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悲翻译]意识科学:佛教,现代西方文化

“A Science of Consciousness: Buddhism , the Modern West ” B. Alan Wallace Published in

B. Alan Wallace

太平洋世界:佛学研究学会杂志,系列Ⅲ,第4期,2002年秋,第15-32页。

The Pacific World: 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

Third Series, No. 4, Fall 2002, pp. 15-32

引言

李约瑟(Joseph Needham)在他的经典作品《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中探究了为什么中国尽管有着悠久的文明,却从未如现代西方社会一般发展科学的历史原因——这种科学也即对外部物质世界的一种定量的、技术驱动的科学。本文将首先梳理为何西方文明从未发展意识科学的一些原因;然后指出,佛教在发展这种科学中取得了明显的长足进展,并且,注意力的冥想净化及其在直接探究心智方面的进一步利用,在发展意识科学的努力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种心智训练对于研究意识的本性而言是重要的,它同样也是在追求心理健康与真实幸福过程中转换意识的首要条件。佛教具有丰富的静观传统来从第一人称视角探究意识状态,它从未发展我们在现代西方社会所具有的关于大脑与行为的科学。因此,与佛教或西方文明各自所发现的内容相比较,佛教的第一人称方法与认知科学的第三人称方法的融合,可能会带来对意识的更为丰富的理解。

意识科学在西方产生的历史障碍

当问及为什么西方社会有待发展意识科学时,我将首先转向西方文明的孪生根源:古希腊罗马与基督教犹太教的传统。一般而言,一种新科学产生的关键要素是工具的发展与精细化,用以在调查研究中对现象进行更为精确的观察与可能的实验。伽利略使用望远镜观察太阳、月亮及行星标志着天文学的出现,这与凡·列文虎克使用显微镜观测微小生命形态有助于现代生物学产生一样。因此,以下假设是合理的:意识科学的即将或已经产生将由一种工具的发展与精细化所预示,这种工具能够使得意识状态被严谨而精确地观测。人类所拥有的唯一直接观测心智的工具就是心智本身,因而它必须是精细的工具。未经训练的注意力,习惯倾向于在激情与迟钝间来回反复。因此,如果将心智作为一种对意识进行探索与实验的合理工具,那么这些不良习性需要被注意力的稳定性与灵敏性所替代。

尽管古希腊哲学家醉心于心智本质的探索,然而没有证据表明他们发展了任何净化注意力的经验方法。毕达哥拉斯学派与神秘学说可能设计了一些方法,但即便他们这么做了,这些成果却未被保留。犹太神秘主义者同样广泛地撰写了关于意识本质的内容,但为了严谨探索意识而培植注意力的稳定性与灵敏性的技术发展,也并非这种传统的优势。希腊人创造了术语eudaimonia——一般译为真实幸福或人类繁荣——指代在人类可实现限度范围内的“完美的生活”。对普罗提诺而言,真实幸福的来源根植于人类精神;但当eudaimonia这一概念被基督教传统所吸收,奥古斯汀却坚持认为灵魂本身必须向外看——即祈祷上帝——来获得这种完美。然而,必须补充的是,奥古斯汀所教导的进行这种努力的首要方法,是通过一种静观的过程来将注意力向内,超越自我而直接遇见上帝,这上帝正是eudaimonia的来源。就这一点而言,可能普罗提诺与奥古斯汀之间的根本差异与他们看待人类同一性的参数有关,即人类灵魂与神之间的边界。

在基督教传统中,早期的沙漠教父的确意识到心静的需要,这在开创性的五世纪大量的题为凯西安会议的静观实践中得以证明。然而,并不清楚的是,那段时期或随后中世纪的基督教静观是否设计了有效方法来训练注意力,如同用来观测心理活动的方法。这种失败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带来了基督教神秘主义之间的一个普遍推论,这一推论认为:最高层次的静观状态必然是转瞬即逝的,通常不会长过半个小时。这种对于神秘契合转瞬即逝本质的坚持源于奥古斯汀,并且大部分反映在一千年之后梅斯特·艾克哈特(Meister Eckhart)的著作中,艾克哈特强调静观的极致喜悦状态总是短暂的,其剩余效应也不会持续超过三天。

随着宗教改革与科学革命的出现,基督教对于意识本质静观研究的减少有所加速。考虑到新教徒强调对人类心灵进行必要研究的奥古斯汀主题,以及除非通过信念,人们在实现救赎或认知上帝方面的彻底无能,这类静观研究便不再有任何理论动机了。救赎作为一种来自造物主的不应得的礼物而重点提出。因此,仅仅将在来世真正经历的真实幸福,决不会通过了解心智或达到心理健康与平衡的异常状态而获得。

笛卡尔对科学革命意识形态的影响难以高估,他深切地决心从事对心灵的内省审视。但如同他的希腊与基督教先驱们,他并没有设计方法以净化注意力,让心灵能可靠地用以观测心智活动。相反,他天真地认为,通过内省方法清晰且明显地感知到的任何事情总是有效的——这一假设于19世纪末被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有力地驳倒。此外,将人类心灵从自然界有效脱离出来的神学迁移中,笛卡尔认定灵魂是像神一般浸入身体,它经由松果腺发挥对身体的影响。他认为,这种腺体就是灵魂的决定,引起身体的自发活动,而所有其它行为都是反射的。这种哲学立场可能大部分归因于以下事实,即西方科学对心灵的研究在笛卡尔之后的两个多世纪才开始出现;并且,在20世纪的最后三十年之前,松果腺一直被生理学与生物化学的研究者们所忽略。尽管各方面因素都可能是科学回避脑部区域的原因,但貌似可信的一个原因是,考虑到笛卡尔将特殊状态归因于大脑,它仍然被认为超出了自然科学的正统领域。

欧洲近代开端的另一个趋势还为不深入钻研人类心智提供了一种深远的诱因,即从15世纪末至17世纪中的猎巫热(witch-hunting craze)。在这一时期,任何展现出异常心智力量——包括精神治疗能力的人,都立即被怀疑是巫师。几乎所有的传统社会都相信巫术,而基督教传统却特别地将巫师的能力归因于恶魔,这是圣经中诫命的基本阐述,即这样的人将被置于死地。恶魔与其它精神实体漫游于自然界(有时候占据了人类的灵魂)的一般教义显然与新兴的宇宙机械论完全不相容。毕竟,只要有非物质的精神漫游、随意介入人类与自然的事务,科学家们就无法在客观世界中很好地完善有秩序的自然法则。16世纪晚期,如此多的自然哲学家简单地将他们摒弃为幻象。另一方面,花费许多时间以发展其自身宗教体系的牛顿,从客观物质世界中提取了邪恶的精神,并将它们以精神障碍的形式置于人类心智。如今,上帝的外创造已经从这些染污的影响中清洗干净,只留下人类污损的内存在。这之后又经过了两百年,西方精神分析学家才有胆量对这些黑暗的内在真相开始科学探索。

总之,从哥白尼时期到现代社会的西方科学的轨道似乎被中世纪基督教的宇宙观所影响。正如地狱是地球中心存在的象征、天堂是宇宙的最远延伸,人类的内在主观世界被描绘为罪恶所在地,而客观世界则免于这类道德染污。始于科学革命的科学是天文学,这似乎不是偶然,并且心理学的科学原理经过了完整的三百年后才开始。仅仅在20世纪最后几年,科学联盟才开始将意识考虑为科学研究中的一个正统主题。

为什么心理学历经一个世纪才开始研究意识的本质?——心理学本身产生于许多科学家感觉他们已经观测完了宇宙的所有基本法则之后。这很大程度上在于行为主义者主导了50年的理论心理学的终结。1913年,美国行为主义者约翰·B.沃森(John B. Watson)宣称心理学家必须避免使用一切主观术语,如感觉、知觉、想象、需求、意图,甚至被主观定义的见解与情感。并且,他将信仰归因于对古老迷信与巫术意识的绝对存在。40年后,B.F.斯金纳(B. F. Skinner)重申了这一论题,他声明,这样的心理的确完全不存在,仅仅是行为的意向。又过了十年,将主观精神过程等同于“客观”行为意向的徒劳在科学界日益显现。行为接近在解释心理本质中无用,更不必说对意识的解释;它仅仅将这些主观现象简化为客观过程,这一过程能够使用科学的可得工具来研究。

随着20世纪60年代认知心理学的产生,主观经验再一次被允许回到科学研究的王国当中,但探究心智的内省的作用仍然在这一领域被边缘化,正如它处于迅速进展的神经系统科学之中。并非将心理过程等同于行为意向,认知心理学家与神经系统科学家如今将它们与神经系统的活动相等同。正如神经专家安东尼奥.R.达马西奥(Antonio R. Damasio)最近所评论的:“当了解了足够多的细节时,目前假定对心理过程有所反应的生物过程实际上是心智过程,且将被注意到的确如此……私人的个人心智……的确是生物的,且有一天将以生物和精神的形式同时加以描绘。”然而,神经系统科学家实际上所了知的是特定的神经活动(N)与特定的精神活动相关(M),如此以至于:如果N发生,M发生;如果M发生,N发生;如果N不发生,M不发生;如果M不发生,N不发生。这种关联能意味着N的发生对于M的产生有一个因果作用,反之亦然;或者意味着N和M实际上是从不同视角观察的同一种现象。在这一点上,并没有充分的科学依据决定这些关联类型中哪些是正确的。但达马西奥似乎忽略了这种模棱两可的表达,只是简单地认定心理和神经过程的等价,而没有任何逻辑或经验的判断。换句话来说,这种等价仅仅是一种形而上学的信仰。

在写这篇论文的时候,关于这点我咨询了达马西奥,他回答到:在他的著作《发生什么了》中,他花了很大力气来解释神经模式不能等价于精神图像。他指出,关于神经模式转换为精神图像的过程,这里存在解释空白,尤其神经科学和一般科学可能永远也无法弥补这一空白。他还承认,心理现象的“物理性”尚未被科学确定,它只是一个研究假设。尽管我通过努力,我还是不能看到他的观点中的逻辑性。如果说A是B,就意味着两个不同的实体A和B完全相同,而不是一种随便的关系。他似乎在说,心理现象是由之前的生理现象产生的生理现象。但是,这仍然意味着心理现象是等价的某种生理现象。因此,精神和神经过程之间的区别立马就不存在了。

在该书中列举的以上内容,达马西奥解释为什么神经科学关于精神和意识的讨论中不对第一方和第三方之间加以明确的区别是错误之举。这是一重要且有效的观点。同时,他似乎还主张,在最终分析中,心理过程是从第一方的视角观察得出的神经相关物;而神经过程是从第三方视角观察得出的心理相关物。但这种普遍的看法只是一个有疑点的假设,而不是一个经过科学证明的结论,尽管在这一领域内的研究人员通常却将它当成了理所当然的结论。

达马西奥是如何解释这样的事实:他视为等同于心理过程的神经过程有成为其他事物的能力?该问题,在学界称之为“难题”,被许多哲学家认为是一坚不可摧的未解之谜。但达马西奥使他的读者确信这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神秘可言:“进化已将大脑加工为直接充当有生物体的代理和间接充当与生物体发生任何相互作用的事物代理。”他指出,脑细胞就是“被设计成来充当其他的事物和其他的行为” 。总之,他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大脑能够代表其他的事物,因为它是由 “进化”设计而成的。这种“解释”除了明显地表明了达马西奥对于神秘的进化方式有大的信心之外,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对于生物学家而言却披上了神学家的外衣,将问题诉诸于上帝。

通过内省方式观察的心理活动过程,与通过客观观察的神经活动明显是完全不同的类型。此外,如果一个人以内省的方式检查自己的精神时,可以明显知道这和大脑几乎没有任何关系。如果大脑科学家只是将自己的研究仅仅局限于大脑,没有提及任何第一方的心理体验报告,他们对于精神的了解就会微乎其微。事实上,他们确实是没有任何理由,仅仅在神经活动的基础上得出他们是与任何心理活动相关的结论。达马西奥阐述这种差异如下:“精神状态和生理/生物现象之间的鸿沟,来源于两个知识体系的巨大差异——几个世纪以来不断自省s所获精神上的了解以及认知科学的成果对阵神经科学发展尚不完善的自然神经学。”。

根据几个世纪认知科学的探索和发现我们现在对于精神有一个“很好的理解”,许多当代的科学家和哲学家对他的说法表示质疑。生物学家爱德华·O·威尔逊持有这样的观点:通过内省推出的逻辑是有限的而且通常是不可靠的,这就是为什么即使在今天,人们对汽车的了解多于对自己精神世界的了解。心理学家的普遍共识是内省并不是一个可靠的研究精神的手段。至于我们目前了解的精神和意识,美国最突出的两位精神哲学家评论到:“当将意识作为话题时,甚至会让最高深的思想家语塞和困惑”,而且,“只要涉及到精神的地方,我们就会打心里地变得混淆和质疑”。达马西奥说法的真正宗旨似乎是:我们对心理过程已有足够的了解,所以现在的重点应该放在神经科学探索的生物过程,即像观察心理过程一样从一个客观的角度来观察生物过程。如果科学家们采用新的仪器来观察特定类型的自然现象,他们在使用该仪器之前首先合乎逻辑的做法应该是检查它的特性和功能。该仪器目前在科学家们面前展示的只是自己的处理结果,就像是将目光投入一个万花筒一样,或者,它是否提供除了处理结果之外独立存在的数据呢?如果该仪器都不符合上面的要求,它是否会在处理结果的过程中发生歪曲,或者它是否有独立于仪器的信息源为处理结果提供真正客观的数据?他们只有理解了仪器的设计、功能、可靠性和性能后,才可以放心地使用它来收集数据。

所有的科学家在进行任何类型的观察时使用的主要工具就是人的心灵。该仪器提供给我们是否只是自己的处理结果,不设计任何独立于心灵之外的现存客观现实?或者,如果心灵为我们提供了客观世界的信息,在此过程中它是否又会发生歪曲呢?基于上述的理由,对于心灵的科学研究在西方科学革命开始后被推迟了三个世纪,这就等同于这三百多年来人们一直在使用一个一直没有经科学审查的仪器。

由于这种深刻的见解以及我们对心灵和对自然世界之间理解的巨大差距的结果,已经出现什么样的科学世界观呢?威尔逊表达了诸如许多科学家的观点:在我们的头脑外,还有一个独立的客观世界,而在我们的头脑内部是一个基于感官输入和概念自组基础上重建的现实。他声称,科学家的正确任务是正确将我们头脑的内在表征与外部世界的现实相连。他也公开承认这里的问题是,科学家无法拥有外部客观真相的实体,就是说通过这样的实体,可以将科学理论与我们头脑外部世界的联系进行校准。换句话说,我们所感知的经验数据,再加上我们对经验数据处理的所用科学理论,都是“在我们头脑内部”的心理表征组成的;我们无法拥有一个客观标尺来将这些表征与我们所假设的 “真实世界”进行比较。

我们如何摆脱这一难题呢?威尔逊认为:“客观真理的标准通过经验调查可以获得。关键在于弄清现在仍知之甚少的构成心灵的运作过程和改进科学研究方法中的物质属性。”就像达马西奥一样,威尔逊假设:精神实际上是由大脑处理过程构成,但正如我已指出,在这一点上,这样的说法简直是一种形而上学的信仰,而不是一个科学验证的事实。鉴于科学家目前很少了解心灵和大脑之间的关系,将此作为一个课题以开放的心态进行研究将更加客观,而不是假设(或要求)科学将有一天会证实我们目前的唯物主义偏见。

为了理解科学理论和其显示为表面客观现象之间的关系,我们显然需要对心灵有一个更彻底、更科学的理解。正如我先前所说,发展任何一门现象科学的首要步骤是制造和完善其使用仪器,以使人们能够在调查环境下观察和对现象进行实验。我们唯一使我们能够直接观察到心理现象的仪器是心灵本身。但自亚里士多德时代以来,西方在开发完善精神的方法方面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以便其可以被用来作为观察心理活动的可靠工具。而且根据许多科学家的著作,如E.O.威尔逊,即使在当今,发展此类实证科学仍持续存在相当大的阻力。

因此,如果我们顺从目前这个唯物的发展趋势,在可预见的未来很可能不太可能出现关于意识的经验科学。相反,如果认知科学继续受到科学唯物主义形而上学的教条限制,我们要做的只是将意识降到在教条参数范围内可以被探索和理解的东西,正如许多研究人员,如克里克和科赫,已经开始在尝试了。正如动力学(对运动中物体的现象学研究)必须在物理学研究范畴中进行力学研究,对于意识的严密第一手调查必须在使意识涌现的任何形式的机制范畴内进行研究。

现代科学从未开发关于观察意识心理过程和状态现象的严密内省方法。威廉·詹姆斯,美国心理学最早的先驱,指出研究行为和神经与心理过程联系的重要性,但在这方面的努力他主要强调内省的首要作用。但是,未受过训练的心灵,易倾向于激动和昏沉,将这样的心灵作为仪器来观察事物是不可靠且不足够的。

要使它改造成一个合适的科学探索仪器,必须使注意力的稳定性和清晰性达到很高的级别。詹姆斯很清晰地意识到开发持续的、自愿的注意力的重要性,但他承认,他不知道如何实现这一目标。

综上所述,现代西方已开发出一种先进的与意识相关的行为和神经科学,但没有关于意识本身的科学,因为它并没有发展出先进严密的手段来首先探索意识现象。这是通往任何一类自然现象的实证科学的第一步。因此,关于探索意识的性质、起源和潜力,认知科学家和神经科学家都比较像占星家(他们要考察天体和地面现象之间的相关性),而不是天文学家(他们仅考察天象)。

科学历史发展的第二个结果是现代西方有详尽的精神疾病科学,但没有心理健康科学。事实上,几乎没有任何这类标准的科学共识,据此来确认心理健康。在西方我们也不拥有任何一门科学来指导如何培养出色的心理健康或真正的幸福。总之,合乎快乐的主题,有时被称为“真理给予的喜悦”的欣喜状态,已在现代科学中被遗忘,而且关于此类心理健康的真理却在大量人类或宇宙科学观点里没有一席之地。

总之,目前西方没有纯粹的意识科学来揭示这一自然现象的性质、起源和潜力,同样缺乏一门意识应用科学来揭示用于完善和提高意识从而实现幸福的方法。但事实上,西方并没有发展这样一门科学并不一定意味着整个人类历史中其他文明在这方面也存在同样的不足。

佛教意识科学

在其2500年的历史进程中,佛教发展了严密的方法来提升注意力,以及应用这样的注意力来探索自然世界中意识的起源、性质和作用。通过伟大的印度修行者得到的经验和理性的调查发现,对现代西方许多的假设发起了有力的挑战,特别是关于科学唯物论方面。本次佛教与西方现代科学的交汇也同样会挑战我们“形而上学”的概念。在19世纪,物理宇宙的起源、遥远星系的构成以及分子的内部结构都是形而上的议题。当时,并没有已知的方法来亲自探索这些主题,但现在已不存在这样的情况。在21世纪,人类意识的性质、起源和命运对于西方来说仍然是形而上学的议题,但在佛教中它们也同样如此神秘吗?

由于已设计出新的经验方法来探索现象,形而上学不得不让步于科学,单纯的信念被知识所取代。为了对自然世界逐渐了解反复采用的方法被称为科学方法。韦伯斯特的第九版新大学词典定义如下:“当涉及到对于问题的认识和构想而对知识的系统性探索而制定的相关原则和程序,通过观察和实验而收集的数据,以及对于假设的构想和检验。” 当探索心灵和意识的性质时佛教包括这些程序吗?在一般情况下,佛教的理论和实践框架由四圣谛组成:苦谛、集谛、灭谛、道谛。虽然佛教修行者主要重点一直放在洞悉心灵的属性,他们这种努力的方向基本上非常务实。他们的首要任务是认识痛苦的性质和种类,人类在这样的痛苦面前显得非常脆弱。第一个圣谛指出所面临的问题。第二个圣谛指出导致痛苦原因是心灵范畴内的,特别是在认知、情感和注意力不平衡等方面。第三个圣谛指出这些痛苦是可以从心灵中得到永远的遣除。第四个圣谛提出了通过观察心理过程和修行方法来收集数据的详细程序从而转化心灵和消除其痛苦成分。对于很多思想家而言,通过心灵来观察心灵的观点显得非常矛盾,因为它不使主体和客体分离,这和其他科学观测大为不同。这种担忧非常合理。甚至有没有可能用心灵来观察心理状态和过程?即使没有心理训练,我们也可以觉察到我们意识中所产生的想法和画面,而且通过内省的方法我们可以每时每刻都能认识到当下我们的脑海是否平静或者激动。在一个更基本的层面上,我们可以发现,我们是有意识的——发现不仅我们是意识的客体,同时我们自身意识也是其他事物的主体。这种心理感知能力是唯一我们观察任何心理现象的仪器。虽然在该种情况下存在这样的事实:观察仪器和被观察的现象之间没有绝对的分离,这样的事实并没有必要将该程序从科学探索领域中剔除。毕竟,测量系统和测量现象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在量子力学中并不是一个陌生的主题,而且没有人提出这样的测量应从物理学中禁止。

在佛教冥想修行当中,关于心灵的体验观察,包括意识的性质、起源和潜力,拥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但在为了使这种探索有力且可靠,同时使关注该过程中人们的看法被彻底征服,首先必须消除注意力的失衡以及激动情绪。只有当注意力处于非常清醒和冷静的时候才可以被用来进行这样的实验。关于澄净和寂静的属性其实是每个人心灵天生的相关基态,所以本次训练的主要挑战是将注意力处于基态中。对于已经达到这种基态的佛教修行者,其中一个显著的发现是意识会沉浸于一种非常安乐的状态。换句话说,当注意力处在一个很深的平衡状态时,暂时没有松懈和激动的情绪时,每个人都会自发地感受内心的宁静和安乐。为了达到这种底层意识状态,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是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来维持心理平衡以及与他人的和谐关系。这是佛教伦理的本质,也是所有佛教徒修行的基础。

根据历代佛教修行者,将注意力处于底层意识状态中,使注意力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和清晰度远远不能彻底遣除心灵的痛苦和昏暗。若想彻底遣除,修行人必须将意识处于最终极的基础状态,此时不存在概念范畴内主体与客体,精神与物质,甚至存在与不存在。这种原始意识如果用比喻来形容的话可以说成大空和澄净,它从来没有被任何形式的痛苦所沾染。当实现这种意识状态时会产生一种超越想象的安乐或者大乐,这是佛教徒将自己从痛苦中脱离的务实追求和对知识的认知追求的终极目标。当人们有了这样的洞察力时不但会明白意识的本质,而且会明白心理表征和其客观世界参照物之间的关系。

有了这种对意识的三维形态的认识——从通过内省可以审视的心灵,到最基本、最初的意识——佛教徒的这种对思想观点的认知其实是对现代西方的许多常规推论假设的挑战。现在,根据许多心理学家的说法,虽然正常情况下的思维是健康的,但是会收到许多精神上的痛苦,包括压抑,紧张,沮丧。而当这些痛苦症状过度时,可以通过药物治疗和心理咨询得以控制。痛苦来自于我们本身,而快乐来自于外界:感官和审美上的快乐,从我们所拥有的,从其他人那里得到的,对于那些信徒而言:从上帝那里得到的快乐。现代西方思维观点依然受到亚里士多德言论的影响:所有情感在特定合适平和的场合下,都可以被接受。这个观点被加入到了进化论,进化论坚持认为我们所有情感和其他特点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不然我们也不会拥有这些感情。

在开始对比以上两种观点时,佛学冥想者说通常状态下的思维会形成功能性障碍,因为它会摇摆于两种状态之间: (1)困扰和情不自禁(屈服于无法控制的固有观念和强迫性地紧盯着一些想法和感情不放)。(2)陷入茫然。我们已经渐渐地习惯于体会这种功能性障碍的思维,并且错误地认为精神上的不适是理所当然的结果,并且相信这属于正常情况,可接受的健康状况。在这种内在不满的基本感受下,于是我们通过内在或外在的刺激聊以慰藉,并且掩盖了我们思维功能障碍的症状。当普通状态下的思维惯性地进入注意力上的、情感上的、认知上的不平衡时,这并不是本质上的思维功能性障碍。通过重新集中注意力,我们可以让思维更好地服务于我们,然后我们会重新发现由平衡状态下的思维所自然而然产生的与生俱来的幸福感。通过对意识的本质的彻底认识了解,痛苦的思维中所有的模糊不清的东西都消失了,其结果就是从根源上得以解放,并且获得自由。

结论:近几年,当对意识的科学研究成为一种流行时尚时,这种科学是完完全全由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科学论者所主导。信仰问题上的影响并没有对科学研究的发展起到多少阻碍作用,但是对于生物学、医药学的影响是致命的,对认知科学的影响更大。而受此影响较小的方面有:它禁止对于第一人称视角出发的主观事物的进行经验性的调查分析。大多数该领域的研究人员并不赞同这一观点,他们甚至认为思维事物有可能是大自然中无关紧要的东西,而不仅仅是大脑所产生的附带现象。如果将科学设想结合经验主义和怀疑主义,科学对于第一人称,主观精神上的调整研究抵触行为就变得相当可笑(就像反对他们神经相关事物一样),与此同时,他们对形而上学的科学唯物主义鲜有质疑。

就如同我在本文中论述到的,如果佛教传统创造了意识行为科学,为什么没有广为流传?一方面,他强调用自我反省的方法去研究思维,而这种价值观普遍不被科学家所接受。其实还有让人更感兴趣的原因。在过去几个世纪里,佛教中对于探索人类存在的初衷行为变得越来越远离经验主义,同时,教条主义和学术中繁琐的科学哲理的成分却越来越多,越来越流行。而现代学术派对于该领域中的佛学研究更加剧了这种倒退。他们有忽视例外例子或佛学行家的洞察力的倾向,甚至拒绝猜想我们有可能找到一个切合我们目前思想,认识和其在自然界中的角色的巨大发现。在大多数极端情况下,西方Buddhologist更加荒谬地认为人们的经历在佛家实践中从未起到过重要作用。但问题并不仅仅在于西方这篇关于佛学实践的陈述。在过去几个世纪中,佛学者和冥想者中对开放思想的要求越来越淡化。而根据一个现代藏传佛教徒的说法,对开放思想的需求的淡化就意味着,大多数冥想者所关心的主要问题,是确保他们自身跟着正确的冥想方法进行学习训练,而不是把注意力放到去缜密地探索思维本质或其他事情上。

在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由于古希腊以及阿拉伯世界的思想的引入带来新的刺激,欧洲从信仰的教条的束缚中脱离了出来。而如今的西方国家(以及所有那些受西方国家控制的国家)其实也处于一个类似于文艺复兴的时期,他们必须从那个总是错误地将自己和科学混为一谈的科学唯物主义中解放出来。佛学传统,尤其是被重新灌输了经验主义和怀疑主义精神的传统,在此文艺复兴中也许会扮演重要的角色。

这些研究人员的思维/身体上的问题已普遍引起了未来的一些权威科学家的关注,他们更确定了目前这个关于意识本质的唯物主义的假设。例如,Antonio R. Damasio就声称“保守地说,到2050年我们会有足够生物现象的知识来粉碎传统意义上的二重分离:身体和大脑,身体和思想,大脑和思想。”科学界花了50年才了解到思维不能被有效地分割成一组行为上的性情。希望神经学家也能尽快开放思维,接受思维也无法被削减成一组神经机构的事实。

当科学特性就是拥抱令人不安的新事物时,却很难去接触旧事物。也就是说,先于科学革命之前,已经有许多发现了(独自存在于外星球)。另一方面,许多佛教徒严重依赖于佛学的洞察力,之后又极其依赖过去的一些冥想者,而这些人很难接受那些挑战佛教信仰的,令他们感到不安的新发现。而科学唯物主义者非常有自信地认为:思维只是一种生物现象,佛教徒把信仰和科学知识混淆了。相似的,许多传统佛教徒也对教条主义的结束而信心满满,他们也把信仰和冥想学给混淆了。在历史学家Daniel J. Boorstin的《发现者:人类探索自身世界的历史》一书中,他提到“知识的幻觉“一词,是人类发现活动的主要障碍。他声称:过去一些伟大的发现者,他们必须和现有的显示、已学过的知识作斗争。

现代科学传统已经加入到传统佛学追求对自然、起源和潜在意识认知的行列中。就这一历史意义,也许有人会说,这种意识科学既不严谨,也不公正,不具备多面性。但既然科学家和佛学家们共同研究这一关于人类存在的重要现象问题,也许这门学科的兴起,对传统领域或更宽广的领域都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