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豪捐光80亿和妻挤在小屋里:因为裹尸布上无口袋

美国的一位亿万富翁创建了慈善基金会,20余年来已经捐出40亿美元,他要求基金会在2016前捐光剩下的40亿美元,但他不让基金会以自己的名字来命名,所有的捐献活动几乎也都是匿名进行的。他的义举无意中震动了美国慈善界,对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位76岁的老人当初只给自己留下了不到100万美元的财产。他如今连小汽车也没有,还和妻子挤在旧金山的一套一居室的出租屋里,但他甘之如饴。 不久前的一天,在纽约上东区的一套公寓里,一场热闹但毫不铺张的聚会正在进行着。人们一个接一个地站起来,向一位年长的绅士祝酒。这位老人穿着一条松松垮垮的裤子,一口牙齿已经掉了不少,他一直羞涩地微笑着。
有一位客人调笑说:“他今天晚上当然还是没有戴领带。”另一位客人要大家看看老人佩戴的那块廉价的塑料手表,和他当作公文包的那个塑料袋。这种聚会上的调笑并无特别之处,但人们取笑的对象却非同凡响。这位身着破旧蓝色休闲西装的老人曾是一位亿万富翁,他就是查克∙费尼。 你从来没有听说过他吧?这一点也不奇怪。这位节俭的老人多年来以热衷于隐姓埋名而出名。他创立了高达80亿美元的“大西洋慈善”基金会,但他拒绝以自己的名字来为其命名。为逃避美国要求基金会披露信息的法律规定,他特意将基金会注册在百慕大群岛(英属自治殖民地)。他向多所大学和医院捐献了数亿美元,却不许它们哪怕只是用一块小小的铭牌来标明他是捐献者。
 
80亿不花掉“死不瞑目”

这一天在他女儿位于纽约的公寓里举行的聚会,是为了庆祝关于这位古怪大款的一本传记的出版。该传记由爱尔兰记者康诺尔∙奥克勒里撰写,书名为《不是亿万富豪的亿万富豪:查克·费尼怎样秘密聚财和散财》。

费尼说,在该书写作过程中他给予了配合,还很罕见地接受了一采访,因为他认为自己肩负着一个新的公共使命:提醒对冲基金巨头和硅谷新贵们“在享受生活的同时作出馈赠”。金融巨头和硅谷精英的加入代表着美国慈善事业的最新潮流。而费尼早在多年前就已经在倡导这一股潮流的涌现,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等亿万富翁也随即推波助澜。费尼说,他就是想为那些富人们“树立一个榜样”。他说:“这些人有太多的钱,光是他们自己花是永远也花不完的。”

实际上也的确如此。大多数富豪在其死后设立的基金会每年捐献的资金,几乎只占其总资产的5%,这恰恰就是法定的最低限额。但在新泽西州一个爱尔兰裔天主教平民家庭长大的费尼,早在53岁时就悄悄将自己的大部分财富移交了给他的基金会。然后在8年前,他吩咐基金董事会要在2016年前捐光全部资产。

迄今为止,他已经捐出40亿美元,还有40亿美元等待捐献。“大西洋慈善”现在正以每年4亿美元以上的速度“散财”,除了比尔·盖茨&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及福特基金会之外,总部位于美国的慈善基金会没有哪家比“大西洋慈善”捐献规模更大。

在费尼看来,这个世界上有着太多的悲惨的事情,因此在捐助方面来不得半点延误。他咯咯地笑着发誓说:“这钱要是不能花掉,我死都不能瞑目。”

资助对象十分广泛

费尼善款目前较大的受益者之一是康奈尔大学。他当年就是依据《退伍军人法案》而上了这座大学,上学时靠向校友卖三明治来挣得花销。过去40年来,他已经向该校捐献了5.88亿美元,而且几乎所有的捐献都是匿名进行的。

在费尼的捐助对象中,有许多仍然是属于传统行业——为斯坦福大学一家生物医学中心捐献6000万美元,为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捐出1.25亿美元。但他其他的一些捐助对象就不同寻常了:帮助南非人克服对于同性恋者的仇恨情绪;在美国新泽西州为废除死刑而游说,为古巴培训的医生们购买医疗用品等。

戴着破旧眼镜见首相

费尼是凭着自己令人不可思议的商业直觉,在激烈的竞争中建立起自己的全球性商业帝国的。他能说流利的法语和日语,而且至今还活跃在从爱尔兰首都都柏林到越南岘港的广泛地区内,不断地铺开新的资助项目。但他为人和善而毫不招摇,说话时也是吞吞吐吐而并不武断。在超级大富豪群体中,费尼可以说是独树一帜:对于慈善事业极度慷慨,而自己却十分节俭。他开玩笑式地说自己是一个“衣衫褴褛的慈善家”,他说“节俭是一种聪明的作法”。

他曾经在法国和纽约等地拥有6栋豪华住宅。但他现在没有任何豪宅,而是和第二任妻子、他以前的秘书赫尔佳住在旧金山一套一居室的拥挤的出租屋里。

人们也从来看不到费尼用名牌领带或者穿名牌鞋子。有一次在会见爱尔兰首相时,他戴着一副破旧的眼镜,上面夹着一个别针,这眼镜还是他当初从街头杂货店里买来的。费尼现在连一辆小汽车也没有,他选择乘坐公交车和的士。在75岁前乘飞机时,他只坐二等舱。现在因为双膝不停地颤抖,而且出行频繁,他坐的是头等舱。

他需要美食吗?他沉思着说:“你可以上高档餐馆一顿吃掉100美元,但我吃25美元的饭也能得到那种满意度。我现在爱上了烤奶酪西红柿三明治。”

从未脱离劳动阶级本色 费尼的朋友、《爱尔兰裔与美国》杂志的编辑尼亚尔·达乌德回忆说:“他对待财富的态度,就是永远不让自己脱离劳动阶级的本色。他一直脚踏实地,似乎从来没有过这样一笔巨大的财富,他的品性基本上没有变化过。”

在参加当天新书出版聚会的来宾中,大多数是费尼用巴士从新泽西州接过来的:其中有他的高中同学,还有来自费尼大家族的亲人,包括他5个孩子中的两个。

费尼50岁的外甥丹尼尔·菲茨帕特里克回忆说:“他会给我父母5万美元供我们上大学。但如果你和他一起到外面去喝上一杯啤酒,他也要核对一下账单……如果我没将卧室的灯关掉,他会说:‘顺便提醒你一下,你没关灯啊。’我明白这时我最好起床去把灯熄掉。”

他当初为何决定要将钱捐献出去,只给自己留下还不到100万美元的净资产呢?他耸耸肩回答说:“我是个喜欢逍遥自在的人。我希望能安安静静地品味我的烤奶酪西红柿三明治。我不愿意让人们指点着说:‘看啊,那个亿万富翁在吃烤奶酪西红柿三明治。’”

他的外甥菲茨帕特里克回忆说:“在我看来,他当时对财富已经感到厌烦了。他自己也说那种奢侈而沉重的生活并不适合他。”

1990年,费尼和前妻丹妮尔分了手。她获得他们曾经共同拥有的多处别墅和豪华公寓以及1亿美元。

将低调进行到底

在保持低调方面,费尼可以说是做到了极致。多年来,“大西洋慈善”的员工不能告诉家人自己在哪里工作。捐献受益者当中也没有几个人知道这钱是从哪里来的,他们还必须签订协议,答应如果谁透露钱的来源的话,资助就会立即停止。

直到1997年,在“免费购物连锁店”出售给法国奢侈品巨头伯纳德·阿诺尔特时,公众才知道了“大西洋慈善”的存在。当时的法律文书表明,费尼在该公司的股份已经移交给一家基金会。尽管许多人早就在猜测费尼有什么大动作,但当人们发现他捐献的数额竟然超过了麦克阿瑟、洛克菲勒和梅隆等家族设立的鼎鼎大名的基金时,慈善界为之震惊。

即使到今天,尽管“大西洋慈善”在其网站上列出其捐献数额,但它仍然不会发布消息来为自己吆喝。他们也仍然禁止举行正式的捐献活动晚宴,拒绝收取各式铭牌。

费尼不想用自己的名字来命名建筑物也是有着实际考虑的,他的目的就是吸引其他希望获得冠名权的慈善家与他合作。比如说,他与高科技巨头吉姆·克拉克一道为斯坦福大学提供捐献,与风险投资家亚瑟·罗克一起为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建立了一处癌症研究设施。

他难道就没有一点名利心吗?费尼对此回答说:“是谁建起楼房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楼房能建起来。”他咯咯地笑着回忆说:“在越南岘港总医院,由于我们不愿意留名,那里的人们苦恼得不得了。最终他们将医院涂成了绿色——三叶草(爱尔兰的国花)的那种绿色。”他接着说,“这费了不少涂料啊。”

从捐献中获得巨大满足

在女儿家客厅的咖啡桌上,费尼打开了克林顿总统新近的畅销书《给予》。他翻开“你应当给予多少,你为何应当给予?”这一章,念出书中所引用的美国个人所得税数据,该数据表明只要美国纳税最多的14400人捐出自己收入的1/3,总额就将达到610亿美元左右。

那为什么没这样呢?费尼沉思说:“人们习惯于赚钱。我想成为富人,这一点对于很多人是很有吸引力的。我并不是要去告诉他们应当做什么……我只是坚信,如果人们能为公益事业提供捐助,他们将会从中获得巨大的满足。”

费尼提到了自己心爱的一个慈善项目——“微笑行动”。该项目为外科医生提供资助,让他们为发展中国家的腭裂儿童做手术。他曾经在候诊室里看到一名接受捐助手术的女孩,女孩当时坐在那里,用手掩盖着自己的嘴巴。他回忆说:“我观察着她。当她做完手术时,她在微笑着,似乎在说:‘现在再也不是你以前看到的那个丑样子的我了。这是一个新我。’”还有一次是在一家餐馆里,一名男子将他请了过去,对他说:“您知道您曾经让我接受过商业培训吗?我接受过您的奖学金……我现在是这家餐饮连锁店的总经理了。”

“裹尸布上没有口袋”

奥克勒里曾经与费尼在纽约曼哈顿的一家酒吧泡过多年,最终才和费尼敲定了《不是亿万富豪的亿万富豪》一书的主题。他将费尼的慷慨归结于他有一对仁慈的父母,后来又在一个具有互助气氛的社区里长大。他说“费尼是一个谜……他喜欢挣钱,但不喜欢拥有它。他走遍了世界,但心从来没有离开位于新泽西州伊丽莎白市的家乡。”

费尼自己微微地笑了笑说:“在理智和疯狂之间只有一道窄窄的界线。一些人甚至可能会说,想将钱捐出去就是发疯。”对于这些人,费尼用一句谚语来回答:“裹尸布上没有口袋(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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