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悲翻译]关爱身心——亦禅亦医的独特感悟

Caring for body and soul: Trained Zen monk Sokun Tsushimoto brings a unique consciousness to his new role as a doctor

Authors: Otake, Tomoko

大竹智子

Source: Japan Times, 08/02/2009;

来源:《日本时报》(Japan Times),2009年8月2日刊;

作者简介:日本时报特约撰稿人,曾撰写各种报告数篇。

8月2日电——Sokun Tsushimoto刚取得从医资格,今年4月份在东京一家诊所开始见习。他剃了光头,腰板笔直,嗓音深沉而舒缓,显然透露出他阅历漫长而丰富。

2000年,Tsushimoto才开始踏上成为医生的八年学习/培训之路,此前,他从业于全然不同的另一领域——日本禅宗,后者有两大派别——临济宗与曹洞宗,而Tsushimoto在临济宗中身居高位。

这位日本四国爱媛县人,时年54岁。尽管不再属于任何佛教团体,也不再具有官方僧籍,但他仍称自己只是一位碰巧成为医生的僧人,而不属于相反情况。

而且,尽管日本有不少医生信仰基督教、佛教或神道教,但Tsushimoto与他们不同的是——他曾是一位高阶法师,大半生倾注于修学、思考、研究及传授死生大事。

生为八恬滨市一位寺庙住职之子,Tsushimoto说,与类似家境的其他人一样,自己也曾遵循家族“引力”而子承父业——做和尚,日本大多数僧人也确实如此;仅有少数“外来者”,他们是个人体验并且受强烈吸引而投身到这一宗教职业中。

于是,在京都大学念完哲学后,Tsushimoto在京都天龙寺学法逾十年,于1993年成为临济宗14个派别中一派的当家和尚,时年38岁。

已处于快速的晋阶通道,Tsushimoto本可作为一名高僧而继续宗教生涯,但是,他没有这样做。

当他努力帮助人们渡过无法避免的临终过程时,往往受挫于缺乏医疗知识,还面临组织化宗教的诸多矛盾——宗教组织通常更多关注募资、执守教义而漠视解决人们的现时需求。所以,Tsushimoto决心做医生,这样他能从身、心两方面关怀人们。

此后六年,Tsushimoto就学于东京的帝京大学,周围同学的年纪差不多是其一半大,他终于通过国家注册医师考试。接下来,在取得执业医生资格之前,Tsushimoto必须完成两年期的住院医生培训。现在,他在东京太东医院藏前国际医疗诊所工作,每周三天。

Tsushimoto已婚,育有二女,女儿正值学龄。最近他坐下来接受《日本时报》采访,讲述自己由和尚转为职业医生的生活,转行理由等等。以下内容,摘录自四小时的访谈录音

(译者注:以下JT代表《日本时报》; T代表Tsushimoto)。

JT: 作为佛教住职之子,您对子承父业是否持任何保留意见?

T: 生在寺院家庭的大多数孩子不愿当和尚,而这种事只能取决于他们能摆脱这种“引力”(家族传统)的程度。他们中有些人先是在社会上其它领域打拼,而后重返宗教社团。但就我所知,积极准备继承宗教职业的子弟屈指可数。

JT: 因此,您认为那些家族佛教子弟通常认为当和尚是他们命中注定?

T: 是的。他们中多数与现实达成妥协……去寺庙之外寻求许多机会,而后认命,重返宗教生活,我认为这样做没啥不好。即便这些人被“命”拉了回来,他们还是在外面世界有过精彩的人生阅历。

JT: 对您而言,又如何呢?

T: 我也被拉了回来(笑)。我一只脚踩在宗教领域,另一只脚踩在医学界,我喜欢这种活法。

JT: 您在京都大学读的哲学,那里的生活如何?

T: 我当时在哲学系读宗教研究专业,学过一大堆东西——西方哲学、中国古典哲学,还有印度哲学。那是在我十八九岁到二十岁出头的时候,因而我兴趣多样。

JT: 您那时特别重视的是——?

T: 我曾着迷于探究各种生死观,尤其是各种新兴宗教。做过一些现场体验,因为,我认为了解它们的最好办法,莫过于去亲身感受这些宗教团体的现实能量。在我拜访过的这些团体中,有一家带萨满教元素,还有一家鼓吹——世界末日就快到来,而上帝会拯救人类。他们的世界观宏大、神秘。我发觉这些宗教很具吸引力,也认识到此类观念很可能与政治能量一拍即合,这种能量几乎类似于希特勒的那种,他曾用来掺和自己独有的世界观。二战时,日本有过一个名叫大本教(Omoto-kyo)的宗教团体,它有一套独特的教理与价值观,但在一次官方打击下被取缔了。

JT: 大本教?

T: 是的,由出口鬼三郎(Onisaburo Deguchi)创立。人们称他为出口王仁三郎(Wanisaburo Deguchi),他可能从小便有超自然能力。大本教有位继承者,叫浅野和三郎(Wasaburo Asano),是英国文学学者,曾受英国通灵术的影响,而后者在明治时代(1868——1912)传入日本;浅野和三郎将其与出口王仁三郎宣扬的神道教相融合。日本许多其它“新兴宗教”的诞生都有浅野的功劳。

JT: 大学毕业后,您进入京都天龙寺修习日本禅宗。我了解的僧人早课在凌晨4点,对吗?

T: 看情况吧。有些天,我通常是3点半起床,有些天是4点半。当我们完成了一周的佛教轨仪后,我获批准休息一回,可以睡到早上6点,这样的日子每个月约莫有三天,

JT: 您平常何时就寝?

T: 在训练僧的督导下,我们大概晚上10点半修习完毕。然后,每个人可以在外头独处,各自带上一个拜壂(地垫),找自己最合意的地方坐禅。我可能冥想至少一个小时,而其他一些人还要继续两个钟头。在状态良好时,我会一直坐禅到早上4点。当晨钟响起,又是早课开始时,周而复始。

JT: 常年这样的生活,很苦吧,几乎没睡眠时间?

T: 有时,打坐的同时就是睡眠,这让人愉悦。那种状态下,你不是一直睡着,而是一阵一阵。冥想时,你要在同一地打坐四到五个钟头,这样你做不到全程都能凝住心神,而稍微打个盹,便能提神、获得能量重新集中精神。

JT: 后来,在38岁时,您被委任为佛通寺(Buttsuji )教派的一位高级法师,佛通寺派是日本临济宗14个分支之一,并因而被迎请主持该派的本山寺院(在广岛县)。在那里的生活怎样?

T: 心随境转嘛。我管的寺院在乡间,可道场虽小,仍有是非和争斗。我呢,是有人喜欢有人嫌。

JT: 您是被选任为方丈的吗?

T: 不是。是庙里来人请我去主持的。但是,那座庙的根子问题是坐落于乡野,因而庙众观念狭隘。所以,尽管他们明白这家道场要改改,自家却不懂行,忌惮着接受一位“外来和尚”。

JT: 他们必须改变什么呢?

T: 说到底,是宗教与组织互相不适应。如果你探究宗教起源,你会发现佛教和基督教都由个人创立,并以个体为中心而产生宗教团体。

宗教团体成形之后,也生成了一系列世俗原则,原因是这些教团需要维系自身生存,以及弘扬、传布他们的理念。然后,金钱成为一桩要务,同时,各宗教团体与其他宗教社团形成长期纷争。如此环境之下,纯粹的宗教信仰常常与宗教组织的需求背道而驰。

结果,僧人们整天忙于讨论各种预算、他们所需募集的捐赠金额,以及为达成这些指标而要做这做那……差不多就像做生意。

另外一个情况是,宗教确实未发生变革。从两千年前以来,佛经一直被用作价值观的基础或者行为准则,而有僧人竭力要为佛经披上当代的外衣,想使其与现代社会挂钩。但是,即便调整经卷以适应现代需求,还是有个限度。过去的佛经并未明文写有诸如脑死亡的概念以及对器官移植的认识。然而,当代的僧人也受到二十一世纪科学实用主义的影响。所以,把那些(当代)观念与他们所在宗教团体的传统思维模式融合在一起,做起来非常困难。

JT: 2000年,您决心成为一名医生,在进入医学院不久,您事实上是被迫从佛通寺辞职并失去了官方僧籍。如果追求宗教使命本身就非常有价值且充满挑战,您为什么觉得非这样做不可?

T: 有两个原因。日本佛教法师经常被人批评,说他们只出现在葬礼上而未能响应其他的社会需求,而且,他们全都明白这些诟病,却又不知要做什么。如此,这一问题已经属于佛教的一大主题,即如何帮助人们渡过生、老、病、死这一过程。但是,一旦僧袍在身,僧侣们又被人当作不祥之物,即便医院也不欢迎僧人。然而,在医院里,生、老、病、死是最常见的,有许多人在那里辞世。医院集中了生、老、病、死的本质,而我们却不能自由地“进入”。

JT: 您不能“进入”,这是什么意思?

T: 在西方,基督教的兄弟姐妹们没有任何困难,能够深入到医院里去接触病人。在日本,有些基督教医院的情况也一样。但是,在日本佛教界,你要出离世间才能当一名和尚,这样,某种程度上把僧人与社会其他部分隔开了。

当然,如果回溯历史,也有许多法师帮助大众。然而,德川幕府(1603——1867)时期,开始实行的檀家教区制度强制人们归属于寺院,以阻止他们皈依基督。一旦某个家庭成为某一寺院的檀家成员,他们的子孙后代也半永久地归属于同一寺院,确保了这些寺院的收入来源,从而无须努力去创收。这样,寺院变得懒散。我认为,檀家制度是本国佛教衰败的一个原因。

同时,僧袍也已演变为让人联想到死亡。每次我穿僧袍去医院,人们冷眼相待。我们从不招人待见,还有人甚至会问,“有人死啦?”如果告诉那些人我们正要去尽力安慰病家或是传授佛法,很可能会被告知我们格格不入。

所以,我想过,“嗯,那么,我咋不穿上一件白大褂上那儿去呢,跟大夫一样?”这就是我深入思考的一条简单思路。

我追求从事医学职业的另一原因,也因为僧侣关爱大众的心智,而医生照料的大都是人的身体。我认为身心皆备才构成人。所以,要想全面调理某人,你要有能力去关爱身心两方面。僧侣不懂怎样细查人体,只当身体为物质,可是,人觉得痛时,是因为身体受损了。因此,你必须懂得人的生理一面,否则,无法谈论生死。我不是在说每个和尚都必须当一名医生…..当然,那也不可能。但是,我们僧侣中的某一些能够也必须成为医生。

我转而从医的另外一个原因带私人性质,并且,与家父之死有关,这一遭遇彻底颠覆了我的死亡观。在此之前,我无谓地害怕死亡,把它当作应回避的事物。但是,我认识到死亡是个过程,它不但影响将死之人,而且影响其家庭和他人。那时起,我正视死亡,这样做对我影响很深。

文章来源:http://www.japantimes.co.jp/text/fl20090802x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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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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