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悲翻译]金钱-共情之间的鸿沟

佛教与心理学三组

圆韧2013.01.23

 

The Money-Empathy Gap

金钱-共情之间的鸿沟

Lisa Miller

丽萨 米勒 

New York Magazine, NEWS&FEATURES, Jul 1, 2012

《纽约杂志》,新闻和特辑版块,2012年七月1日发表

作者简介:美国《新闻周刊》的作家和《纽约杂志》、华盛邮报的特约编辑,赢得众多新闻奖,2010年杰出专栏作家威尔伯奖得主。有著作《天堂: 我们来世的持久魅力》。

最新研究表明,口袋里钱越多,人的行为就越不像人,或者说越缺乏人情味!

摄影:凯瑟琳 勒德

在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园里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两名本科学生正玩着一种只会产生一个赢家的,名叫大富翁的游戏。设计这个游戏的是一个由心理学家组成的研究团队,在普通游戏和生活中,技能、头脑、反应和运气等微妙组合在一起才有可能获得成功和胜利,而在这个游戏里唯一能决定胜负的只是“钱”。

一个褐色头发,身着条纹T恤的玩家很“有钱”。游戏一开始,他就从垄断银行获得2,000美金,并在每次过关时再得到200美金。另一个戴着眼镜有点富态的玩家则相对较贫穷。一开始他只得到1,000美金, 而每次过关只能得到100美金。T恤男每回合可以掷两次骰子,而眼镜男只能掷一次。这便制约了眼镜男前进的速度。两人在两台摄像机的镜头注视下玩了15分钟。在大厅中另一个无窗的房间中,研究人员围在电脑屏幕周围,他们在一张巨大的电子表格中记录了参与游戏者的每一个细微的面部抽动和手势变化。

自己有多“钱来疯”?参加我们的测试你就知道!

T恤男以压倒性优势获得了游戏的胜利。一开始,他对他和对手之间的不平等的反应是一连串的傻笑,这也许是对游戏规则固有的不平等局面的一种反应。“嘿,”他的表情似乎在说:“这规则是古怪和不公平的,但是,管他呢!”不久,随着他开始娴熟地纵横棋盘,购买资产和收取租金,先前的不适都被驱散了。他是一个瘦小子,但在游戏过程中,他的自我像气球一样膨胀起来,他手扶桌子,向两边尽量伸展开去。并开始非常用力的拍下棋子(在实验中,有钱的玩家用劳斯莱斯做棋子),他在整个游戏过程中,不断重复着这样的动作——拍下、拍下、拍下,用令整个棋盘震动的“梆!梆!”声,作为自己这一轮的休止符!在游戏持续的四分钟内,他还拿起眼镜男的棋子,那是一个小精灵的鞋,并帮他移走。随着游戏接近尾声,T恤男开始越来越快地移动他的劳斯莱斯。这场奚落很快就要结束了,T恤男越发变得效率十足。他回避着眼镜男的瞪视。当他收取失败者手中的现金时,面部表情比石头还冷漠。

Jane Goodall 曾这么说:一直以来,灵长类动物学家都知道黑猩猩会用诸如“拍手、跺脚”或“横冲直撞、拖曳粗大树枝”等行为,来表现自己的社会主导性。而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也研究过部落和族群中等级制度对个体造成的影响,但是心理学家直到最近才严肃对待金钱——现代社会身份的标志——是如何影响人类心理行为的研究。在心理实验室里,伯克利大学的研究人员通过临时增加来自于各种经济背景的真实人物的财力,来展示当只存在金钱这个唯一变量时,它能对人产生多大的效力。设计这个实验的心理学家 Paul Piff说:“在游戏中,让人置身于一个拥有更多特权或权力的角色,能使他们逐渐表现的像是真实拥有更大权力、更多金钱和更高社会地位的那种人。”通过对T恤男、眼镜男所玩的这种不公平游戏的参与者一年来的观察、研究,虽然确定结果还没有出来,但Piff相信实验结果一定会支持和进一步阐释他以前所做的有争议性的研究。

    今年初,年仅30岁的Piff在《美国科学院院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更高的社会阶层预示不道德行为的增加”的论文,在这篇让他小有名气的论文里,他说测试、在线网络游戏、调查问卷、实验室设计场景和实践研究都说明身处社会经济的上层能让人“去人性”化,能让人变得缺乏道德伦理观念,更自私,更狭隘,并且比其他人更缺乏慈悲心,在piff的实验中,更高的社会阶层甚至令他们更为无所顾忌地从专供儿童的糖果碗中拿走糖果。“虽然有钱不一定能使人成为大人物,”Piff说:“但是有钱的人更倾向于优先考虑他们的自身利益,认为自身利益高于他人利益。这往往使得他们更易表现得像那种我们常说的‘混球’一般。”

这种结论,再加上研究者急于宣传他的发现,造成了网上的极大反响。网络留言版上,抹黑者指责Piff在利用自己的实验室推进左翼行动,他以伯克利大学为自己的实验基地进一步激起了这类怀疑。Piff的电子邮件箱装满了辱骂他的邮件,称他为“自由主义白痴”、称他的工作是“垃圾科学”。“我敢打包票,”沃顿商学院的心理学家Philip Tetlock说:“主张财富再分配的国会议员可能会比反对再分配的议员更愿意召唤他这类专家去国会作证。”

Piff的研究很容易被看成具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动机。我研究的目的是“使由社会阶级而造成的后果更加容易为人所了解”Piff这样解释道。不管实验是出于什么目的,“它得出的结论是无关政治的,”他说,实验数据的指向是很明确的。“如果我们发现身份、地位较高的人同时也较为慷慨,我还会不会这么兴奋呢?”他说:“我可能没那么兴奋,但实验结果也并非如此。”

下一章:如何在这种社会中作一个成功者

如Piff所言,最近的一次你把自己的利益置于他人的利益之上是什么时候?是不是昨天你还向那个没有马上把卡布奇诺端上来的服务员大声咆哮?大概是上个星期,上班要迟到了,在通往地铁的楼梯上,你一边飞快地与一个推着婴儿车爬楼梯的母亲擦身而过,一边为自己的弃之不顾作了一个无情却又无辜的算计:应该把今天上午9点的会议放在第一位;那位女士的婴儿车不应该成为我的问题。Piff是新一代科学家——他们集心理学家、经济学家、营销学教授和神经生物学家于一身——他们正利用社会上史所未见的收入不平衡的局面来研究此类行为问题。

正如Piff的同事Michael Kraus在即将发表在《心理学评论》中的一篇文章上说的那样,这篇文章是他与Piff以及另外三位科学家合著的,他们关注的焦点是社会上所谓“高帅富”的“可预见的社会认知思维模式和世界观”。他们这个研究领域从提出到现在只不过10年而已,因此得到的结论尚“不完整”,耶鲁大学社会心理学家John Dovidio说:金钱有一百万个象征含义,反映了同样多种类的人类欲望、人们想得到它、拥有它、使用它、挥霍它是完全不同的冲动,这些冲动对性格、行为和人际关系的影响也各不相同。没有哪个研究员已经捕获了全部细微的差异。但在我们这个习惯了认为阶级区别无关紧要的国度里,这些社会科学家们已经开始证明钱是多么具有决定性的要素。

这一研究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控诉那占社会1%的、平均资产净值达1400万美元以上的家庭。也不是想用这个社会阶层自私性和唯我独尊的结论去让该阶层的每个人对号入座: 很显然Gateses(比尔盖茨)和Carnegies(卡内基)已经拯救了很多生命并通过慈善行动启发和教育了好几代人,而且预测一个人捐助和慈善的意愿,得看他有多少钱。但自打1979年来,占美国五分之一最富有的美国家庭的收入已经增加了45%,而在此期间,占五分之一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却下降了近11%,这些研究员希望探索这样一个及时的问题:生活在一个由金钱、特权、身份来定义个人成就的环境中,这竟然会如此彻底地影响一个人的心理机制,以至于他把周围的人完全分为两类,亦即:有助于或是阻碍他实现自己野心的人。Piff不会设置这么一个转折点,过了这个转折点后就会发生性格的改变。只是用他的研究结果有力地说明了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在人际关系上不尊重别人的联系。这两点存在一种叠加效应的关系,两者之间的关系曲线几乎是直线上升。“拥有更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人更倾向于作弊和欺骗,比处于社会底层的人高出三倍,”他说。Piff的研究还指出:渴望经济上变得更富有或地位上更显赫的人与那些满足于目前物质享受水准的人做出的选择是不同的。无论现在你实际有多少钱,如果你在下面的话后边的“同意”栏里打勾的话,你就比较倾向于做出不道德行为:“为了在这个社会上成为一名成功者,必须利用一切到手的机会”。

与那些地球是圆的那种地理发现或者那些模子中倒出来的的拯救生命的药品生产不同,这一发现几乎与人类的直觉不冲突。至少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时期,那时的哲学家和作家已经开始探讨财富具有造成腐败堕落的能力。耶稣警告说,让骆驼穿过针眼比在天堂遇到一位富人更容易。但丁的地狱第四层就是为贪婪者设计的。守财奴、Lily Bart和Sherman McCoy都是现代的维吉尔(Virgils),他们是那些在金钱束缚的地狱中生活的人们的向导。但科学寻找的是这个问题的解药,尽管人们普遍认为金钱是灵魂健康的潜在威胁,但从经验主义角度上来看,在美国,人们全然没把这当回事儿。(相比之下,穷人的健康和命运倒被充分地研究来、研究去)。有钱人体型比穷人更瘦,拥有更健康的心血管和更长的预期寿命。他们受过更好的教育。他们在标准化考试中得分更高。 “他们钱多多”——据说海明威曾这样打趣过富人。过去三年间的实验表明,富人比穷人更少遭受情绪障碍的侵害,他们唾液中含有更少的皮质醇,这表明他们感觉自己不会轻易遭受到他人或环境的胁迫。

但是当2012大选临近——和其他选举相比,这次选举更像是关于“应该拿多少财产让大家分享才算合理?”这个问题的全民公投。处于财产拥有量光谱两端的人的观点不仅仅是有分歧,他们简直就像漂流在海上刚刚被海浪冲上同一块沙滩的两个完全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部族。有一个众所周知的经济数据:占总人口20%的最富有的美国人拥有全国87%的财富;其余80%的美国人分摊其余的部分。社会阶层流动性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大。40%的美国人与他们祖父一样,生活在同样的社会阶层,就社会阶级流动性而言,这种局面美国比日本或法国更低。

下一章:“仅仅产生持有金钱的想法便可以使人变得自私”

政治分歧反映了经济上的鸿沟。美国偿还15万亿美元债务的办法是要么“削减支出”要么“增加税收”,对立的世界观已经使得诸如Jonathan Haidt等心理学家去寻找道德偏见的根源。Mitt Romney是历届总统候选人中最有钱的大豪,但南方种玉米的农夫们却没有被他喜欢“奶酪玉米渣”的饮食习惯打动。他的巨额财产被批评家们作为他也许不懂如何照顾到所有民众的经济利益的证据事实。然而对他的支持者来说,他能够熟练操作私募基金赚到巨额财富恰恰是他作为国家领头人所必须的聪明才智的表现。

如果相信选举推举出的是最贤良的人,那么整个选民群体对选举结果不平等性的耐受力是很强的。Piff和他同事的研究指出了另一个可能性:即,收入悬殊可能一部分是由高收入和低收入者心理状态决定的。这是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老问题。如果赚钱使你心肠变硬,那么同理,是不是因为你本来就铁石心肠才让你赚到了大笔的钱?大量最新研究结果明确显示,前一个论断是正确的,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的Kraus说,“仅仅产生持有金钱的想法便可以使人变得自私。”有关脾气性格因素的数据收集远远滞后了,因为在设计一个实验的时候,脾气这种变量比金钱更不好把握。“脾气性格与你是如何成长起来的有关;与你的基因有关。还与你的以提升自我的某些行为有关,”Kraus说。(它也与社会地位相关。个人前途的最主要的预言者是你父母的收入水平,根据经济政策研究所研究显示,十年来,只有16%的最低收入阶层爬到了中产阶层或更上层)。

    爱因斯坦/ Montefiore医疗中心精神病学家T. Byram Karasu认为, 所有非常成功的人都表现出一些共同的基本性格特征。他们的智商、生活技能和对焦虑的耐受性都高于平均水平。“他们性感而主动,”他说。“与任何人都想一争长短,并不畏惧对抗和争执;事实上,他们是“与人斗——其乐无穷”。与给人留下的印象相反,他们不是外向的人。他们会在需要的时候变得极具吸引力,但私底下,他们是很宅的。他们——用《教父》里的台词说——都是生意而已。

今年初,供职于巴黎圣母院索邦大学的Timothy Judge领导了一个研究小组,他们在《性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上发表一篇名为“好男人和好女人总是最后一名?性别和人缘对收入的共同作用。”这些研究成果进一步证明Karasu的理论。这篇文章用部分篇幅探讨了一个现象:职业妇女如果在职场上被视为容易对付的人,她在经济收入上就会遭到相应的损失。文章也暗示了职场上较差的人缘往往意味着较高的收入,这种牢固的联系戏剧性地在男性身上得到突出表现。他们做了一系列实验,实验对象被要求做出判断,他们是宽容待人还是喜欢挑刺儿;是守信、冷淡、体贴或是服从。根据评估,每个人得到一个人缘分。人缘分最低的男性一年能赚42,113美元;人缘最好的人却只赚了31, 259美元。人缘好坏还与工作职责以及管理层的推崇度有关。金钱与不近人情的联系永久存在着,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卡尔森管理学院教授Kathleen Vohs说。“你想发财,你就得表现地像一个混蛋。大家都不喜欢你,于是你就想办法发更大的财。”

Piff最出名的研究展示了富人以自我为中心的程度已经达到了仿佛整个世界都在围着他们转的这种地步。去年,他在伯克利码头附近的80号州际公路与林肯高速的交叉口待了三个月。这是一个加州北部随处可见的繁忙路口。那是今年春季阳光充足的一天,在高速路两边的路基上盛开着一丛丛的紫色野花,自行车道蜿蜒地在野花丛中伸展开去。Piff和他的研究团队蹲在海风超市和熟食店附近的一丛灌木后面监控交通高峰时通过交叉路口的车辆,他们记录路过车辆,并以1-5分给车辆评分(比方说,一辆崭新的奔驰打5分,严重老旧磨损的本田车,像Piff的座驾,打1分)。然后观察并记录司机的驾驶行为。 Piff发现三分之一的5分车司机在进入交叉路口时没有停车观察通过,这违反了加州交通法规,他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里发表的研究中向读者特别强调和指出这一点。“高级车司机不管是否交通管制时间,也无论性别和交通拥挤程度,都倾向于随意变线超车。”Piff设计了一个类似的试验以测试司机驾驶中是否照顾行人,研究者在车辆驶近时踏上斑马线,结果令人震惊。像纽约人在上班途中会对推着婴儿车的母亲视而不见,擦肩而过一样,5分车中一班的司机会直接开上斑马线。“就好像他们没看见行人一样,”Piff告诉我。

下一步:“发现他人的问题是很困难的。”

     在2000英里以外明尼苏达大学她自己的实验室里,Vohs做的实验暗示仅仅想想钱就会降低一个人的共情能力。Vohs是心理学家,今年38岁;9年前辞掉年薪32,000的助教职位跳槽到一个加拿大商业学校,她的年薪一下涨了5倍;这启发她开始了金钱影响社会行为的研究。突然之间,她不再需要求朋友带她一程上机场了,她还雇用了一名私人采购员。“我变得更为独立,不再需要与他人互相依赖了,”她说道。这使她进一步想到:“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在不同财富背景下人类思想、意识变化形态的理论体系。”

在她发表在2006年《科学》杂志上的实验报告中,Vohs先给实验对象涂上“钱”这个意向的底色,也即她在对象不知情的情况下在他们脑中植入了“钱”这个想法,然后再观察他们的社交行为,并拿他们和对照组进行比较。其中一个实验是这样的,实验对象被要求在房间内的宽大办公桌前等候,桌上散放了些金色,绿色,焦橙色的大富翁游戏纸币。10分钟之后, 她将这名参与者带到另一个房间并让他完成一堆心理调查的问卷。做这堆问卷的目的在于使参与者发生混淆:使他知道自己在参与实验但并不了解这项实验的测试内容。

在参与者认为实验已经结束的时候,也是Vohs收获实验结果的时候。参与者完成问卷走出房间时会撞在一个两手抱了满满当当的书和办公用品的人身上。这个Vohs特意安排的人会从手里掉落27支黄色小铅笔,就像你在微型高尔夫球场上拿到的铅笔。每个实验参与者都会弯下腰帮忙拾起铅笔。但是满脑子想着钱的人捡起的铅笔比对照组少15%。今年5月的某天,当我们在Vohs的办公室谈到这个话题时,Vohs强调想着钱并没有使人变恶毒而是变得心不在焉。“将‘金钱症患者’与孤独症患者作类比也许并非不恰当,”她说,“我不是说他们有何恶意,只不过他们觉得捡不捡铅笔这种事根本不是他碟子里那盘菜。”

在一轮接着一轮的实验里,Vohs都发现了金钱可以令人产生社交障碍。她请参与者坐在电脑屏幕边上,屏保里纸币像水箱里的鱼一样在屏幕上来回浮游;对另一批实验参与者,她让他们用打散的单词组成句子,句子中包括诸如“账单”,“支票”或“现金”这样的词语。接下来她开始测试参与者与他人交往时的敏感程度。在她发表在《科学》杂志的文章中,Vohs说明了,脑子里被导入“金钱”这个意向的参与者在提供帮助的时候,在需要帮助的同事身上不愿意花更长时间,他也不情愿给假想的慈善组织捐较多的钱。当他被请求去拉一把椅子,以便让一个陌生人也可以加入会议时,相较于对照组,参与者将椅子放在了离自己较远的位置。当被问及他们更愿意如何度过闲暇,参与者选择了个人的烹饪课程,而非聚餐会。当他们被要求在协同或单独工作之间做出选择,他们选择了单飞。Vohs甚至发现,参与者很少用带有情感的语言来描述自己的感觉以及身体的痛楚:他们可以把手放在滚烫的水里更长时间,而当他们被排除在投球游戏之外时,他们受到的情绪困扰也较弱。“钱”,沃斯说,“使你进入了官能模式。”用这种模式与其他的人交往时,情况就变得一团糟。你可以做完这件事,但代价是牺牲与他人的感情交流,失去了把他人作为个体来关怀的机会。

    Vohs研究工作的批判者抱怨她导入概念的技术实际上混淆了事实真相而没能够使之更为清晰化,因为谁知道这种导入方式到底复制了现实生活中哪种精神状态:是缺钱,赚钱还是有钱呢?Vohs反驳说,她测试了受测者却没有发现焦虑的迹象。因此她并没有在创设一个造成焦虑的情境,亦即物质条件处于贫乏状态的情境,而是一个更类似于处于物质需求被满足后的情境。我认识一个很会赚钱的人可能会同意Vohs的发现。财富是“令人孤立”的,他说,“你得像狗一样拼命工作,20、30年后回头再看,你会发现你成功了。但是与高中时代的哥儿们再没有了共同语言,你与妻子的关系也脱了节。你在处理着你自己的问题”他说,“你被困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很难了解其他人的问题”。

长期以来对公共健康的研究表明,穷困对大脑有着灾难性影响。三岁大的时候,生活在富有家庭的小孩拥有的词汇量比穷人家的小孩要大三倍。穷孩子的记忆力不好。他们大脑的执行功能并没有像富孩子那样得到充分的开发,意味着他们更难去分类、组织信息,遇事不会预先制定计划,难以招架不断变化的事件。伯克利大学的Robert Knight的研究表明,在贫穷环境中长大的孩子们,他们的大脑前庭——大脑负责注意力和集中力的区域——显然受到了损害。俄勒冈州维拉米特大学的一位心理学家发现,如果给幼童一副两个耳朵同时放不同故事的耳机,让幼童一边耳朵戴一个,过后让他们复述右耳听到的故事,穷孩子和富孩子的表现同样出色。然而,脑电波也显示穷孩子的大脑在过滤外部的干扰时更为艰难。

下一章:“我认为十年内,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会有个令人信服的说法。”

关于贫困的研究工作的推论具有潜在的爆炸性:富裕给你一个更优秀的大脑。能让你更会用战略高度思考问题,成为一个精明的决策者。(研究表明,越会展望自己未来的人越有能力在自己的储蓄账户中存进去更多的钱)。富裕带来的对认知方面的益处可能会随着财富的数量增加而不断累计增加,Dovidio这样推测道,于是特别富有的人可能比中等富裕的人拥有更好的大脑功能。这些假设属于尚未被验证的新兴科学的前沿:“我认为十年内,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会有个令人信服的说法。”Dacher Keltner说,他是监督指导Piff及其同事研究工作的人。但问题答案的轮廓已经渐渐清晰。普林斯顿大学的心理学家Eldar Shafir已经证实在富裕的环境中,人们会做出更合理的经济方面的决定——这并非因为富人趋向于接受更好的教育并能提出更好的建议,而是靠一张张工资单生活的人没有更多的精神空间去做最聪明的长期打算。生活富足之人的大脑高效性可能会触发造成他们“亲社会性”的屏蔽,并且引导人们趋向于那个与我对话的对冲基金经理所谓的“残忍”行为。“在他们追逐金钱的冒险历程中,他们更主动地伤害他人,”他说。“你遇到的那些非常出类拔萃的人,他们往往也是些难缠的角色。”

去年秋天,Keltner的另一位学生,27岁的Jennifer Stellar占据了新闻头条。她用生理学而非行为科学来测量社会阶层与同情心之间的联系。首先,Stellar让65名伯克利的本科生填写问卷,调查他们的家庭教育情况和收入水平。然后她给每个受试者戴上心率测量仪,然后向他们展示两个短片,一个是关于如何建造后院露台(这是实验控制参照),另一个是St. Jude医院的广告,这是一个专门治疗罹患癌症的儿童的医疗设施。广告展示了由于接受化疗而秃着头的病童安之若泰地接受医疗检测,而他们备受打击的父母强忍着悲痛想要振作起来。这部短片,用一句俗语说,直接就是个催泪弹。

在观后访谈中,所有的被测试者都说他们觉得St. Jude医院的短片非常感人。但同情心也能实际测量出来,因为它能通过面部表情和心率减慢表现出来。通过监测心率仪上的数据,斯泰勒发现了生理学意义上,社会阶层与同情心间的直接联系。斯泰勒写道:“来自社会底层的人在面对他人的苦难时,心率减缓的现象更为显著。”而来自上层社会的人们的心率普遍没有什么变化。当我采访她时,像Vohs一样,Stellar很细心地强调指出上层社会的这种麻木感并不是有意为之的。他们并不是说:“我看见你正在遭受着痛苦,我明白,但这和我有啥子关系嘛?”Stellar说,“他们只是思维跳线了。”

上述的研究似乎表明:金钱的获取和拥有会使人们变得自私、孤立于社会。而反过来说也对,那些社会经济地位正在得以提升的人们往往也是自私和被孤立于社会的。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因为,无论富裕还是贫困的人群都有意识地将他们的价值观和等级观传授给他们的后代。即将发表的论文中Kraus和其他合作者写到,“上流人群和下层人群通常都会在他们相应阶级的社交圈内约会和联姻,而且他们的住所也呈等级集群化,他们还乐意和那些具有相似教育背景和收入水平的人们一起学习或工作。”因此,本阶级的价值观变得越来越根深蒂固并令其他阶层的人感到费解。2007年,Nicole Stephens领导的一个团队与来自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Hazel Markus在《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期刊中写道,工薪阶级的家长们更趋向于给他们的孩子灌输一种“并非只为了你”的思想,而强调说,“尽管壮大自己和自立很重要,但理解别人的需要、遵守社会的行为准则和标准也是非常必要的。”相较之下,高收入的家庭会更趋向于教导孩子“世界非你莫属”的思想,强调提升个人价值和发展个人兴趣的重要性。在美国最好的社区的操场和棒球内场上听到的呐喊“加油,必胜!”反映的便不仅仅是对孩子自尊的关怀,更多的是一种强调第一的世界观。

这就是Markus的研究的主要兴趣所在——不同阶级的思维模式。她和她的同事们发现,一般来说,富人更加重视个性——独特性、差异性和个人成就;反之,底层人民则侧重于强调一致性、和谐的人际关系和团队协作。2005年,Markus在与人合著的论文中指出,那些只有高中文凭的人喜爱乡村音乐,因为它传递了团队一致性的信息;然而独立音乐则由于其中强调的个人独特性而更受那些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们的欢迎。在Stephens 2007年著作的论文中,她通过测试不同阶级人们对于圆珠笔的选择发现了同样的思维方式差异。她根据收入高低将测试对象分为两组,并要求每个对象在面前的五支笔中选择一支。所有的笔都完全相同,并且每一支都是公认的品质优良,甚至可说是令人满意的。它们唯一的区别是颜色的不同。五支中的三支是一种颜色(假设为绿色),其他的两支是另一种颜色(假设为橘色)。在测试中,收入较低的人几乎全部选择了绿颜色的笔,而高收入的人大多选择了较少的橘色笔。下层社会的人希望和与他们同等的人相同 ,而较富裕的人则显示出了Stephen所说的“对独特性和个性的偏好”。

下一章:为什么美国梦实际上是两个梦。

在另一个实验中,史蒂文森让消防员和MBA学生想象以下场景:“你刚刚买了一辆新车,然后你发现你的朋友也入手了一辆和你一模一样的车,你作何感想?”消防员们表现得极其兴奋,会说一些类似“太棒了!他买了一辆好车!”之类的话。而MBA学生则表现地较为消极和矛盾。“我会有一点点儿生气,”一个人这样说。“他毁掉了我的区别性”,另一个这样说。(麦迪逊大街上的商家们早就发现了这种美国自我形象的分歧,并对之进行了巧妙的操控:他们卖卡车时,广告中往往会出现一个满当当的停车场,卡车停在一个多代同堂的野餐场景中,用一些类似“去更远的地方享受天伦之乐”等广告词。卖跑车时,广告中则会出现一辆独自飞驰在高速公路上的车。宝马M3这款车的广告词甚至与Piff关于高端汽车不遵守交通规则的发现不谋而合——“能合法上路?差不多吧。”

美国梦实际上是两个梦。第一个来自Horatio Alger(美国作家)虚构的故事,故事里面主人公拥有决心和独创精神,而且很勤勉,获得了成功。另一个是关于在消防站的盛宴——七月四日的野餐,一如既往的绿色,每个人奉献出一点,聚集起来就很多了。马库斯的作品似乎昭示着两种梦的分歧,上层阶级继续追寻着个人的成功,而其他人却在大锅饭前徘徊不已,抱怨着体制已经被破坏殆尽。(有研究表明富人倾向于将自己的失败归结到他人而将成功归因为自己,然而底层阶级的人们则将失败归结为不平等的环境以及他们无法控制的事情。)但是,实际情况是更加微妙的。每个美国人,无论穷与富,都在这两个自我的理想间徘徊,校准自己的抱负,调整自己的行为。

    据盖洛普公司调查显示, 近一半的18到29岁之间的美国人相信他们”有可能”会得到财富——尽管所有的证据都不能支持这一想法。那些富人们则毫不掩饰自己在培养孩子的过程中是如何纠结和真实地感到痛苦万分,怎样让他们自食其力、具有社会意识和勤劳。强生公司的继承人Jamie Johnson,在2003年制作了名为“生来富有”的纪录片,从那时起,他已经成了那些焦虑的富人的代言人。“大家都说:‘我不希望我的孩子成为下一个Paris Hilton,’”Johnson说,“这很奇怪。你知道,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很出类拔萃。同时他们还希望自己孩子的生活能够和他们现有的财富与社会地位一样。但他们又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精英主义者或变得非常傲慢。”

在整个收入和阶级图谱上的所有人们,每天、甚至每分钟都在面对这些竞争冲动。我的一位朋友在度完周末,开车回他位于曼哈顿市中心的家里的时候,每次他都要承受这种矛盾心理的煎熬。他很有环保意识、政治上有点左倾,三十多岁。他开着一辆2008年的柴油大众汽车。(Piff会给他的车打3分。)他的意识价值观深受坚持黄金法则的父母的影响。当他在布鲁克林大桥附近的罗斯福公园面对不可避免的、一英里长的塞车时,他本能地排队等候。他遵守交通规则并乖乖排队等候。他支持所有有助于保护社会利益,以及遵守为了防止因“人人为己”这种观念导致社会混乱而出现的的公民准则。但有时他也承认自己会忍耐不住。“我就想谁管那么多呢?我也要插队了。”

来源:http://nymag.com/news/features/money-brain-2012-7/

                            智悲翻译中心

译者:乐仁等群译

一审校对: yueyue, 园心,圆韧

                 终审校对:根让巴丹,圆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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