西藏王室的御医,颇有名气。”宇妥”命名于吐蕃王朝贡松贡赞时代,以前并不冠”宇妥”二字。

在宇妥医学世家中,为何以元丹贡布的业绩被载入史册,名芳千古呢?这是由于他勤奋好学,医德超群,受到广大人民的爱戴,群众把元丹贡布称作医王的化身,顶礼膜拜,供奉虔诚,这是顺理顺情的事。他为了丰实自己的医疗实践,曾几乎走遍西藏各地,广集民间验方,并去印度和内地交流医术,提高自己的医疗水平,充实自己的技术基础,更令人羡佩的是他编著了藏医经典著作《四部医典》(藏语称为”居悉”),以下简称医典,全部《医典》共有156章,分根本医典、论说医典、秘诀医典和后续医典,故名《四部医典》,《医典》约成书于公元8世纪下半叶(即公元728-833年之间,内地约为唐玄宗开元十六年至唐文宗大和七年)。公元11世纪,由宇妥世家的后代又名元丹贡布者,对原有医典进行了一次全面的修订和校注,故将其称作新宇妥·元丹贡布,以示与老宇妥·元丹贡布有所区别。《医典》的正式木刻印刷约在公元16世纪,系由南方派藏医舒卡·洛珠杰布整理刻印,时间约在公元1571年(明穆余隆庆五年)。因为有了”医典”的木刻印刷,藏医学的学习和传播更加向前发展了,以至陆续出现了不同地区的木版印刷,如山南扎朗县的《扎当尽悉》,山南朗县的《岗布居悉》,日喀则昂仁县的《达丹居悉》,拉萨药王山的《角莫惹居悉》,这些版本只不过出版地区和时间先后不同,内容则相一致。

宇妥·元丹贡布的著作甚多,他毕生致力于藏医学,除编写了《四部医典》,其他尚有下列著作:《内外密部》共55章、《推血(红)》190章、《解剖幻鉴》75章、《成法授记光炽》8章、《尿诊要义之轮机)35章、《切脉诊卜》15章、《心脏及治疗之管》35章、《秘密明点室灯》18章、《居悉隐名解释》、《灸经》、《掘藏实行无误》、《泻下篇》、《验方见有义》、《驱五灾》、《实践明灯》、《经验明灯了》、《一见有义》、《脉学师承记》。其他还有有关天文历算著作,即《五行历算书》120章、《哲蚌历算》25章、《天文星占书》60章。宇妥·元丹贡布一生共有三十多部著作,这里只列了二十余部,其他都失散了。

对发展藏医学有贡献的第二位历史人物就是劳斯·桑杰加措(按:劳斯意为达赖喇嘛委托处理行政事务的僧官职务名称),五世达赖洛桑加措对学习和发展藏医学非常重视,曾委托桑杰加措在哲蚌寺、药王山设立了学习藏医学机构,机构名称为利众学院,五世达赖圆寂后,桑杰加措为了完成五世达赖遗愿,自己学习了大量藏医书籍,并亲自校对和重订了各地印刷的《四部医典》版本,他本人也著有许多藏医书籍,主要的代表作是《四部医典蓝硫璃》、《密诀遗部》。这是两部全面诠释和校订《四部医典》的著作,是后人学习藏医学的必修工具书。更加可贵的是桑杰加措及其同行们根据《四部医典》内容,于公元1703年(清朝康熙四十二年)绘制出了七十九幅藏医彩色挂图,使初学藏医的人,对藏医学有个初步形象概念,加深学习印象,这是我国医学史上的一奇迹。桑杰加措还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当时许多藏医学者或其他历史学家,对《四部医典》的源流议论众多,有的人认为是来自印度,也有的人认为来自汉地,还有人说是完全出自守妥·元丹贡布之手。而桑杰加措客观地认为藏医学不是单纯照搬哪一个地区、哪一个民族的现成东西,而是吸收其他民族的精华,加上本民族原有的医疗实践完成的,这是一种非常客观的见解。所以,桑杰加措在他的著作《蓝硫璃》一书中就明确提出:”老宇妥·元丹贡布编写《四部医典》时,参考了内地传来的《月王药诊》和其他医书的精华,加上西藏本地的具体情况而编写的。”(见《共居本温》木刻版232页)

御医钦绕洛布,他生于公元1883年,圆寂于公元1962年,享年80岁。他是西藏算象学院(又称医算院,藏语称门孜康)的第一任院长。他本人勤奋好学,医学有很深的造诣,曾撰写了大量的藏医论著。因为他的老师强巴吐旺是有名的达赖御医,钦绕洛布也就随任了御医,但他的精力主要用于医算院,同时也开诊治病,负责天文历算等工作。他毕生著作甚多,主要的有《医学海洋之精华》、《稀奇金穗》、《婴儿接生法利众明宝镜》、《显明四部医典程序母霓锐气》、《广释的明月宝镜》、《藏医病名简述》、《阐明医学原本总纲要义之钥匙》、《外论血脉遗补》、《剖刺脉道结论》、《治老年病经验集》、《南药甲金、石药材形状如意宝瓶》、《详介药材形状医者宝物》、《草药形状稀奇金穗》、《配方功效红综》、《配方甘露宝瓶》、《药味配治图解》、《脉尿诊遗补》等。在藏医临床实践中,钦绕洛布也有许多独到之处,如他在《配方甘露宝瓶》一书中提出的许多方剂疗效明显,目前藏医院所用的许多成药配方,基本上都是按他的配方炮制的。钦绕洛布也是一位孜孜不倦的学者,他教学有方,桃李满天下,他的学生不但遍布西藏、甘肃、青海、四川等省,就是在锡金、不丹等国也有他的高足。历史上的藏医名家不胜枚举,前面三个人只不过是杰出的代表人物,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全部为藏传佛教的僧人,通过佛教继承和传授了藏医学,也是通过佛教为他们创造了传授藏医的条件。当然,并非所有藏医学的传授,都要经过宗教这个途径不可,尤其是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已经有了多种多样的学习途径,如以师带徒、设立学校,都是学习藏医学的很好形式。

这里需要提出的是,在藏医的发展过程中,除了上述诸名人外,汉族佛教徒中的僧医和汉族医书典籍也起过一定作用。近代藏医名教授强巴赤列在《藏医藏药的形成与发展》一文中明确提出”汉族和尚马哈德瓦与藏族达马郭嘎合译《医学大全》一书为藏文”,又说”和尚马哈亚那与藏族别如扎那合译中医名著《月王医诊》一书为藏文,大大丰富了藏医学的内容”。

四、宗教领袖与藏医学

藏传佛教的教义是舍身为人,普度众生,怎样才能做到舍身为人,普度众生的最高境界呢?行医治病是一种普遍运用的方式,通过行医又达到了传播宗教的目的。西德藏学家伊莉莎白·芬克在《藏医——理论与实践》一文中提出:”蒙古人皈依佛教,主要是由于西藏的僧侣在内蒙古行医的影响。”据《蒙古源流》第四卷记载,萨班人原(即今甘肃武威地区)时曾以他高超的医术,给阔端治一疗”多人诊视,不能痊愈”的疾病(萨班为八思巴的伯父),又据《佛祖历代通鉴》记载:”八思巴受其伯父密传与指教,精于医道,在大都时,多次给蒙古王妃公主治病,取得奇效。弟子旦已在治疗奇疾难证上更有妙手回春的本领。”由此可见,中国的佛教、道教或其他教派都和藏传佛教一样,都是神学和医学相结合的,许多宗教领袖都通晓医道,起码曾经学习过医学知识,尤其藏传佛教更是如此。因为藏传佛教的僧侣,当他们剃度为僧后,必须受沙弥、比丘等教戒(即戒律),而在受成前最低限度要通读五明学,五明学即指大五明和小五明,大五明为工巧明(工艺学)、医方明(医学)、声明(声律学)、因明(正理学)、内明(佛学);小五明为修辞学、词藻学、韵律学、戏剧学(见《青史》135页)。这就是说,学习医学是藏传佛教僧侣的必修课,但拿藏传佛教噶举派创始人宗喀巴来说,他”不但广学佛教因明经论,还在蔡寺与该寺主持拉结、克却乔研究医方明学”(见《土观宗派源流》第136页),像藏传佛教的改革大师宗喀巴这样的宗教领袖,为了充实自己的知识领域,除了潜心研究佛教、因明学外,也要学习一定的医学知识。

上面提到的萨班,是藏传佛教萨迦派的领袖人物,萨班是萨迦班智达的简称,班智达就是精通五明学的尊称,萨班本名叫贡嘎坚参,他出身于医道世家,对藏医学非常精深。同样,藏传佛教宁玛派的创始人”三索尔”也是以行医传教,成为宗教领袖的。公元11世纪以前,宁玛派只有传授教义的活动,但没有自己的寺院,因此,他们只好一面行医,一面传教。”三索尔”即索尔家族的三个人,他们是索尔波钦(又名释迦迥乃)、素尔西绕扎巴、索尔卓浦巴。他们行医只是为了达到传教目的。

从上面举的例子看来,藏传佛教的许多宗教领袖,都身兼二任,一面传教,一面行医,传教是目的,行医是手段。藏医学之所以不断得到发展,就是因为藏传佛教的宗教领袖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而像宗喀巴、五世达赖、八思巴等这样的宗教领袖所起的推动作用就更大了。

藏医学是我国医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千年来其所以经久不衰,并能世代传承下来,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振兴藏医学的途径是多方面的,除了现有的藏医药研究机构利用现代科学方法验证方剂、诊断手段、药物药理等以外,还需要组织一定的力量,挖掘古籍图书,而这些包罗万象的古籍中,绝大部分是蕴藏着藏医学丰富内容的佛教经文。

文章来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ae24d011010168oc.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