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虚、圆瑛二大师与台湾佛教界

释慧严

太虚、圆瑛二师,是近代中国佛教改革派与保守派的代表人物,而在日本治台时代,此二师分别于1917年(大正6年)、1923年(大正12年)来到台湾。

他们来台的因缘与主持法会、传戒有关。但来台的动机、时间等,太虚大师的在《太虚自传》、《东瀛采真录》中可参阅,圆瑛老和尚方面有《圆瑛大师法汇》可作稽考。据此可了解1917年(大正6年)时,二师的交谊还保持了自太虚大师十六岁天童寺受戒时,与时任纠察师的圆瑛老和尚结识以来的良好的关系。但随着岁月的推移,二师交谊产生了变化,致使对近代中国佛教的改革及战后对台湾佛教界的影响很大,不可漠视。

太虚、圆瑛二师来台湾,与当时台湾佛教界的善慧(1881-1945)、本圆(1882-1947)二师有关。

为什么会与此二师有关呢?

因为1900年本圆师得戒于鼓山涌泉寺振光老和尚座下,1908年返台,1910年继宝海师之后,接任台北五股观音山凌云禅寺的住持。至于善慧师是在1904年由善智师(1852-1906)引导至鼓山,礼景峰师出家,法名常觉,并受具足戒,嗣即返台,弘开法化,与善智师共创基隆月眉山灵泉寺,在善智师圆寂后,负起兴建灵泉寺之责。此凌云禅寺、灵泉寺均为当时北台湾大道场之一。

也就是说,善慧、本圆二师因受戒而与鼓山有缘,又返台之后为一方之住持的缘故。

太虚、圆瑛二大师的来台,时间上相差了六年,又二人在台湾所接触的人、事物亦有差异。

太虚大师在台湾参访寺院,一直是由善慧师及其徒德融师等陪同,对日本佛教持有相当的兴趣,尤其是教育事业。他在台湾期间,也作了演讲,如《台湾日日新报》自1917年(大正6年)11月20日起至12月8日止,前后十一次分别刊载的《吾之哲学观》 及10月26日起至11月9日止,分七次登载的《东瀛采真录》,我们可由上述文章及圆瑛法师在台的演讲录中,可了解代表近代中国佛教的二大人物,其思惟及其所关心事物的差异处。

如太虚大师在《东瀛采真录》中云: 

予宅生乎浙,所游未逾闽粤江皖,遂宛宛成一东南偏性之人。今趋而益东,不知又将奚若?微闻扶桑之俗,廉察强悍,虽浸淫乎文明者渐远,而武烈未沫,或可藉以一变吾之人格已。

予年未冠,友生之曾游学日邦者,早历历为之称诵,既服事佛学,中更世变,出入乎言论界,以指导中华僧侣能应夫世缘自任,知日本关于佛故者多,尤亟欲一觇吾教与欧学调剂之结果,卒卒十年,未逮斯志,顾兹以孤岛肥遯之身,万虑冰释,三界轩超,忽因缘台湾之行,顺道以游东瀛,动成止机,静为躁根,抑何奇迕参错之甚欤。

由此可知道,太虚大师在未启程赴台之前,就相当关心日本佛教且有相当欧学的素养,而这点可能是圆瑛法师所没有的。

或许是因如此,也就是说思想上,因二人所接触的环境不同,所以有如太虚大师说的新旧二派,他说:若就新旧分派,则我为新派,而旧派以谛闲为首,附从以印光、冶开等。但我直心而行,对谛闲法师仍尊以前辈,初未尝意识及此种的分派。唯从民国八年起,我与欧阳渐突起为佛学界的双峰,则于九年唐继尧的邀请赴滇亦可见之,此难免为向来追踪谛闲、印光、冶开等僧徒居士们生大惊异。……十七年后,似乎谛闲隐退了,由印光与我来对峙,二十年后,似乎印光隐退了,由圆瑛与我来对峙。

如上述太虚大师所说,圆瑛法师是继谛闲、印光二师之后,与太虚大师成为新旧二派的代表者。

记得印顺法师在《太虚大师年谱》民国6年10月条中云:

圆瑛有“代予”之说,大师有“难代”之谦,参考自传,其事甚明。乃“潮音草舍诗存”编者,不知何以改为“难了得”?圆瑛初介大师阅藏以深入佛法, 再介东游以考察僧制,于大师所益綦重,不当以晚年扞格而一笔勾之。

如果从印老如上的叙述,又参考《太虚自传》,我们可以知道自从太虚大师十六岁在天童寺受戒,与时任纠察师的圆瑛法师相识以来,圆瑛法师曾鼓励并帮助太虚到慈溪汶溪西方寺阅藏,又与太虚于天童御书楼结盟为兄弟,至1917年受圆瑛法师介绍,代他赴台为止,彼此的关系应不错,之后会成为近代中国佛教新旧阵营的代表者,主要因素应是日后所接触的环境、吸收的知识不同所导致吧! 

来源:http://fo.ifeng.com/liangan/200703/0331_16_4239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