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云台的保富法

聂云台居士是清末大臣曾国藩的外孙,在1920年任第一任上海总商会会长,中国民族资本家的成功人士。抗战期间,上海社会崇尚华丽,奢侈成风。聂云台老居士有感而作,于1942、1943年间撰成《保富法》一书,刊登上海《申报》,一时传为佳话。

聂云台自己是资本家,他写的《保富法》告诉我们不要仅仅想发财,更重要的是“保富”,他以身说法,引用自己身边的事例说明“保富”的道理。特此节录:

俗话说:发财不难,保财最难。我住在上海五十余年,看见发财的人很多;发财以后,有不到五年、十年就败的,有二、三十年即败的,有四、五十年败完的。我记得与先父往来的多数有钱人,有的做官,有的从商,都是炫赫一时的,现在已经多数凋零,家事没落了。有的是因为子孙嫖赌不务正业,而挥霍一空;有的是连子孙都无影无踪了。大约算来,四、五十年前的有钱人,现在家务没有全败的,子孙能读书、务正业、上进的,百家之中,实在是难得一、两家了。

不单是上海这样,在我湖南的家乡,也是一样。清朝同治、光绪年间,中兴时代的富贵人,封爵的有六、七家,做总督巡抚的有二、三十家,做提镇大人的有五、六十家,现在也已经多数萧条了;其中文官多人,财产比较不多的,后人较好。就我所熟悉的来说,像曾、左、彭、李这几家,钱最少的,后人比较多能读书,以学术服务社会:曾文正公的曾孙辈,在国内外大学毕业的有六、七位,担任大学教授的有三位;左文襄公的几位曾孙,也以科学专门而闻名;李勇毅公的孙子辈,有担任大学教授的,曾孙也多是大学毕业;彭刚直公的后人,十年前,有在上海做官的。大概当时的钱,来得正路,没有积蓄留钱给子孙的心,子孙就比较贤能有才干。其余文官比较钱多的十来家,现在的后人多数都是萧条了。武官数十家,当时都比文官富有,有十万、廿万银两的;(多数是战事平定以后,继续统兵,可以缺额,才能发财;至于拥有五、六十万到百万银两财产的有三、四家,如郭家、席家、杨家等,都是后来从陕西、甘肃、云南、贵州统领军务归来的人。金陵克复的时候,曾国藩因为湘军士气不振,所以全部遣散,剿捻匪的时候,改用淮军,所以湘军的老将,富有的非常少。)各家的后人,也是多数衰落了;能读书上进的,就很少听见了。

我家与中兴时代的各大世家,或湘或淮,多数都是世代相交的关系,所以各家的兴衰情形,都略有所知。至于安徽的文武各大家,以前富有丰厚的,远远胜过了湘军诸人,但是今日都已经调零,不堪回首了;前后不过几十年,传下来才到了第三代,已经都如浮云散尽了。然而当时不肯发财,不为子孙积钱的几家,他们的子孙反而却多优秀。最显明的,是曾文正公,他的地位最高,权力最重,在位二十年,死的时候只有两万两银子;除乡间的老屋外,在省中未曾建造一个房子,也未曾买过田地一亩。他亲手创立的两淮盐票,定价很便宜,而利息非常高;每张盐票的票价二百两,后来卖到二万两,每年的利息就有三、四千两;当时家里只要有一张盐票,就称为富家了。曾文正公特别谕令曾氏一家人,不准承领;文正公多年,后人也没有一张盐票。若是当时化些字型大小、花名,领一、两百张盐票,是极其容易的事情;而且是照章领票,表面上并不违法;然而借著政权、地位,取巧营私,小人认为是无碍,而君子却是不为啊!这件事,当时家母知道的很详细,外面人是很少有知道的。《中庸》上面说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见乎。’(这叫做表里如一,即是诚意、毋自欺,这是中国政治学的根本;如果无此根本,一切政治的路,都是行不通的。)文正公曾经对僚属宣誓:‘不取军中的一钱,寄回家里’,而且是数十年如一日;与三国时代的诸葛公是同一风格。因此,当时的将领僚属,多数都很廉洁;而民间在无形当中,受益不小。所以躬行廉洁,就是暗中为民造福;如果自己要钱,那么将领官吏,人人都想发财;人民就会受害不小了。

请看一看近数十年来的政治,人民所遭遇的痛苦,便知为人长官的廉洁与不廉洁,真是影响非常大啊!所以,《大学》上说:‘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孟子》说:‘为富不仁,为仁不富。’因为贪财与不贪财,关系著别人的利益、幸福很大;所以发财便能造罪,不贪财方能造福。世人都以为积钱多买些田地房产,便能够使子孙有饭吃;所以拼命想发财。今天看看上述几十家的事实,积钱多的,反而使得子孙没饭吃,甚至连子孙都灭绝了;不肯取巧发财的,子孙反而能够有饭吃,而且有兴旺的气象。平常人又以为全不积些钱,恐怕子孙会立刻穷困;但是从历史的事实、社会的经验看来,若是真心利人,全不顾己,不留一钱的人,子孙一定会发达。现在我再举几个例子来说:

宋朝的范文正公(范仲淹),他做穷秀才的时候,心中就念念在救济众人;后来作了宰相,便把俸禄全部拿出来购置义田,赡养一族的贫寒。先买了苏州的南园作为自己的住宅;后来听见风水家说:‘此屋风水极好,后代会出公卿。’他想,这屋子既然会兴发显贵,不如当作学堂,使苏州人的子弟,在此中受教育,那么多数人都兴发显贵,就更好了;所以就立刻将房子捐出来,作为学宫。他念念在利益群众,不愿自己一家独得好处。结果,自己的四个儿子,作了宰相公卿侍郎,而且个个都是道德崇高。他的儿子们曾经请他在京里购买花园宅第一所,以便退休养老时娱乐,他却说:‘京中各大官家中的园林甚多,而园主人自己又不能时常的游园,那么谁还会不准我游呢!何必自己要有花园,才能享乐呢?’范先生的几位公子,平日在家,都是穿著布素衣服。范公出将入相几十年,所得的俸钱,也都作了布施救济之用;所以家用极为节俭,死的时候,连丧葬费都不够。照普通人的心理,以为这样,太不替子孙打算了,谁知道这才是替子孙打算最好的法子。不单是四个儿子都作了公卿,而且能继承他父亲的意思,舍财救济众人。所以,范家的曾孙辈也极为发达,传到了数十代的子孙,直到现在,已经是八百年了,苏州的范坟一带,仍然有多数范氏的后人,并且还时常出优秀的分子。世人若是想替子孙打算,想留饭给子孙吃,就请按照范文正公的存心行事,才是最好的方法。

再说元朝的耶律文正公(耶律楚材),他是元太祖(成吉思汗)及元世祖的军师,军事多数是由他来决策,他却是借此而救全了无数的人民。因为元太祖好杀,他善于说话,能够劝谏太祖不要屠杀。他身为宰相,却是布衣蔬食,自己生活非常的刻苦。他是个大佛学家,利欲心极为淡泊:在攻破燕京的时候,诸位将领都到府库里收取财宝,而他却只吩咐将库存的大黄数十担,送到他的营中;不久,就发生了瘟疫,他用大黄治疗疫病,获得了很大的效果。他也是毫无积蓄,但是他的子孙,数代作宰相的,却有十三人之多。这也是一个不肯积钱,而子孙反而大发达的证据。

再说清朝的林文忠公(林则徐),他是反对英国,以至于引起了鸦片战争的伟人。他如果要发财,当时发个几百万,是很容易的。他认为鸦片贻害人民,非常的严重,所以不怕用激烈的手段,烧毁了鸦片两万箱。后来,英国人攻广东,一年攻不进,以后攻陷了宁波、镇江。清朝不得已,就将林文忠公革职充军,向英国人谢罪谈和。林公死了以后,也是毫无积蓄,但是他的子孙数代都是书香不断,孙曾辈中尚有进士、举人,至今日仍然存在,数年前故世的最高法院院长林翔,也是其中的一人,而且道德亦非常的崇高。这又是一个不肯发财,而子孙反而大发达的证据。

再看与林公同一个时候发大财的人,我可以举几个例子:就是广东的伍氏及潘氏、孔氏,都是鸦片里发大财至数百千万银两的。书画家大都知道,凡是海内有名的古字画碑帖,多数都盖有伍氏、潘氏、孔氏的图章,也就是表明了此物曾经在三家收藏过,可见得他们的豪富。但是几十年后,这些珍贵的物品,又已经流到别家了。他们的楠木房屋,早已被拆了,到别家作妆饰、木器了。他们的后人,一个闻达的也没有。这三家的主人,总算是精明能干,会发这样的大财;当时的林文忠父,有财却不肯发,反而弄到自己被革职办罪,总算太笨了吧!然而至数十年以后,看看他们的子孙,就知道林文忠公是世间最有智慧的人,伍氏、潘氏、孔氏,却是最愚笨的人了。

上海的大阔老很多,我所认识的,也可以举几个例子:一个是江西的周翁,五十年前,我在扬州鄙岳萧家,就认识这位富翁。(当时的这两家同是盐商领袖。)有一天,周翁到萧家,怒气勃勃的,原来是因为接到湘潭分号经理的来信,说是湖南发生了灾荒,官府向他们劝募捐款,他就代老板周翁认捐了银子五百两,而周翁嫌他擅作主张,捐得太多,所以才发怒。那时他已有数百万银两的财富,出个五百两救济,还不舍得。后来住在上海,有一天,谭组安先生与他同席,问他,如何发到如此的大富?他说,没有别的法子,只是积而不用。他活到八十多岁才死,遗产有三千万元,子孙十房分了家,不过十几年,就已经空了。其中有一房子孙,略能作些好事,这一房就比较好,但也是遭遇种种的意外衰耗,所余的钱也不多了。若是以常理来说,无论如何,每房子孙都有三百万,不会一齐败得如此之快;然而事实上,却是如此。若是问他如何败法?读者可尝试著闭目一想,上海阔少爷用钱的道路,便能够明白,不用多说了。这位老翁,也是正当营业,并未取非分之财;不过心里悭贪,眼见饥荒,而不肯出钱救济;以为积钱不用,是聪明。却不知道此种心念完全与仁慈平等的善法相违反,我若是存了一家独富之心,而不顾及他家的死活,就是不仁慈、不平等到了极处。除了本人自己受到业报外,还要受到余报的支配,也就是《易经》所谓的余庆、余殃的支配;使独富的家败得格外的快,使大众亲眼见到果报的昭彰,能够醒悟。(而本人所受的果报,若不是现世报,则旁人是不能见到的。)

再说一家,是上海十几年前的地皮大王陈某,家中的财产有四千万银元,兄弟两房,各分两千万。一九二五年,我到他家吃饭过一次,他住的房屋十分的华贵,门前有一对石狮子,是上海所少见的。他的客房,四面的墙壁全部都装了玻璃架,陈列的铜鼎,都是三千年的古物。有一位客人,指著告诉我说:‘这一间房子里的铜器,要值银元一百五十万;中国的有名古铜器,有一半在此。’这几句话,正是主人最高兴听的。原来一般富人的心理,就是要夸耀,我有的东西,都胜过一切的人。而惟有道德名誉是钱办不到的,这些富人无可奈何,只好在衣服、珍宝、房屋、器具上,争豪斗胜,博得一般希望得到好处的客人,来恭维奉承。(骄奢两字是相连的,骄就是摆架子,奢就是闹阔。上海常看见的是大出丧,一日之间,花费一、二十万的银元,以为是荣耀;但是若要请他们出几千元帮助赈灾,就不大容易了。这是普通人多有的卑劣自私的心理,并非是单说某一家。这一位主人,当然也未能免俗。)在我看见他之后,不过才七年的时间,上海地价忽然惨落,加以投机的损失,以至于破产。陈家的古铜珍宝,房屋地产,一切的一切,都被银行没收变卖,主人也搬到内地家乡去了。

再说一个实例,就是上海哈同花园的主人,近日报纸上常有讥讽的评论:说他们生平,对于慈善事业,不肯多多帮助,并说他有遗产八万万银元。试一设想,财产八万万的收入,就照二厘的利息来计算,每年也应该有一千六百万,如果他们肯将这尾数的六百万元,用作救济贫民之用,那么全上海的难民,就可以得救了。在三年前,上海的难民所中,有十万人,每人的粮食,以每个月两元计算,全年不过才两百余万元。到去年米贵的时候,难民所中的难民才不过一万几千人,每人的月费三十元,一年共五、六百万元,也还不过是他们收入年息的三分之一罢了。再说上海死在马路上的穷人,去年将近有两万多人,前年不过一万多人,再前年不过是几千人,就单说去年米贵,死人最多的时候,如果办几个避寒所和施粥厂,养活这两、三万人,也不过一年花个五、六百万元就够了。这在他们来说,不过是九牛的一毛,然而这一毛,却是舍不得拔。如果能花几百万元,救几万个穷民;它自己家用,若是没有特别的挥霍,就是无论如何的阔绰,还是可以将一年所余的利息若干万来用作储蓄的。这样一来,一方面得到了美名誉,一方面作了救人的大功德,再一方面又仍然每年增加了若干万的积蓄。这样的算盘,实在是通极了。然而他们却没有这样智慧的眼光,一心只想这一千六百万元,一滴不漏,全部都收到自己的银行帐上,归为己有,任意的挥霍。竟然没有想到这肉身是会死的,自己既无子女,结果财产全归了他人。几万万的财产,一旦变为空花,只是徒然地带了一身的罪业,往见阎王,而且又遗下了一片不美的口碑,留在这个社会。

他们也挂信佛的招牌,但是全不知道《药师经》上开宗明义,就详细的说明了悭贪不舍的罪过。经上说:‘有诸众生,不识善恶,惟怀贪吝,不知布施、及施果报;愚痴无智,缺于信根,多聚财宝,勤加守护。见乞者来,其心不喜;设不得已而行施时,如割身肉,心生痛惜。如此之人,由此命终,生饿鬼界,或畜生道。’因为大富之人,钱财有余,自己也没有用处,明知道多数人将会饿死,却不肯施财救济。若是从道德上责备起来,这简直是间接的杀人。积钱最多,力量最大,而不肯布施的,他所负的杀人罪就更重了。譬如见到一个极小的孩子,站在井边,快要落井了;有一个人在旁站着,全不开口,也不拉开这个小孩,而让他落井死了。我们一定会说,这个孩子算是被他杀死了一样。而富人见灾不救,正是一样。何况是大富如此,连利息的一小部分都不肯舍,那么马路上死的几千几万的饥民,岂不是要算他杀死的一样吗!杀死几千几万人的罪过,难道是用骄慢心,以信佛作为幌子,勉强花点挥霍不尽的小钱,作点专卖面子的善事,就以为自己已经是作了功德,便可以免除一切的罪过么?我想恐怕天地鬼神,决不会如此含糊地宽恕他。所以我说这一段事实,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分别真伪,打破心里的悭贪,切不可蹈积财不施的覆辙!

俄国的大文豪托尔斯泰曾说过:‘现在社会的人,左手进了一百万元,右手布施了一、二元,就称为是大慈善家。’由此可知这种行为,是世界的通病。

总而言之,保富的方法,必须要有智慧的眼光,也就是要有辽远的见识、与宏大的心量;以上所说范文正公等几位,就是属于此类。而其余不善于保富的人,普天之下滔滔皆是啊!他们不能使子孙长保富厚,只因为是自己的智慧不够;能见到一点,却遗漏了万端;只看见表面,而看不到内涵;简单点说,他们看历本,只看见初一,还不知道明天有初二,更不会晓得年底有除夕,但是像这等愚痴的人,虽然很多,而社会有慧根的人也不少,一经人点拔,即可觉悟,智慧的眼光忽然就会开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