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红:“我更愿做慈善者,而不是歌手”

作者: 肖莹

韩红的助手小戴有一张她的时间表:“50%用于慈善,30%用于团里的工作,剩下的一小块时间才是各种演出。”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和韩红的3次接触,就有两次在慈善活动现场。“过去两个月,她几乎没怎么闲着;但商演只有一两次。并不是不在意商演,而是时间有限,慈善比商演更重要。她对我说过,‘从做(慈善)的那一天开始,就要把它做到老。’”小戴说。

问韩红为什么选择慈善,她很动情:“我只是芸芸众生里最普通的一个,一名歌者,一棵小草,一粒尘埃,在这个繁杂的世界蹒跚前行,遇到很多善者,很多好人;于是告诉自己,有生之年要做善良之人,发愿用更多的善良回馈人间,随喜平安。”

“欢迎我们的女儿韩红回家”

2011年重阳节期间,韩红约记者到北京市蓟门桥会面,一起去敬老院看望老人。一到蓟门桥,老远就看到两辆大巴,车身上除了韩红的黑白素描头像和“韩红爱心”的徽标,还有“暖秋重阳、公益行动”8个醒目的大字。车旁,80名年轻人,穿着蓝白相间的统一运动服。他们是韩红召集来的志愿者和医生。一个多月前,韩红“爱心西藏行”的车队还行驶在林芝至拉萨的途中时,她就通过车台发出号召:“重阳节,跟我一起去敬老院看望老人吧!”人们纷纷响应,短短半小时就认捐近30万元,还落实了空军总医院、浙江省第二医院等4支义诊队伍。

两辆大巴行驶一个多小时,抵达距北京市区60多公里的房山区琉璃河老年公寓。近百位老人,早早牵起“欢迎我们的女儿韩红回家”的横幅,像普天下等孩子的父母一样,翘首张望。一下车,韩红和志愿者赶紧整理捐赠物品:床单、被套、棉背心、羽绒服、烤面包机、空调、洗衣机、液晶电视……还有一台面包车。东西堆满了院子里的空地。接着,她又张罗着安排老人们排队接受义诊医生的检查。

85岁的窦瑞英老太太和老伴在老年公寓生活了8年,老伴有高血压、糖尿病,老太太自己视网膜脱落,右眼完全看不见,左眼看东西也很模糊。眼科医生告诉她,得去大医院治疗,不然就彻底失明了。窦老太太一寻思:“我们这儿最近的医院有20公里;算了,这么大年纪不治了。”在院里另一头忙碌的韩红,一听说这事,便嚷了起来:“老人在哪儿?绝不能放弃,我来安排。”她找到老人,10分钟就敲定了去大医院检查的车辆和陪同人员,然后紧紧搂住老人的肩膀:“您就踏踏实实看病,一切费用我来负担。”前一秒还平静面对失明危险的老人,这一秒泪如雨下:“其实,眼睛不好我心里可着急了,吃饭时连菜都看不见,还要问别人,都不知哭了多少次了,我都没心气儿活下去了。”

106岁的“镇院之宝”张玉梅一直受到韩红的格外关注。韩红给她喂饺子;是一个个夹开了,吹散热气,送到老人嘴里。老人一边吃,一边不停地抱拳作揖:“你对我这么好,我该怎么报答呀。”告别时,老人颤巍巍搂住韩红的脖子,费劲地仰起头,在她的脸颊上亲了一口。韩红连忙背过身,躲开媒体的镜头,脸上已经满是泪水:“她把我亲难受了。”说完又转身,俯在老人耳边:“奶奶,我走了,明年再来看您!”可老人一脸茫然地看着她,半晌才摇摇头:“我听不见呀。”韩红心里一沉,马上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布置任务”:“配助听器,钱我们出。”

第二天,韩红又静悄悄地赶到空军总医院,看望刚刚接受完手术的14岁藏族孤儿卓嘎。一个多月前,“爱心西藏行”的车队在西藏义诊,昌都地区俄洛镇的小卓嘎被查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韩红当时就表示,一定要把小卓嘎带到北京。她承担了小卓嘎及其叔叔、藏语翻译3人的机票费用,空军总医院减免了小卓嘎2万余元手术费。我们去的时候,小卓嘎做完了手术,已能下床行走;韩红高兴地和主治医生商量:“别那么着急让她回去。一来,让身体再恢复得彻底一点;二来,来北京对她来说是一辈子的事情,我想找时间带她去看看天安门。”那天夜里回到家,韩红更新了自己的微博:“今天,我们又一次完成了诺言!”

过了几天,小卓嘎可以出院回西藏了。临走前,忙得一塌糊涂的韩红安排工作人员带她去了天安门。又过两个月后,窦瑞英老太太的眼睛也动完手术,重见光明了。

漫漫8年慈善路

韩红和慈善的结缘,始于2003年4月,韩红作为中国少数民族优秀年轻人的代表,到美国夏威夷参加世界妇女领导峰会。预留给她的发言时间只有1分50秒,她只好简单介绍了家乡西藏的教育情况和藏族文化的发展,然后即兴唱了一首山歌。或许被她的歌声打动,散会后,与会的各国代表团领导纷纷拨款给西藏儿童健康教育基金会。

韩红从此一发不可收拾——2004年,她参加了救助失聪儿童的募款活动,随“希望工程”工作组一起,赴山西偏远山区为失学儿童募捐;2005年,她到香港参加海啸赈灾义演,并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捐款10万元;2007年,她参加“为残奥会助威”、“为中国残疾人体育代表团加油”的活动,联合爱心企业捐款20万元,又向贫困地区捐赠100口“母亲水窖”;2008年,她在北京举办个人演唱会,将30万元个人收入捐给新疆、内蒙古、西藏的3所少数民族孤儿学校。

2008年汶川大地震,韩红得知消息后,第一时间和身边几个人商量:“咱一定得为灾区人民做点什么。既然要做,怎样才能正规一点、影响力大一点?不如就叫‘韩红爱心救援行动’。”5月14日,在中国扶贫基金会、北京市民族事务委员会的支持下,她发起“韩红爱心救援行动”,通过广播节目,召集在京藏族人士和社会各界为灾区捐款。短短3天,就募集到275万元现金和价值500余万元的物资。

5月17日,韩红和另外4名志愿者——现任“韩红爱心救援团队”队长的李健、导演王小川、私人助理小白和一名律师——带着筹措的物资,冒着余震不断的危险,赶到四川龙居小学。当时,还有67个孩子埋在废墟下,她和四川武警指挥学院的学员一起用手挖走瓦砾,寻找孩子遗体。在韩红的手机上,记者看到一张那时的照片;照片中的她斜卧在帐篷中,脸色很差,左手因为清理瓦砾肿了起来,无法平放,只能无力地举着。

5月22日返京后,韩红马不停蹄地继续为灾区筹措救援物资。她答应过幸存的孩子们,一个月内再回龙居看他们。儿童节那天,她信守诺言,带着救援物资重返龙居。“今天,我个人捐赠330万元,其中300万元是建学校的,将来一定让你们在坚固的房子里读书。”现在,新的龙居中心小学已经竣工了。

那之后,青海玉树地震、甘肃舟曲泥石流、云南盈江地震……几乎每次大的灾害发生后,韩红总会带着她的“爱心救援团队”跑到现场,不止一次面临过生死考验。2010年11月28日,为了赶赴舟曲慰问,韩红和“爱心救援团队”的伙伴们凌晨4点多就从兰州摸黑上路。刚开了两个多小时,其中3辆车就因为天黑、路况复杂而发生事故,韩红乘坐的吉普车侧翻3圈,落在山下的菜地里。同车的4人被突如其来的事故吓蒙了,被压在最下面的韩红,镇定地让大家不要慌张,自己解开安全带后,又指挥其他人打开车顶天窗。爬出来一看,四周一片荒凉,附近不可能有医院,大家简单处理后就再次上路。

“谁有我捐得狠?”

如今,韩红更愿意将自己视为一名“慈善志愿者”,而不是歌手。“我觉得自己是慈善领域的一个摸索者,也愿意当一块基石。就是因为我们国家的慈善还很不健全,才让很多人对‘慈善’二字充满了不信任,才有了‘郭美美事件’、‘河南宋基会事件’。”

韩红探索的是一种“笨办法”。韩红的助手小戴告诉记者,他们一直习惯用“一把一结”的方式:“针对一件事情,我们筹到多少钱,买了多少物资,带过去分发给需要帮助的人,就完了。而一旦牵涉到基金,别人就需要将钱汇到你的账户,大家都挺忌讳的。”

捐款人这种“忌讳”,在慈善丑闻不断的2011年,表现得格外明显。云南盈江地震发生后,韩红在微博上号召捐款。鼎盛教育集团董事长刘宏冰留言问:“你真是韩红吗?如果真是,我立刻捐钱。”韩红马上拨通刘宏冰的电话,对方一听到这个熟悉的声音,就放心了:“啥都别说了,我信得过你。”刘宏冰捐了10万元。再加上其他人的捐款,韩红一共收到了20万元。她将这些现金按5000元一份,分成35个信封,再用剩下的2.5万元购置了一些洗漱用品和急救药品。韩红说:“我把信封一个个码在桌上,让所有人都能看见,我就这么亲手发,灾区老百姓挨个领,中间不经过任何人。你们谁黑我钱我看看?别来这套!”

现在,“韩红爱心救援团队”的志愿者人数,从最初的5人发展到100余人,整个团队的经验、凝聚力、影响力都在不断增强。记者参加了一次“韩红爱心救援团队”的大聚会。企业家、知名媒体人、大编剧、大导演、白领、医生、司机……各行各业的人因为“韩红”这个名字走到一起,不再有明星、不再有领导,只有志同道合的哥们儿。“韩红爱心”已经成了一个品牌,很多人也建议韩红,“为什么不让它变得更专业一点”?韩红左思右想,恐怕将来还是得往专业的慈善基金方向发展,她想先多方了解,看能不能申请一个独立的基金,能不能有什么办法确保公开透明。

在采访的最后,记者问韩红,为什么会选择做慈善。韩红说,9年前,她就已经很红了,环顾四周,同行们都在忙着商业演出、充实腰包,“这不是我想要的。”她说她这辈子,受奶奶的影响太深,要做个好人,对社会有用,不能仅仅是唱歌、挣钱。2005年,奶奶临终前还对她说了一句话:“你要救苦救民。”她太爱奶奶了;对天下老人孩子的爱,就是延续对奶奶的孝。“我常说自己是个高消费者。高在哪儿?高在我一捐就是几百万,谁有我捐得狠?但我开心,我这是在服务自己的心灵。”

藏族有一句谚语:上好的人利众生,中好的人利一方,次好的人利一家。韩红和她的“爱心救援团队”,所能“利”的,至少也是千家万户。

文章来源:《 环球人物 》

http://news.sohu.com/20120105/n331246692_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