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世今生:儿童的前世记忆(3)

如何研究个案

弗吉尼亚大学的转世研究始于1958年。在当时,无论以何种角度来说,史蒂文森博士的学术生涯都几乎已达巅峰。他从Mc Gill大学医学专业以极优异成绩毕业之后,最初从事生物化学研究。后来,史蒂文森博士的研究兴趣转向旨在关注情绪和心理健康之间关联的身心医学研究。他著述颇丰,常在医学专业期刊上发表文章,其中包括著名的Harper’s Magazine与 The New Republic。到1958年,以其名义发表的出版物(论文、专著以及其中章节等)就已达70篇(本)。而在此之前一年,他已罕见地以38岁的年纪就任弗吉尼亚大学精神病学系主任。

在取得这些卓越成就的同时,史蒂文森博士开始对超自然现象领域产生兴趣——当前科学领域对此往往束手无策。1958年,美国超自然研究学会宣布设立超自然心理现象研究奖项,以激励对其以及其与转世之间可能具有的关联的探索。博士提交了一篇最终获奖的论文——《对声称具有的前世记忆的证据综述》 。文章总结了世界各地公开发表的44例宣称具有前世记忆的个案,这些个案来源广泛,包括书籍、报纸和杂志。几乎所有个案的前世回忆都发生在10岁以下,而且这其中许多个案发生在3岁及以下。这些来自世界各个不同地方的个案表现出来的相似性给史蒂文森博士带来极大震撼,正如其后来所说:“当你把这44例个案放在一起,会让我不可避免地觉得这背后一定存在着什么。”虽然,博士在论文最后指出尚无法就转世现象做出权威的结论,但是他指出对此开展更广泛的研究是必要的。

这篇文章在1960年公开发表之后,史蒂文森博士开始陆续接触到新的个案。在获悉印度有4或者5例个案,斯里兰卡有1例个案之后,博士决定亲自去调查。一到印度, 个案比想象的更多,在短短的4周之内,他就对25例个案进行了研究。在这期间,他还在附近的斯里兰卡发现了5或者6例这样的案例。最终,这让他认识到,具有前世记忆的儿童远比任何人所知的要多。

当时,Chester Carlson( 光电复印技术的发明者,该技术使施乐公司得以成立)读到了这篇文章。Chester Carlson是受妻子Dorris Carlson影响对超心理学感兴趣的。他联系史蒂文森博士表示愿意资助相关研究。博士最初由于忙于其他工作,暂时拒绝了这份资助,但是当他收集到越来越多这种案例,他开始对自己的发现产生了浓厚兴趣,于是接受了Carlson的资助。

1966年, 《关于转世的二十例个案》出版。史蒂文森博士做了大量工作,独立地对二十个儿童宣称的转世记忆与真实生活之间的符合程度进行了核实。个案来自于印度、斯里兰卡、巴西和黎巴嫩等国,书中包含了细节详尽的调查报告,详细记录了每例个案的身份、前世描述、信息提供者以及证实此前世描述的相关人员的信息与陈述。博士以客观、公正地描述了全过程,同时也讨论了研究的优点和不足之处。

当时,包括《美国精神病学杂志》在内的大量专业性期刊都对这部专著给出极高评价,称赞其背后巨大的工作量和研究过程中的客观立场。

由于研究助理的帮助,博士迅速就在许多国家找到大量案例并进行了研究。他研究的个案涉及印度、斯里兰卡、土耳其、黎巴嫩、泰国、缅甸、尼日利亚、巴西和阿拉斯加。出版《关于转世的二十例个案》之后,博士同时也开始着手研究美国本土的零星案例。

由于Carlson的资助,史蒂文森博士于1967年辞去学校精神学病系主任职务,开始专注于转世研究。博士所在学校医学院院长并不认可其所做的工作 ,乐于看到这种现实,但是他同意成立一个研究小组,这就是现在著名的从事转世研究的人格研究组。

第二年,Chester Carlson由于心脏病突发而离世。因为研究小组所依赖的资助可能因此中断,史蒂文森博士担心他将不得不转回传统的研究方向。后来,Carlson的遗嘱公开,宣布资助史蒂文森博士领衔的转世研究小组100万美元。

这时,因为转世研究并非传统研究领域,大学开始争论是否应该接受这笔资助。大学没有拒绝百万美元的礼物的传统,但是,很显然学院还是让一些人感觉到了不舒服 。鉴于这份资助目的在于支持学术研究,大学最终还是决定接受了这份馈赠,于是,研究工作得以继续。

史蒂文森博士撰写了大量前世回忆领域的专著。这些专著至今仍然被至少是该领域的一些研究者推崇。《美国医学会期刊》的学术书评编辑Lester S.King在一篇书评中写道:“史蒂文森博士针对转世这个主题做了大量研究工作,书中的立场客观而不带偏见。书中展示了来自印度的大量转世案例的具体细节,让人难以回避其真实性。”同时,他补充道:“他记录了大量不容忽视的数据”。

1977年的一期《美国神经和心理疾病期刊》以大部分篇幅回顾了史蒂文森博士的工作。其主要内容为博士的一篇论文,以及来自其他同行的一些专业性评论文章。精神病学权威Harold Lief博士是其中一篇文章的作者,在文章中,他认为博士“是一个方法系统规范、态度认真仔细并且谨慎的研究者,他甚至认真地有点到强迫的程度”。他还写道:“要么史蒂文森博士(的研究)是一个巨大的错误,要么他将被作为‘二十世纪的伽利略’而被后世记住。”

史蒂文森博士逐渐地吸引了一批世界各地的同行共同从事研究工作。印度心理学家Satwant Pasricha帮助博士调查印度境内的个案,直至今日还在从事相关研究。爱尔兰大学心理学家Erlender Haraldsson在实验心理学领域有丰富的研究经验,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对转世个案产生极大兴趣,其研究延续至今。美国哈佛大学博士、人类学家Antonia Mills最初帮助博士研究北美西北部的转世个案,后来独立负责该地区和印度转世个案。Tasmania 大学心理学家Jürgen Keil,即本书开始部分介绍的Kemal个案的研究者,在土耳其、泰国和缅甸对大量案例进行研究。此外,他和我还两次赴泰国和缅甸,开展研究,在本书的后面章节中我将会介绍其中一些个案。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我在本书中引用的绝大部分亚洲案例基于史蒂文森博士所做的研究,个案的出处将会在参考文献中列出。

史蒂文森博士对一类转世案例发生浓厚兴趣。这类案例具有胎记,通常与某些死去之人的伤口位置相对应。他重视积累案例样本量来增强研究的说服力;一般来说,除非积累到一定数量,博士很少在发现同时即公开报告这些案例。在经历几次推迟发表时间后,史蒂文森博士在1997年出版了专著《转世与生物学:胎记和出生缺陷溯源》。这绝对堪称转世研究的巨著—2200页、2卷本, 收录了225个案例、各种胎记的图片。专著在博士80岁生日前夕出版,在某种意义上堪称博士在转世领域数十年研究的巅峰之作 ,但是,他没有停下来,仍然继续从事案例研究和学术写作。

我在1996年加入,研究领域从精神病学转向到转世领域,近期着重关注美国本土的转世案例。由于之前此类研究个案多来自于其他文化传统(如印度等),有批评者认为,前世记忆可能是一种文化现象。因此,虽然美国本土案例数量稀少,却显得弥足珍贵。本书中,我将会引用大量这类案例来进行论证。引用时,除非案例的真实姓名已经在公开出版物中曝光,我将会对其身份信息进行技术性处理(如采用化名等),以保护个案隐私 。

史蒂文森博士在上述专著出版后,仍然保持工作热情。他于2002年退休,却有着些许的不情愿,一般来说,这种不情愿很少在80多岁的老人身上发生(博士出生于1918年,译者注)。退休让他可以有更多时间专著于学术写作,同时陪伴自己的终生伴侣Magaret。博士多年来有回访以往个案的想法,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成行。在退休之后,他去印度进行了最后的“最后之旅”。Magaret说她不反对他的这次出行,但是她希望他不要在任一意义上将其称之为最后。博士2003年还撰写了专著《欧洲转世个案类型》,并继续从事其他学术文章和书籍章节的写作。截止到近日,史蒂文森博士的著述数量已经超过290种。

 

研究过程

开始研究之前,必须有个案。一般来说,个案并不难找,但是在相信转世存在的地区更容易发现,比如印度和斯里兰卡,这也是史蒂文森博士进行最初研究的地方,还包括具有类似信念的泰国、缅甸、土耳其,以及黎巴嫩的Druses地区。这些个案的地理分布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研究人员在哪里寻找他们。我们幸运地在这些地区都找到了当地的研究助手为我们寻找个案。他们通过多种渠道发现个案,大多数案例的信息来自于口耳相传,少数来自于报章报道。我们去研究助手找到他们的地方进行研究。这当然不意味着在我们没有去寻找的地区转世案例不存在,比如,报告的许多个案来自于泰国,但是没有来自越南的案例,这是因为我们在越南没有合作伙伴以开展研究。

实际上,我们在南极之外的其他六大洲都发现了个案。从某种意义上说,在美国寻找个案要比其他地区要难。在泰国的某些地方,我们有时候甚至需要询问哪个方向是没有这种宣称具有前世记忆的案例的。在美国则是另外一种情况,我们不能直接地走到便利店中问是否有人听说过有孩子具有前世记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没有这样的案例。当沟通开始深入,有人会告诉我们自己知道有这样的家庭。1998年,我们建立了研究网站www.healthsystem.com.virginia.edu/personalitystudies,目前我们已经收到许多美国家庭的邮件,向我们描述身边的这种个案。

当研究个案时,我们倾向于采用相同的研究方法。通常,我们会通过翻译进行访谈,以解决语言问题。虽然这可能会带来偏差,但是当地翻译可以更容易理解信息提供者陈述的内容 。我们会与翻译进行深入沟通,直至确认个案想要表达的真实意思,以便澄清任何可能的误解。翻译在与我们共处一段时间之后,就会熟悉我们的研究目的,在访谈过程中就可以更加有的放矢,深入挖掘个案的有效信息。确保这一切的实现有时意味着访谈过程极为缓慢,因为要反复确认报告者想要表达的内容,从而最大可能的了解各种细节,但是,通常情况下,受访家庭对我们很包容。虽然我们从来不会为受访者支付酬劳,以免导致编造案例的事件发生,但是他们在访谈过程中总是非常友好。

大多数时间,个案通常在访谈之前就已经“完结”。这主要是指受访个案之前就已经对其前世给出足够细节性描述,使现在的家人能够找到其前世所在家族并最终已经与其相见。两家人的见面可能在我们访谈之前的许多年前就已经完成,也可能在访谈开始前几周刚刚实现。有时候,访谈进行时,个案“未完结”,两个家庭尚未相见。虽然这种个案是我们研究者所偏爱的,但是这种情况并不普遍,这时工作重点就是尽可能准确地重现我们到达之前个案的言行。

研究最初先访谈个案的家人。我们先解释研究目的,以说服所有与个案有关的人员能够同意参与到访谈当中。然后以开放式问题来追溯个案的过去生活经历。访谈对象通常是个案的双亲,但是祖父母和其他成员也可参与其中。一般来说,我们不从访谈个案本人开始。通常,他们说的很少或者完全不说。如果他们很年幼,可能因为太胆怯而无法和我们交谈,或者他们的思维模式无法和我们有效地讨论这一问题;如果年龄已经足够大,他们可能不再记得任何相关的事情。我们试图与个案本人交谈,但是将研究重点放在那些成年人所说的在事件刚开始时个案的言行举止上。如果个案家庭已经与所说的前世家庭会面,我们会对其描述当中两个家庭见面之前的部分给予特别关注,因为会面之后的描述可能会被来自于前世家庭的信息影响。

如果个案具有胎记,我们会要求亲眼看看具体情况。然后拍照记录,同时在人体素描图上标注其具体位置和外观。因为有时候父母会指出当孩子长大,胎记的位置可能会发生变化。这样素描记录孩子出生时胎记位置就显得尤其必要。

有些孩子只是把前世记忆告诉父母,有些孩子却可能告诉其他许多人。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会尽可能多地访谈当事人。我们不接受道听途说的二手证据。如果有村民说他或者她听说某个案具有前世记忆,除非这些在我们对第一手信息的报告者进行访谈后得以证实,否则我们不予采信 。

当我们尽可能多地收集到个案的信息,我们关注的重心就会转向其所说的前世。我们会与家庭成员确认孩子的记忆与其所说前世之间的符合程度。我们也会挖掘儿童与前世家庭初次见面的情景。由于这些儿童往往宣称能够认出过去的家庭成员和其所使用的物品,我们希望获取最初两个家庭对于会面的描述。

这一切在史蒂文森博士出版的案例研究中都有详尽描述。书中会包括个案对于其前世的所有描述、记录者的名字、回忆与所宣称的前世之间的符合程度(无论准确或者不准确,证人和描述都会被记录)。根据这些记录,读者自会对其真实性和可靠性做出独立判断。

除了这些描述,案例的其他方面也会被记录下来。当受访个案宣称自己的胎记与某个逝者的伤口相同,我们就会努力辨别这种匹配程度到底如何。如果这种伤口是致命伤,尸检报告是最好的证据,因为其会给出所宣称前世的致命伤的准确位置;如果胎记声称匹配的是非致命伤口,前世的病历也可以帮助确认二者之间的符合程度;如果个案死于暴力性事件,警方的记录也可供参考(可能会记录伤口所在位置)。

如果许多个案所处地域偏远,没有留下上述书面记录,目击者的证词就是可依赖的最佳证据。前世所在家庭成员往往能够见到死者临终时的身体,或者为准备葬礼而接触过遗体。许多人可能因此而注意到伤口情况,这时我们会与他们沟通,以尽可能地确认伤口原貌和准确位置。Keil博士和我报告过一例个案,其家庭成员报告说其出生缺陷与前世在一场严重降落伞事故当中手部受伤有关。通过不懈努力,Keil博士几乎可以确认其所宣称的前世手部实际上并没有任何严重伤口。

在许多案例中,研究者会进行追踪式调查。这出于几种目的:主要目的在于了解这个案例是否有新进展;另一目的是看当事人的描述是否与当年保持一致;最后,能够对个案后来的生活和发展情况进行评估。史蒂文森博士曾经对一些案例进行过数十年的追踪,亲见个案成长过程。

访谈之后,如果个案满足一些特定的标准,就会被记录在弗吉尼亚大学的档案当中。我们在之前已经简单介绍过以下这些标准,个案必须至少满足其中的两条,才会得以记录:

1. 转世预言——仅仅说“我会转世”是不被认可的,还需要有一些具体细节,比如,下一世父母的若干情况。

2. 先兆梦境。

3. 与宣称前世相关的胎记或者出生缺陷——仅仅是斑点这类的胎记是不被认可的,必须是足够明显的胎记;同时必须满足:胎记/出生缺陷在出生时或者出生后几周内就已经被发现。

4. 前世记忆——个案本人对于所宣称前世的回忆——回忆仅仅来自于个案本人也不被认可,其父母或者兄弟姐妹必须能够对其年幼时的前世描述进行证实。

5. 前世识别——辨识出其所宣称前世的亲人/朋友与使用过的物品。

6. 异常行为——行为明显偏离其所在家族正常行为模式;同时,个案报告说这种行为是其所宣称前世所具有的行为模式(比如,由于前世死于致命枪击,今生对武器恐惧)。

没有一种标准能够适用于所有情况。比如有些时候个案的前世记忆非常生动、细节丰富,即使不满足其他条件,我们也会记录在案。也有些时候,个案表面上看似乎满足所有的标准,但详细考察却发现不能将其纳入到数据库中。总体而言,这些标准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可以让我们在抉择个案是否被记录时候有很清晰的标准。

这些标准保证了我们收录的个案具有丰富的多样性。一些个案会有某些极特殊的表现显示出有些特殊事情确实发生过,但是对于某些人来说,这些证据并不具有很强说服力。这些个案的意义在不同人看来并不相同,所以我们要最大程度地收集各种个案,以便研究者拥有足够多的信息可以做出理性的判断。

研究者为每一例个案建立了一份全面覆盖个案的各种信息的8页的记录表。除此之外,个案的档案中还包括对访谈内容的一些说明、图像资料以及其他记录。在满足条件的情况下,个案的信息将会被编码,过程中将会有200个变量被赋值, 输入到数据库中进行分析。这些变量包括个案的国籍、父母对前世回忆最初出现时的反应、当前家庭与前世家庭之间的距离,以及其它各种细节。通过对这些变量的分析,我们可以在整体上把握,宣称具有转世记忆的群体具有哪些特征。比如说,我们得出印度18%具有胎记的受访个案拥有可以考察匹配程度的病历,这是因为我们的数据库中有421例个案,结果来自于简单的频率统计。整个过程工作量巨大,仅数据录入就费时数年,我们已将2500多例个案中的1100多例输入到数据库当中。其中包括印度的全部案例,而泰国和缅甸的案例则不在其中(虽然这两个国家贡献了数百个案例)。我将会在后面章节中给出基于这1100多例个案的各种统计数字,但是要时刻记住这不代表全部2500多例个案。接下来的数年中,我们将会录入更多例个案信息,包括多年以前我们访谈的个案,这样对于转世现象我们就会有更多的了解。

 

《Life before life》

作者 : 吉姆.塔克(Jim Tucker)博士

維吉尼亞大學兒童精神病學家,於一九九六年加入伊昂.史蒂文森(Ian Stevenson)博士前世今生的研究團隊,目前主導人格研究部門兒童前世記憶的研究,也是兒童及家庭精神科的門診主任。

译者:林群华