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悲翻译]藏传佛教中当代汉地居士的参与——以南京为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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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文字出版与网络发布的宽松管制

虽然政府对宗教类(包含藏传佛教书刊)出版物、非正式违规的传媒发行具有严格限制,私营出版社仍然可以印刷小批量用以流通结缘的佛教刊物——尽管这些书籍不能在各大书店正式上架销售。但这方面的宽松政策是促进佛教市场供给体系的另一大因素。通过居士团体筹措善款,然后就能源源不断印制这些刊物,然后通过网络发行书刊,或者在各寺庙的流通处作结缘流通。更有甚者,一些居士为了结缘法本,会通过电脑来影印法本或刻录光碟。此外,目前很多文字或视频的佛教资源都是通过互联网才得以传播。互联网成为渴望值遇、并结伴学习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的年轻知识分子的重要平台。

 

3.4 作为宗教企业家的喇嘛

上述的几个因素解答了为何汉地佛教市场中能有空间、资源、媒介向大众供给非官方途径传播的佛教。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藏地喇嘛能恰合适宜地运用这些机遇进入汉地的佛教市场?最主要的原因,上师作为具有企业家性质的精神导师,他通过各种方式来传播佛法的要义。他并不是在于单纯地为汉地佛教的复兴提供帮助,也不是仅仅渴望弘扬藏传佛教传统,上师的根本目的,是通过传法、举行佛法仪式等种种方法引领众生走向解脱。

 

第二个不置可否的原因,欣欣向荣的城市发展能对藏地提供经济支援。支援通常用在寺庙僧侣教育体系的重建,或者帮助藏地贫困村庄、贫困家庭。例如向藏区牧民提供长期教育或向寺庙僧人提供闻思学习的经费。

 

一些学者议论道,西藏的宗教领袖同时也是文化企业家,旨在将藏传佛教作为藏文化的核心,继而恢复与发扬。吉马诺认为,四川西部的五明佛学院“创造了在藏地重建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反向运动,它没有因中国现代社会的价值潮流而随波逐流,它振兴了藏地的自豪、自信以及使命感”。吉马诺的重点是在于说明文化企业家所针对的是藏地,而余指出,我们可以看见藏地/佛教的文化的生存与发展的针对者逐步蔓延至中国华东地区的汉地民众。

(此处原文省略部分)

 

四、汉地接受藏传佛教的文化因素

 

结构分析提供了一种需求贫乏的景象概念,或者说是“消费者口味的”宗教。即假定人们选择宗教/文化,要么是最容易获得的,或者是广告(传教)的最多的。在当今中国佛教制度的不同领域,有效的“广告”和知名度在一些传统做法和其他选择时成为了重要的力量,但是文化的偏好也决定了居士选择的不同。为了充分理解学习藏传佛教的汉地人口的增长,我们需要研究藏传佛教如何在居士间呼应某些宗教间的“口味”。藏传佛教从文化角度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它运用于推论领域,提议通过一系列的对立来推论,这种特性比在汉地佛教和/或中国社会更普遍。藏传佛教的支持者根据三个关键值构建了其优越性:精神力量、真实性和科学化。

 

4.1 藏传佛教权威而灵验

藏传佛教很大一部分吸引力源于感知力,相比汉地佛教,藏传佛教有更大的精神力量,或者说是灵力。这种精神力量受到重视是为了在佛教修行获得解脱的途中能取得进展,或者是为了获得物质的恩赐,或者是两者皆有。藏传佛教的精神力量基于三种明显的对立。第一,密乘(藏传)佛教和显乘(汉传)佛教的对立。密乘佛教以其秘密传授、愤怒金刚、双运双修和其他复杂多彩的仪式为特点,被许多中国佛教徒认为更具有力量。这些感知力被部分汉地佛教的大德承认。密乘佛教被视为提供快捷的技术和特殊力量,尽管这些常常被认为是危险的。

 

第二种明显的对立是汉地认为藏地具有异域风情。藏文化和藏民被视为原始、粗旷、接近自然、与原始力量有关。正如其他人论述的,这种“西藏的神秘”构造成为藏传佛教几个世纪来对汉地的吸引力的基础,同时也是西方追随者对藏传佛教着迷之处——与“现在”西方文明的不同之处。

 

最后,对于中国的佛教徒来说,精神力量常常与道德的纯洁联系在一起:佛教的僧侣遵守发愿是功德或其他精神力量的一种来源。

 

4.2 藏传佛教是一种真实完整的传统

藏传佛教对中国人的吸引力也包含了另一组围绕真实性的对立。在一些内地佛教眼中,藏传佛教优越的真实性和传统型是由三种进一步的对立构造的:对于在中国文化中历史上佛教很少占主导地位,对于一般汉地佛教的现代性,对于现代中国传统佛教特殊的分化。

 

首先,藏传佛教被许多人视为打破传统教学、训练和传播,较汉地传统佛教更直接的与源于印度的佛教联接在一起。此外,许多受访者都认为,较之于中国汉地,藏地拥有完整的佛教文化——直至今日亦是如此(部分正文省略)

 

最后一点,通常来说在中国传统与现代的对立在中国汉地佛教传统中被加剧。(部分正文省略)在20世纪的中国政治运动中,藏传佛教的传统相对而言没有受多么严重破坏。

 

另外,在今天藏地的喇嘛通常被认为在佛学传统方面比汉地比丘和比丘尼具有更为严格的训练和更深的知识。其实,这通常是因为藏地的喇嘛比汉地的僧众更早的接受训练。于是,便存在一种普遍的认识,认为相对于绝大多数汉地的僧众而言,藏地的法师接受更严格的佛教教育、训练和栽培。

 

4.3 藏传佛教系统而理性

最终,藏传佛教同样也显得是由科学态度所构建起来的。首先,相比汉地僧众而言,在藏地对喇嘛的训练和教育被认为更有系统性、更学术化也更合乎逻辑。这不仅仅是佛法的教育更为传统可靠,而且其方法和内涵被视为更严格合理。接受采访的人例举了藏地僧众辩论佛法的传统,将其作为藏地喇嘛更重视因明逻辑的例子。

 

第二,在汉地民众的眼中,关于活佛转世的传统和认证,相对于在汉地找到转世修行者的传统而言,为灵魂升华的提供了更为强硬的“证明”。尽管不是所有人以此看待这个问题,这被受访者将此作为藏传佛教的传统比汉地佛教更具“科学性”的一个例子。

 

第三,很多南京的佛教徒认为相对于汉地寺庙而言,藏传佛教教法当下的训练和组织使得人们更为系统理性地修行。这尤其能以跟随五明佛学院的课程学习的团体为典型,其课程具有日益增进的组织严密的法本、功课和考试。笔者的受访者也反映了这一观点,他描述了他和他的妻子在最初肤浅的认识佛教之后,是怎样被藏传佛教所摄受的:

 

我们希望了知的更多,更上一个台阶(因为我们具有更高的学历)。我们感到相比在寺庙中,佛教中有更多的东西可以发掘,但是我们不知道怎样去找到它……

 

在2005年,一些人带我们去了位于四川的五明佛学院,在这一周中,我感到这就是佛教的“真谛”,这就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地方。一年之后,我们开始学习这种课程(以五明佛学院的教法课程为基础)。这个课程更系统,不仅仅是走马看花地混个眼熟。[…]在接触五明佛学院之前,我没有在一个具体的传承传统中。这就像幼儿园——阅读传统中很少的东西,就像故事似的,并且念诵阿弥陀佛佛号——一个类似净土宗的学法,并不具有系统性。在这个不系统的学习中,过一阵以后,你不知道你应该学的是什么,因为要学的东西铺天盖地。现在我们有一个系统的课程并且可以依照“次第”修学。于是你知道自己确实在学习和进步。

 

五、在全球范围内汉地佛教徒参与藏传佛教的情况

 

近来在中国,汉地佛教徒参与到藏传佛教的人数不断增加,这主要是受到特定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条件的影响。我们也可以通过其在现代全球范围内的情况,了知这种趋势的一个整体状况。

 

近期,对台湾地区以及香港地区藏传佛教的研究显示,这些现象和西方藏传佛教的广泛传播几乎是同时进行的。扎布洛茨基特地指出,藏传佛教在西方和台湾地区的弘扬有供给方面因素的共性(藏地上师在全球的活动以及扩大他们的教诲与人脉网络),以及当今藏传佛教与现代化相关的文化接受程度。笔者也同意这种说法,并且强调了藏传佛教在中国和西方发展的三方面的相似性。

 

虽然我们没有藏传佛教在中国和西方影响的全面统计数据,但在中西方的案例研究以及在美国的小规模调查显示,这种传播与是否受过良好教育不成比例。此外,如何将藏传佛教引入汉地和西方的日常生活的过程也具有高度的相似性。科尔曼认为“广泛的折中主义”是西方佛教的特点。笔者发现,这种混搭型的佛教传统情况,也同样出现在中国。人们不应感到奇怪,毕竟,中国的宗教传统之间具有多隙渗透的存在。

 

在供给方面,不可否认的是,藏传佛教的企业家们鼓励更多的人参与,这在中西方的藏传佛教的文化发展和经济持续当中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笔者还认为,在中西方的藏传佛教的发展中,已经启用了一些细化的市场分类,包括对特定类型的宗教、精神、或者哲学参与和指导。虽然,一方面,这或许和中国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相关,但是这也与一些传统宗教机构不愿意适应“现代”宗教和文化方面选择性的改变有关,西方正是如此。

 

中西方对藏传佛教的文化接受度也展现了惊人的相似度。在这两地,藏传佛教被构建成异域风情、原始的、精神强大的力量来征服中西方。在此,相对于现代化的干扰与稀释的影响,藏传佛教构筑了一个正宗的传统传承。最后,在中西方对于一些人来说,藏传佛教被构筑成一个与其他宗教或其他佛教传统不同的、既理性又具有科学性的宗教。在西方,藏传佛教徒投身到各种科学试验队伍之中,例如在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中心,罗伯特·瑟曼宣称藏传佛教是一种“心灵的科学”。

 

六、结语

本文的目的是希望能更进一步的了解汉地的一些居士为什么和怎样参与到藏传佛教当中。更普遍的镜像是这种佛教徒参与的多样性。笔者发现在南京参与藏传佛教的人数量与质量有很大不同。居士们在不同程度上参与到藏传佛教当中,他们的佛教实修——当然包括藏传佛教的元素,强调获得祝福,研究佛教的智慧,或者自身的修行。总体来说,居士保持兼收并蓄的宗教派系,通常并不对佛教的各种传统之间进行明显的区分。因此,藏传佛教对于居士来说有着共同达到解脱的目的,而不是一种身份或者政治声明的手段。

 

对了解在汉地藏传佛教的兴起的原因来说,本文系统地分析研究表明汉传佛教的动态、藏传佛教的教育家、汉地的居士需求以及放松管理的媒体这些都是了解藏传佛教是如何来到汉地的关键影响因素。从文化角度入手的分析指出藏传佛教如何主要从三方面吸引汉地的佛教徒并广泛被汉人和汉地接受:精神力量的价值、真实性和科学性。

 

最后,从更广阔的角度来看这种现象,笔者认为尽管在文化背景和官方态度上中西方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但是藏传佛教的发展趋势在中西方竟有这惊人的相似之处,笔者相信,这是共同的现代化条件在这些宗教的发展当中所发挥的作用。

 

来源: http://scp.sagepub.com/content/58/4/540

智悲翻译中心

译者:王筱汐、王筱艺、妙怀、丹秋白马、巴玛拉摩

一审校对:巴玛拉摩

二审校对:丹秋白马

终审校对、排版:妙怀、巴玛拉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