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一位死刑执行官的心声

(美)袁苡程

摘自《不说,就真的来不及了》

亨利·斯图尔特,69岁,白人,原纽约州联邦法院死刑执行官。下面是他写给《不说,就真的来不及了》一书的作者袁苡程的一封信。

你好,年轻人:

这样称呼你不知对否,但我感觉你如果不是个年轻人,就可能是个神父。因为只有这两种人才可能对人的临终想法感兴趣,多数中年人已被日常生活麻醉了。

作为一个死刑执行官,我就曾麻木地生活了几十年。现在我已不能确定自己还能在世多久,因为我患了白血病。虽然骨髓移植有可能救我的命,但我不打算这样做了。我希望早一点离世,因为在我的一生里,被我亲手结束的生命太多了,尽管那是我的工作。我现在年龄越大,越明白这一职业罪孽之深重。

我出生在布鲁克林,因工作需要我成为了死刑执行官

我出生在纽约的布鲁克林,家里有7个兄弟姐妹,我排行第五。父亲给一个犹太人开的肉店打杂,母亲给几家人帮佣。他们终年在外工作的时间很长,照顾我们的时间很少。我父亲有一副公认的好嗓子,但是生活的窘迫使他年轻时曾一心要当歌唱家的梦想彻底破碎。

从我有记忆起,他每次回到家必定酗酒,酒后必打母亲和我们7个孩子。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我的几个兄弟经常在外面打架、偷盗,其中两个长年进出少年管教所。而我则生性内敛沉默。为了改变命运,中学毕业后我考进一所警察学校,毕业后便在纽约州联邦法院当了一名法警。我看似成了我家最有出息的人。

几年后,由于需要,我被培训为注射死刑执行官,随后一干就是二十几年。我虽然属于不易动感情的人,但在刚开始工作时,目睹自己亲手把一个鲜活的生命在一两分钟内完结的整个过程,我的神经和心脏都曾经被强烈地撕扯和震动过,按下启动毒液注射按钮的手也震颤不止。后来,随着执行次数的增多,我的心理反应逐渐趋于平静,习惯最终改变了一切。

我一直这样安慰自己:我不是法官,死刑不是我宣判的,杀人偿命是本州的法律,我只是个执行法律程序的工具而已。不过,即便如此,每次看到躺在死刑床上的人濒死前的表情,任谁都难以无动于衷。他们几乎每个人的眼睛里都会在那一刻出现对死亡的至深恐惧,对自己的绝望和悔恨;他们多数口中念念有词,应该是在请求上帝的宽恕。

也有人能够在最后的时刻忽然平静下来,似乎已能坦然地接受即将到来的死亡的惩罚;还有的则带着极为恐怖的表情离去,人还未被注射毒液,已经因为恐惧导致全身僵硬,提前失去了意识。

妻子的去世让我反思自己的生活

不断见证一个个生命、很多都是年轻的生命,在自己的手中消失之后,即使已经习惯,每次行刑后的那一天下班后,我必会出去喝酒,以帮助自己忘记那些绝望的脸,并在晚上睡觉前必定出声地祈祷。酗酒减压大概遗传自我的父亲,只不过我们各自为了不同的原因而已。我就这样靠酒精近乎麻木地生活了很多年,直到我的个人生活发生了重大改变。

在我41岁那年,我的老婆毫无前兆地离开了我,临走时只说了一句话:“和你一起生活,就和被你亲手弄死的人一起生活没什么两样。”我们唯一的儿子马克当时还未成年,只有15岁,受此家庭变故影响很大,一度离家出走,后来因吸毒被管教和强制戒毒。从管教所出来后他就去了西部的洛杉矶,过了很久才来过一次电话,说他在一家电影院里当领位。

我们很少联系,后来听说他结婚又离婚了。我想他恨我就像我恨我父亲一般有着相似的理由,我们其实又都很像:都是能吃苦和隐忍但不爱说话的人,年轻时都有“家是必须尽快逃离的监狱”的切身感受。

我是从再次变成单身以后才开始过滤自己的人生的,人也似乎对一切开始有了些不同的感觉。我后来再没有结过婚。

47岁那年,一天我照例又一次操作执行注射死刑程序时,蓦然发现躺在死刑床上的那个年轻人的面孔和我的儿子马克棱角分明的相貌很有几分相似,我的手便少有地颤动起来。当然,那个人不是我的儿子,只是有些像。但是,从那次惊吓之后我便开始想,如果马克没有被强制戒毒,他会不会也去犯罪而最终也导致躺在这张床上呢?这个年轻人和马克到底又有多大的不同?

我第一次开始回顾,几十年里,被我亲手送上黄泉之路的几百个死刑犯,大多是年轻人,很多和我儿子年纪相仿。每次执行死刑程序之前,我会被要求阅读一份关于该死刑犯的简单资料。他们很多人因为家境贫穷,或来自离婚家庭,受教育不完整,心理和感情不稳定,或因为吸毒导致独自或结伙抢劫时冲动杀人。当然其中也有蓄意杀人的。

一个貌美而可怜的年轻人让我怀疑自己的工作性质

在我亲手送上不归路的所有死刑犯中,有一个叫斯蒂芬·米勒的年轻白人最令人难忘。他身材高大,金发,长相文雅俊美,从被带进行刑室到他最后生命消失的那段时间里,他脸上始终带着浅而迷人的微笑,眼睛里没有一丝恐惧和忏悔。

他刚一见到我时,很有礼貌地对我点头示意。在他的犯罪材料上我读到,他在单亲家庭长大,母亲是个常年值夜班的护士,从小和他在一起的时间非常少,婴幼儿时期是在无数个保姆的更换中长大的。这个护士母亲独自养家辛苦不堪,心情总是不好,对自己羞怯内向的儿子从小就管教异常严厉,经常指责和羞辱他胆小怕事,不能担当,不像个男孩子。这个年轻人在成长期间几乎不知道亲情和爱是什么,除了一个又一个没有人陪伴且充满了无边恐惧的黑夜,以及必须独自适应的无尽的孤独。

这个在极度孤独中长大的男孩不喜欢说话,但是对同学和邻居都很友善。当21岁的他已经长成一个高大的男子汉后,一次他的母亲再一次像他小时候那样不顾一切地训斥和羞辱他,他便毫不犹豫地杀害了他的母亲,肢解了她的尸体并藏匿在家中。当警察前来逮捕他时,他脸上出现的就是我后来见到的那种浅浅的微笑——似乎表明这样的结果就是他最想要的,无论代价是什么,因为没被爱过的生命是不可能珍惜自己的。

那一次,我的手有些不自然地停在了启动注射毒液的计算机按钮上,罕见地犹豫了几秒钟。我一生中从没有见过生得像他那样高大英俊的年轻人,金色的头发和洁白的皮肤透出一个正值旺季生命的全部青春和风华,可是我却要亲手结束他才活了21年的鲜活生命。

就是那一次我开始怀疑自己的工作性质了。自从亲手送走了那个长的很像马克的年轻人和这个含笑离开了世界的美貌的年轻人之后,我坦然沉睡多年的良心开始躁动起来,夜里我不断地被噩梦惊醒,里面混合着各种面孔和声音。我这才吃惊地发现,我实际上竟然记住了几乎每一个被我送走的人的面孔和名字,以及他们在临死前各有差异的反应和表情。长久以来,我以为我把这一切都强行忘记了,没想到它们却都安全而顽强地藏匿在记忆的某一个背光的角落。

一共有237人被我执行死刑,我反对死刑请求宽恕

他们一共是237人,年龄多在20多岁到30岁之间,有些年龄更大一些。他们被判死刑因为一律都犯了一级谋杀罪。

我回忆起,几乎所有这些人在临死前都对自己的冲动感到无尽的后悔,但是法律不会再给他们改过的机会了。我现在认为,死刑剥夺了人们改邪归正的机会,实为另一种貌似公正的邪恶。我坚决主张取消死刑。

我主张一个国家的政府必须对不幸家庭的孩子给予更多、更实际的关爱,不能让这些孩子自生自灭,经历了不幸和困苦的童年之后,最后还要自己去承担这些不幸的后果,被法律制裁,甚至夺去生命。罪犯,包括死刑犯,难道最初不多是家庭和社会漠视的牺牲品?他们的暴力犯罪行为正是他们生活里极度缺乏爱的铁证。

我读过这样一句话:“孤独比死亡更可怕”。我非常了解那个叫斯蒂芬的年轻人幼年时经历的无人知晓的骇人孤独,无底无边,可是却没有人在那个时候给予幼小的他迫切需要的理解和爱。而当他必须独自为此付出代价时,法律却毫不留情地惩罚了他,让他用一命偿一命这种最古老的方式去表现所谓法律的公正。

这种从本源上的不公正,法律不予理睬,社会也同样不会。而杀人犯内心那些难以被人了解的痛苦更不会得到芸芸大众的同情。我深深懂得斯蒂芬经历过的种种绝望的孤独,因为那也是我小时候熟悉的陪伴。相信现代社会里很多人的童年都很熟悉那种孤独,也包括我自己的儿子。我们没有去犯罪只能说是幸运,而不是美德。我们与斯蒂芬并没有绝对的区别。这些死去的年轻人如果能被给予生存的机会,多数都是会重新做人的。

以牙还牙、冤冤相报可以安慰被害人的家人,但是让两个生命消失毕竟比一个更悲惨,尤其是一个已经懂得深深忏悔的生命。在对237个人执行死刑后,我深切地了知他们犯下死罪的简单原因——对得不到爱而生恨的极端、变形的表达形式。

临走前,我必须要祈求上帝对我的宽恕,同时也祈求他对人类一切幼稚行为的宽恕。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死刑执行官这个工作已经因为没有必要而不复在地球上存在。

这是我此生写的最后一封信,写的有点长了,请原谅。临走之前,我必须请求上帝,所有被我亲手夺去生命的人,那么多的年轻人,以及他们将会永远痛苦的家人,还有所有活在世上的人们,当然包括我自己的儿子马克,宽恕我此生的罪孽吧!来世我绝对不会再做这样的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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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袁苡程(美籍),北京人,曾留学美国。20多年前,本书作者在纽约大学读心理学研究生,论文选题是人类的忏悔心理。为搜集各种临终遗言作为第一手素材,她首先去了藏书无数的纽约市公共图书馆,结果发现能找到的东西基本仅限于名人的临终遗言。于是她重新整理思路,突发奇想,花了三百五十美元在《纽约时报》上登了一个小广告,征集临终遗言,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那些来信深深地打动了她,于是她决定把这些故事呈现给更多的人。

本文是所有来信中忏悔心最深切的遗言之一。法律背后有着诸多无奈的事实:人类进化到何时才能开始关注造成一个人、往往是年轻人,犯罪的起因,从而从根源上及时切断犯罪的成因?在一个缺乏爱的世界里,法律到底能起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