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我与佛教同在

著名学者余秋雨这两年与佛教结下不解之缘,频繁现身于大大小小的重要佛事,写下许多文章,成为佛教的宣传员。在第二届世界佛教论坛上,余先生接受了《凤凰周刊》专访——

凤凰周刊:您这两年经常参加与佛教有关的活动。请允许我问一个直截了当的问题,您信佛么?

余秋雨:这不是信不信的问题。我出生的地方,我的家庭都与佛教有密切关系;佛教是一个和我的生命同在的宗教,我的精神寄托和文化寄托都和佛教有关。我没有皈依,但我对它有着高度的评价和巨大的尊重。

凤凰周刊:您最尊重哪些方面呢?

余秋雨:我最敬佩它在民间社会文明的延续中起到的无可替代的重大作用。我的故乡余姚出过黄宗羲、王阳明这样的“大儒”,但到我出生的时候,方圆几十里几乎没人知道那些大儒的名字,在一片兵荒马乱、盗匪横行的世道中,唯一与文明有关的,就是家家户户都有一个吃素念经的母亲。每每念及于此,我就不得不感谢佛教,感谢它在普通民众的心间建立起来的精神秩序。

凤凰周刊:相比较其他宗教,佛教的义理是最高深的;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智者宗教,竟会如此深入中国民间。

余秋雨:佛教为什么能传入中国,并生根发芽?如果佛教传入的是一个文明的荒漠,那是一点都不奇怪的;但是,佛教传入中国时,中华文明已经是一个超浓度的存在了。诸子百家早在公元前就已经完成构建,让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唯一一个拥有诸多学派的文明体。佛教能够传入这样一个和自己的文化背景不一样、自身文化已经超浓度的地方,并且不是一般的传入,而是广泛的传入——这是奇迹,文化的奇迹。

凤凰周刊:按照逻辑推理,佛教必定是具备诸子百家所构建的中华文明中不具备的东西。

余秋雨:非常正确,佛教具有特殊魅力。在对人生的关注方面,它补充了中华文化的严重不足。你发现没有,我们的诸子百家,没有特别关注人生本身的。道家,道法自然;墨家,提倡“兼爱”;儒家,主要讲的是治国平天下;那么多的先哲,唯独就没有专门研究生、老、病、死的。在这点上,佛教大幅度地补充了中国文化的因素。

凤凰周刊:没错,佛教聚焦于人间的生、老、病、死,非常的专注和纯粹。

余秋雨:而且痛快!在佛教传入之前,中国有许多的学派,众说纷纭,但因为语言太多,有些道理就讲不痛快。而佛教非常痛快,生、老、病、死四个字振聋发聩;上至达官显贵,下至贩夫走卒,都无法对这四个字等闲视之。它的义理也很痛快:每个人在人生的旅程中都会遭遇到大量的灾难,这些灾难可以用一个字加以概括,那就是“苦”;而苦的原因就是“欲”;而要摆脱这个“欲”,就要把世界看得简单一点,就是“空”。多么简单直接,多么痛快淋漓!

凤凰周刊:当佛教远离穷人、远离青年、远离那些知识水平不是太高的人群时,它其实已经远离了大众。

余秋雨:是的。所以我以为,佛教要在今天的中国继续传播乃至发扬光大,应该学习一下西方宗教的传教方式,尤其是基督教在美国的传播方式。今天的台湾传播佛教的方式,很值得大陆学习。

凤凰周刊:您好像很了解台湾对佛教的弘法传播。能否简单地介绍一下?

余秋雨:我就以证严法师领导的慈济功德会与星云大师领导的佛光山为例,这两个佛教组织都拥有百万信众。证严法师把博大精深的佛教精神首先表现在“救助”二字上。慈济功德会以医疗为中心,到处救死扶伤,任何地方发生灾难,它一定在第一时间赶到。我们承认,证严法师和慈济功德会把佛教精神简化了,但这种简化让所有的人都看得到、记得住。星云大师传播佛教的主要方式是办学。我曾经多次在佛光山居住,看到大批具有现代国际教育背景的年轻僧侣,他们一个个都笑得那么澄澈,每天忙着利益众生的事,想出佛茶、滴水书法等开导人心的弘法手段。人类的毛病,说到底不就是两个么?一个是“病”,一个是“笨”。证严法师更多地针对“病”,而星云大师更多地对“笨”开刀,他们两人在这两方面做了非常好的示范。

凤凰周刊:这让我想到一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过去两千多年的时间证明了佛教的历史重要性,而这些大师今天的实践,证明了佛教的现实重要性。

余秋雨:你说得非常好。在我看来,这种证明已经展现得非常辉煌。台湾经历了如此复杂的现代转型和内外冲撞,为什么仍然没有散?在我看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佛教。有这样现实的例子和榜样,让我对佛教的前途充满喜悦的憧憬。

余秋雨在普陀山谈佛教

我只是一个文化思考者和文化研究者,每次到普陀山,总觉得除了崇敬之心外,还有一点点遗憾。

佛教圣地它需要有一种精神的启悟,有一种心灵的洗涤。普陀山佛事很多,香烛很多,但是谈佛教和人生的讲堂还是少了一点。

平常我是很少参加各种研讨会的,但这次我一定要来普陀山,其目的就是一起倡导普陀山文化。

我对佛法了解不是很多,但对人生很有感触。佛教对我帮助很大,我出生在浙江余姚的一个小山村,刚出生时,兵荒马乱。这时候平心而论,在这块土地上,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建立起码的精神秩序,但为什么一代代人活下来了,这个社会大体能够安定,像我还能够识字求得教育,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在这块土地上一直没有失去的是佛教的种子。

因为每家都有主妇,每家都有妻子,她们都是佛教信徒的话,用文化语言来说,对每个家庭道德层面底线的维持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我曾经在小说《文化苦旅》中写到一个非常惊险的故事,我两岁的时候被隔壁邻居的一个土匪绑架,我外婆发现后在后面追,土匪则在前面逃,结果绑匪逃到了一个正在做佛事的寺庙里,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他进入了一个很拥挤的人群,抱着我迈不开大步子。他听到了木鱼声,听到了念佛诵经的声音,受气氛的笼罩,他在寺庙里呆了很长时间,当最后走出寺庙时,他温和地把我抱回我家中。后来,祖母告诉我,这是群体性的佛教仪式对一个不良之徒暂时性的启迪。

到现在为止我对学生的第一要求是善良,如果没有善良,后面的知识什么都谈不上。

大家知道,我换了很多很多的工作,而且每个工作是我在做得最好的时候离开了。这点对于不了解佛教文化的人一定感到非常惊奇。但我相信,对佛教比较理解的人一定能够领悟我的行为。其实,你认为你是什么家、什么专业其实都带有很大的虚假性。你有偶尔的进步,哪怕你有很大的成就,你也不能执着于此,你要破除这个执着。大家知道我做过一段时间的院长,在做得最好的时候,我提出辞职,我一定要用我的行为,破除一个做官的执着。我不断破除对生命的执着,我把握住了自己生命的自由。在我不断破除我的岗位甚至官位时,我还要破除空间的执着。

在《千年一叹》我写到法显和玄奘,在巴基斯坦的一个山头发现年迈的法显从中国回来,还有年轻的玄奘,他们非常不容易。因为路上要背很多东西,不仅有经文还有礼物,他们还要投宿。一路上,我不断寻找他们的足迹,使得我能走完这么多的路,这一点要感谢古代佛教旅行家的鼓励。但是破除空间之后,你的文化感觉和人生感悟会完全不一样了。

在考察的最后一段时间,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去追踪佛祖释伽牟尼的诞生地,一直到他苦修的山洞。那真是艰难。当时感觉佛祖释伽牟尼在苦修的时候看了太多的苦,所以在寻求一种摆脱苦的真理。来到菩提树下打坐,一点一点使我对释伽牟尼这种非常伟大的求得自己解脱和人民脱离苦海的精神,求得了自己的理解,有了亲身体会。

现在经济发展非常迅速,在这个竞争战场越来越大,竞争程度越来越激烈……在当代中国大陆,发展下去有些情节十分可怕,在这个情况下面,很多人希望通过文化来解决,其实文化里面有很多复杂的事情,光讲文化是不能解决的,但是佛教文化可能拯救,带来生机,否则,精神全面下滑,所有的生命质量都会大大地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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