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悲翻译]测量无量心:对佛教慈悲喜舍自他四无量心(SOFI)量表的开发和初步验证

Measuring the Immeasurables: Development and Initial Validation of the Self-Other Four Immeasurables (SOFI) Scale Based on Buddhist Teachings on Loving Kindness, Compassion, Joy, and Equanimity

测量无量心:对佛教慈悲喜舍自他四无量心(SOFI)量表的开发和初步验证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May2009, Vol. 92 Issue 1, p169,Academic Journal

Accepted: 29 July 2008 / Published online: 27 August 2008

《社会指数研究》学术期刊:2009年5月,第92卷,第一期,第169页

接受于:2008年7月29日/ 2008年8月27日在线发表

Sue Kraus &Sharon Sears

苏克劳斯

莎朗·西尔斯

作者简介:

苏克劳斯任教于社会心理学,路易斯堡学院心理学系,心理学副教授,研究多元文化心理学。

莎朗·西尔斯,路易斯堡学院心理学系,心理学副教授,执业临床心理学家,主要兴趣为研究人们如何应对压力事件,特别是医疗压力。

关键词:正念 冥想 慈悲 评估 积极心理学

摘要

有许多方法检测冥想练习的注意力,但对悲心的测量则尚不完善。本文旨在对佛教教法的核心——四无量心——慈、悲、喜和对自他接纳量表的发展进行描述和初步验证。我们的分析建议分四个不同的分量表: 对自己的积极品质, 对他人的积极品质, 对自我的消极品质和对他人的消极品质。信度和效度的初步测量显示了这些分量表有高度的内部一致性以及强大的同时、区分、建构效度。我们相信自他四无量心(SOFI) 量表对于正念, 积极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具有广泛的实用性。

1,介绍

科学、临床和世俗领域对正念禅修兴趣日益浓厚,它们付出了大量的努力来定义和测量什么是正念(贝尔等人,2004,2006年;布朗和赖安,2003年;查德威克等人未发表的手稿,2005年,《用心回应不愉快的想法和影像:正念的信度和效度问卷》;费尔德曼等人未发表的手稿,2004年,《认知和情绪量表的开发、因素结构和初步验证》;海耶斯和费尔德曼,2004年;劳等人,2006年)。许多优秀的干预研究证实,正念的益处包括疼痛管理、免疫功能与积极情绪有关的大脑活动、减少思虑和防止抑郁症复发(例如:戴维森等人,2003年;杰恩等人,2007年;卡巴金等人 1985,2003年; 夏皮罗等人 2005,2007年; 蒂斯代尔等人,2000年)。尽管研究人员已经创建了捕捉意识和无分别意识的正念量表(见贝尔等人 2006年的回顾),但对仁爱与慈悲等积极的品质则研究得相对较少。最近几十年,在积极心理学运动中,研究人员和临床医生已经意识到,测量积极情绪的存在以及去除消极情绪以达到最佳身心健康状态的必要性(例如用正性和负性情绪量表,PANAS,沃森等人,1988年)。了解测量正念禅修如悲心所带来的积极影响的重要性,或许预示着有关正念研究的光明未来。

在临床干预条件下,正念通常是一连串修法,强调以一种善意,好奇和无分别的方式关注当下(如卡巴金 ,1990年)。因此,正念至少有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关注的对象和我们如何关注。正念可以比作是一只鸟,一只翅膀是觉知,同情是另外一只翅膀。这两种修法失去平衡, 鸟便不能飞翔。传统的佛教教法如四圣谛,首先承认生活中的痛苦固有存在(或八苦),但也教给我们愉快的正念(或sukkha)可以产生开放的见解。

除了变得开明而警觉, 佛教教法可能还会培养出四无量心(也被称为四梵住或无量国)。这些品质被称为慈(metta)、悲(karuna)、喜(mudita)和舍(upekkha)。理论家们也讨论那些所谓远敌,包括仇恨、残暴、嫉妒和焦虑。更复杂的是近敌,或可以模拟那些想获得的品质,比如遗憾和不知所措而不是同情,冷漠和忽视而不是接受,但都很肤浅。许多四无量心的修法从培养这些与自我有关的品质开始,然后扩展到朋友,不相干的人,难以相处的人和一切有情。

慈悲心等品质有助于正念的评估研究,因为它们可能是观察到正念有利影响的重要媒介。例如,治疗抑郁症的正念的潜在机制会改变对自己的慈悲和认知扭曲。虽然基本理念和正念意图可以通过观察而不是改变来唤起清明和觉醒,通过帮助人们忍受悲伤情绪来提高适应力,以及培养友善、同情、快乐和接纳的认知能力以减轻负面思考。

尽管正念的定义包括以仁慈和怜悯为出发点,但现有的方法似乎强调意识和反应的缺乏。贝尔等人 (2006) 最近通过使用五个不同的正念问卷进行了正念方面结构的分析。(正念的关注意识量表(MAAS; 布朗和赖安,2003年),肯塔基州觉知量表(KIMS; 贝尔等人,2004年) ,认知和情绪量表 (CAMS; 费尔德曼等人未发表的手稿,2004年,《认知和情绪量表的开发、因子结构和初步验证》;海耶斯和费尔德曼,2004年) ,和正念问卷 (MQ; 查德威克等人未发表的手稿, 2005年,《用心回应不愉快的想法和影像:正念的信度和效度问卷》) 。他们的结论是正念是一个多方面的概念,包括无反应性、观察、认识、描述和非判断。

多伦多正念量表(TMS; 劳等人,2006年) 包括去中心化和好奇心两个因素 (包括涉及开放和接受的项目), 但并没有明确地衡量仁慈、慈悲或喜悦。只有一个认知方法试图通过自我同情量表直接捕捉慈悲与怜悯(SCS; 内夫,2003年)。这26项测试开启我们对于自我仁慈, 自我判断, 普遍人性,孤立,正念和过度认可的感知。然而,该方法只关注自我,而冥想慈悲训练则扩展到其他人。此外,该量表阅读起来有点冗长, 如果它被包含在一系列结果评估中的话,则显得有些繁重。

鉴于慈悲教义的传统,一直相对缺乏有效的措施,本研究的总体目标是要创建一个对自我和他人同情比较容易管理的量表,包括正念禅修体验的积极和消极方面的影响。我们预计这样的量表将是有作用的,不仅是在对正念的研究,而且是在更广泛的研究领域,比如积极心理学,和平研究,关爱健康环境方面。以正性负性情绪量表格式作为我们量表的模型,我们使用了四无量心的理论品质(即慈、悲、喜、舍)以及他们的对立面(如仇恨、残忍)和微妙的代替者(如遗憾、冷漠)。对于此量表我们建议的名称是“自他四无量心”(SOFI)。

四个具体目标是:(1) 制定措施。(2) 探索潜在的因素结构。例如,我们都好奇于对此量表是否有跟踪慈、悲、喜、舍这四个品质因素。或者,这些因素可能会表明对自我与他人相比的评估,以及/或这些品质或远或近的“敌人”的评估。(3) 确定同时和区分效度。关于同时效度,我们预计,自我怜悯的现有方法将在量表中与自我评估相关联,但是不一定与他人的评估有关。此外, 我们预计在我们的量表中,对积极和消极情绪的衡量将与对积极和消极品质的评估相关联, 但不能完全说明评估的差异。关于区分效度,我们想确保以社会理想的方式反应的倾向不会完全占据我们测试中的高分数。(4) 检验结构效度。具体来说,如果冥想练习增加了对自我和他人的同情,我们希望看到在我们的测量中,在有或没有参加大量的冥想体验的不同样本之间存在的差异。

2,方法

2.1参与者和过程

124名主要参与者是一个小型文理学院课堂环境中自愿完成调查的学生。班级范围从大一新生到高年级学生。48%的参与者为男性,52%为女性,平均年龄为21.11岁(SD = 5.83)。参与者自我认同的种族背景是白人/非西班牙人 (74%),美国本土人(14%)、西班牙裔或拉丁裔/(6%)和其他民族(非裔美国人,加勒比人,亚洲人,6%)。社会经济背景各不相同,其中15%的人称父亲只拥有高中教育或受教育水平更低,30%的人称父亲拥有高等教育学位。对于母亲的教育水平,其中17%只有高中教育或受教育水平更低,17%拥有高等教育学位。

另外一组有经验的冥想者的样本,则来自于在社区冥想中心每周都会进行冥想的团体,调查他们来评估结构效度。调查被分为在讲座后和冥想中的约30个人和通过邮件回复的12人 (40%) 。最后一组样本的参与者包括10名女性(83%)和2名男性(17%),平均年龄为45.67岁(SD = 13.43)。为了对社区中心的慷慨表示尊重,与志愿者相比而言,我们无法获取无回应者的人口数据。

2.2测试

2.2.1自他四无量心 (SOFI)

我们开发了基于理论素质的四无量心(一行禅师,1991年)的项目量表。附录A中的图表描述了那些品质和他们的近敌或远敌。我们用这些形容词尽可能多地来捕捉量表中的品质。我们对于其中一些品质开发了不止一个形容词 (如冷漠,漠不关心),看看哪些词是最可能解读参与者以及获得最佳量表结构。我们没有找到关于喜悦的近敌的形容词(也就是虚伪,或迷幻的幸福),因为我们认为它对于参与者来说很难解读。最初的版本形成了16对形容词。我们以正性负性情绪量表(PANAS)模拟了量表的格式,在参与者将每个形容词应用于“对自己”和“对他人”时,让他们来评估每一个形容词。参与者评估对他人的嫉妒一项只因为它对于自我的嫉妒没有形成概念意义。在分析因素后,最终版本的量表产生了八对形容词和出现在附录B中。

2.2.2 Marlowe–Crowne 13项简易格式 (M–C 13)

这13项调查是一个可靠并有效的原始马洛社会赞许性量表的简易格式(克罗宁与马洛,1960; 雷诺兹,1982)。参与者评估这些项目为“正确”或“错误”,分数越高表明以社会理想的方式来做出回应的倾向性越大。我们使用这个调查作为衡量区分效度的方法,试图区分那些量表中的反应与以社会所期望的方式做出的回应的全球趋势。

2.2.3认知与情绪量表修订 (CAMS-R, 10项版本)

我们使用的这个方法包括10个项目的版本,它测量了注意力,关注当下,认知和正念的接受程度。鉴于量表作者的建议, 我们使用了10项版而不是12选项版本,是为了避免可能的来自于12选项版本另外2个项目的干扰,12选项版本可能会与忧虑未来和沉思过去的情绪相重合。参与者评估这些有关四项量表的选项,总分数越高越能表明拥有更多的正念。该量表已经显示了良好的内部一致性以及同时和区分效度(费尔德曼等人,2007) 。我们使用这种方法去探索我们量表的同时和区分效度。

2.2.4正性负性情绪量表 (PANAS)

正性负性情绪量表(PANAS)是一个20项量表,10项积极和10项消极情感描述,它们展现了合理的内部一致性以及同证和区分效度 (沃森等人,1988) 。参与者评估他们在过去的一周中关于情感描述的感受。反应采用得分范围,从“非常轻微或没有”到“非常”的五分制量表。更高的分数表明了更强烈的情感。我们使用这种方法去探索我们量表的同时和区分效度。

2.2.5自我同情量表 (SCS)

SCS是一个包含26选项的方法,利用自我仁慈,自我判断,普遍人性,孤立,正念和过度认同进行衡量。参与者在五项量表中就 “在困难时期如何对待自己”作出回应,分数越高表明了更强烈的自我同情。该量表已经显示了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内夫,2003) 。我们预期这个量表将与量表中对自我的评价紧密相关联,但不一定与对他人的评估有必然联系。

3 三项结果

3.1 因素分析

在所有的评级中,通过方差最大化正交旋转以及Kaiser正态分布的最大似然提取法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六个因素合起来占了全部差异的64.91%。表1为量表的描述性统计数据,表2为因素负荷量以及它们在解释差异中所占的比例。

表1: SOFI量表的描述性统计数据以及其他测量方法

表2: 最初因素负荷量(方差最大化正交旋转)

这些量表的因素负载量普遍比六个因素中的某一个要高0.5,同时对其他任何因素都不超过0.4,其他研究人员也以此为标准。第一个因素包含对自己和他人的慈悲、友爱、接纳和喜乐这些正面特质。第二个因素反映对自己的负面特质,诸如仇恨、愤怒、残酷、卑鄙,而对他人的负面特质由另一个因素承载。有三个因素是单独的特质因素,压倒性的自己以及他人是其中一个因素,同样对自己和他人的冷漠无情,以及对自我和他人的判断,各占一个因素。最后三个因素占了全部差异的22.39%,它们与正面因素和负面因素量表的中间层级相关联(既不是这个特质的最初含义,又不是它的反义极端)的特质。运用一个因素测量单个特质有一定局限性,所以我们删除了临近的妨碍因素而只留下了有明显正面和负面特质的因素。

通过方差最大化正交旋转以及Kaiser正态分布进行的次级因素分析显示,从原始分析中得到的前三项因素在取消了邻近的妨害后保持稳定,而特征值大于1.00。它们合起来占整体差异的59.63%(见表3)。

表3: SOFI因素负荷量(方差最大化正交旋转)正面特质和负面特质描述

3.2自我及他人的等级

对自己和对他人负面特质的评价显然由不同的因素承载,然而对自己和他人正面特质的评价却由相同的因素来承担。尽管自己和他人正面特质的评价高度相关(r=0.67),因变量样本的t检验显示,对他人正面特质的评分(平均值=3.7,标准差=0.78)显著高于对自己正面特质的评分 (中间值 = 3.38, 标准差= 0.89; t检验值 5.37, p 值0.001)。这个差异显示,把自己和他人的正面评价分开进行是有意义的。此外,双向重复方差分析(ANOVA)显示,效价效应(正面或者负面)的F值为316.45,P值为0.001,目标效应(自我或者他人)F值为14.81,P值为0.001。下表1的结果显示,对他人的正面评价比对自己的正面评价更为显著,但对他人的负面评价没有对自己的负面评价显著。这些结论,和主成分分析法结合,提出了一项含有对自己和他人的正面和负面特质作为不同的测量项目的四因素量表设计。

表1: SOFI量表针对自己和他人正面和负面品质的评分

3.3内部一致性

运用被提议的四种次级量表和完整的测量方法进行Cronbach的阿尔法计算,每种次级量表均有高度的内部一致性:积极自我(α=0.86);消极自我(α=0.85);积极他人(α=0.80);消极他人(α=0.86)。此外,误差修正项的相关性从0.54到0.76,显示了次级量表间的显著一致性。四组次级量表中,积极自我和其它次级量表的Pearson系数值r =0.67,自己负面特质和其它正面评价相应的Pearson系数值r =-0.20。相关性的范围显示,尽管这里存在一些共有的变量,但是每个数据仍然有独特的贡献。对所有项目进行测量时,内在一致性程度显著降低(α=0.60),这显示了这种测量方式可能最好应用在次级量表分析,而不是在整体测量中。

3.4同时效度和区分效度

确定好SOFI中2(自己/他人)×2(积极/消极)项中的因素后,我们测定了在同类测量中结构完全不同的这些因素的影响范围。跟次级量表有关的这些测量的相关系数见表4。表5是主成分分析法中的因素负载量,以及这些测量和次级量表中的方差最大化正交旋转。

通过方差最大化正交旋转的最大似然提取法进行因素分析,集中在其中两个变量上,这占据了全部差异的60.71%。第一个因素由来自SOFI,CAMS-R,积极PANAS和自我慈悲心量表中的自己以及他人的正面特质组成。第二个因素由自己以及其它负面SOFI特质,以及负面PANAS组成。

Marlowe–Crowne 社会性期望量表不包括上述因素。此因素既不与积极特质的评价显著相关,跟负面特质的评价也没有显著相关。尽管我们不能忽视社会性期望可能产生的影响,但研究发现,社会性期望也不能完全解释所有的反应。

跟预期一样,自我慈悲心量表,与自我特质的正负面都高度相关。但是,也如同预期,它与其他评价相关性不显著(占到了同样测量方式下差异的20%以下)。CAMS-R与我们的测量有一点相关性,仅仅在我们的因素中占了差异的6–15%。正如预期的负面PANAS 与负面特质的自我评价显著相关,占了差异的39%,但是与他人评价数据关系不显著(占差异的6–15% )。同样的,正面PANAS与正面自我特质显著相关,占差异的22%,但其他评价关系不显著(3-15%)。因此,尽管对PANAS的情感评价上有一些差距,感情并不占我们测量结果的全部。

表4: SOFI次级量表和其他测量量表的相关性

表5: 并发与差异

SOFI次级量表与年龄没有明显的关联,尽管这个测量可能受到了我们测试样本选择范围较小的局限影响,或者是由于采用母亲和父亲的教育程度来反映社会经济地位(social-economic status,简称SES)

3.5建构有用性

表6: 对禅修与未禅修样本的SOFI次级量表平均值

在关于禅修增加积极特质并且减少负面特质方面,我们想看一下不进行禅修的人和那些定期禅修的人之间的差别。我们比较了最初的参与者中那些声称自己不禅修的人(104人),相比于另一组每周都进行禅修的新参与者(12人)。这些参与者说他们平均都有6.8年(标准差5.5)的禅修经验,平均禅修的时间是每周119.8分钟(标准差46.1)。正如表6中所示,独立的t检验显示,除了对评价他人的正面特质的测试之外,每一项次级量表都有显著差别。那些定期禅修的人对自己的积极特质有更高的评分,对自己和他人的负面特质的评分也会相对较低。

4 四种讨论

研究结果支持自我与其他四无量心(SOFI)量表的建构和初步验证。虽然许多现有的测量方式都是评估关于正念的觉知、非反应性和接纳性(四无量心中的“舍”)的因素(Baer等人,2004,2006年;布朗和赖安,2003年;查德威克等人未发表手稿,2005年,《用心回应不愉快的想法和想象:正念问卷的可靠性和有效性》;费尔德曼等人未发表手稿,2004年,《认知和情感正念量表的发展、因素结构和初步验证》;海耶斯和费尔德曼,2004年;劳等人,2006年)。在评估慈爱(慈)、同情(悲)和欢乐(喜)时,我们的方法具有独一无二的贡献。然而之前的测量似乎把重点只放在我们关注这一现象,我们的主要侧重点是我们该如何关注。通过尝试测量之前那些不可测量的品质,方便了我们研究正念的两翼、专注和慈悲。

考虑到因素结构,自我与其他四无量心(SOFI)量表衍生出了四个截然不同的分量表,而这些分量表并没有被当前调节案例的测量手段所占据。自我与其他四无量心(SOFI)量表中评价了四个在佛学教义中讨论的“无量”(即佛教的教义:慈、悲、喜、舍)

然而,因素结构并不能与上述建构相融合。相反,他们似乎趋向于正面特质与极端负面特质评分的对立,以及对自我与他人评分的对立。正性负性情绪量表(PANAS)研究表明,积极的和消极的情绪是截然不同的(沃森等人,1988年),很明显我们对自己和别人的看法也不尽相同(罗斯等人,1977年)。进一步的研究显示,训练有素的佛教禅修者可能会表现出四无量心品质上的差异。但是对初级禅修者而言,主要的差异体现在我们如何看待自我和他人,以及正面与负面特质之间的对立。对于三个“相似敌人”(分别念,冷漠,和不知所措)的评分成为三个额外的因素,但考虑到这些概念的复杂性以及单独项目分量表的局限性,这三个因素在最终的衡量中被省略了。未来的研究人员可能会选择把这些因素包括进来,以更加深入地探索这些结构因素的效用。例如,人的判断力的近敌(尤其是针对自我)可能在抑郁症认知扭曲研究中是一个重要的特质因素。

除了评估与正念相关联的那些希求的特质因素,我们的衡量模式中对自己和他人评分的评估成为了对正念实验文献的一个独特贡献。我们的测量中针对自身的评分表现出了与自我慈悲测量表(The Self Compassion Scale,内夫,2003年)之间良好的并发效度,但我们同时在这个测量中加入了对他人慈悲的测量。我们的衡量模式表还有更多的好处,例如相对简短和利于参与者阅读和完成,这样就能在更广泛的组合检测中使用。

正如沃森等人(1988)发现,随着PANAS的发展, 针对我们的衡量模式的因素结构表明,当负面特质缺失时,正面特质的出现也有所不同。此外,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衡量模式中的评分与PANAS中的情感评分有着关联性,但这并不能统一地解释我们结果中所有或者说大部分的变量。因此,我们的衡量模式不能仅仅说是对当前情绪状态的另一个衡量。同样,我们衡量模式的评分也不会由那种社会所希望的回应形式的倾向性所驱动。

CAMS-R (费尔德曼等人,2007年)与我们的测量也有着适度的关联,它表明我们的衡量与现有的正念测量虽有一定关联,但仍然不同。未来的研究需要确定我们的衡量模式与已有的正念测量的相异程度。一个相关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测量是否能够被更好的概念化为情形测量或特质测量。虽然CAMS-R被概念化为特质测量,我们的测量在目前的形式和时间框架下似乎仍是一种情形测量。然而, 人们可能会说慈爱、怜悯和欢乐的能力是与其他已知特质有关的。未来,将我们的衡量模式表与多伦多正念量表( Toronto Mindfulness Scale,一种情形测量)相比较的研究可能是有用的。

关于结构效度,我们的衡量似乎明显区分了没有禅修体验的人与有着广泛禅修经验的人。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有禅修经验者被试样本的研究不断扩大,上述的结论相信会被一再证实。

总之,我们的研究对现有正念文本文献资料的特殊贡献之处在于,提供了一个具有光明前景且充满可能性的新的量化工具,此外,这个研究展示了良好的初始内在一致性与并发协同(一致)效度、差别效度和构念效度。尽管如此,其中也有一些局限性仍然有待讨论。首先,由于被试样本范围相对较小,对于我们测量所覆盖的因素结构还难以做出确定的结论。目前,研究的被试样本主要由学生群体构成,而非学生的社区样本比重较小。如果要确证因素结构,效度和普泛性,还需要一个更广泛的非学生群体的样本。合乎逻辑的下一步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确保能够参加测试和再次测试的被试样本不会发生显著的减少。因为我们研究的正是随着时间流逝,那些刚刚开始培养了禅修习惯的人群所经历的变化。第二,参加者为自己和他人并列对照出现的特质选项打分。如果描述自己的特质与描述他人的特质是分开在不同的页面上,最后的结果是否仍然是相似的,这是一个值得后续研究的论题。

虽然有上述的局限性,但是建构一个对慈爱(慈)、怜悯(悲)和欢乐(喜)特质的衡量模式不仅在正念研究中是有用的,而且在更广泛的积极心理学,和平研究和医疗机构的护理上都是有促进作用的。这个衡量模式也可以用在自我及认同和对他人的态度方面的研究上。此项目旨在增进对他人的了解,通过测量自我和他人积极以及消极的判断,减少偏见、仇恨和欺凌。测量对自我和他人同情, 以及负面的情绪和行为,以快速、容易管理的形式协助正念研究的细化研究,并且对积极心理学领域内的其他可能应用也有着益处。

附件

附件A: 用于测量四无量心品质的形容词的初步量表

附件B: SOFI量表

这一量表包含许多描述不同思想、感觉和行为的词汇。阅读每一项并圈出合适的答案,指出你在过去一周内对自己和他人的思考、感觉或行动的程度。

摘自:http://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11205-008-9300-1/fulltext.html

来源:Springer Science+Business Media B.V. 2008

智悲翻译中心

译者:明、yueyue、Better Yang

一审校对:园心、yueyue

二审校对:园心、圆韧、多杰卓玛

终审校对:明心、圆韧、圆徐、马卫丽、圆阳、圆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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