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拒绝融化的冰——“最后的儒家”梁漱溟先生的另一面

马明博

我生有涯愿无尽

哈佛大学哲学博士、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教授、《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作者艾恺在北京第一次见到晚年过着半隐居生活的梁漱溟,是在1980年。

有一天晚上,梁漱溟和家人陪艾恺到一家饭店用晚餐。艾恺看到,上楼梯时,87岁的梁漱溟脚步轻快,根本不须他人搀扶。

当时,整个中国正在朝改革开放的道路转型,人们的思想还比较模式化。接待一个外国人来访,会引起各方注意,所以言论须慎之又慎。然而,有一天,在单独交谈时,梁漱溟告诉艾恺,“我是一个佛教徒。”

艾恺很诧异。

他问梁漱溟,“您在1921年不是曾公开宣布弃佛从儒吗?”

梁漱溟和蔼地回答:“这没关系,我抛弃了佛家的生活方式,但又没抛弃佛教。从十六七岁起,我就向往着做一个出家人,但在29岁时我结了婚,也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艾恺相信,梁漱溟在某一层意识上一直维持着他的佛教信仰,甚至在向世间宣布他转向儒家时,他也从未改变过。在他,只是把儒学与佛学分了等级。面对世俗生活时,他扮演着中国人最容易接受的儒家的角色。在他的精神世界中,佛学——根本智,占有主要地位。

因此,艾恺忽然理解了梁漱溟无意间说的一句话:“我多年的愿望,就是隐居山寺过一个僧人的生活。”

这一点,也让艾恺疑惑。一直以来,梁漱溟以其思想和行动的一致性而闻名于世。他一生中也曾有过许多机会,但他却从未去山上当和尚。

艾恺知道,要想得到答案,必须深入探究。

1984年,艾恺再次来到北京,他探访91岁高龄的梁漱溟。交流地点,在梁漱溟书房。借由艾恺的观察,我们得以领略梁漱溟晚年的真实生活。

“他清晨5点就起床了,然后照例做一些锻炼。他整天都在工作,或出席会议,或在书房中认真读书、写作。中午睡一小觉。”

“……书房里疏落地放着几个书架,上面放着梁漱溟残存的藏书;一张写字台,一把简朴的直背木椅;两个衬垫椅子,中间放着一个茶几(这是为与来客谈话用的)。里面是梁漱溟的卧室.,里面存放着更多的书籍和文稿,一张简易的木板床。……还有一个小饭厅,里面放着一台电视机。梁漱溟偶尔也看电视。”

“……当然,他依然吃素,喝白开水。”

艾恺:“您为什么长寿?”

这个问题有些冒昧,梁漱溟毫不介意,“我长寿,并有一个较为康健的体魄,在于面对那些往往使世人心烦意乱的飞石冷箭时,能够泰然处之。”

艾恺眼里的梁漱溟,“大大的光头,像钢一样深邃宁静的眼睛,倔强不屈的嘴唇,低沉但是坚定的声音,所有这一切塑造出了一个安静的、沉着有力的形象。……他那由于沉静而发出圣洁光辉的风采使人感到仿佛置身于‘一尊菩萨像’前”。(以上引文,参考《最后的儒家》)

“一尊菩萨像”,艾恺记录下的这五个字,让我想起梁漱溟写下的两句诗:

“我生有涯愿无尽,心期填海力移山。”

初读之时,那句诗给我带来莫大的震撼。这两句诗,成为我尝试契入梁漱溟心境之钥。

大愿者,佛教有地藏菩萨。他曾在佛前发弘誓愿:“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不空,誓不成佛。”这个大愿,与填海移山一样,属于难为之事,但也只有菩萨才能为之的事。在佛教中,菩萨度众生,是不拘形式的。菩萨是不著相的,而在家出家皆是形式。

让众生得到真实的利益,是菩萨行愿的落脚点。梁漱溟以佛治心,以儒应世,当然知道如何才是众生能够接受的方式。儒也好,佛也好,这些纷纭的名相,岂知非菩萨以智慧力、行方便法的手段?

一块拒绝融化的冰

众声喧沸中,梁漱溟是一块拒绝融化的冰。

这种与时世格格不入的现象,贯穿了梁漱溟一生。并非他另类独行,也不是故作姿态反其道而行之。对他来说,这是菩萨般“不舍众生”的担当、“自觉觉他”的悲愿、“自利利他”的行动。

他少有大志,对人生问题(人应该怎样活)和社会问题(中国应该向何处去)追寻不已,进而加入同盟会反抗晚清政府,也曾热心于社会主义。然此间,他忽然“厌恶并轻视人生”,陷入苦闷,几度欲自杀。

也许,“快乐的增长只能伴随着痛苦的增长才能得到”。1916年,苦闷中的他,偶然遇到佛经,顿感倾心。他发现,“拨云雾而见青天,舍释迦之教其谁能淑?”他借鉴西洋学说,阐述佛家理论,作《究元决疑论》,见赏于时人。

1917年,蔡元培聘他人北京大学主印度哲学教席。他偶然旁及儒家经典,发现佛家讲苦,儒家重乐。他知道,众生是喜欢乐的。于是,主讲印度哲学期间,他对蔡元培说:“除替释迦、孔子发挥而外,不再做旁的事。”又开设儒家哲学课。

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始了。孔孟儒学“累累如丧家之犬”,成为众矢之的。1920年,他讲演并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公开提倡儒学复兴,开启新儒家研究的先河。并非要开历史倒车,他知道,佛家救心,儒家应世。

民国时期,军阀混战,民众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他远离官场,走出书斋,致力实践。1931年,他携妇牵雏,前往山东邹平,开展乡村建设,力行观音无边的悲心,欲救民众于水火。日本侵华,此实践因战乱终告失败。

抗战伊始,1938年,他组织爱国人土,突破重重阻碍,从国民党统治地区奔赴延安,与毛泽东彻夜长谈,共同探究中国未来的出路。国共两党冲突加剧,他与众知识分子形成“第三者力量”,居间调停,奔走于国内和平大计。1946年,特务暗杀活动频仍,闻一多、李公朴遇害。在公祭大会上,他以菩萨舍身的大勇气,呼唤第三颗子弹射向他。国共两党,终兄弟阋于墙。他们所做的努力,劳而无功。

新中国成立后,他被选为新政协委员。1950年,他从重庆来到北京。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亲切接见他,并共进晚餐。晚餐时,因他素食,毛泽东风趣地说:“我们也统统素食,统一战线嘛!”其后,毛泽东多次找他共商国事。然而,他“不识大体”,在抗美援朝等问题上,直抒己见,终致不快。

1953年,在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学习讨论《过渡时期总路线》时,他以全国政协委员身份列席参加。他为农民鸣冤叫屈,要党和政府关心农民问题,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批评。(——以今日看,梁漱溟堪称中国“三农”问题的先行者。)他和毛泽东在会议上发生激烈冲突,想看看毛泽东有无“容人的雅量”,毛泽东宣布对他这样的反动分子“不施仁政”,结果他被会议轰下台来。

按照毛泽东指示,他的问题属于思想问题,不是政治问题。他政协委员照当,工资照发,也没有受到任何正式处分。

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闭门思过的他,为众生慧命再次挺身而出,公开与当局唱反调——“主张批林,反对批孔”。理应识趣的他,进而在政协小组会议上“为孔子辩诬”。随后,招致近一年、100余场批判。他的态度,“我不再申说,静听就是。”每会必到,到则沉默。

批判会中间休息时,他能够旁若无人,在政协礼堂前厅练拳。批判会告尾声时,主持人问他有何感想,他一字一句地回答:“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此语一出,与会者皆震惊。

几天后,上面传下话来说,梁某人是不可改悔的反动分子,跟他纠缠会上他的当,“转移了大方向”。从此,就没有人再与他对阵了。

……

艾恺了解这一切,他想知道的是,“面对命运带给您的诸多打击,像和毛泽东的冲突,像对您的批判,像红卫兵……,您有什么感想?“

梁漱溟端起杯子,喝了一口白开水,淡淡地说:“这对我没有什么。”

有人认为,在历史这场大游戏中,梁漱溟是失败的一方。艾恺不这样看,他的目光穿越历史的迷雾,更深入地发现,对于眼前这位思路清晰、乐观豁达的老人,世间万事都不足以动其心。

在20世纪,无论上半叶的风云突起水深火热,还是中期的群情澎湃如火如荼,他都是一块拒绝融化的冰,力图以一己之清凉,唤醒众生梦中的迷狂!

在他心底,依然是“吾曹不出,如苍生何?”

菩萨重返世间

佛经中说,菩萨有四弘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

梁漱溟一生行持,都围绕这四句话展开。

1916年,通过佛教实践,他逐渐达到了对这个现实世界的静观。他超离一切相,体认到一切存在的绝对本质——“真如”。他消除了自我精神深处的紧张感,个人之苦就此明晰。同时,他体悟到,人们所看到的大干世界,不过只是些现象而已。

1917年,他辞去在北洋政府内阁司法部的秘书工作,南下苏、杭,后又去湖南,打算到衡山出家。一路上,目睹了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惨烈情景。他反问自己,个人之苦容易超越,众生之苦如何解脱?他打消出家念头,返回北京。他写下《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以示不出家,当为社会谋福利的愿望”。

这种舍我其谁的菩萨行愿,与地藏菩萨担当起救拔众生的重任,发起“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悲愿,有几分类似。

梁漱溟秉承大乘佛学思想,不求做个自了汉,他更想“不舍众生,不住涅槃”,积极人世。

许多人疑惑,此时的梁漱溟,算是舍佛入儒了?

世人喜“乐”厌“苦”。对于苦乐的研究,成为梁漱溟打通佛儒两家之门的钥匙。

佛家提倡“苦、集、灭、道”,教人清醒地认识“人生唯是苦”的实相。然而,众生多在迷中,即便知道识苦是良药,众生也心存畏惧不敢走近。《论语》所说,多为乐与忧,而无苦意。既然众生嗜乐,那就用裹了糖衣的苦药丸来改变他们的思想吧。

1931年,他以佛教徒慈悲喜舍之心,创办山东邹平研究院。在一次朝会中,他以“拿出家精神来做乡村运动”为核心作了一番演讲。

“现在我来做乡村运动,在现在的世界,在现在的中国,也是同和尚出家一样。我同样是被大的问题所牵动,所激发:离开了友朋,抛弃了亲属,像和尚到庙里去一般地到此地来。因为此事太大,整个地占据了我的生命,我一切都无有了,只有这件事。此时即如出家的和尚,出家时觉得世人都是在做梦。而自己甚为孤独,但多数人仍占在他的心中。佛家原是为众生,悲悯众生,为众生解决生死问题。这种不忘众生,念着众生的心理,作为乡村运动的人,应当仿效。而普通和尚很少这样活动,这样决心,自动发愿出家,如果那样地出家,等于未出家:他虽然出了家,不过随便念念经,其生活同世人一样无聊。这样的生活是无味的……”

菩萨救世之心,庶可见之。

抗战期间,梁漱溟等同仁在香港办《光明报》。后日军占领香港,梁漱溟等人历尽险阻,返回内地。在《香港脱险寄宽、恕两儿》家书中,他写道:“……与前人云:‘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与人生》第三本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万不会有的事!……”

“吾曹不出如苍生何”,寥寥数语,菩萨应世之心顿见!

1953年之后,原来的“座上客”,突然变为“鸣鼓而攻之”的活靶子,中国科学院专为梁漱溟组织了几次批判会。第一次批判会上,院长郭沫若声色俱厉地当面斥责梁漱溟。接下来的批判会,更是一场接一场,其苦不堪言状。

人生逆境中,有些名士忍受不了这般的耻辱,不愿再辱,自折生命之树。梁漱溟深知,风行草偃寻常事。这些逆境,他坦然受之,借此修持“菩萨六度”中的“忍辱”法。

之后,梁漱溟淡出人们的视野,在家“闭门思过”。

然而,这终不过是片刻的宁静。

1966年8月24日,许多十多岁的中学“红卫兵”敲开了梁漱溟的家门。他们翻箱倒柜,遍搜角落,除几本毛主席的书和马列经典著作外,对梁家积藏的古籍、字画及东西文化论战时的手札及其他书籍等,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

“红卫兵”围着火堆喊口号,梁漱溟没有吭声,他知道,“红卫兵”是一群无知的孩子,同他们是有理也说不清的。但是,当“红卫兵”抱出两本大部头的洋装书《辞源》和《辞海》时,他出来阻止了。

梁漱溟说:“这是两部谁都用得着的工具书,而且是一位外地的学生借给我的,如烧了我就无法物归原主了。”

“红卫兵”理都不理,还是把这两部书扔进了火海,并且对他说:“我们‘革命’的‘红卫兵’小将,有《新华字典》就足够了!”

被抄家后,梁漱溟写下诗偈:“一声佛号观世音,声声唤醒自家心。即心是佛佛即心,心佛众生不差甚。一声佛号观世音,声声唤醒自家心。此心好莫昏昧去,留得当前做主人。”

面对众生的愚痴,梁漱溟虽然心痛,但无可奈何。

“红卫兵”占领了梁宅正房、厢房作为“司令部”,将梁漱溟一家集中到南房的一间小屋里。白天,他被“红卫兵”拉出去游街、批斗有二十余日,幸好身子骨未垮,熬过了炎炎盛夏。夜晚,在蚊虫的侵袭中,他在小屋里藉灯伏案凭着记忆写作《儒佛异同论》,每天写一千余字……

随顺因缘,而无执著。他自信,墨写的字可以烧掉,人的思想是烧不掉的。

1978年春,梁漱溟作《发愿文》:“我今在佛前顶礼,披沥一心作忏悔。无始以来贪嗔痴,身语意业罪垢重。或有覆藏不覆藏,而今一切深惭愧……”

1988年6月,95岁的梁漱溟因身体不适入住医院。

据先生长子梁培宽介绍,入院后,梁漱溟不止一次对前来探望的领导说:“人寿有限,我已长寿,能活到今天很不错了。但自觉寿数亦到此为止,因此不要让国家花费太多的人力财力来勉强维持我的生命。”

生与死,在他眼里,犹如镜中之花、水中之月。

2008年,我见到梁漱溟晚年手抄的《心经》。笔划刚劲,书意挺拔,想像不出这竟然出自九旬高龄的老人之手。

1988年6月23日,你在做什么?

吟哦着“我生有涯愿无尽,心期填海力移山”,我问妻子:1988年6月23日,你在做什么?

记不起来了。

知道那一天发生了什么吗?

她想了一会儿,思无所得,反问:有什么大事吗?

我没回答,继而问:你知道梁漱溟吗?

知道。

了解多少?

他早年学过佛,在北京大学当过教授:他研究孔子,搞乡村建设运动,他到过延安,与毛泽东深入交流,他不合时政,被毛泽东点名批评,学术界称他为“最后的儒家”……

好,好。1988年时,你知道梁漱溟吗?

不知道。

妻子满是疑惑地望着我——你问这些,有什么关系啊?

……

1988年6月23日,95岁的梁漱溟在北京协和医院安详示寂。

上午,他心脏出现停跳现象,医生立即着手紧急抢救。他头脑清晰,十分清楚地对医生说:“我需要安静,我要休息。”

“平淡是除病的万应药。(仿佛松开绞索一样。)”—《深叹心不胜习》中句。

现在,没有什么绞索能够困扰他了。

安淡平和的心境,伴随梁漱溟走完近一个世纪的人间苦旅。

梁漱溟先生具体的辞世时辰,我从先生长子培宽老人处询问得知,是“上午11点半左右”。

1988年6月23日上午12点以前。我在做什么?

那时,我只是一个无知懵懂的少年。

那时,我连梁漱溟先生的读者也不是,根本与他扯不上一点关系。

……烈日,无边无际。热浪,无边无际。

手表的秒针,咔嗒咔嗒,绕着表盘转着,无边无际。它总是这样,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对于它来说,与时针、分针会合在12抑或其它数字,没什么区别。它是慢性子,无论什么时候都不紧不慢,不激动,不兴奋。

校长讲话的声音忽然停了。我把目光从表盘上挪开,抬起头,看了看主席台。校长正端起水杯喝水,他放下杯子,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又扭过头跟旁边正襟危坐的县文教局官员低声交流了几句。官员不停地擦着额头上的汗水,终于他冲校长点了点头。校长扭过身子,坐正。终于,他朝着眼前的扩音器庄重宣布:“……我们学校有幸成为高考考点,为做好考试准备工作,明天,一二年级的同学正式放暑假。同学们,在假期里,一要做到不读侵蚀思想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书,二要……:三要……。好!全校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大会,到此结束。”

话音刚落,列队于操场的学生们,兴奋地嗷嗷叫着,四散而去。不一会儿,人群消失了,如同一盆水泼在干旱的地面上。

空旷的操场,只剩下我孤零零的身影。

会开得太长了,一直站着,腿有些麻,有些软,不想走路。

此时,我却感受到几分清凉。

没有风。我抬起头,一片孤独的白云,缓缓漂移进视野。这碧空里的不速之客,刚好走到头顶上,在我周围的大地上,投出一小片浅浅的云影。云影之外,阳光威猛,热浪翻涌。太阳势力所及之处,万物临界熔点。

这偶然的庇荫、片刻的清凉,令我有些莫名的兴奋。白云流动,云影轻移。我迈开双脚,紧随云影而去。

……秒针漫不经心地转动着。许多年过去,我已年过而立,从“奔三”转向“奔四”。我已经不是那个无知懵懂的少年。

想起现在面对充满热恼的繁杂世事,我不再无知吗?不再懵懂吗?

难以给出肯定答案,似乎。

禅师眼中的金刚石

偶然的一次机会,在北京法华精舍,我向当代禅门宗匠净慧法师请益时,谈及梁漱溟先生晚年自言是和尚的事。

法师说:“我见过梁先生多次。他说那句话,应该是在1987年,在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成立的会议上。好像当时,他是第一个发言的。”

当时,94岁高龄的梁漱溟先生对与会大众说:“我今天告诉大家,我是一个佛教徒,从来没有向人说过,怕人家笑话。一个人有今生,有前生,有来生。我前生是一个和尚、一个禅宗和尚!”

“ 这件事,在我主编的《法音》杂志上报道过。记得当时赵朴初会长曾讲‘梁先生是从不说假话的。他九十五岁讲这个话,九十六岁去世了,我们当时少做一件事——没有追踪,应当问一下,他前生是哪一个地方的禅宗和尚?哪个寺庙?叫什么名字?’”(详见1993年11月《法音》杂志)

“既然梁先生是佛教徒,他为什么不弘扬佛学,而去提倡儒学呢?”我问。

“这是菩萨的悲心与愿力。菩萨一方面难为能为、难行能行,另一方面,谛观众生因缘,行方便法。梁先生在他所处的时代,发现中国老百姓对孔圣人感情深,为让热恼中的众生获得清凉,他就行方便法嘛。”

思及梁漱溟先生的一生,在水深火热的民国时期,梁漱溟冷静地以个人之力挽狂澜于既倾,在如火如荼的新中国时期,烈日威猛、热浪掀天中,梁漱溟冷静地以个人之力抗拒着乌托邦式的梦呓与狂想。

“他的一生,就像一块拒绝融化的冰。”我感慨道。

“哪里像冰,他老人家是那个时代的金刚石!”

说此话时,净慧法师语气恭肃,神情庄严。

文章来源:http://chan.bailinsi.net/2009/3/200931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