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的人格特征与佛教文化

张胜璋

丰子恺(1898一1975)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居士、艺术家,一生著作丰富,涉猎广泛,在文学、美术、音乐、书法、绘画(漫画)、艺术理论、翻译等方面都做出杰出贡献。他早年师从近代文艺先驱李叔同先生(出家后法号弘一法师),后皈依三宝成为佛门居士。佛教文化对丰子恺的人生观、价值观、艺术观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如果我们论丰子恺却不谈及佛、不谈及“居士”身份对其生活方式和性格特殊的影响,便好比隔靴搔痒,难解个中三昧。

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佛教的“出家”一开始就与儒家的“入世”产生激烈冲突,长期为社会的主流意识所排斥,然而仕途坎坷的知识分子又往往神往佛教世界的超脱。大乘佛教的居士思想正好契合了中国文人处于外在现实失意与内在精神自由两难境地的微妙心态,特别是魏晋以后,佛教逐渐鄙弃早期禁欲、苦行与各种清规戒律的束缚,朝着投合世俗生活的方向发展,并打破“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不可得兼的困境。李贽不止一次地奉劝他人可在世学佛,不必投身佛寺,或出世之后不忘在世,认为释迦佛是“辞家出家者”,孔夫子是“在家出家者”。20世纪初,当儒和道作为入世与出世的两个极端被新文化轰炸讨伐,许多新文学的作家们表现了对佛教的亲近,丰子恺是其中很有特色的一位。他一生追随弘一法师,其爱好艺术、皈依佛教可说是因祟拜而效法。但丰子恺没有像他的老师那样行大丈夫事(出家),这种经过长时间思量与挣扎后的取向意味着他对佛教文化的吸收必有别于其师。对于他,佛理是与其人生命运的种种切身体验相契而生的,往往一个人承受苦难过量的重压时,他就容易从心理情感上萌生对佛教的认同感。

丰子恺多情善感,加之家中多变故,使他幼年起就对无常命运产生疑问和困惑。儿时一次乘船,手中的不倒翁不小心掉入水中,丰子恺心中黯然地起了疑惑与悲哀:“我疑惑不倒翁此去的下落与结果究竟如何,又悲哀这永远不可知的命运。”(《大帐薄》)他寄希望于长大后能破解这种疑惑与悲哀,但随着年纪的增长、阅历的增加,疑惑与悲哀愈加深厚。中年的他叹到:“儿时的欢笑,青年的憧憬,中年的哀乐,名誉,财产,恋爱……在当时何等认真,何等郑重”,然而到了脆弱的躯壳损坏而朽腐的时候,“全没有‘我’的一回事了!哀哉,‘人生如梦!’“《晨梦》人生是“慢性的自杀”,而自己则“催了疯狂”、“颠倒迷离”,“一入人世,便如入了乱梦,得了狂疾,颠倒迷离,直到困顿疲毙,始仓皇地逃回生命的故乡。”(《阿难》)特别是当他几十年来含辛茹苦的寡母未曾得到儿子的涓埃报答就病逝时,他陷入“无常之劫”:“痛恨之极,心中充满了对于无常的悲愤和疑惑……堕入了颓唐的状态。”(《陋巷》)

“无常”的体验既来自丰子恺个人的挫折,也与当时政局动荡、民生疾苦的大环境相关,情与境合时必然酝酿了他性格中遗世悲观的一面,他甚至萌生遁入空门以求解脱的念头。在这人生的转折点上,丰子恺所敬重的佛学大师马一浮先生开导他“无常就是常”的一番话如醍醐灌顶般把丰子恺“从无常的火宅中救出”。在洞察世事幻象与不可执著后,丰子恺走上了一条委运任化、随缘自适的道路。他的“随缘”并不是丧失主体性的随波逐流,而是参悟后对人生的主动应对。丰子恺把故乡的宅第命名为“缘缘堂”,自己的第一本散文集称作《缘缘堂随笔》,以至于“缘缘堂随笔”几乎成了他所有散文的代称。这一切无不表示丰子恺对“缘”的认同并由此找到困惑多年的人生答案:“我仿佛看到一册极大的大帐簿,簿中详细地记载着宇宙世界上一切物类事变的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因因果果。自原子之细以至天体之巨,自微生虫的行为动以至混沌的大劫,无不详细记载其来由、经过与结果,没有万一的遗漏。于是我从来的疑惑与悲哀,都可解除了。”(《大帐薄》)既然一切世事天注定,那么“随缘任运”是再好不过的应对了,有缘则事成,无缘则勉强亦是徒劳。丰子恺寓居外地时常常思念老家而焦心,后来他想通了:“我现在是负着四大暂时结合的躯壳,而在无始以来种种因缘凑合而成的地方暂住,我是无‘家’可归的。既然无‘家’可归,就不妨到处为‘家’。”(《家》)人只要生活着,衣食住行免不得受制于各种外力,由不得个人意愿,出处去就、时运否泰时时带来困厄、苦闷与悲哀。此时如果不能以随缘的态度对待人生,便容易陷人烦苦怨愤中难以自拔。佛法认为苦谛当知不当断,苦就是人的生存状态,是进入涅槃的必经之途。

以委运任化、随缘自适的方式来应对时代的惊涛骇浪,在静观其变中守护具有个体意义的生命旨趣,不愧为佛家的大智慧。当丰子恺从佛法中找到人生答案后,便安心立命地做起知足常乐、潇洒达观的现代居士来,他好写儿女之态、家庭之乐,“子恺漫画”和“缘缘堂随笔”常常叙述孩子的童真童趣、师友的真挚情感、缘缘堂的幸福生活、街边路旁的四季小景,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但缘缘堂不是世外桃源,丰子恺也非隐士,人间社会种种“顺从、屈服、消沉、虚伪、险恶与卑怯”的丑相时时令他痛感众生之苦,因而忍不住要“现身说法”(“居士实在就是深入世俗社会里去现身说法的和尚”(《法味》)。随缘自适、达观洒脱的人生态度让丰子恺得以细品寻常生活的韵味,佛学智性的精神超越法又使他心不动念,对世事冷眼旁观,洞察“可惊可喜可悲可哂”之情。这种“矛盾”的性格取向在丰子恺身上体现出复杂的一面:他是个年方30便“觉得生荣不足道,而宁愿欢喜赞叹一切的死灭”的悲观者,又是个钟情于人伦世态的入世者;他是个“对外间绝少往来”、“我的时间全部是我自己的”超尘脱俗的隐士,又是个富有强烈的正义感,对人间不平不时发出愤怒呐喊的抗日爱国主义者。王西彦先生在一篇评论文章中说,丰子恺身上确有二重人格:“一个是出世的,超脱物外的,对人间持静观态度的;另一个是入世的、积极的,有强烈的爱憎感情的。丰子恺自己也承认这两种性格“总归势均力敌,不相上下,始终在我心中对峙。”对峙和冲突带来丰子恺精神的苦闷,他把苦闷诉之文学,文学便成为“我的二重人格的苦闷的象征”。

这种独特的二重特征在丰子恺儿童题材的创作中尤为明显,他寓居上海时,每天办公回家,妻子总牵着儿女在弄堂口等着,一旦从人群里认出了带着一叠书和一包食物回家的父亲,儿女们便欢呼雀跃起来。“自己立刻化身为二人,其一人做了这社会里的一份子,体验着现实生活的辛味,另一人远远地站出来,从旁观察这些状态,看到了可惊可喜可悲可哂的种种世间相。”(《谈自己的画》)对于孩子的长大,丰子恺也是“悲喜交集”:喜的是孩子们长大了,能为自己分担生活的艰苦,悲的是他们不复再是自己可憧憬的人,丰子恺恐惧于孩子长大以后不可预知的命运,为他们将要“退缩、顺从、妥协、屈服”而走成人“病的、伪的”世界而悲哀。

丰子恺的视角并不局限于那“为四事所占据”(神明、星辰、儿童、艺术)的世界,他也关注着“近来农人踏水车每天到夜半方休。舞场上、银幕上的肉腿忙着活动的时候,正是运河上的肉腿忙着活动的时候。”(《肉腿》)抗战期间,缘缘堂毁于炮火,当家人们为家中财物惋惜时,丰子恺“正怀念着许多亲戚朋友的安危存亡,更无余暇去怜惜自己的房屋了。”(《还我缘缘堂》)虽然成人社会的虚伪狡诈令丰子恺异常厌恶,逃难途中的磨难险境歧途仿徨更让他饱尝人生从未有过的“恐怖、焦灼、狼狈、屈辱的滋味”,但他乃以佛家博大的胸襟、悲悯众生的大人格包容了趁火打劫的茶店老板:“我瞥见他的棉袄非常褴褛。大约他的不仁,是贫困所强迫而成的。人世是一大苦海!我在这里不见诸恶,只见众苦!”(《桐庐负喧》)丰子恺虽长期闲居避世、待人接物不拘小节,但并不代表他心中没有是非爱憎,正如唐弢在抗战期间所说,佛的心里也有是非、也有善恶。丰子恺作词曰“誓扫匈奴,雪此冤仇”,“我虽老弱,但只要不转乎沟壑,还可凭五寸不烂之笔来对抗暴敌,……”((还我缘缘堂》)仇恨所激发的力量与强烈的民族尊严伴他度过了整个抗战时期。此举此行与“苦雨斋”中的周作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王西彦说:“在作者身上,佛教居士的气息毕竟愈来愈淡薄,他显然走着一条从隐士到叛徒的道路。“其实不然,丰子恺的人生观从悲观遗世到达观适世,从无常之动到随缘自适的转变正是佛家“悲智双修”的大人格所致,“愈来愈淡薄”的是佛教文化消极一面的影响。

朱光潜曾赞道丰子恺“真正能了解佛家精神”,这主要指的是丰子恺开放的文化态度,他继承了传统佛教理论的精髓,又不拘泥于对教义的生硬理解。当然,佛教文化的“博大精深”就在于它本身存在着许多可以与现代意识相沟通的文化原型,况且对精神的追求、对理想世界的探索在人类文化史上具有一脉相承的共通性。丰子恺自小随其父茹素,但他并不劝大家茹素,反而视那些念佛吃素全为个人私利无关人间痛痒的佛教徒为“反佛徒”。丰子恺的童心的礼赞与现代文学史上“儿童崇拜”思潮存在隐性的联系,同时暗合了西方文化反对人性异化、回归自然的主题,他对佛教生死问题的讨论具有对人类群体精神终极关怀的意味,他提倡文艺大众化、平民教育并在自己的文学创作和教育实践中身体力行。

总之,居士佛教文化赋予丰子恺的二重人格特征不是矛盾对立的,而是相溶互补,它们的共同作用的结果铸就了丰子恺独特的人格特征:佛教的广大慈悲、众生平等的思想使他养成了对万物浓厚的爱心,佛教中的无我无私的思想使他处世待人虚怀若谷、豁达洒脱,佛教文化与现代意识的融汇又使他更加切近现实人生,同时把自我的利益同国家利益、芸芸众生的利益密切相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