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世今生:儿童的前世记忆(8)

似曾相识

Sam Taylor是美国西北部Vermont州的一个男孩,在其祖父去世1年半后出生。在他1岁半时,有一次爸爸给他换尿片,这时他说,“当我在你这么大的时候,我也常给你换。”当时妈妈在场,也看到了爸爸脸上诧异的样子,这时候爸爸带Sam到了另外的房间,父母对刚才的话感到很奇怪,就和Sam一起讨论起来。全家从没有任何人想过转世这回事,虽然Sam的母亲是美国南方浸礼会牧师的女儿,但是她和丈夫都没有任何信仰。

这件事发生后,Sam谈论自己是祖父转世开始多了起来。他也说过:“我以前很壮,现在瘦小了。”爸爸对他的话最初的反应是怀疑,但是母亲对这一切持开放态度,开始询问关于祖父的问题。有一次,母亲和Sam的祖母在祖父去世前曾经照顾他。母亲问Sam祖母每天为祖父做什么喝的东西,Sam说是奶昔,当时是用厨房中用机器做出来的,他说的没错,然后Sam起身用手比划当时厨房的灶台上有这么个东西(小型食品加工设备)。母亲打开橱柜拿出搅拌器问他说当时是不是用这个做的,她说当时祖母不是用这个,是用做奶昔的机器做的。事实上,Sam说的是对的,当时祖母就是那么做的。祖父去世后,祖母后来几次中风。Sam从来没有看过她为任何人做过milkshakes。

有一次,妈妈问他当时有没有兄弟姐妹。他说:“有!我有一个妹妹,后来她变成了鱼。”当母亲问是谁把她变成鱼的,他说:“一群坏人。她死了。你知道的,我们都死了。但是上帝让我们再回来。我过去很壮,现在我又成小孩了。”Sam祖父的妹妹实际上在60年前在熟睡时被丈夫谋杀,然后用毯子包裹起尸体,扔到了附近的海湾中。

还有一次,Sam准确无误地说出祖父当时在家中最喜欢的地方是车库,在那里祖父经常鼓捣些“发明”出来。说爸爸当时就有个小方向盘就是祖父做的,祖父开车时Sam就在车中玩自己的小方向盘。事实上,爸爸当时确实有个玩具方向盘,当时被固定在全家的汽车上。

在Sam四岁半时,祖母去世了。父亲到祖母家去整理遗物,带了一盒家人照片回来。Sam的父母之前并没有任何祖父家人的照片。当Sam妈妈把照片摊开在咖啡桌上,Sam过来了,他开始指着祖父的照片说:“这是我!”当他看到一张小汽车的照片(车上无人),他说:“这是我当时的车!”这是当时祖父购买的第一辆汽车的照片,是一辆1949年的Pontiac,对祖父而言,意义很特别。

母亲给Sam看一张祖父当时上小学时的一张班级合影。照片中有27个孩子,16个是男孩。Sam用手指挨个划过各个面孔,最后在祖父前停了下来,说“这是我。”

父亲说祖父并不是特别喜欢和孩子们有过多的情感交流,当他们成年后尤其如此。当时曾向祖父表达过这种感受,但是祖父当时并无回应。他感觉父亲通过Sam又回来了,是为了表达他的爱而回来的。Sam的父亲对所有的孩子都非常友善与开放,与Sam的关系非常亲密。 

Sam应该是认出了前世的一些人和事:认出了自己的前世,也就是自己的祖父,他是从照片中认出来的,还认出了祖父曾经用过的车。这与许多案例中孩子认出前世家庭成员非常相似。

案例中出现这种再认有几类。第一种的情况是在未控制的情境下发生的。家人会试图去试验孩子,看看他们是否能够认出前世的家人和用过的物品,但是这不是在控制情境下完成的。虽然最初的目的在于看看是否可以再认出家人,但是有时候前世去过的地方也被认出。证人会说孩子们认得去前世家的路,或者说在现在看到的建筑物等与之前相比有变化。

然而,上述家人们所采用的方式却让我们产生很大疑问。在他们进行这种试验之前,他们会先做安排。通常,当人们听说说一个孩子宣称能够回忆起自己的前世,并且马上就要来见这个人时,周边的人在孩子到来之前就会聚在一起。一些人要么问这种问题:“你是来看你的妻子吗?”或者给孩子些东西让其顺路带给要见面的人。如史蒂文森博士记录的那样,虽然这些人并不是天然就假设孩子确实正在回忆前世,也会尝试去试探下孩子,但是这些人确实会聚集起来,来看试验孩子的过程。如果有人让孩子去辨认下前世的妻子,他们内心确实预期孩子认出一个来,这样的话,孩子通常也真不会让大家失望。

这种辨认过程往往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虽然他们希望孩子能够认出前世这件事可能恰好影响了孩子与家人的判断,我们也应当注意到孩子们在辨认过程中表现确实会给他们带来深刻的印象:比如孩子们热切的情感与辨认过程中的仔细。证人也并非总是表明孩子认出了前世家人,或者会报告说孩子们只是认出了一些家人,另一些则没有。

在一些案例中,信息提供者会报告说孩子可能是在一些供辨认的人很少的情况下,而这些人可能有了解孩子做过前世描述的情况下被辨认出来的。通常,这发生在孩子的前世描述在双方见面之前就已经被“前世”所知,而且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突然来到孩子家的情况。比如《生命印记》文中提到,当“前世父亲”来到自己家的时候,Indika Ishwara告诉他的母亲,“爸爸来了。”

在其他的情况下,双方家庭会实施许多测验来试探孩子是不是能够正确了解其宣称的前世。比如,《生命印记》文中提到的Chanai Choomalaiwong的案例,当时其回忆的前世的家人拿出5-6个枪带,让他选出前世用过的。他迅速给出正确答案。不过如同非控制情境下的试验中一样,我们无法得知当时被访家人是否无意识暗示了案例本人,导致最终做出正确选择。

在一些案例中,案例的父母报告说孩子会带他们找到前世的家。Chanai的案例中就如此,他描述了前世是位老师,然后就带着父母找到了女儿确实是中学老师但是已被谋杀的父母家。在这种情况下(也包括其他的案例),现实中并没有人能够找到孩子前世的家,所以我们无需考虑孩子是否无意中从他人那里得知这些信息。

有些孩子看上去确实能发现前世去世之后周围环境发生的一些变化。比如,《回忆前世》文中提到的Sujith Jayaratne被带到其前世Sammy Fernando父母的住处,他无误指出院子中的路改了位置,一些篱笆也是新的。此外,他还到了一个地方,说这里原来有一棵树,问道:“这棵树哪里去了?”

与之相似,《回忆前世》文中的Gamini Jayasena回到前世Palitha Senewiratne的家。在其去世之后,家中后来将茅草屋顶换成了铁皮屋顶。Gamini对Palitha的父母说过去的屋顶很“阳光”。他拜访了之前读书时在学校时住的公寓,他告诉公寓的主人之前这里有一棵橄榄树,事实上确实有过,但是在其去世后来被砍掉了。

在其他案例中,家人会实施我们可能认为不够充分严格的测试,但是孩子会在其中表现得令人印象深刻。《生命印记》文中,在Necip Ünlütaskiran认出了前世的妻子,说自己当时曾经刺伤过她的腿,这确实得到这位当时已经成为遗孀的女人的证实:她的丈夫之前在一次争吵之后刺伤了她的大腿。

在另外的案例中,《异常行为模式》文中提到的Jasbir Singh拒绝吃非婆罗门食物,看到自己前世的堂(表)兄弟后,说:“过来,Gandhiji。”这时有人纠正:“他叫Birbal,”Jasbir说,“我们叫他Gandhiji。”实际上,这个人确实有个绰号叫做Gandhiji,因为人们认为他的大耳朵与穆罕默德•甘地长得非常像。

这些自然条件下的观察让那种认为孩子父母会教孩子做出回答的想法不攻自破。父母是不可能了解到孩子们在这个过程中提到的信息的,孩子们表现在回忆前世时表现出一种超越“背诵”的能力。

即使没有任何人想要“测试”,有些孩子也会在一些场合中做出一些辨认行为。在这种情况下,非控制情境下的试验中可能出现的会帮助孩子成功的环境方面的线索并不存在。有时候,这种辨认会让一个原本其他人认为无法“完结”的案例最终尘埃落地。《回忆前世》文中提到的Gamini Jayasena就是这样的案例,他在一次长途旅行中在旅游车上说自己的前世曾经在某个汽车站出现过,这导致他的家人对该地区附近进行调查。同样,Necip Ünlütaskiran的父亲无法证实他的前世描述,直到他偶然遇见其前世继祖母。那时他在其继祖母生活过的城市Mersin,周围环境唤醒了他的这段记忆。与之类似,《回忆前世》文中的Ratana Wongsombat认出了尼姑Mae Chan,所以她的父亲找到其前世提到的寺庙,并得以与Mae进行谈话。随后才发现女儿的前世是准确无误的。在此案例中,Ratana也要求去寺庙,所以说这种再认并不是巧合(Gamini的案例在看上去更像是巧合)。

 

案例:Nazih Al-Danaf

一个在几个方面都进行成功辨认的例子是黎巴嫩的Nazih Al-Danaf。在很小的时候,Nazih就开始向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描述前世的事情。前世是一个男人,家人并不认识。他说自己的前世随身带左轮手枪和手榴弹,妻子很漂亮,孩子很小,当时的家住在一个二层的小楼,院子周围树木环绕,附近还有个山洞。前世有一个不爱说话的朋友,被一伙男子枪杀了。

父亲报告说Nazih要求带自己去位于10英里外的一个小镇上的前世的家。父母连同他的一个兄弟、两个姐妹一起和他来到了他描述的小镇。在距小镇大概半英里的地方,Nazih让家人在距离大路很远的一条小路上停车,说这条路尽头是死路,尽头有个山洞,全家按照他说的走,但是并没有发现山洞。当他们到了镇子的中心,发现这里是6条路的交叉口,父亲问Nazih要怎么走。Nazih指了一条路,说沿着这条路走前面会有个叉路口,在那里就能看到前世的家。父亲按照他说的继续向前走,到达叉路口时,家人下车询问周围是不是有符合Nazih的描述的逝者。

他们很快发现附近有一个男人叫做Fuad,他家就在路旁不远的地方,在Nazih出生之前的10年去世,看上去符合Nazih的描述。他们找到了前世的家人,Fuad的遗孀还在,问了Nazih一系列问题:“房子大门的地基是谁来施工的?”Nazih给出了正确答案,“一个Faraj家族的人。”全家人进屋后,Nazih描述了当时Fuad是如何将自己的武器藏在碗橱中的。遗孀问他当时家中自己(遗孀本人)有没有发生过什么事件,Nazih对细节给出了精准的描述。她还问道是什么让他们的小女儿得了重病,Nazih说是因为小女儿不小心吃了自己的药,这也准确无误。他也准确描述了前世经历的几起其他事件。Fuad的遗孀和5个孩子对此印象非常深刻,进而相信Nazih就是父亲的转世。

这次见面后不久,Nazih拜访了Fuad的兄弟Sheikh Adeeb。当双方一见面,他边跑边说:“我的兄弟Adeeb来了!”Sheikh问有什么证据自己是他的兄弟,Nazih说,“我给过你Checki 16的手枪。”Checki 16是当时捷克斯洛伐克的一种手枪,在黎巴嫩并不常见,事实上,Fuad确实给过兄弟一把这么一把手枪。Sheikh Adeeb问Nazih当时Fuad最初住在哪里,Nazih带着他沿路走,边走边说路过的房子是不是自己的,最后他说:“这个房子是父亲的,下一个是我当时住的。”他们走进了下一个房子,Fuad的第一任妻子还住在那里,Sheikh Adeeb问道她是谁,Nazih准确说出了她的名字。

Sheikh Adeeb然后给Nazih看一张3个男人的合影,让Nazih说出都是谁。Nazih准确说出答案:Adeeb、Fuad和他们离世的一位兄弟。Sheikh Adeeb又拿出另外一张照片,Nazih说那是三个男人的父亲,这也是准确的。后来,Sheikh Adeeb拜访了Nazih的家,并随身带了一把手枪,问这不是Fuad当时给的,Nazih准确答出并非如此。

Haraldsson博士调查了Nazih的案例,绝大多数描述都得以证实(包括具有一个沉默寡言的朋友)。发现Nazih对于Fuad住过房子的描述与Fuad之前住过一些年的另外房子一致,包括对房子建造的时间(在Fuad去世时房子还未最后竣工)。之前住过的房子确实与Nazih描述过的一样,位于脏马路旁,Nazih说过的山洞位置也无误。

如果双方家人的记忆无误,以常规方式解释Nazih的描述很难说得通。他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准确辨认出前世拥有的两套房子的位置,这让所有人都印象深刻。再加上他准确指出第一套房子的位置这个事实,用巧合来解释这一切看上去无法说得通。初次之外,他对Fuad家庭中诸多细节的描述也准确地令人吃惊。他对Checki 16这种手枪型号的描述太令人震惊了,因为这无法从任何外在的环境方面的线索得出。准确说出照片中家人的名字也比其他案例的表现(只是准确说出照片中一位家人的名字,也就是自己的前世),给人留下更深的印象,因为其外在的环境不可能提供出任何这方面的信息。信息提供者说Nazih在此之前没有看过Fuad的任何照片。Sheikh Adeeb说除了他的妻子可能是个仅有的例外,其他任何人都不可能知道Fuad给过他一把Checki 16的手枪。

在有限的案例中,调查者可以事实严格控制的辨认测验。即使如此,孩子们仍然能够认出前世生命中的一些人。接下来的两个案例就是史蒂文森博士记录下的,满足这种条件的情况。

 

案例:Gnanatilleka Baddewithana

Gnanatilleka Baddewithana于1956年出生于斯里兰卡,在她两岁时候的,她开始描述说自己在外地还有两个兄弟和许多个女儿。在听说16英里外有个叫Talawakelle的城镇时,Gnanatilleka说自己前世就住在那里,并要求带自己去见见前世的父母。

在Gnanatilleka 4岁半时,他家的一个邻居给一位叫做H.S.S.Nissanka的记者去了一封信。这位记者曾经写过几篇关于转世的文章,后来获得过国际关系博士学位。他后来将Gnanatilleka的案例出版,关于此案例的大量细节即从此书中获得 。Nissanka收到后决定与这个女孩见面,并叫当地一位著名的佛教僧侣与附近的一位高校老师与他同行。 他们后来采访到采访了Gnanatilleka ,并记录下其前世在Talawakelle生活中的大量细节,其中包括在乘火车旅行途中见到英国女王。

采访中,Gnanatilleka只提到Talawakelle和有一个姐妹叫做Lora,有时候又说是Dora。因为伊利莎白女王是在1954年访问过斯里兰卡,Nissanka博士与同行人员推测Gnanatilleka描述的前世是一个来自于Talawakelle镇,死亡时间处于女王访问和案例本人出生的1956年之间。实际上,他们是假定前世一定死于Gnanatilleka入胎之前,但是这非我们持有的先入之见。Nissanka博士就此案例曾经写过两篇文章,发表在当地广为发行的报纸上,然后他们3人赴Talawakelle进行调查。

在Talawakelle镇,3人小组遇到一位男子,他说文章中的信息与他们家族中的一位少年相符。这个男孩叫做Tillekeratne,死于1954年。随后,Tillekeratne与两位Tillekeratne不认识的人来到了Gnanatilleka的家中。每个人都问Gnanatilleka是否认识自己。Gnanatilleka说不认识其中的二人,但是在看到老师时,她说:“我认识你,你是从Talawakelle来的!”隔了一会,她说老师当时曾经教过她,对她很好,从来没惩罚过他,她有时候甚至会爬到老师的大腿上玩。

第二天,调查组在事先未告诉Gnanatilleka的情况下安排其去Talawakelle与Tillekeratne的家人相见,地点选在一个双方都不熟悉的一个房间。Gnanatilleka与妈妈、僧侣以及负责录音记录的Nissanka博士坐在房间中。Gnanatilleka的父亲和Tillekeratne的老师站在门口,其他人则在另外一个房间内进行观察。Tillekeratne的母亲先进来,僧侣问道:“你认识她吗?”

Gnanatilleka上下大量了下,忽然变得很兴奋,然后盯着看。当被再次问道是否认识时,她说:“认识。”

Tillekeratne的母亲给她一包糖,然后张开双臂,她迅速迎上前去,拥抱起来。Tillekeratne的母亲说:“告诉我,我以前住在哪里?”

Gnanatilleka慢慢说道:“Talawakelle。”

Talawakelle的妈妈说:“告诉我我是谁。”

Gnanatilleka在确认自己的母亲听不到后,在Gnanatilleka的耳边(这也靠近麦克风)小声说:“Talawakelle妈妈。”

过了一会,其他观察者又问Gnanatilleka,“那个女人是谁和我们说,”她回答说,“她是我的Talawakelle妈妈。”

第二个进来的是Tillekeratne的爸爸,Gnanatilleka 被问道:“你认识他吗?”

她说认识,当被问道他是谁时,她回答说:“他是我的Talawakelle爸爸。”

接着进来的是Tillekeratne的姐妹们,一个曾经每天送他去学校的姐姐先进来,人们问她是否认识这个女孩子,她说:“这是我的Talawakelle姐姐。”

“你和姐姐当时都去过什么地方?”

“学校。”

当被问道她们是怎么去的学校,她准确说出是坐火车。

接下来进来的是Talawakelle去世后才搬到Talawakelle的一个男人。他问她:“我是谁?”

“不认识。”

Nissanka博士问她,“你认识他吗?仔细看看,他是谁?”

“不认识,我没见过他。”

三个女人随后进来。一个问:“你认识我吗?我是谁?”

Gnanatilleka答道:“认识。你是我的美女妹妹。”

另外一个问:“我是谁?”

“这是一个住在我们楼下的一个姐妹。”

Gnanatilleka的爸爸问第三个女人是谁,她答道:“我们去的裁缝家的姐妹。”这三个回答都准确无误。

两个Talawakelle男人先后进来。一个是Tillekeratne家的好朋友,另外一个曾经在主日学校教他的老师。Gnanatilleka说他们来自于Talawakelle,但是没有给出其他的细节。

最后进来的是Tillekeratne的兄弟。他和Tillekeratne总是争吵,当Gnanatilleka被问道是否认识他时,她生气地说,“不认识!”被再次问道时,她说:“不认识!不认识!”Nissanka博士对她说如果她认识的话,就告诉妈妈。她低声和妈妈说:“他是我的Talawakelle哥哥(译者注:或弟弟)。”当Nissanka博士和她说让兄弟抱抱他时,她开始大哭,不让这个人抱她。

Gnanatilleka的辨认过程令人印象深刻,因为她不仅仅知道这些人与自己前世之间的关系,也知道一些不可能从外表判断得出的事实。对于前世不认识的人,她也给出不认识的答复:其中两位是与Tillekeratne的老师一起,另外是一个研究者寻找的陌生人。

Gnanatilleka后来还做出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辨认,这些都是自发出现的。她与Tillekeratne的老师关系很好,一天,当她们一起出去时,Gnanatilleka指着人群中的一个女人说:“我认识她。”她告诉老师,“她和我去过Talawakelle的庙,”教师向这个女人确认了这个事实,她确实与Tillekeratne一起去寺庙拜过佛。还有一回,Gnanatilleka指着一群人中的一个女人说:“她和我的Talawakelle母亲关系不好。”教师于是去和这个女人核实,她是Tillekeratne家的一个邻居,与Tillekeratne的妈妈不和,但是从这件事发生后,她们的关系开始改善。

在Nissanka博士进行测验的一年后,史蒂文森博士亲自去看当时用的房间,也拜访了双方的家人,以及Tillekeratne的老师。最初的访谈结束后,他一直保持对案例的家人的情况进行关注。他发现Tillekeratne并没有一个叫做Lora或Dora的妹妹,在他还很小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叫做Lora,在其去世之前一直与这个同学有很密切的联系。史蒂文森博士在1970年采访了这个人,她从来没见过Gnanatilleka,所以博士带着她本人和她的一个朋友(Tillekeratne从未见过),忽然就到了Gnanatilleka家。他问那时已经15岁的Gnanatilleka是否认识这两个女人。他称呼Lora为“Dora”,正如Tillekeratne小时候分不清这两个名字的差别,说她来自Talawakelle,但是无法给出其他细节。

即使我们承认转世存在,这也令人震惊。因为Lora已经从Tillekeratne在世时的少年变成了一个快30岁的成年女性了,即使我们认为在高中同学聚会上认出一个老同学并不是什么太特别的事情,依然如此。Gnanatilleka确实成功辨认了。虽然我们可能会认为由于史蒂文森博士之前一直与他们家有联系,他是在猜对方来自Talawakelle,但是他准确给出对方的名字,而之前从未在辨认过程中使用过这个名字,这个事实不容忽视。

Gnanatilleka案例是一个涉及到性别变化的案例,但是她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男性特质。在她小时候,妈妈注意到她比姐妹们更有男子气,但是并不严重。但是到少年时,她的相貌已经是典型的僧伽罗女孩了。然而,她的前世Tillekeratne却具有一些女性化特征,比如喜欢和女孩子一起玩,有时候还会涂指甲;不但如此,他还喜欢做些缝纫和穿丝制衬衫。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这些特征明显不同于其他的男孩。

 

案例:Ma Choe Hnin Htet

缅甸的案例Ma Choe Hnin Htet的调查过程中既涉及了控制额外因素的试验,也出现了实验性胎记。案例中的前世名字是一个年轻女性,叫做Ma Lai Lai Way,出生时先天具有心脏缺陷。这严重影响了她的生活,以至于在20岁时还在读高中,当时他还同时在Rangoon医院住院(当时是1975年)。随后进行了开腔心脏手术,但是因手术失败去世。

Ma Lai Lai Way去世后,她的三位好友为其擦洗身体,做火化前的准备。在此期间,她们想起在遗体上做标记的风俗,于是她们用一个红色口红在颈部后侧左边的位置上做一个标记。位置选择于此是因为这个位置并不是那么容易被大家看到,因为她们不想将来出生的孩子因为这个疤痕而显得丑。史蒂文森博士指出之所以选择颈部后侧,女孩们是为明显的实验性胎记选了一个最“好”的位置,因为在这个位置出现胎记也比较常见,有的到成年时还在。

Ma Lai Lai Way去世后13个月,她的姐姐生了一个女儿,起名为Ma Choe Hnin Htet。出生后,Ma Choe Hnin Htet的家人发现她的脖颈左后方有一个红色胎记。当时全家人还不知道Ma Lai Lai Way的朋友们在遗体上进行标记的这件事,但是随后他们从一个邻居那里知道了。因为Ma Choe Hnin Htet直到孩子出生后才知道做标记这件事,我们可以做出判断说,认为母亲的愿望会导致孩子身体出现标记的观念在本案例中说不通。

我们也可以确信胎记位置与当时所做标记位置一致。因为史蒂文森博士亲自与三位朋友中的亲自进行标记的Ma Myint Myint Oo进行了交谈,她告诉博士胎记位置时候自己还不知道Ma Choe Hnin Htet已经带着胎记出生了这件事。同时还访谈了另外两位朋友,三人描述的胎记位置是一致的。

Ma Choe Hnin Htet的胸腔上也有胎记,但是家人们直到几年之后才注意到,当时是有人说Ma Lai Lai Way的手术创口可能也会产生胎记。胎记很窄,呈灰色线状,比胸腔其它位置的皮肤颜色要浅。这确实与Ma Lai Lai Way当时开腔心脏手术的创口一致(除了胎记位置比正常此类手术的位置稍低),至少在Ma Choe Hnin Htet 4岁时如此。

在Ma Choe Hnin Htet开口说话不久,她就开始和自己的祖父母(前世的父母)谈论自己的前世。她说祖母曾是自己母亲,也说到当时手术失败死亡时的情景。她说自己之前叫Lai Lai,当家人故意逗她说她不是Lai Lai的时候她甚至会大哭。此外,有时候她叫母亲“姐姐”,叫舅舅“哥哥”,叫祖父“爸爸”。

Ma Choe Hnin Htet 4岁时,史蒂文森博士调查了该案例。在正式采访前3天,她的两位好友拜访了她家,其中有一位当时亲自进行标记,她从未见过Ma Choe Hnin Htet,但是Ma Choe Hnin Htet对她非常好,当时Ma Choe Hnin Htet看到她们出现在门口时,就跑出来迎接,这和她平时见到客人后马上告知大人的方式明显不同。当与两位相见时,她让她们叫她Lai Lai Way。她带她们去见祖母,祖母问她:“你认识她吗?” Ma Choe Hnin Htet说:“当然,我们是好朋友。”

当史蒂文森博士进行采访时,他发现当时参与标记另外一位朋友Ma Myint Myint Oo也从未见过Ma Choe Hnin Htet。于是博士决定和翻译Ma Choe Hnin Htet一起带着她对Ma Choe Hnin Htet家来一次不期而至。到了后,他们问Ma Choe Hnin Htet这是谁,她迅速答道:“Myint Myint Oo 。”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机会来实施这种方式的测验。不幸的是,案例中的孩子们通常在我们调查之前就已与前世生命中的重要他人会面。在见面过程中,双方家人往往会做出判断认为孩子认出前世家人,但是这样我们就无法做出自己的判断。为了我们自己能够做出这种判断,我们需要迅速与案例本人进行会面。理想的状况是,在孩子们还没有去再认前世家人之前,我们就接触到案例,这会给我们充分的可能性去实施这种测验,但是这样的案例往往不可能进入我们的视野。如果案例还未见到前世家人,或者说未完结,孩子父母往往不愿意让他人知道自己的孩子正在描述前世的事情。即使父母不介意别人知道这件事,人们通常也不太可能去谈论这样一件未经确认的事情,所以我们在各地的研究伙伴往往无法听到这种案例。

顺着这个逻辑,我们需要尽可能早的接触案例。因为大多数孩子看上去在7-8岁时就会失去这种记忆,在这个年龄之上进行这种控制诸多条件的测验会无功而返。也有例外, Gnanatilleka Baddewithana在史蒂文森博士的测验中,其表现让人印象深刻。但是,总体而言,在孩子很小时候实施这种测验显得很必要。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尽可能早地接触到这些案例。不幸的是,我们的资源比较有限,在某些国家我们甚至只能找到一个这样的案例。如果通过报纸了解到这样的案例,家人通常就已经进行各种沟通,案例就完结了。通过报纸等媒体之外的方式接触到未进行前世辨认的案例,这当然是更好,但是这太难了。

这样的结果是,我们只有少数案例是按照我们的意愿实施了这种控制了许多混淆因素的测验。当然也并是说这些案例才是唯一真正的转世案例,但是因为其他案例并未实施经过严格控制的测验,我们无法百分百确认孩子确实认出了前世的家人。

我们更愿意看到这样:如果孩子们真的具有前世记忆,他们应该能够认出与前世有过共同生活经历的人,但是记忆往往显得模糊而不完整,而且只是在儿童特定的年龄锻出现。如果确实存在前世,那必然已经去世了,当时与其有过共同经历的人的相貌自其去世后必然也发生重大的变化。所有这些可能会解释为什么有些孩子无法辨认前世家人。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不接受转世存在,我们在听说一个孩子在严格控制的情境下也能够认出前世生命中的人时,定会非常惊讶。因此,在某些方面,这些少量经过严格检验的案例确实可以证实许多未实施严格控制测验的案例的报告结果,进而成为一种重要的证据类型。任何试图忽略这些案例的解释(认为这仅仅是个平淡无奇的事件)都无法回避这些案例,他们能够认出前世家人,并给出其具体生活细节,这种能力让人惊讶。

本文开头提到的Sam能够从照片中认出自己的前世和祖父。当我第一次听说可以进行这种辨认时,我想知道是不是因为班级照片中祖父是个老人,进而轻易就找出来了。当我看到照片时,我发现我无法从中实施这种辨认。想想这对一个4岁孩子来说有多难。事实上,许多照片上的人非常像—有着深色头发、穿着相同风格的衣服—无论看上去像还是不像,我们应该记住我们正在谈论的是一个4岁的男孩从照片中认出祖父。我们需要对这类现象做出整体评价时想到这一点。案例不仅仅具有前世记忆,他们也能够认出前世生命中的人,生活过的地方。

 

各种可能性

在试图用常规方式来解释前世辨认这一过程时,我们会很容易忽视未经严格控制的测验这类案例,因为往往会认为孩子可能会使用环境方面的线索来给出辨认结果,进而不具有科学价值。会面过程中孩子的描述经常会出现绰号或者是过去生活事件中的某些细节,这非常难以解释。基于此,我们必须排除认为这些描述仅仅是信息提供者的虚假记忆这种解释。

我们不得不再次错误记忆来解释许多案例中表现出来的意料之外的自发辨认行为,因为这时孩子往往会做出一些描述,其中涉及大量无法通过正常方式了解的信息。

最后,严格控制的辨认测验是常规解释所需要面对的最大程度的挑战。在Gnanatilleka Baddwithana的案例中,当研究者安排前世家人依次进入时(译者注:也有陌生人),她认出了这些家人。我们可能会推测说Gnanatilleka纯粹是在猜测这些人与前世之间的关系,这么说的话我们就必须忽视她成功说出自己不认识前世也不认识的陌生人这个事实。而且,这样的话我们相当于承认一个4岁半的孩子具有如此强大的推理能力,才足以正确猜测所有关系,这显然对是对这个孩子的莫大褒奖。

存在的更大问题是,在没见面之前,她也给出了前世姐妹们的信息。这连同辨认本身,表明巧合并不是一种令人信服的解释。此外,因为有现场录音,我们无法认为虚假记忆是一种合理解释。欺诈似乎成了唯一中可能的解释。我们可以推测Gnanatilleka家人欺骗每一个相关人员,两家人合谋愚弄研究者,或者说研究者并没有如实记录发生的事件。这些没有一个可能成立,尤其是当我们想到Gnanatilleka在首次测验8年后接受史蒂文森博士拜访时成功辨认出那位叫做Lora的女人。

与之相似,Ma Choe Hnin Htet能够给出前世朋友的名字,而这位朋友在之前从未与她相见。由于环境线索不可能让她了解到名字,我们必须推测家人在说Gnanatilleka说从未听说过其名字这件事时是在对史蒂文森博士说谎。

在接受严格控制测验的案例中,欺诈是我们能想出的唯一可能的常规解释,而且也禁不住推敲。至于超自然解释,三种中的任何一种都可以用来解释这类案例。超感官知觉可以让孩子具有认出前世的能力。如果前世的意识控制了孩子(附体),也可以实现这种再认。最后,如果孩子是前世的转世,那么他或者她也可以认出人。

 

《Life before life》

作者 :吉姆.塔克(Jim Tucker)博士
维吉尼亚大学儿童精神病学家,于一九九六年加入伊昂.史蒂文森(Ian Stevenson)博士前世今生的研究团队,目前主导人格研究部门儿童前世记忆的研究,也是儿童及家庭精神科的门诊主任。

译者:林群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