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悲翻译]回忆前世的儿童——先笔录后确认的案例

Children Who Claim to Remember Previous Lives: Cases with Written Records Made before the Previous Personality Was Identified

 

作者: H. H. Jürgen Keil(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

Jim Tucker(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健康中心)

y20140124-24

摘要:儿童回忆前世的研究见诸文献报道已超过四十余年。在许多案例中,这些儿童的家人会想办法找到某位亡者,并坚信小孩所记忆的正是该亡者的生平。但这些案例常常会遭到根本性的质疑,因为孩子和亡者两方的家属会面后,会相互交流亡者的相关信息,最终他们可能会把很多信息误认为是儿童所说的,而且其数量远远超过儿童回忆实际证实的内容。

 

然而在本文报道的案例中,调查者首先笔录了一位土耳其男孩的陈述,随后在850公里之外的伊斯坦布尔找到一位已故男子,该男子在男孩出生前五十年即已逝世,然而其生平的大量细节却与男孩的描述极为吻合。

 

本文随后又列举了几个与此类似的案例,都是事先记录儿童的前世回忆,然后才去确认所指向之亡者。对那些质疑转世现象是由于信息来源错误所致的推测,这些案例具有极大的挑战性。

 

关键词:转世案例,超常现象,童年记忆

 

 

一、引言

 

迄今为止,儿童回忆前世的案例研究见诸文献报道已超过40年,如史蒂文森于1960年和2001年时发表的文献。最常见的情形是,在信仰转世的文化背景下生活的某个很年幼的儿童,有一天开始述说自己的前世记忆。

 

在许多案例中,儿童最终能够提供足够的细节信息,令家人找到那位亡者,即儿童的前世,其生平恰恰与儿童所描述的基本一致。

 

对于这一现象,人们试图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解释。其中最常见的是用常规方法予以解释的社会心理学假说,其推测大致如下:

 

在信仰转世的文化传统中,如果儿童说的话似乎与其前世有关时,大人都鼓励他们接着往下讲。根据儿童的描述,父母总可以找到某个家庭,而这个家庭里的人也渐渐开始相信儿童所描述的正是家中某一位亡者。

 

于是两个家庭相互交流很多有关亡者的细节信息,这也使得他们最后误认为很多亡者的信息是儿童回忆起来的,其数量远远超过了儿童实际所知。(译者注:即确认前世的证据中,参杂了很多儿童记忆之外的内容。)

 

这一假说最关键的就是最后一点,即家人们最终把并非儿童回忆的大量信息都误认为是儿童回忆起来的。因为在儿童的家人得知亡者的生平以后,他们有可能会胡乱宣称某些信息是儿童讲过的,而实际上这些事情儿童根本没有提到过;有时出于记忆错误,他们可能会无中生有地说该儿童讲了前世的很多事情。

 

这些推测确实很有可能,因为在两个家庭会面之前,孩童讲的前世回忆很少被笔录下来作为证据。但所幸仍然有例外,具有笔录的案例还是有的,这些案例可以作为重要佐证来检验社会心理学假说。此处本文报道的,就是这样一个具有事先笔录的新案例:

 

调查者在找到小孩的前世之前,已对其口述作了如实的笔录。此外,本文还回顾了三个类似的过往案例作为对比。

 

二、KA的案例

 

本文第一作者杰根?凯尔(Jürgen Keil,以下简称JK)调查了一个住在土耳其中南部、名为卡(以下称为KA)的男孩。这个男孩自称能记起前世居住在约850公里之外的伊斯坦布尔。JK最终想办法证实了这位男孩叙述的很多信息。

 

2.1采访

 

1997年4月,JK第一次采访了KA,那时他六岁大。JK的翻译和KA的父母很熟悉,因此他们同意了这次采访。之前翻译曾经对KA的父母说,JK对能回忆前世的儿童很感兴趣,于是KA的父母就给翻译说KA正在这么做。而除了家人以外,外人并不知道KA回忆前世的事情。家人说,当KA刚会说话后不久,就几次提起有关前世的情况,但主要是在两岁半左右回忆的。

 

KA的家庭在Hatay地区属于中上层阶级。KA是独子,因此他的诞生使他的父母感到非常幸福。这种情况在土耳其被认为是一种特殊的祝福。KA的父母是阿列维派(Alevi)穆斯林,受到过良好的教育,他们的朋友有其他宗教人士,也有各种兴趣爱好团体的成员。尽管他们知道宣称存在前世回忆是阿列维派穆斯林有别于其他教派的特征之一,但显然他们对KA的前世回忆并不重视。JK发觉KA的父母一直是在耐着性子听他说话,有时甚至对他的热情感到很好笑。

 

JK和他的翻译在KA家里做了采访,KA的母亲一直在场,而父亲只参与了一部分。在说话的短暂间隔中,翻译负责翻译转述双方的谈话,而JK则提问并作笔记。采访过程没有录音,因为JK经常发现放一台录音机会让谈话的人分心。在这初次的会面中,KA清晰而自信的陈述给JK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KA说他前世是个亚美尼亚基督徒,姓Karakas。在那一生当中,他很富有,居住在伊斯坦布尔一幢三层楼的大房子中。这所房子靠近有船停靠的水边,房子后面是一个教堂。当时人们称呼他为Fistik,他的妻子和孩子都有希腊名字。他和妻子的婚礼在Bodrum镇举行,这个海边小镇距伊斯坦布尔的直线距离约430公里。

 

KA还说,当时他常常提一个很大的皮箱,每年只有部分时间住在那所房子里;后来他被枪杀而亡,而他的妻子也卷入了这场谋杀;另外,KA还提到他最小的儿子死时是个拉力赛车手。后面的“陈述分析”部分列出了KA陈述的全部要点。

 

2.2 调查

 

没有任何信息表明KA的父母亲戚与上述这位亡者有什么联系,他们没有亲戚朋友住在伊斯坦布尔,KA和他的母亲也从没去过那里。KA的父亲是一名会计,在这次采访的两三年之前,曾因公事去过伊斯坦布尔两次,但每次都在当天离开,从来没有试图寻找和KA回忆相关的任何信息。KA的父母也不认识任何亚美尼亚人。因此,在JK开始进行调查之前,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KA所描述的这位亡者确实存在。

 

和其他案例相比,尽管KA提供了很多细节,但仍不足以确认这位亡者,直到KA提到他前世的邻居是伊斯坦布尔一位颇有名气的妇女。

 

这位妇女名叫Aysegul,做艺术品生意,曾与当地政府发生过一些矛盾。在某次官司开庭或即将开庭之时,她离开了土耳其,并从此下落不明,这引起了一些公众的关注。恰好JK的翻译有亲戚住在伊斯坦布尔,因此也得知了这件事。很多受过教育的土耳其人,包括KA的父母,对这些新闻颇有兴趣,故而也听说了她的名字。

 

KA的父母说KA第一次提到Aysegul时非常小,不太可能从外面什么地方听到这个名字,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这个可能性。JK无法确定Aysegul的故事最早见诸报端是什么时候,但很可能是在KA会说话之前。

 

1997年4月,JK想办法在伊斯坦布尔的Cengelkoy区找到了Aysegul的房子。紧挨着这所房子,JK发现了一座空着的三层楼房,和KA的描述很相似。但这依旧很难证实KA所描述的亡者曾经居住在这里。最初,JK找不到任何人曾听说在Aysegul房子附近居住过一个亚美尼亚人,而且现在也没有任何亚美尼亚人居住在那附近。

 

1997年10月,JK第二次走访了Cengelkoy区,伊斯坦布尔一位亚美尼亚教堂的负责人告诉他,在Cengelkoy附近没有亚美尼亚人居住过。教堂中没有任何相关记录证明KA所描述的那位亚美尼亚亡者曾居住在JK找到的那所房子里。然而,在Cengelkoy居住了很多年的一位老人,告诉JK那所房子里肯定居住过一个亚美尼亚人,只不过JK询问的那位教堂负责人太年轻而记不得这些事了。

 

1998年10月的再次访问中,JK得以采访到当地的一位历史学家,Toran Togar先生。Togar先生生于1924年,是一个记忆超群的“活资料库”,例如他仍然记得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发行的五份报纸的名字(JK确认了这一点),其中只有一份至今仍在流通。Togar先生毫无犹疑地回忆起很多与亡者相关的事情,虽然他很自信没有记错,但为了理顺它们发生的顺序,他还是仔细地核查了与此相关的回忆录。

 

在采访Togar先生的过程中,JK一直很小心地不提示任何答案,也不作任何建议。他们在亡者的房子附近碰面,JK问Togar先生还记不记得这所房子主人们的事情;JK解释说他正在为某个家庭确认一些信息,或许和这所房子有关,但JK没说有这是一个小孩提供的信息。

 

Togar先生随后讲了很多这个家庭的细节,和KA描述的完全一致,包括这个家庭的姓氏是Karakas。他说一个很富有的亚美尼亚基督徒曾居住在这所房子中,姓Karakas,是Cengelkoy区唯一的亚美尼亚人,他的妻子来自希腊一个姓Yordan的东正教徒家庭,其家人并不同意这桩婚事。这对夫妇有三个孩子,据传说丈夫的死和妻子有关。Togar先生还提到Karakas家族居住在伊斯坦布尔的另一个地方,是做皮草生意的;Karakas先生常常提着一个结实的皮箱,他只在每年夏天住在Cengelkoy的这所房子里,他死于1940或1941年。

 

JK特别问到Karakas或他妻子跟Bodrum镇有什么联系,因为KA提到他前世的婚礼是在那里举行的。Togar先生说他不知道两者有什么联系,但补充说他记得Karakas在伊斯坦布尔结婚时的婚礼队伍,因为一个亚美尼亚男人和希腊东正教会女子结婚很少见,因此婚礼引起了一些公众的关注。当然,他们有可能在Bodrum镇再次举行了婚礼,但没有确切证据证明这一点。

 

此外,KA说他前世的小儿子死时是个拉力赛车手,但如果Togar先生提供的所有细节是正确的话,Karakas逝世时他的小儿子还只是个孩子,因为Togar先生生于1924年,记得Karakas的婚礼,并说Karakas死于1940或1941年。

 

2.3 陈述分析

 

KA的陈述中与Karakas生平相符合的部分:

 

(1)  他在伊斯坦布尔居住和逝世。

(2)  他的房子毗邻Aysegul的房子。

(3)  他的房子很大。

(4)  他的房子有三层。

(5)  他的房子在水边。

(6)  房子旁边有船停靠。

(7)  房子后面有一座教堂。

(8)  他的家族姓氏是Karakas。

(9)  他是亚美尼亚人。

(10)         他是基督徒。

(11)         他结过婚。

(12)         他有孩子。

(13)         他很富有。

(14)         他常常提一个很结实的皮箱。

(15)         他每年只有一部分时间在那所房子居住。

 

KA的陈述中部分得到确证的内容:

 

(16)         他的妻子和孩子都有希腊名字,但具体姓氏不明,只知道Karakas的妻子来自希腊东正教徒家庭。

(17)         他被称作Fistik。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这一点,但亚美尼亚人用这个词表达“好男人”的意思,这与其前世是一致的。土耳其的非亚美尼亚人并不知道这个词,JK最初还以为它是个名字。

(18)         他前世的妻子和他前世的死亡有关。Togar先生也证实了这一点。

 

KA的称述中未被证实或存疑的部分:

 

(19)         KA说他前世被手枪击中,但没有立即死亡。这一点无法证实,但KA胸前有个胎记持续了好几年,KA说那个胎记的位置正是前世被子弹击中的位置。KA的父母一开始没有注意这个胎记,直到KA三岁时提到这件事才注意到。在JK采访KA时,这个胎记已经看不到了。在儿童回忆前世的案例记录中,有35%的孩子具有与前世伤口对应的胎记或生理缺陷。所以,尽管无法证实他的前世是否被枪杀, 但KA的胎记与被枪杀的回忆是一致的,也与其他案例类似。

 

(20)         他认识Aysegul。刚开始调查时,似乎Karakas不太可能认识Aysegul,因为在他死亡时,Aysegul可能只有5到10岁大。但后来,JK发现Aysegul在儿童时代就住在Karakas的隔壁,因此Karakas也许是认识她的。所以,尽管不能直接证实KA的这条陈述,但这条陈述与手头现有的资料是一致的。

 

(21)         他在Bodrum结婚。Togar先生记得(Karakas结婚时)在伊斯坦布尔的婚礼队伍。但JK无法证实Karakas的婚礼与Bodrum两者是否有联系,同样也无法证实Bodrum是否有个希腊东正教会的社区。

 

(22)         他的小儿子死时是个拉力赛车手。从已知的Karakas家庭信息中无法证实这一点,但根据Togar先生提供的时间线索,Karakas死亡时,他的儿子应当还是个孩子,不大可能成为拉力赛车手。

 

以下两条正确的陈述可能是KA听JK提到相关的名字后才说的。第一次采访时,JK的记录中没有这两条信息,但也不排除当时KA可能已经说过。

 

他的房子在Cengelkoy。

他的妻子姓Yordan。

 

2.4 跟进调查

 

为获取更多信息,JK做了进一步尝试。希腊东正教会教堂的负责人说,大约40多年前,有300多个希腊东正教徒家庭居住在Cengelkoy区,其中大部分家庭已经返回希腊,但他们无法为JK提供Yordan家族的联系方式。他们也说Togar先生是对这区域历史最熟悉的人。

 

JK试图找到有关Karakas的婚礼和葬礼的记录。但很不幸,亚美尼亚教堂保存的、包括葬礼细节在内的主要记录,在1957年的一场大火中被焚毁了。其中一些记录也许仍保存在伊斯坦布尔五个公墓的管理处,但他们每周仅仅对外开放一天。JK联系了伊斯坦布尔大学的历史系,但他们对这种地方史无甚兴趣。他还查阅了Karakas逝世期间发行的一份报纸,但没有找到任何相关信息。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时,报纸的新闻大多限于战事报道。

 

在Hatay地区,JK采访了一个亚美尼亚村落,遇到一位叫Kirant的先生,他曾在伊斯坦布尔居住过,但Karakas活着时他年龄尙小,记不清那时的事情。他只说他的母亲曾提到过Yordan家族,此外没有更多细节。

 

在又一次探访Karakas的房子时,JK在附近遇到一些老年人,他们说这幢房子过去又叫做Yordan的房子。在Karakas逝世后,房子还继续归于Yordan家族名下大约十五年,但Karakas的妻子和孩子并没有继续住在里面。JK还在Karakas房子后面找到了之前他没有注意到的希腊东正教会的教堂。

 

在获得以上这些Karakas的细节信息之后,JK又一次采访了KA。KA看到从水边拍摄的Karakas房子的照片,显得特别感动,他相信自己能够认出以前住过的房间。但对于JK找到的其他更多信息,KA显得一无所知。JK问他,Karakas的妻子是不是希腊东正教徒?他说记不得了。

 

KA意识到,当1999年JK再次访问他时,他已忘记了很多细节。当时他已经八岁了。但在他的生活环境中,仍然没有任何人和他的前世有什么牵连,或者知道任何相关信息。

 

三、存有笔录的其他案例报道

 

在找到前世亡者之前便存有笔录的案例非常稀少。弗吉尼亚大学的人格研究部门记录了2500多个儿童回忆前世的案例,但其中只有33个案例是在找到前世之前便保存了儿童回忆前世的笔录。其中的一些案例已经公开发表,这表明尽管这样的案例很少,但不是完全没有。如果有人试图把本案例视为异常个例并加以否定,那么也势必需要否定前述的所有类似案例。为此,本文有必要回顾一下其中的几个案例。

 

3.1 Sujith Jayaratne案例

 

史蒂文森于1977年报道了这个案例。Sujith Jayaratne是生活在斯里兰卡首府科伦坡郊区的一个男孩,他说他的前世生活在12公里之外的一个名叫Gorakana的村庄。Sujith两岁半时,一位僧人记录了两人间关于他前世回忆的谈话。

 

史蒂文森得到了这些记录的翻译资料。这些资料指出,Sujith自称来自Gorakana村,居住在其中的Gorakawatte地带,他的父亲叫Jamis,有一只眼失明(Sujith还指出是右眼)。他读书的学校名为kabal iskole(意为“破烂的学校”),那里有个老师叫Francis。他把钱给一个名叫Kusuma的妇女,为他做一种叫string hoppers的食物。他还暗示他供养钱给Kale Pansala或森林寺,有两位僧人住在那里,其中一个叫Amitha。他还说,他的房子粉刷成白色,而厕所在篱笆旁边,他用冷水洗澡。

 

这位僧人后来前往Gorakana,在那里证实了Sujith的所有回忆。他的前世是个名叫Sammy Fernando的男子,五十岁时被一辆卡车撞倒而逝世;之后六个月,Sujith便出生了。

 

一年后史蒂文森调查这个案例时,他了解到Sujith邻居中有两个人和Sammy Fernando有关系。Sujith的家人稍微认识两人中的一个,该人是Fernando从前的酒友;根本不认识的另一个则是Fernando的妹妹。本来Sujith的家人根本不知道他说的是谁,直到这位僧人去Gorakana村证实了这些信息。事实上,在这之前Sujith的母亲和这位僧人从来没听说过Gorakana村,而Fernando的酒友或他妹妹悄悄向Sujith说这些事情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3.2 Kumkum Verma案例

 

Kumkum Verma是一位印度女孩,她说她的前世居住在离她村庄有40公里远的Darbhanga市。在试图认定她前世的六个月之前,Kumkum的姨妈记录了她对前世的回忆。

 

史蒂文森得到了这份记录的摘要,共有18条。这些信息完全符合Kumkum出生五年前逝世的一名妇女,包括她在Darbhanga市居住区的名字,Urdu Bazar;她儿子的名字和儿子工作时使用铁锤这一事实;她孙子的名字;她父亲所住城镇的名字和父亲家住芒果园附近,要到达必须过河这一事实。此外还包括她的房子旁有个水池,她家里有个铁保险柜,她的帆布床附近挂了一把剑,以及保险柜旁边有一条蛇,她常常喂牛奶给它。

 

有个来自Urdu Bazar的男子,从前给Kumkum父亲的一位朋友干过活,他最终确认了Kumkum的前世。她前世的家庭属于较下等的工匠阶层,而Kumkum的父亲则是一位庄园主、顺势疗法医生和作家,因此尽管他去Urdu Bazar和Kumkum前世的家庭会面了一次,但他不允许Kumkum再回去那里。

 

3.3 Jagdish Chandra案例

 

这个案例发生在印度,当史蒂文森着手调查时,当事人Jagdish已经三十多岁了。但他父亲,一位著名律师,把Jagdish小时候的回忆和他们的核实过程都做了记录。

 

Jagdish出生在北印度的一个大城市Bareilly,三岁半时开始讲述他前世曾在500公里之外的Benares市居住。他的父亲给一家报纸写信,请求帮助确认儿子的陈述。他在信中说,Jagdish声称他前世的父亲名叫Babuji Pandey(“Ji”是加在人名后的敬语,因此Jagdish父亲的名字其实应该叫Babu。),在Benares市有一所房子,房子的门很大,有一个起居室和一个地下室,地下室的墙上固定着一个铁保险柜。他说Jagdish还提到有个后院,Babuji常在晚间坐在那里,和一些人一起喝大麻酸奶,一种印度饮料。他说Babuji常做按摩,洗脸之后把粉或粘土涂在脸上。他还提到两辆汽车和一辆四轮马车,还说Babuji死了两个儿子和一个妻子。

 

这些信息刊登出来的第二天,在前往Benares市之前,Jagdish的父亲找到一名地方法官为Jagdish的陈述做了官方记录。这些记录包括了报纸上列出的信息,此外还有Jagdish的前世名叫Jai Gopal,他的哥哥叫Jai Mangal,死于中毒。他说恒河在他家附近,Dash Ashwamadh Ghat也在那里。(Ghat是码头的意思,很多人去那里沐浴,而他父亲Babu Pandey则是某个码头的管理员。)他还说一个叫Bhagwati的妓女为Babu唱过歌。

 

这样,Jagdish去了Benares市。在那儿,以上所有的前世回忆都被证实了(除了Babu Pandey只是使用那两辆汽车而并非拥有它们),Jagdish也认出了很多人和很多地方。

 

四、讨论

 

本文介绍的是个典型的儿童回忆前世案例,当然亦有其特殊之处。本文报道的男孩很小就开始谈论前世,这在这类案例中很正常,即儿童在非常年幼的阶段就开始谈论自己的前世。我们在所记录的2500个案例中选了1200个案例,加以编号后输入电脑数据库,发现孩童开始谈论前世的平均年龄是32个月。还有一个类似之处,就是他说忘掉了一些细节;这也是很常见的,因为平均长大到72个月时,儿童自然就停止谈论前世。此外,他前世被子弹击中的地方有个明显的胎记,这也是该类案例报道中早就注意到的一个普遍现象。

 

但这个案例有些不同寻常之处,例如男孩的前世生活在距今世很远的地方。在记录中,前世和今世相隔的平均距离是14公里,仅有少数几个案例超过了500公里。男孩前世死亡和今世出生间隔的时间是50年,这也很少见,当然并不是唯一的。数据库中平均间隔时间仅仅是16个月,只有少数几个案例有类似的时间间隔。此外,在一些案例中并没有最终确认前世,因此除非孩童自己提起具体的某一年,否则确切的间隔时间是无从调查的,如此一来,也许还有不少类似的案例未被家人和研究人员证实。如同本文的情形,若时间和距离有太长间隔,确认前世会变得相当困难,但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能够证实儿童的回忆,这样的案例就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KA的案例证据确凿,但并不是唯一存有笔录的案例。而事先笔录则证明了这些案例并非出自儿童家人“强加”给儿童的前世回忆,因此这些案例也对解释转世的社会心理学假说构成了严峻的考验。

 

这些案例也可为那些没有事先笔录的案例提供间接证明。1998年,Schouten 和史蒂文森对比了来自印度和斯里兰卡的21个具有事先笔录的案例和另外82个没有笔录但经过详细调查的案例。他们发现:事先笔录的案例平均有25.5条陈述,而没有笔录案例的陈述明显比较少,只有18.5条。但在两组案例中,陈述的正确率基本相同,有笔录的案例正确率是76.7%,没有笔录的是78.4%。正如他们指出的,这些数据表明儿童的今世和前世家人会面后,并没有编造出更多或更正确的陈述;至少也能说明,家人的会面并没有明显影响这些数据。

 

在KA的案例中,其家人根本不知道KA所描述的那位亡者是否真实存在,仅仅是通过JK极大的努力才最终确认了他的前世。这种情况排除了信息来源错误的可能性,而且逐步证实陈述也排除了KA听多了人们谈论他的事情,然后才得知其前世信息的可能性。这也使得用常规方法来解释这一案例变得非常困难。

 

五、结论

 

以常规方法来解释儿童回忆前世的很多案例时,推测其根源是信息错误所致的社会心理学假说听起来最为合理。但面对存有事先笔录的前世回忆案例时,这一假说完全失效了;因为在这些案例中,儿童的家人不可能把不是儿童回忆的信息,误认为是儿童说过的。

 

此外,从整体上来说,这些案例使儿童记忆前世变得更加真实可信,因为这些案例证明有些儿童确实会对亡者生平作出很多描述,而这些描述随后被证实是准确的;这也让人严重质疑社会心理学假说能否准确解释转世这一超科学现象!

 

致谢(略)

 

参考文献(略)

 

来源:Journal of Scientific Exploration. 2005; 19(1): 91–101.

智悲翻译中心

翻译:释传明

校对:阿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